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探索“新金融政策”的逻辑思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2:08:38
探索“新金融政策”的逻辑思路
要在金融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关键看决策层能否在新形势下提出系统有效的“新金融政策”思路。“新金融政策”应该有一个清晰的逻辑线索,即从三方面和实体经济中的需求挂钩探寻该政策的出发点:(1)从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的战略目标出发为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设计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金融解决方案;(2)从资源配置调控的角度解决实体经济部门中的结构性浪费和增长失衡;(3)服务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用金融手段加大对县域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和“三农”的扶持力度。
循着这一思路,我认为“新金融政策”应包含以下十条建议的内容:
第一,以金融资源的充分利用为目的放松金融管制,加快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改革,同时对官方金融监管和社会中介的补充性金融监管实行严厉的问责制。
第二,以发展创业投资事业和建立多层次多元化资本市场作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手段,规定金融机构一定要将资产的相当比例用于创业投资,在实施这些金融手段的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政府预算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对一些已成功实行事业部制银行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监管部门对各银行的公司业务事业部发放的中长期贷款数额及行业分布信息要进行适时分析并提出窗口指导意见,避免重复投资和短期过热行业过多地获取金融资源。
第四,对县域经济和“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大幅降低机构准入门槛,吸引民间资本和境外投资的流入。民间投资进入县域经济和“三农”金融服务行业可以在机构名称、服务内容、产品设计、收费定价等方面进行自由选择。监管部门只侧重于高管人员资质审查和合规性管理。在县域经济和“三农”服务领域应特别为台湾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的进入设立优惠条件,这样既可以成功地引入台湾的资本、管理和技术,又可以增强台湾金融界对大陆的向心力。
第五,应正视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和中国仍保持迅猛增长势头的巨额外汇储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在美国的两位持强硬态度的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业已暂时收回强硬提案、中国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形象已经得到国际公认的情况下可以不失时机地采取放宽汇率波动区间控制的措施,允许人民币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升值5%、7%甚至10%,这样既能解决保留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储蓄外流”降低价格风险和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压力问题,也能通过汇率价格信号对中国的可贸易商品结构乃至于产业、行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第六,中国应继续坚持“赶超战略”,除了在科技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还应该维持每年9%左右的GDP增长率,这样才有望在2030年前后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若想维持20年左右持续高增长局面,中国必须切实解决能源、矿产品、林木产品以及淡水的有效供给问题。淡水问题解决要立足于国内,其他几项资源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如果人民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这固然会大量节约中国的资源及其他类产品的进口成本,但却不能保证中国的资源供给安全问题。因此,为今之计,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动用外汇储备成立国家级投资公司用于境外资源类企业的直接投资、入股或并购,从源头上解决资源供给安全问题。动用外汇储备一定要反对“白拿”的做法,即一定要由中央财政或其他机构用购买的方式交换中央银行手中的外汇储备,这样才能防止“双重购买力”的出现。
第七,中国一直缺少一个明晰的区域发展战略构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倚重倚轻过于偏重东南方向的状况应设法尽快矫正。无论从国家安全方面还是从平衡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都应当强化自身的战略纵深。我们应当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构思,即以吉林珲春地区为中心建立东北亚发展据点;以新疆地区为据点发展中亚北亚经济辐射区;以云南为中心形成对南亚湄公河地区的经济发展起重要影响的前沿地带。这样,中国就会出现一幅布局合理均衡的经济发展图画,对国力增强和人民福祉的提升产生长远影响。我们应当总结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教训:这两个口号尽管已提出多年但至今收效甚微,其背后的原因是只有国家财政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却缺少金融系统特别是大银行的积极性。因为种种原因,工农中建四大行实际上大都把上述地区划分为金融风险程度较高的C类或D类地区,因而,授信业务一直萎靡不振,银行不拿钱,财政的钱又很少,因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都存在“雷声大,雨点稀”的现象。如果我这里提出的以吉林珲春、新疆、云南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构想能得到决策层的首肯,那么,就不能仅仅靠地方政府的单薄力量而应当充分运用中央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力量,向这三个地区注入金融资源和相应政策。
第八,中国的资本市场应当大力发展,除推动债券市场扩张建立多层次多元化资本市场等举措外,现有的A股市场仍在整顿方面存在很多历史欠账,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没有对上市公司的毁灭财富行为、机构舞弊、具有特殊地位人员开“老鼠仓”及官员贪腐行为进行清算,这使得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程度令公众生疑,进而影响广大投资者信心。我认为,A股市场在解决了全流通问题后应当学习香港股票市场的监管做法,用严刑峻法来保障市场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样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进而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九,保险市场近几年出现了行业进入过于放松的现象, 因而产生了不少保险公司拿到牌照却因资本金不到位不能及时开业的后果。由于一些新保险公司的进入,保险业也出现了无序竞争、定价混乱的状况。从目前情况看,保险业亟待采取的措施大体有二:一是放慢新公司的审批速度,对现有保险公司进行全面的风险状况评估,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和有实力的国内银行对业绩较差的保险公司入股或并购;二是大幅放宽对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实施大小保险公司平等对待原则,保监会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可借鉴人民银行窗口指导的做法,对保险机构投资的风险程度密切关注并提供及时的投资风险提示。
第十,金融微观基础层面上,混合经营势必会对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提出新的监管课题,可积极研究建立更高层级的金融监管协调和总体金融改革开放战略设计的常设机制或机构。
摘自：《银行家》2006年11期 作者：王松奇
要在金融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关键看决策层能否在新形势下提出系统有效的“新金融政策”思路。“新金融政策”应该有一个清晰的逻辑线索,即从三方面和实体经济中的需求挂钩探寻该政策的出发点:(1)从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的战略目标出发为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设计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金融解决方案;(2)从资源配置调控的角度解决实体经济部门中的结构性浪费和增长失衡;(3)服务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用金融手段加大对县域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和“三农”的扶持力度。
循着这一思路,我认为“新金融政策”应包含以下十条建议的内容:
第一,以金融资源的充分利用为目的放松金融管制,加快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改革,同时对官方金融监管和社会中介的补充性金融监管实行严厉的问责制。
第二,以发展创业投资事业和建立多层次多元化资本市场作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手段,规定金融机构一定要将资产的相当比例用于创业投资,在实施这些金融手段的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政府预算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对一些已成功实行事业部制银行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监管部门对各银行的公司业务事业部发放的中长期贷款数额及行业分布信息要进行适时分析并提出窗口指导意见,避免重复投资和短期过热行业过多地获取金融资源。
第四,对县域经济和“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大幅降低机构准入门槛,吸引民间资本和境外投资的流入。民间投资进入县域经济和“三农”金融服务行业可以在机构名称、服务内容、产品设计、收费定价等方面进行自由选择。监管部门只侧重于高管人员资质审查和合规性管理。在县域经济和“三农”服务领域应特别为台湾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的进入设立优惠条件,这样既可以成功地引入台湾的资本、管理和技术,又可以增强台湾金融界对大陆的向心力。
第五,应正视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和中国仍保持迅猛增长势头的巨额外汇储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在美国的两位持强硬态度的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业已暂时收回强硬提案、中国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形象已经得到国际公认的情况下可以不失时机地采取放宽汇率波动区间控制的措施,允许人民币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升值5%、7%甚至10%,这样既能解决保留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储蓄外流”降低价格风险和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压力问题,也能通过汇率价格信号对中国的可贸易商品结构乃至于产业、行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第六,中国应继续坚持“赶超战略”,除了在科技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还应该维持每年9%左右的GDP增长率,这样才有望在2030年前后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若想维持20年左右持续高增长局面,中国必须切实解决能源、矿产品、林木产品以及淡水的有效供给问题。淡水问题解决要立足于国内,其他几项资源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如果人民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这固然会大量节约中国的资源及其他类产品的进口成本,但却不能保证中国的资源供给安全问题。因此,为今之计,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动用外汇储备成立国家级投资公司用于境外资源类企业的直接投资、入股或并购,从源头上解决资源供给安全问题。动用外汇储备一定要反对“白拿”的做法,即一定要由中央财政或其他机构用购买的方式交换中央银行手中的外汇储备,这样才能防止“双重购买力”的出现。
第七,中国一直缺少一个明晰的区域发展战略构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倚重倚轻过于偏重东南方向的状况应设法尽快矫正。无论从国家安全方面还是从平衡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都应当强化自身的战略纵深。我们应当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构思,即以吉林珲春地区为中心建立东北亚发展据点;以新疆地区为据点发展中亚北亚经济辐射区;以云南为中心形成对南亚湄公河地区的经济发展起重要影响的前沿地带。这样,中国就会出现一幅布局合理均衡的经济发展图画,对国力增强和人民福祉的提升产生长远影响。我们应当总结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教训:这两个口号尽管已提出多年但至今收效甚微,其背后的原因是只有国家财政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却缺少金融系统特别是大银行的积极性。因为种种原因,工农中建四大行实际上大都把上述地区划分为金融风险程度较高的C类或D类地区,因而,授信业务一直萎靡不振,银行不拿钱,财政的钱又很少,因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都存在“雷声大,雨点稀”的现象。如果我这里提出的以吉林珲春、新疆、云南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构想能得到决策层的首肯,那么,就不能仅仅靠地方政府的单薄力量而应当充分运用中央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力量,向这三个地区注入金融资源和相应政策。
第八,中国的资本市场应当大力发展,除推动债券市场扩张建立多层次多元化资本市场等举措外,现有的A股市场仍在整顿方面存在很多历史欠账,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没有对上市公司的毁灭财富行为、机构舞弊、具有特殊地位人员开“老鼠仓”及官员贪腐行为进行清算,这使得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程度令公众生疑,进而影响广大投资者信心。我认为,A股市场在解决了全流通问题后应当学习香港股票市场的监管做法,用严刑峻法来保障市场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样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进而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九,保险市场近几年出现了行业进入过于放松的现象, 因而产生了不少保险公司拿到牌照却因资本金不到位不能及时开业的后果。由于一些新保险公司的进入,保险业也出现了无序竞争、定价混乱的状况。从目前情况看,保险业亟待采取的措施大体有二:一是放慢新公司的审批速度,对现有保险公司进行全面的风险状况评估,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和有实力的国内银行对业绩较差的保险公司入股或并购;二是大幅放宽对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实施大小保险公司平等对待原则,保监会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可借鉴人民银行窗口指导的做法,对保险机构投资的风险程度密切关注并提供及时的投资风险提示。
第十,金融微观基础层面上,混合经营势必会对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提出新的监管课题,可积极研究建立更高层级的金融监管协调和总体金融改革开放战略设计的常设机制或机构。
摘自：《银行家》2006年11期 作者：王松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