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苏俄逮捕知识精英:您愿不愿出国代替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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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向红军发表演说。资料图

 

“净化”俄罗斯

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时,第一次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解释了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原因:“我们驱逐或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士,在政治上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是我们可能的敌人手中潜在的武器。在军事状况复杂化……的新形势下,所有这些不调和和又不悔改的人士就将成为敌人的军事政治间谍。而我们将不得不按照战争法枪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和平时期,预先驱逐他们更好。”

托洛茨基称这次行动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关于此次事件的交流中,只有冰冷的匕首和子弹,没有温情的“人道主义”。

1922年初,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首次提到驱逐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合适的地方”。

5月19日,列宁在写信给捷尔任斯,他要求捷尔任斯基有计划地抓捕反苏知识分子,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强烈批评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有历史学家解释说,这似乎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内战结束后维护革命组织纯洁性的措施。曾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此时被认为变成了敌人。于是,这些极具号召力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为苏维埃政权亟待消灭的对象。

在苏维埃政权制定的“政治履历”中,这些“反苏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党派——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人民社会党,哪怕是某党前党员。而那些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则是被指出具有某党倾向或同情某党。别尔嘉耶夫的“政治鉴定”中如是写道:“君主主义者,后来是立宪民主党”。哲学家斯捷蓬则被“鉴定”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

但是,并非所有被驱逐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彼得格勒大学教授卡尔萨文是一位完全的无党派人士,他的“政治鉴定”中这样写道:“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不做任何工作”。哲学教授伊里因的“政治鉴定”里,同样看不到任何政党字眼,只是笼统地说他“反苏情绪明确”。

对此,别尔嘉耶夫有深刻的洞见:“(知识精英)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内战结束后,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已经被消灭。这些“不与新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成为布尔什维克统一意识形态、建立专政的最大障碍。他们手无寸铁,即使参与一些秘密结社活动,无非就是讨论学术,散布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可能突破红色专政的意识形态。只有清除他们,才能真正“净化”俄罗斯。正如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便条中所说:“我们要彻底净化俄罗斯。”

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将这一特殊时期视为“纸上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先后查封了《经济学家》、《经济复兴》、《文学之家年鉴》、《思想》等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教授和学生清除高校,抓捕异议者,强制使用新的教育课本,并采取初步措施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新阶层,以实现意识形态形态的大统一,将权力集中于铁腕人物手中。“1922年,列宁将这些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之后,这场冲突才真正结束”。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们,显然经过了深入讨论才决定以驱逐代替枪决。因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拟订的217名驱逐对象中,大多数都是享誉欧洲的知识分子,处决他们将会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的“良好”形象。

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政权不会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让这些知识分子在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腐朽”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美好,从而改造自己。别尔嘉耶夫离开的前夕,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曾对他说:“克里姆林宫希望,到了西欧后您会明白真理在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