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捷尔任斯基：“契卡”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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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生日。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更可口更好的东西，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问：‘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少, 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走，而且 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 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 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 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 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 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 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的敌人憎恨他， 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必会同意 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