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遵宪:中国高教大跃进的驱动力

中国高教大跃进的驱动力
——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四
杨曾宪
网上发表说明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评判了。拙文2.6万字，实在太长。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分段贴出。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http://www.yangzengxian.com/　　（前文承接“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三”）
七、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改革“伪市场化”
昔日的农业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的高教大跃进，则是：“大学校长有多大胆，就贷多少款；能贷多少款，就盖多少楼；能盖多少楼，就招多少学生；能招回多少学生，就能发多少文凭”。表面上，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在的驱力却大不相同。当年农业大跃进，完全是出于政绩需求、属纯政治行为；当今高教大跃进，却有利益驱动在内，这就是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但实际上，当许多人严厉抨击高教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却并没搞懂什么是市场化，因此，他们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高教尽管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却从未向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中国高教所实践的只是“伪市场化”。
“市场化”与“伪市场化”，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市场化的要件及特征，是主体多元、法制完善；公平竞争、节约高效。国人习惯于把伪劣假冒视为市场经济固有特征，这是偏颇的。市场以商品价值为中介，交换使用价值。假设人人用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进行欺骗交换，市场社会就无法存续。市场竞争，只能靠降低交换价值成本牟利，而不能靠降低使用价值质量骗钱。因此，如果中国高教实践的是真市场化改革的话，尽管其外部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但其内部，却绝不会浪费教育资源，也不会允许出现劣质化的大跃进。
今日中国的高教市场显然不是这样：公立大学依然是计划体制架构，各种关键性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这使它们必然像改制前的国企一样：政校不分、权责不清、监管失控、腐败丛生；而与此同时，民营大学的发展却受到种种严格限制，既得不到国家的拨款、又很难独立发放“国家承认文凭”，根本无法与公立大学公平竞争。这便使公立大学感受不到生存压力（目前中国大学间的竞争，是跻身重点大学，围绕上“硕博点”、“研究基地”的竞争），始终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同时，由于教育部既是众多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又是高教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其结果，是众多公立高校，既无内部约束、又少外部监管。这便使中国高教的所谓市场化，只能是一种在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保护落后、浪费低效的“伪市场化”。这种伪市场化，必然使中国高教既丧失市场公平，又丧失市场效率。高教的非市场公平，即高学费换来劣质教育或低回报问题，前文已讨论过了；这里重点讨论高教的低效率、高浪费问题。
公立大学，特别是缺少自我约束的地方高校，一旦进入市场，作为市场主体，便难免要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想方设法多招生、高收费，这便形成了高校大扩招的内驱力。应当说，在市场条件下，产生这种动机是完全正常的。问题是，由于缺少监管、没有竞争，毕业生不愁拿不到“国家承认文凭”，这样，高校盈利最大化追求，难免会导致高教的劣质化、高浪费。当然，如果高教市场有限，高校的这种盈利需求，未必会导致高教大跃进。而问题在于，中国高教市场在较长时间内，恰恰又是卖方市场，这样，大学高盈利的动机必然演变成现实的劣质化的高教大跃进。许多大学在压抑不住的大扩招、大赚钱的冲动下，不断变相或不变相地多办班、高收费、卖文凭；赚钱敛财搞“创收”，变成大学的中心工作、最高任务，至于从各个渠道收取的费用都流向了哪里，恐怕连校长都不清楚。大学的办学成本，完全不透明，是本糊涂帐。譬如招个特聘教授，动辄开价数十万，值与不值，没人说得清；立个重点课题，动辄经费上百万，有用没用，谁也不较真；但这些都堂而皇之地列入成本，以致北大每个学生培养成本竟达2.5万元！
如果说在2001—2002年之前，由于高校扩招基本是在老校区进行的，属于“内涵”大扩招时期，还有节约教育资源、促进内部挖潜之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其后伴随着扩建大跃进，高教大跃进则主要是在新校区中进行的，属于“外延”大跃进时期，这时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情况则变得愈加严重了。进入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们，已异变为高教经营商了，他们不怕多招生就怕少收费、不怕多举债就怕没人贷、不怕多圈地就怕批不下……。猛然暴富膨胀起来的中国大学，也失去了往昔的矜持。“世界第一”的新校园里，从建筑到装修，处处充满着爆发户气息；“国际一流”的豪华办公楼、体育馆、大会堂、招待所、新校门——甚至观光电梯 等等，更是中国高校里特有的风景线，欧美大学那是相形见绌（荷兰一些著名大学，竟会到教堂里组织学生考试）。试问，世界上有如此纵容、鼓励浪费的“市场化”吗？但问题是，高教内部的市场化是“伪”的，外部的市场化却是“真”的，借债总是要还钱的。高校可以浪费运营，银行却要节约经营。这样，当高校面临内部居高不下的办学成本和外部越来越重的还贷压力，惟一的选择便是再成倍地扩大招生规模，通过扩大“粗放经营规模”来避免自己破产。在这个借贷——扩建——扩招——还贷的过程中，高教质量则无人也无暇关心了。这样，伪市场化的高浪费，便愈发强化了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大跃进便愈发难以遏制了。如果高教质量被市场严格监管，如果公立高校面对着私立高校的有力的质量竞争，中国公立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能实现这种大跃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八 高教大跃进的外驱力：地方政府政绩需要
伪市场化生成了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而要真正实现这种大跃进，还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外部支持。譬如，大学征不到地，便只能大扩招，却难以大跃进——原来的校园再怎么集约使用，也不能扩招5倍的学生！而让大学校长们高兴的是，地方政府不仅鼎力支持，甚至支持的过了头，变成了鞭策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大扩建的驱动力量。这也是高校大扩招演变为大跃进的非常关键因素。
在高校扩招初期，地方政府鼎力支持的缘由，主要还是为了提升本地高考升学率。由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大学多的地方占光，高校少的地区吃亏，因此，支持属地和地方高校大扩招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工程。但随着高校持续大扩招，地方政府支持的动机发生了变化，由重视高校扩招本身转向了重视高校扩建带来的产业化功能。这是因为，高校如果仅限于内涵式扩招，地方政府可从中获得的产业化效益毕竟有限，无非就是增加点三产产值而已。因此，当高校提出扩建动议时，地方政府便会立即将其促成，甚至许多地方还会主动规划建设新的大学城，支持鼓励大学迁入。这时高教大跃进已外化为高教扩建大跃进了，并变成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了。应当说，这种政绩并不是虚假的，而是可真实实现的。大学城或新校区的投资建设本身，就可刺激房地产业，直接增加地方的GDP；大学城还可带动周边地价房价上升，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大学城平地崛起，还可加快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学城还能产生人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高科技投资。同时，相对工业项目而言，高教几乎是无污染产业，社会管理成本低；相对民工进城而言，高校职工又是高收入群体，消费拉动能力高。由此可见，高校大扩建，不仅可产生投资拉动、产业拉动和消费拉动效应，还可产生文化促进效应，地方可以获得最大化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积极建设大学城或支持高教扩建大跃进的举措似乎无可厚非，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
如同对高校扩招的态度一样，我同样不反对且支持少数特大城市建造大学城，因为它可以实现高教资源共享，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这与高校最初扩招可实现的节约效果是相通的。但深入考察一下，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的高校大扩建或大学城建造，已完全背离了这一目标。其一，是中国的许多大学，无论是否进入大学城，依然是封闭式格局，且占地面积超大，动辄数千亩，有的甚至超过5000亩。这不仅没有节约反而更加浪费教育或土地资源。其二，是全国各地无论是否有条件有迫切需求，纷纷争上大学城，大学城变成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高校“合谋”的圈地项目，不仅占据并浪费了大量宝贵粮田，而且，也把高校自己圈了进去，使高教大跃进欲罢不能。
这前一条无须再说，后一条则需多说几句。大学城成灾，关键也是过多过滥。如同当年开发区热一样，一旦在全国失控，好事便会变为坏事。2006年中央查处的郑州大学城便是典型案例。传媒报道标题是：“一个郑州四座大学城、2万亩以上大学城‘四足鼎立’” ，其中仅郑州大学就规划占地4200亩，真是触目惊心！如果中央不坚决制止，全国不知还会再冒出多少个大学城来！中国一位学者到日本某高校访问时，该校一位教授对他说：“和贵国的大学相比，我们的校园实在太小了，真是惭愧”。但真正应该惭愧的，恰恰是我们！这种学者深为感慨：日本除了东京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学校占据黄金地段外，大多高校都是依山而建的。“对照国内，由政府出面赶走农民，在良田上建设动辄上万亩的‘大学城’，还将这作为‘政绩’，作为中国人我只觉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烧” 。的确，欧美许多著名大学，没有独立校园或校区面积甚小的，绝非少数。你从一些城市老区走过，身边可能就是一所著名大学。我在荷兰甚至见到过只有一座综合教学办公楼的大学，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这种把高教建设演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怪异现象，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学城开发热之所以高烧不退，几乎与高教无关了，它已经变成房地产热的延伸产物了。这之中肯定有大量违规操作或腐败内幕，否则，一些大学城中，怎么会“建设”出高尔夫球场和成片的别墅呢！但这些已经超出本文题旨，此处不论。
受害更严重的则是大学本身。一些大学校长可能未必有高教大跃进的冲动，也不想圈地当山大王。但大学城的建设，却可能把他们“逼上梁山”了。从有关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城大多是以“银行贷款、政府贴息、学校还本”方式，鼓励大学入城；而大学一旦入城后，面对校区面积扩张数倍这一现实，便只有拼命扩招再扩招，走上高教大跃进这一不归路。现在，高教大跃进走到了尽头，许多大学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相对高校内驱力而言，这种外驱力对高教大跃进的驱动力量更大、也危害更甚。如果仅仅是高校内驱力，那么，高教大跃进可能还要取决于校长的胆略，胆大的，大跃进，胆小的，小跃进。而在外驱力作用下，大学校长已失去了控制大扩招局面的主动权了。这便是全国高教大跃进势头越来越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九、 高教大跃进生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失职
实事求是地说，高教大扩招的最初动议，并非来自教育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还是主张稳健发展高教事业的，1992年、1993年高校曾有过两次较大扩招（分别增长21%、22%），其后便又稳住了阵脚。我甚至相信，如果把这七年来高教大跃进的实绩，还原为发展规划，放到当时的教育部领导那里，他们肯定会惊讶且抵制的，这可由1999年初经国务院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为证。《计划》中要求：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一目标应当说是严肃的、经过科学论证的，当年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所重申。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但是，当高校大扩招开始实施后，教育部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2001－2002年之后，没能及时刹车且继续支持大扩招，从而导致了高教大跃进的生成。
我把2001－2002年作为高教大扩招演变为大跃进的临界点，是基于以下理由：
其一、当时，除就业难矛盾尚不尖锐外，高教大扩招带来的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质量下滑问题已经暴露。这种情况证实了扩招前舆论的担心，因此，当时社会上停止扩招的呼声已经出现，有识之士（如沈士团先生）甚至在2001年“两会”上公开叫停；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也停止了本科生扩招。
其二、当时，已提前8年完成了2010年毛升学率15%的《计划》目标。这个信号很重要，一些文章曾指出，国家做出高校大扩招的决定，就是为了确保完成这一指标。既然实现这一指标意味着高教可为中国2010年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那么，它当然更能满足甚超出了2002年的人才需求；同时，当毛升学率达到15%时，相应的人均GNP大体应在1800美元水平，这同样大大超出了2002年的国力水平。这些数据都意味着高教的大扩招应当叫停了。
其三、当时，各地政府及高校已纷纷开始规划或筹建大学城或新校区了，高校正从内涵大扩招全面转向外延大扩招，高校扩招热与房地产热彼此升温，已开始演变为地方的政绩工程了。这期间，从国务院到有关部委，都在遏制投资热、房地产热，教育部理应有所警惕，严格把关，使高校大扩建热、大学城热降温，从而遏制住高教大跃进的势头。
总之，无论基于上述那一条理由，如果当时教育部能冷静下来，不再下达或批准新的大扩招指标，那么，尽管问题仍然多多，但由于全国的年招生总量不会突破300万，则无论是“上学难”还是日后的“就业难”问题，都不会如同现在这样严重，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各校都把工作重点从抓扩招扩建转到抓教学质量上来，也就不会发生所谓量增质劣的高教大跃进了。实际上，只要教育部恪守职责，甚至不需要等到上述临界年份，高教大跃进也难以生成。譬如惟市场化问题。高校市场化改革一开始，高收费带来的上学难问题就惹得民怨四起。如前所述，教育部若能及时纠正这种倾向，制定相应的学费全免、减免政策，高教大跃进的冲动就会大大弱化。再譬如，如果市场化改革深化下去，高校竞争态势真正形成，高教大跃进的势头也会被遏制。再退一步讲，即便这种惟市场化、伪市场化局面一时难以改变，只要教育部秉持《计划》中提出的“坚持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方针去严格要求，把住质量关，高教大跃进也不可能发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以卫生行业作为对照。
在大体同样的“惟市场化”政策、“伪市场化”机制背景下，卫生行业尽管也存在超常发展的冲动，却并没出现劣质化的大跃进的局面——医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特严峻便是佐证。这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卫生药检部门能严把医药质量关。无论医生拿多少回扣、药厂送出多少红包，但那医术还是真医术、那药物还是真药物；即便农民为看病搞得倾家荡产，毕竟还能治好病。一旦庸医乱开刀、药厂卖假药，那都是谋财害命，只要被举报查实，自有刑法伺候。晚近发生的齐二药假药事件，就是例证。正因如此，尽管“看病贵”、“看病难”现象严重存在，但大中城市的医院规模，并没翻番地膨胀；医院也不敢根据“市场”需求，随便开新专科，让不合格大夫出珍看病。人命关天，疏忽不得，从这一点讲，卫生部还是相对尽责的。同样道理，无论地方大学和政府的内外驱力怎样强大，教育部都应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视质量为教育的生命，驳回一切没有质量保证的扩招要求、强制质量不合格的大学缩招甚至停招，确保高教扩招的质量。但教育部并没这样做，没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高教大跃进的数字已成为可用来炫耀的政绩工程了。
当然，教育部已从2003年开始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而且评估内容程序极其复杂。其实，如果要确保大学教学质量，关键要先整顿清理教师队伍。现在大学里不能讲课、不会讲课、不认真讲课甚至从不讲课的教师不少，学生意见甚大，领导心知肚明。只要把滥竽充数者请出去，大学教学质量就有基本保证，高教大跃进也就难以为继了。但多年来没听说有因教学不合格而降职的教授，只听说有因科研不合格而没评上教授的优秀讲师。正因如此，称本科评估活动只是一场“轰轰烈烈造声势、辛辛苦苦编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大规模造假运动，并不为过，它不仅滋生腐败、造成浪费，而且更刺激起大学的虚浮校风。如果当年西南联大也要被如此评估检查，不肯作假或按统一模式教学的教授们肯定会拂袖而去，留下一座空校！教育部发话，评估检查中，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一票否决，作为不合格处理。而现在，仅网上详尽揭露的造假试卷、假论文、假就业率的事件就不胜枚举，抓个典型易如反掌，为何不来个“斩立决”呢？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每位评估专家都知道校长们造假实出于无奈。姑且不论评估内容程序是否合理，关键是它涉及到教育部自己主导的以赶超“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另外两项大跃进：硕博招生大跃进和学术科研大跃进。在许多大学里，这“三大”跃进的生力军都是同一拨教授：本科评估要求他们上讲坛；作为硕博导，他们一人要带几十名研究生；身为学科带头人，要不断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同时，他们还可能担任院长主任、XX委员，要到处开会讲学……；往往本科评估刚过，他们便要应付其它检查，填写新的表格……。如此分身有术的教授们，就是上了讲台，教学质量有保证吗？评估团的教授也是教授，大家只能心照不宣。“三大”跃进彼此关联，一严俱“损”、一宽俱“荣”，便只能走走过场；在完全脱离实际可能的情况下，要鱼与熊掌兼得，只能视咸鱼为鲜鱼、将牛掌做熊掌了。结果，高教质量劣化，高教科研泡沫化趋势便无法遏制。后一问题我已有专文批评，此处不再赘言。
出自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刊发《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
1.2006年被网络披露的“人大观光电梯”事件和“山东聊城大学豪华校门”便是典型案例。
2.《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08月08日。
3. 郭宇宽：《日本的“小大楼”》《中国私有财产网》200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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