乐爸爸所乐：邵绡红

我的爸爸邵洵美，走了四十年了。我和他最后的一面是在病室里，陪伴他和死神搏斗通宵之后的第二天黄昏，我来向他告别。他急促的呼吸趋平和了些，脸瘦得变陌生了，眼梢挤出一丝熟悉的笑，勉强欠起身来伸出手，与我轻轻地一握，轻得只有我听得见地说了声：“谢谢你。”
　　手是冰凉的，但他的手心里有股暖流涌入我的心间。他那瘦得只剩下皮遮着筋和骨的手背，前一夜我曾轻轻抚摸，想以此缓解他喘不过气来的苦痛。1956年，玉姊突然窒息亡故，妈妈号哭通宵。第二天我走进爸爸的房间，他呆坐窗前凝望天空，左手放在译稿上。我伸手轻轻抚摸他的手背。厚实的手背上青筋微露，那是我第一次触摸。不记得从小到大他握过我的手。过马路是妈妈的手牵着的，烧得滚烫的额头是妈妈的手轻轻拂过。然而，爸爸的手我却再熟悉不过了。
　　多少次，我端详过他的手：研墨时的韵味，执笔时的力度，在空中写字时笔画的顿挫，谈笑间比划的夸张。剪玻璃纸包邮票的精确。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食指中指夹着书页翻动时透出的领悟和意会。自我有记忆，我们已住在上海霞飞路那两层的带花园的小楼，放学回来总见他手捧着书报杂志。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也难怪，屋小人多，没有间书房，床就是他的活动场所。靠在枕头上边抽烟边看书是他的一大乐事。有一次，他看书看得忘乎所以，烟灰落在棉被上，差点酿成火灾。他一边看书会一边沉思。时常眯着眼笑。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为他作的画像就捉到了他瞬间的神情。他的四周总是堆着看不完的书，就像《我的书斋生活》里描述的那样：“书架上放不下，便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便放在椅子里，椅子里放不下，便叠在地上……”在我的感性认识里，爸爸是一个沉湎于书的读书人，恰如他在《晒书的感想》一文里所说的那第六种人“看书而做书的人”。
　　
　　一
　　
　　近一二十年来，我读了他几百篇诗歌、文章，回顾他的一生，对他有了理性的、较全面的认识：他原来是个理想主义的读书人，执着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春风得意时，艰难困苦时，他都是洒脱、达观、幽默的，立定自己的主意。上世纪30年代时代图书公司的兴旺时期，他并不是兴之所至地盲目办刊物。他是为推动文化艺术的进步，为组织“文化的班底”而大力办出版，他是有步骤的。“第一便是要设法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图画能走到文字走不到的地方”。于是，他用足心思办画报，从《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到《万象》，当时为时代作画的漫画家有一百多位。接着，他再办通俗、幽默之类的刊物。日军的侵略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办了份《人言周刊》，一连发表近五十多篇评论，促人警觉，呼吁抗日救国。“孤岛”时期，他也没有气馁，经济上捉襟见肘，就争取外国友人的帮助，办抗日杂志《自由谭》和英文的《直言评论》。
　　他能在热闹中冷静思考，认真做学问。抗战前十年，他写文章办出版，为的是发展新文学。他用史家的观点看问题，提出“新文学的出路是一方面深入民间去发现活辞句及新字汇；一方面又得去研究旧文学以欣赏他们的技巧，神趣及工具。我们要补足新文学运动者所跳越过的一段工作：我们要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战争摧毁了他的理想之花，“当中国从北到南不再和平，所有的杂志都停刊了，现在更多的是战争文学。”他提出：“在抗战中，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自由谭》上那首《游击歌》完全没有了他过去的诗的唯美。1941年上海沦陷后，他不能再挥毫抒发心头的愤怒，只能在方寸之中释放自己的压抑。看儿子集邮，品出邮票里的艺术，从而滋生集邮的兴味；从集邮复习中国的历史，他钻进了邮学，写出的集邮文章近七十篇。
　　抗战胜利了，一有机会接触报刊。他就发表了《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已经为如何撰写抗日战争史翻阅过不少参考资料。战前他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复刊了。内战、物价沸涨、民不聊生……他万分不满。然而，在国民党当局钳制新闻自由的恶劣环境下，刊物还要生存，他不得不动足脑筋大做“论语文章”，鼓励作者运用“春秋笔法”，利用幽默的手法，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假借幽默写时评，也是他钻研的一门学问。何为幽默?他写了不少文章，再三阐述如何“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谑而不虐”。
　　
　　二
　　
　　爸爸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是从写新诗开始自己的文学行程的。亦师亦友的徐志摩空难的打击，使他难有心思再写诗，加上忙，后来他就没发表多少诗。他太热情了，热衷于忙各种事：不时得为朋友的刊物写几篇捧场；帮忙举行木版画展览会；迎接冼星海归国；张罗“笔会”的工作；参与“人权保障同盟”、“文艺救国会”的活动；抗议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等等——当然时不时得为资金周转去筹措。他在《一个人的谈话》里说自己“是一个从没有一忽疏远过诗的人。……爱忙也是我的天性，……忙尽忙，可是我的记忆里早积上了几千百行，我相信我随时可以写下来。”遗憾的是，这“千百行”诗一直留在了他的心田而未见诸报刊!1968年，离世前一个多月，他在给我小弟弟小罗的信里写道：“最近寻到许多以前写的诗句，每首记录一个时期的历史，句子有的很新鲜，又反映出当时的思想情况。抄给你和妈妈看看，不知有何意见?”可惜那些诗稿，在妈妈仙逝后，我们遍寻不得!所幸他用心撰写的新诗理论研究的著作留存于世。
　　我惊讶地发现，八一三后最艰难的两年里他居然能定下心来写诗论，继英文写作《孔子论诗》之后，他在《中美日报》的“集纳”一连发表三十一篇之多，涉及什么是新诗、新诗怎么写、新诗与旧诗、诗与散文、抗战时期的诗与诗人、新诗的病根，以及中国的诗派与美国的诗坛等等。记得1957年臧克家就拿着新的《诗刊》第一期来找过爸爸；《上海文艺》月刊的编辑还特地登门请爸爸写一篇专稿谈谈新诗与旧诗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爸爸转而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翻译从不草率从事。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了解的修养；其次，对于译文的文字也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译者必须知道原作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字的正确解释，以及神韵；还必须知道怎样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翻译出来的作品要能和原著一样，神韵是互相吻合的；像是把原文重生在另一种文字里。爸爸的翻译是再创作。我们可以从他翻译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看出他如何用功。
　　在决定翻译时，他发现翻译这部诗剧有个极大的困难，即缺乏参考材料。他认为，外国的古典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在字义方面和句法方面，现在都可能已经起了相当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很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的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须依靠各种专门的著作；甚至连标点也不能放过。雪莱自己的标点诗句又素来不依常规。他的标点符号，与其说是服从文法的规定或是阐明词句的意义，不如说是供给诵读的参考。或是当作韵节和语气的标志。
　　众多疑难面前，他只有求助于老友、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全增嘏。在爸爸的“案头随笔”里有他的工作记录。
　　1955年5月12日写道：“今日收到人文(按：人民文学出版社)信，将翻译计划寄去——”
　　1955年5月20日写道：“我已决定译《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数日前曾专致信增嘏兄，乞伊将复旦藏书抄示。今日得回信，十分欣慰，增嘏诚老友也!目录如下——(按：共八本书)。”
　　得到了全伯伯的帮助，爸爸方才敢动手。他在“译者序”里写道：“多亏各方面的同志的帮助，为我借得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和几部重要的传记，使我总算得到了一些摸索的门径。可是有不少地方，依旧只得穿凿附会，这个也许不能专怪参考资料的缺乏，而应当承认是自己能力的薄弱了。”
　　后来，他又译了雪莱的《麦布女王》、拜伦的《青铜时代》、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等。邵洵美的译作不多。1953年后译过再版三次的《汤姆·沙耶侦探案》和后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玛丽·巴顿》。秦瘦鸥评说：“——邵洵美写过大量新诗，然而比较起来，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更大。翻译诗歌难度更高，但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诸人的诗作，都能符合‘信，达，雅’三项要求。”赵毅衡提到邵洵美说：“雪莱的几部长诗，难读，更难译，但他译笔华美而熨贴，才气纵横。与专事翻译的诗人查良铮(穆旦)并世无三，‘南邵北查’。笔者少年时最喜读这二人的译文，后来读原文，反没那种美的战栗。”
　　回顾爸爸动荡的一生，他终究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一个诗人、一个读书人。我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居然也日日埋首文字堆。这是爸爸无声的影响，是爸爸在我幼年时的训诫。1947年，我十五岁时，爸爸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蹉跎莫嫌朝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至今，我仍乐爸爸之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