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遵宪:支持高教大跃进四大错误理论

——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五杨曾宪
网上发表说明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评判了。拙文2.6万字，实在太长。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分段贴出。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http://www.yangzengxian.com/　　（前文承接“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四”）
十 批判支持高教大跃进的理论观点（上）
——“市场需求论”、“追赶欧美论”批判
还要实事求是地说，教育部尽管要对高教大跃进负直接责任，但他们从稳健甚至保守，到失控激进，那些一直延续到今的支持高教持续大跃进的理论导向，也不能逃脱干系。由于这些理论最初都来自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掌握着话语优势，同样的道理出自他们之口，就特别硬朗、既新潮又唬人，容易形成话语霸权，让各界学者无力反驳，只能居于下风。正因如此，对他们的理论便更需要批判。这里，先批判两大需求论。
关于“市场需求论”
高教，涉及两个市场、两个需求：一个是招生市场，群众对高教的需求；一个是就业市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这两个市场，彼此时空不衔接、信息不对称。专家所说的市场需求，主要指前者。而这个市场需求，相对高校招生能力来说，实在太大了。问题是，后一市场却是有限的，一旦超量，就要饱和。西方经济学讲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这里同样适用：超出需求的人才必然贬值。这样，当无数家长购买（投资）了“高教商品”，子女毕业后（作为商品）却积压在人才市场上的时候，便会酿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与农民相信种芦荟赚钱，纷纷抢购种苗，最终芦荟卖不出去会破产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在讨论高教市场时，不兼顾两个市场的需求平衡，这让人怀疑那些至今仍支持高教大跃进的所谓经济学家，是否真懂市场经济。
我们上述对需求的讨论还没涉及经济能力和高教能力这两种“可能性”问题。经济能力，即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消费能力。高等教育是昂贵的商品，国民不是想要就能买到的；高等教育又是国家应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国家也不是想提供就能提供的。前文已讨论过，以目前中国人均GNP水平上的国民收入、国家财力，是无力支持超出20%的高校毛入学率的，上学难是无解的“死结”。高教能力，即高教承载力，前文也已讨论过高教大跃进必然造成量增质劣后果的道理。这里，我想再从哲学角度略加阐述。“需求”属价值范畴，“可能”属科学范畴。人类永远只能在“可能”范畴内，实现自己的“需求”；却不能反过来，让“可能”服从于“需求”。从需求的“应该”中，不能直接推出科学的“是”或“可能”来，这是价值学基本定律。我们许多专家总习惯于不断从“应该”出发，提出种种价值目标，这态度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如果人类想要什么，就能够供给什么，譬如长生不老丹，那要么是神话、要么是骗术。科学决策，必须一面考虑需求，一面研究可能；在可能的条件范围内，最大化地满足需求。科学是无情的，完全脱离可能的所谓“超越性”实践活动，只能提供无价值的产品，虚假地满足需求。那些支持高教大跃进的先生，把今天能满足更多人上大学的需求作为成绩大加肯定，便是在歪曲群众的需求。因为国民所需求的，是合格的高等教育，而不是搀了水分的、劣质的高等教育，更不是一纸苍白的文凭。因此，用满足市场需求为高教大跃进辩护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追赶欧美论”
这其实也是一种需求论，发展需求论，只是所提出的标准，不是中国的发展实际，而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有水平。譬如国民受高等教育比例，中国仅为5%，发达国家为15-30%。据此，专家一致得出结论：今日中国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就封杀了所有批评舆论，给中国高教继续大跃进提供了理论支持。问题是，既然大学生太少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就业难呢？专家们认为原因当然在大学生自身和社会各个方面。他们的理由同样是：中国的高校毛入学率刚过20%，人家欧美国家在50%以上还没出现大学生严重失业现象啊！这种脱离实际，无视国情，根据他国指标确定我国发展需求的做法，是非常可笑且有害的。这好比用富人的减肥药治穷人的贫血病，治不好病却抱怨穷人态度有问题；又好比按胖人饭量给瘦人配餐，瘦人吃不下，反遭指责：人家半斤还嫌少，你为什么8两就嫌多呢？
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专家只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教方面的差距，为什么就看不到在基本国情和综合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差距呢？中国非农人口仅为35%，而发达国家则在90%以上；中国经济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居多，而发达国家则处于高端，技术密集型居多；特别是人均GDP，中国尽管已经达到1700美元，但发达国家却早已超过4万美元，是中国的25倍！当然，这种用名义汇率计算出的差距未必真实，我们姑且根据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将汇率提高2.5倍（1美元=3.2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中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仍有10倍的差距，而中国的20%毛入学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仅有2.5倍。两相对照，我的结论与专家正好相反：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教方面的差距，不是大了，而是过小了、小得不正常了！换句话说，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目标上，中国高教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展速度的4倍，所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实乃必然，不足为怪。其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比欧美国家少，但中国接受大学生的岗位比发达国家更少！
实际上，如果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要只争朝夕以追赶欧美为目标，那么，目前最迫切需要缩小差距的还不是大学毛升学率，而是人均GDP。而在这方面搞大跃进的办法更简单，就是将人民币迅速升值10倍，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一下就缩小十倍。但显然，只有不懂经济学的傻瓜才会这样干呢！离开交换能力的货币形同废纸，这与劣质高教大跃进会将文凭变成废纸是同样道理。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头脑非常清醒，从未受到这种“发烧友”的理论干扰，反而不时在为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泼冷水，提醒人们正视国情、办事量力而行，“中国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却因此而头脑发热，在高教大跃进之后，又根据美国的本科、硕士、博士的构成比例，主导了一场硕、博扩招大跃进。对这一跃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学界有识之士早已提出批评，这里不重复了。
十一、批判支持高教大跃进的理论观点（下）
——“产业拉动论”、“延缓就业论”批判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恪守西方经济理论。他们心中只有市场、眼里只有商品，认定市场自由交换原则高于一切，完全不顾及“市场”之外有“社会”、商品“交换”目的为“使用”这些常理、常识。由此所形成的高教惟市场化理论及实践危害，前文已批判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其下，我将再集中剖析一下影响甚大的“产业拉动论”、“延缓就业论”。
关于“产业拉动论”
高教产业化功能及对地方政绩的效用，我们也讨论过了，这里集中从理论上做些阐释。产业的经济拉动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正、负效用是同时共存的。因为市场经济是有局限的，它是内部“经济”外部不“经济”、局部“理性”整体不“理性”。资本竞争讲效率，但却会损害公共利益；企业投资讲理性，但总量上却会产生过剩。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避免产业拉动的负面效用，必须重视二点：其一，须强调社会效益；其二，须控制合理规模。
先说前者。马克思商品两重性理论，强调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西方经济学不讲这两重性，结果，商品使用价值往往变成交换价值、变成产值的工具，由此使我们一些专家或官员也迷信上GDP拜物教，不计后果地追求产业拉动效应。而一旦离开使用价值的创造和积累，GDP越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便越大。事实的确如此：即便生产假酒假药，也照样会形成产业拉动效用创造GDP，但我们能因此而放纵支持吗？同样道理，不向高校投资、不顾高教质量，而是一味强调其产业拉动功能，把大学生当成增加GDP的聚财筹码，其后果也是恶劣的。今天，某些经济学家支持高教大跃进所要实现的经济目标大都实现了，但高教自身的价值却丧失了。中国很快就会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符号意义上的大学生、博士生，但我们却越来越缺少创造型人才、学术大师，越来越远离诺贝尔奖台。
再说后者。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危机，就是因商品供求总量失衡造成的。要防止出现这种危机，国家就要在市场失灵时进行宏观“计划”调控。因此，尽管站在地方立场上，大学城建设无论怎样都是好事，但站在国家立场上，却不能放任。投资过热、房地产过热不是好事，大学城过热同样不是好事，该刹车时，就要刹车。只讲产业拉动效益，却不讲拉动过度的危险，当高教面临巨大危机时，还在一旁加油，这样的经济学家，理应受到谴责。
关于“延缓就业论”
此论同前论一样，虽有道理，但道理讲过了头，同样会变成歪理。扩大高校招生，肯定会减少当时高中生的失业人数，而大学生毕业后进入高端人才市场，并不影响同期高中生就业，甚至会创造更多岗位支持高中生就业。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缩短公民一生的劳动时间，也等于扩大全社会的就业岗位；而大学生作为消费者，还能刺激和拉动产业发展。有人曾在1999年算过一笔帐：高校扩招48万人，可直接创造25万人的就业机会，如果大学每年投资36亿元用于校舍建设、设备采购，还可间接增加7万人就业机会i。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它不能说是权宜之策，因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延缓就业措施。
问题是，如果把这种延缓就业作为一种消极的逃避矛盾方式，不顾及高教能力和社会需求，只为延缓就业压力而支持高校扩招，甚至扩招规模越大越好，把“延缓就业”变成“延缓失业”，这就非常荒谬且有害了。譬如，某位高校人士便这样说：“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总的来讲，可能和我们这几年的扩招没有必然联系。原因是你上不上大学，这些劳动力供给的总量是一定的，你上大学只是把这个劳动力退后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ii。这就是说，延缓四年后，许多大学生仍要与高中生一起挤占低端劳力市场、仍然要失业，这都是正常现象。这就等于说，国家、家庭和大学生个人付出的巨大成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缓期失业”，如此高论，难道不是在误国吗？必须再强调的是，大学生这种“缓期失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比高中生的“即期失业”严重得多，个中道理前文已论，不再赘述。
实际上，这种“延缓就业论”与“产业拉动论”一样，也是一种目的、手段异化理论。大学扩招的目的，是为培养更多合格人才满足国家发展需求，无论它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拉动或就业延缓功能，都不能背离这一目的，反过来把扩招当成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即便撇开就业、失业这一问题不论，如果仅仅为扩大消费需求、缩短劳动时限，那可通过增加法定假日来实现这一目标啊！如今，为了这一目标，却让许多大学生浪费了青春、耗尽了家庭财力，最终陷于痛苦的失业状态中，称这种理论害民，毫不为过。如此蹩脚理论，今天竟仍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实在令人感到悲哀。
出自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刊发《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
i《高等教育需求与发展速度》，见“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遍地是沧桑”博客。
ii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语。见2006年03月12日新浪嘉宾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