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改革的政策思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体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和社会改革为辅。一直到16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解决GDP主义留下来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二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资源和新的增长方式，三是为未来的社会改革奠定坚实的社会公共政策基础。

        GDP主义曾发生积极作用

        尽管各方面在推进社会改革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并不很理想。GDP主义还是继续盛行。从这些年实践看，在GDP主义指导下，很多政策措施在稳定了经济的同时也使得社会不稳定化。或者说，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而达成的。

        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生过积极的作用。GDP主义的核心就是刺激各级党政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引导，就很难冲破原来僵硬的体制的束缚。GDP 主义首先进入经济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民营化（不管其发生怎样的问题）、新产权制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经济自由举措，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GDP主义闯入中国社会领域的时候，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因为GDP主义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或商品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合一的。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但照理说，当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就要建立社会政策替代企业来负担社会功能，例如社会保障、医疗等等。但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很难说政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没有做出努力，但严格地说，社会政策仍然从属于经济政策，为后者服务。

        牺牲社会来保障GDP增长

        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诉诸于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提升GDP 的增长。尽管教育产业化没有明文的政策，但实际上大行其道，教育系统的扩张、学生扩招、大学升级、合并和大学城建设等等，都是围绕着GDP和经济增长展开。之后，

GDP就侵入了其他领域，医疗卫生是另一个重灾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市场，更把GDP 主义推到了一个新高点。政府的一揽子拯救危机的财力和宽松信贷政策的好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GDP 主义的推动下，把本来具有很大社会性的房地产视为纯粹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 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脆弱，但现在越来越难以支撑自身。例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和中国缺失保护社会的社会政策有关，无论是教育、房地产和医疗卫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和保护，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产阶级。社会上所说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当然，下层阶级仍然处于社会体制之外，很多人连当“房奴”和“孩奴”的资

格都没有。）

GDP主义目前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阻力了。例如它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制度和意识障碍。产业升级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在调整时期，不见得每年都能保障GDP 增长目标。但因为各级官员的政绩都用GDP 来衡量，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去作调整产业方面的工作。相反，

为了保障稳定的增长，他们会保护那些本来应当淘汰的落后产业。低层次的扩张式增长是地方官员最理性的做法。

新的政策思路

新的政策思路应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要把经济和社会政策合二而一。相反，这要求明确确立社会政策，用健全的社会政策消除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的同时，确定新的经济增长源。在这方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颇。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市场经济受到批评和攻击。极端者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味道。的确，如果市场监管不严，就会导致这样那样的危机。但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追求财富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制。

通过确立社会政策机制、建立消费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否认资本和市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房地产等等领域主要是社会政策。但要这些社会政策可持续，还必须要有经济政策和市场来保障。就是说，这些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在社会政策的构架内还必须实行有效的经济和市场机制。

中国的资本和市场要生存和发展，保护社会是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新的政策思维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但在实际政策层面，很多政府行为仍然受GDP主义所驱动，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做这样的转型是很困难。但不管怎样，GDP主义指导下对社会的破坏必须得到扼制。如果社会一再被弱化，最高速的GDP 增长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原载于2010年第八期《中国与全球化研究》，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发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智库型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