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

今年6月，中国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编者注），为未来如何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制定了系列的方针。这对于中国当前、未来30年、甚至更远的将来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人才规划》的目标是使中国摆脱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体力劳动者”和“低端知识工人”的角色，由“世界制造中心”成为“世界创新创意中心”，提高自身从国民到国家的整体素质，最终由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人才规划》的颁布之际，也正是中国政府面临经济转型、遭遇升级挑战、反思发展模式之时。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应当审视过去3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重新制定战略。因为未来的发展，尤其是知识服务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将不是土地、能源，而是人才。因此，在未来中国众多的发展趋势当中，如何培养、引进并发挥人才对转型发展的驱动力作用，将是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1．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
过去30年中，中国依靠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是低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人数众多、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对铁路、公路、手机、互联网、电子通讯的巨大需求，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基础，进而推动了中国部分普及型知识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
然而，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正不断加速。去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创历史新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从2008年的725万飙升至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未来十年到三十年之间，中国将彻底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将不再存在。并且，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挑战也会日益严重，今年以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对工资过低表示不满而引起的罢工事件，甚至自杀事件。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年轻人的整体负担只会日益加重；同时，内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提高国民的购买力，而大多数人购买力的提高必然来自收入的提高。中国将不得不慢慢失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廉价因素。
如果不把推动中国发展的驱动力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不仅仅知识经济发展不起来，未来，“制造工厂”也会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到中西部，接着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非洲、南美洲等更具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交通也一样方便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形成“人才红利”，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维持国民绝对高收入以及在全球相对高收入中获得平衡性发展。
2.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和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享有的世界知名度的品牌却寥寥无几，世界500强里面真正有国际市场份额的中国企业只有华为一家。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国家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整合能力。即使撇开计算机等高新产业，仅仅谈论国家科技，中国包括“两弹一星”都是追赶型而非引领型的科技成就。占据这些技术尖端并由此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正是原创或者说第一次自主制造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美国。同时，美国这些科技的发展又依赖于爱因斯坦等移民到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可以说是人才带来了科技的变化。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那就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目前超过600万，其中大多数都遭遇了求职困境。到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中将有近两亿的大学生，大学生就业不足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经济和知识服务产业的不发达，进而形成了就业空间的不足。人才缺乏影响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又影响本土人才的培养。对政府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政府机构吸纳就业的容量非常有限，解决大多数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于企业——我们迫切需要能创造大量知识就业机会的创业创新人才。
因此，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不只是政府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为了使中国科技再上再上一个新台阶，提升中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打造在质量、创新和服务方面享有国际盛誉的知名品牌，中国需要重视人才，打造创新型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建立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的中长期规划纲要，并贯彻执行。
3. 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的转型
另一个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法是关注过去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再创24543亿美元的新高，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全球最大出口，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高收入、以及中国企业的大量走出去与国际化。原因就在于人才的问题，使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更偏向于“加工厂”，而非掌握核心技术与创新、创意环节的“公司”。引进技术可以让中国具备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但是，缺乏人才导致缺乏自主创新、创意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就无法必需进行产业升级。
同时，中国保持贸易顺差已有多年，但就人才的引进来讲，中国却遭遇了巨大的人才外流赤字。这是个重要因素。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62万人，然而截止至今，他们当中只有49.7万人回国。目前留学生和学者的回国率不足30%，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这一事实令大家开始认识到，仅仅拥有强大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能够运用这些资金的人才。因此，吸引原本从中国流出的人力资本回国以及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到中国来的政策措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4. 从硬件建设到向软件建设的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调控，经常用“全民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重投资、轻消费，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软件建设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于注重铁路、公路、基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偏重于房地产等硬件建设。然而，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而不注重消费驱动，将来就可能面临经济产能过剩的危机。
同时，中国还可能面临社会发展建设滞后的挑战。在过去30年，从三峡大坝到高速铁路，从奥体赛场到世博场馆，中国建设了大量地标式的看得见的基础设施。然而，中国在看不见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软件投资方面却略显不足。
未来，政府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尤其需要将投资方向转向教育、研发、公共卫生发展、节能与环保、体制建设、社会福利以及其它相关的、能够平衡中国发展的软件领域。中国需要转变观念，从热衷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人才、高技能劳动力以及专家和知识群体制定战略措施。
5. 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外国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投资占到了中国经济的45%，这一持续的水平在中国和其它各主要经济体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更加重视减少居民储蓄、推动国内需求。为平衡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减少对固定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鼓励国内消费的增加。这需要加强知识服务业等高薪产业的发展，减少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性产业的依赖。
为了完成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必须在知识服务领域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包括专业人员、企业家、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咨询师、艺术家、IT专家、技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发展人才驱动型经济。此外，中国还需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要求有收入丰厚、训练有素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中国的劳动力构成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6.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重视速度、规模到重视质量与效率。“中国模式”中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使得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中国GDP还不足美国三分之一，但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世界水泥、钢铁和大多数原材料资源消耗第一大国，面临气候变化和绿色环保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应对目前世界的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目前模式的中国经济完成崛起，进而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因此，未来中国需要转型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以及传统产业提高知识、科技含量，节能减排，提高效率。关键在于高质量人才。
7. 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大企业和资本，也轻个人和民营企业。过去中国的发展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权利上的“国强民弱”、收入上的“国富民穷”，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也是“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基础。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投资，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而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公共政策、制度的发展与创新，社会文化与理念创新，智库与NGO等公共组织的发展是关键。这些方面的发展，不需要任何能源，完全依赖于人才的创新、创意。高质量人才是关键。
建议
因此，在全球化和国际化日趋激烈的竞争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必须正在面临艰巨的转型。中国需要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把“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从重硬件建设到重软件建设，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从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等许多方面。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改进我们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改进我们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加强重视人才参与政府工作以及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改进相关绿卡和签证制度，建立专业的人才猎头机构，加强人才研究，打造全球性的中国国际人才网络，建立国家级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数据库， 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完善科技园体系和留学人员创业体系，吸引海外人才来华创业就业，建立人才特区，实行特殊人才特殊使用政策，让国际人才按全球定价使用，降低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打造一个广纳天下人才为中国所用的中国梦。
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受惠于全球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中国制造”洒遍世界每个角落，与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然，外国直接投资也给中国带来了低端高科技产业和资本，最终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范围内许多研究甚至将中国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中国需要面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转型发展。人才，则是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支撑，“人才因素”将是中国下一个30年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发展的新活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王辉耀博士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发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智库型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