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遵宪:“上学难”、“就业难”关键原因是高教大跃进下

“上学难”、“就业难”关键原因是高教大跃进
——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三
杨曾宪
网上发表说明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评判了。拙文2.6万字，实在太长。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分段贴出。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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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承接“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二”）
五、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发展规律
大学生就业难，把高教大跃进的危机后果充分暴露出来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高校扩招决策。这两者之间虽有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对高校扩招，我不仅不反对而且非常支持。1998年以前，一面是升学压力极大，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另一面是大学毕业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形成了所谓的人才瓶颈；再一面则是当时的高校，师生比低于国外水平，许多教育资源被闲置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扩招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其决策是正确的，受到了各界的拥护。问题是，大扩招开始后却没能控制住局面，到了2001年、2002年，高校招生已从1999年的108万猛增到260、290万，增长了2.4、2.7倍，其消极面已严重暴露，但大扩招不仅持续，而且还从“内涵”（旧校区）扩招演变为“外延”（新校区）大扩招，这便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高教大跃进。高教大跃进之后，不仅上述合理性丧失殆尽，而且酿成了更严重的教育和社会问题。
请注意，中国当代语境中的“大跃进”，并不是一个形容快速发展的概念，而是特指违反客观规律的“大冒进”，其要义，不仅指数量剧增，更是指质量劣化。譬如，钢铁业投资过猛、产能过剩，超出市场需要，这虽然会使企业陷入危机，却并不属于“大跃进”；举国大炼钢，炼出的好钢少、废渣多，这才叫做“大跃进”。仅天，我们否定高教大跃进，同样也不单单是因为高教“产品”过剩，而是因为它违反高教规律，导致高教质量劣化。这道理和种田一样：合理密植、科学管理、充分发挥地力，麦子会获高产；而一旦超出土地承载力，每亩撒种数百斤，则只能收获大批麦草。任何承载力都是有“度”的，这个度很重要。大学同样有其承载力或高教能力。合理扩招、科学管理，充分挖掘和发挥高教能力，高教会健康地发展；而一旦超出大学的承载力，它必然会导致高教质量大幅下降，泡沫化、劣质化。大学的承载力不仅指校舍、资金等硬件因素，更指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管理和教师素质等软件因素。中国高校中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远离实践的教学方式、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本来就问题多多，高教大跃进，则把这些问题统统成倍放大折射出来了。许多高校，是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上什么专业，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不顾条件也要上i。结果是临时拼凑课程、搭建班子，所开的又尽是些“高兴学”ii之类的科目，这样的泡沫教育，当然只能培养泡沫人才。许多高校的学生学业淘汰率几乎为零，这样，大学生在经历了6年应试教育的磨难后，自然会把这宽松的生存环境作为补偿往昔峥嵘岁月的伊甸园，积极享乐、消极厌学，而这，当然也加剧了高教质量的劣化。
问题更严重的是师资队伍。认为有了高楼、有了钱就可添设备、聘教授，大学规模就可成倍扩大，这想法本身就是荒唐的。确保高校特别是名校质量的，是能传承大学科学人文精神的教授和教师团队，是体现在这个团队身上的学术传统、教育理念、文化氛围、职业精神等软因素。而这个团队恰恰是不能速成、这些软因素更是不可复制或成倍放大的。一个企业，如果生产线扩大两倍，其合格产品或许会增产两倍，但大学不行。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得好：“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２０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iii。何况我们增加的不是二倍，而是短短七年中，增加了五倍！如果仅是少数重点大学扩招，尚可通过高薪招聘，好中选优，解决师资不足问题，保证其教学质量不大幅下滑。但在全国大学同步跃进的情况下，合格教授总量不会猛增，各校便只能拔苗助长，用泡沫教授来壮大自己的师资队伍。问题是，那些疯狂大跃进的地方院校，往往连这样的教师都匮乏，便出现了数百人上大课的现象，场面竟像赶集放羊般的热闹！如此这般师资匮乏、教学粗放的“高等教育”，能培养出合格的高等人才吗？高教大跃进脱离客观条件、违反教育规律，由此导致的高教质量退化、劣化，倒是合规律的结果。
这里所论及的，还仅是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自身规律的问题，至于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与经济协调发展规律的问题，前文已阐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六、高教大跃进误国害民
鉴于高教大跃进仍是“现在进行时态”存在，对它已经或将继续产生的危机后果，现在尚难以准确评估。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今天对其危害程度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
高教大跃进的直接受害者是这一代大学生。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成才的关键时期。但高教大跃进，却使许多大学生的这一段宝贵生命被白白浪费了。两年前，我批判中国大学危机的文章贴到网上后，有不少跟帖承认：“自己大学四年，白白浪费了时间”。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普遍感受。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一次问卷中，８７７７人中，竟然有５１．５％的人认为，自己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３４．７％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iv。如此问卷结果，实在令人惊讶、发人深省。的确，许多人在大学混了四年之后，不仅浪费了青春，而且其原有素质，特别是刻苦精神和自律意识还比高中时退步了；他们不仅不是合格的大学生，甚至不够合格的中专或高中生了。用一网民的话说，现在“有些大学，不但诲人不倦，也能毁人不倦”。这种后果，所危害的不仅是大学生自己，更是他们的家庭和整个社会。
中国是欠发达国家，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合格大学生即便大批过剩，也只能造成人才的暂时浪费，但对改变家庭面貌、提升民族素质绝对还是好事。他们即使失业，也总会寻找到或创造出就业机会养活自己的；他们回到农村，也总能帮助家庭脱贫，并改变农村面貌的，如前文所说的，实现“良绅”治村目标。问题在于，现在这批大学生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一旦失业，不仅不能创业养活自己、更不能帮助改变家庭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反而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一些城市失业大学生，不是已经赖在家里当上“啃老族”了么？一些农村失业大学生，不是只能顶个“半劳力”——那位帮父亲卖糖球的名校大学生，便只会在家干活，不能上街卖货——么？即便从经济角度讲，这种结局，也彻底践踏了市场公平原则：大学四年，花费数万，如此高投资，换来的却是低回报、甚至是零或负回报。当初，如果不上大学，家庭减少一笔巨额支出，他们还可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农民，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而上了大学之后再失业，情况则变得更糟了。家庭不仅收不回“投资”，还要为养他再背上新“债”。对那些已欠债累累的家庭来说，这种状况是雪上加霜，只能深陷绝望之中！可以不夸张地说，如同假烟假酒是谋财害命一样，这种把伪劣教育产品高价出售的情况，同样也是“谋财害命”——它戕害的不仅是大学生宝贵的青春生命，还有许多家庭的命运。
实际上，由于高教大跃进，不仅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反而将大批不合格大学生推向社会，它已经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损害。关于大学生质量劣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生的消极影响，关于大学生、特别是负债大学生大批失业，给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里都不讨论了。总之，高教大跃进给各方带来的都是效益最小化，造成了多输的结局；惟一的赢家，似乎就是高校。
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高校本身也是受害者。高校从大跃进中获得的，仅仅是眼前的经济效益，它因此而丧失或被严重损害的，却是其赖以生存的高教信誉或历史延续下来的学统文脉。多年前，我的一篇《假文凭经济学分析》杂文曾引起广泛共鸣。拙文指出，当真文凭贬值的时候，如果不做道德、法律评判，流通假文凭其实是非常经济的一件事情：节约国家资源、减少家庭支出、且不浪费个人生命。这当然是反讽。但如果全社会真的都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对大学文凭丧失尊重，由此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大学能不面临生存危机吗？大跃进给高校造成致命内伤的，还在教授队伍身上。许多重点大学，在高教大跃进的同时，为了保住国内一流、跻身国际一流，不惜重金互挖墙脚、不断哄抬院士或特聘教授身价，并捧出一批不断跳槽、捞房捞钱的飞鸽牌教授。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高教大跃进恰好是在高校教师资队伍断层期进行的。这期间，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教授大多已退休，高校舞台上唱主角的是文革后一、二代近亲繁殖的学者。这之中，许多人先天失教、后天被宠，学术根基本来就不牢，再被这样“挖”来“捧”去，便只能彻底泡沫化。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只能带坏学风，使一些名校百年积累传承的优良学术传统、教授风范，几乎毁于一旦。高教大跃进带来的大浮躁，使许多大学的教授队伍垮了、讲师人心散了。一些教授，名在此校，身不在焉；一些讲师，人站讲台，心不在焉；他们往往对教学取应付态度，已缺少爱教书之岗、敬育人之业的精神了。在荷兰一所高校，我亲耳听到一名中国留学生期末大骂教授“简直是魔鬼”，因为这位教授对他一点情面也不讲。在中国的大学里，现在还有这样的严师吗？缺少严师，大学生是受害者；丧失严教传统，大学自身也是受害者。高教大跃进对大学自身造成的戕害，恐怕是今后十年甚至数十年难以消除的。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高教大跃进，损害的是国家根本利益，影响的是民族振兴大业，实乃误国害民！
出自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刊发《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
i以新闻专业为例，全国的专业点1994-1999年，每年增加10个左右；1999-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而2005一年就新增202个！几乎相当新中国成立后前50年建立的专业点总和的两倍。尽管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发展，但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却严重不足，很多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有的学校只有两三个教师就挂牌招生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课也开设不了”。《新院系一拥而上/就业环境恶化》《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4日。
ii 笔者讽刺小说《“高兴学”兴衰记略》（《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８日、１５日）中杜撰的文科专业
iii 《报刊文摘》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日。
iv 《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