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遵宪:“上学难”、“就业难”关键原因是高教大跃进(上)

“上学难”、“就业难”关键原因是高教大跃进
——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二
杨曾宪
网上发表说明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评判了。拙文2.6万字，实在太长。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分段贴出。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http://www.yangzengxian.com/　　（前文承接“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一”）
三、“上学难”的成因（下）：高教大跃进
尽管对高教改革的评价认识不统一，但这并不影响各界就解决上学难问题形成共识：在公立大学占主体的情况下，政府加大投入几乎是惟一有效办法。政府加大投入，并不意味着要全部减免大学学费，因为这既脱离国情，也有违公平原则，而只是减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恢复部分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使高等教育的商品属性与公益属性同时存在。从理论上讲，由于这属于高教外部的社会公共政策调整问题，只要政策、资金到位，难题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却绝非这样简单，眼下这道难题由于高教大跃进的存在，已很难“迎刃而解”了。
人们注意到，在对高教市场化或产业化的批判声中，调门最高的是教育部官员，似乎高校的问题和社会的怨结，都是因国家或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姑不说这态度本身就有些奇怪——“国家”是谁？“政府”在哪里？难道教育部不代表“国家”、不是“政府”的构成部分吗？——关键是这种转过身来批评“政府”、否定“市场化”的作法本身就是在推卸责任。教育部称，他们从不支持高教市场化，那么，当初制定改革政策时，为什么不强制规定各公立大学对20—30%的贫困生一律免除学费呢？不明确若干比例的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限制其学费涨价（譬如不能超过2000元/年）呢？如果贫困大学生基本可免费入学、如果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可考取公益型大学，那么，今天又如何会出现上学难问题呢？问题是，教育部当初没有做这样的制度安排，而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推行“惟市场化”，允许高校全面高收费，由此刺激了高校贷款扩建实行大跃进的积极性；而由于筹款、还贷所产生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高校必然要继续变相或不变相地高收费，这便使上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2006年以来，由于高教持续大扩招的路子走不下去了，而许多地方与中央直属高校却早已负债累累。所以，当教育部发言之后，全国重点、非重点大学校长一起加入了“哭穷”大合唱。无论这些大学“哭穷”是真是假，他们都把社会对高学费、上学难的责怨转移到了财政身上。但正如2006年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解释的，国家预算内的教育经费从1996年至2004年，增长2.3倍，年均递增16.2％，已大大超过了同期GDP年均递增9.1％的水平i。因此，如果高教没搞连续翻番的大跃进，那上学难问题绝不会像今天这样难解决。换言之，正由于中国高校短短7年间扩招了四、五倍，贫困生数量也增加了四、五倍，解决上学难的资金缺口也扩大了四、五倍，大大超出了同期财政拨款增长幅度，这才使上学难问题，几乎变成一个“死结”。这个“死结”说到底，还是由于高教大跃进超出经济发展水平所致。高等教育是需要财力支撑的，毛入率与人均GNP水平正相关。中国高教7年间走完国外大约20—30年的发展历程，毛升学率一下子从9%（1998）上升到 21%（2005）。资料显示，国际上当毛升学率从10%上升到20%时，该国人均GNP则要从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水平。而我国目前人均GNP还不到1700美元（1700美元是人均GDP数据，目前，GNP缺少数据，但肯定小于GDP），国家经济实力和公民消费能力难以支撑这样高的毛入学率，这才是造成上学难的症结所在。
事实的确如此，目前这个“死结”已把国家给“套”住了。且不说各大学的巨额债务、亦不说改善办学条件所需增量资金，单说降低学费、解决上学难这一块，按全国2300万在校大学生的比例（30%减收、20%全免）粗算下来，每年也需增加约500亿元（目前国家对高校财政投入为800亿）。而且，随着高校继续扩招，这笔钱还要年年递增，这个“死结”只会越来越难解。问题更严重的是，还是由于高教大跃进，这个难解的上学难“死结”，又与另一个难解的“死结”——大学生就业难纽在一起了，这又反过来使上学难的“死结”更难解开了。助学贷款，这是曾被寄予厚望的缓解上学难的措施，但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非道德因素不为也，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而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又使上学难问题的解决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即：今天已不仅仅是国家能不能拿出500亿资金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了，而是国家该不该拿出这笔钱的问题了。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一要讲公平、二要讲效率。我也认为国家对教育投入应该增加，应提升到4%GDP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优先投向高校。眼下，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连九年义务教育经费都没保障、许多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则长期失学，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动辄数百亿的投入，如果只能在失业大军中增加大学生的数量，这岂不是会在更大范围内浪费教育资源、影响社会公平吗？这好比当灾区非常匮乏抗生素的时候，有人却要求政府继续支持大量生产过剩的、甚至劣质的维生素，试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这样决策吗？由此可见，由于导致上学难的主要原因，已不是高教外部的公共财政因素了，所以，无论大学校长们的呼声怎样高涨，这个问题也只能放到高教大跃进问题解决之后而绝不能（也无力）孤立地解决于其前。
四、大学生就业难原因：高教大跃进
接下来，我们便讨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尽管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趋严重，但对其形成原因的认识，各方却大有分歧。教育部至今不承认就业难与高教大跃进相关，而总是向高教外部归因。这些原因肯定是存在的，但用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却难以自圆。譬如说，整个社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有失业职工、有进城农民等等。但这种形势一直以来就存在，为什么四、五年前大学生就业还不难呢？譬如说，大学生的择业观有问题，向往大城市、追求高待遇、不愿去西部等等。这种倾向的确曾严重存在，但今天，当“大学生与农民工枪岗位”、“大学生争当殡葬工”、“名牌大学生卖肉、卖糖葫芦”等新闻已变成旧闻时，当大学生工资期望值，已降到最低工资线，甚至要“零工资”就业时，还能说他们的择业观有问题吗？需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专家所谓的西部岗位并不大量存在。他们只看到东部大学生不愿西去的实事，却没看到西部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南方周末》一篇关于西部贫困大学生的报道中，记者看到的招聘岗位是：“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开出的月薪只有三、五百元。就这，还挤满了前来应聘的大学生ii！的确，对那些出身贫困、迫切需要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当他们最终接受这种低廉的就业条件时，就表明所谓就业难，已非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存在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不是别的，就是高教大跃进。但对这主因本身，还需要进一步解析。通常情况下，失业根据其原因可分为三种类型：A、供大于求的过剩性失业，B、供求错位的结构性失业，C、素质欠缺的能力性失业。大学生失业，首先当然属于A类总量过剩情况。据国家发改委4月底发布的报告称，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而当年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这就意味着，今年有半数以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或仅作为简单劳动力就业；大学生初次就业率要创新低。但如果我们把问题的症结仅局限于此，却又太失之肤浅了。必须看到，就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同时，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却同时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招聘难现象。法国一家从事信息技术及咨询的企业主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想到在中国招聘人才是这么难！一些外企甚至因此而放弃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念头。其实，不仅外企抱怨招不到所需人才，即便国内一些文化单位招聘翻译、编辑、文秘，尽管博士、硕士应聘者排成队，但要选一个真正顶用而非夸夸其谈者，却难上加难。如果说，这种专业人员招聘难，放到前些年，还可归属B类情况——高校教育结构、专业设置不合理——的话，那么，在大学生数量剧增的今天，各个专业都有足够数量对口毕业生可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所谓招聘难，便只能归属C类，用大学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来解释了。面对这种“过剩”中“匮乏”矛盾，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相当比例的大学生，除了文凭是真的外，其内在构成素质几乎都是假的——不具备大学生应具备的专业学识、技能和人文修养——这种没含金量的文凭，如同纸币一样，一旦通货膨胀便分文不值，毕业即失业，原在情理之中。
我知道，这样的结论是容易被质疑的，因为对大学生质量的评估缺少刚性标准，何况大学水平原本就有高下之别——非名牌大学的质量低于名牌大学,更何况扩招后大学生录取门坎低，也无法完全用扩招前的标准要求。但没有刚性有弹性、相对之中有绝对，无论怎样辩解，大学生的水平起码应高出高中生吧？而现在，社会公认的公式是:今日本科=昔日高中、现在博士=过去本科。如果说，大学生拿高中生工资，尚无法证实这一点的话，那么，假文凭泛滥则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大学生与高中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素质差异的话，这假文凭有什么用呢？一个没摸过手术刀的人，敢拿假的医学院文凭招摇过市吗？正因为拥有经管之类真文凭的大学生们，既不会也不能管理，这才使拿假文凭者敢堂而皇之地去应聘。这正是，真做假时假亦真！现在，有的大学生应聘时，干脆拿出高中文凭；有的企业招聘博士时，则要查其本科出身。或认为，这是对学历的歧视。我不这样看，人们“歧视”只是大跃进后已经贬值的学历，尊重的是真正体现能力的学历。正由于接受既往教训，对贬值的大学学历失去了信心，现在许多用人单位已不再招应届大学生了，这就客观上缩小了人才市场的需求量，更激化了大学生就业危机。
大学生就业难，高教大跃进难逃其咎。
出自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刊发《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
i 据新华网2006年3月10日。
ii《南方周末》2006年0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