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网 >> 闲话九流☆★ >> 中国古代的城市流氓、赌徒、娼妓

城市是古代社会代表着较先进生产力和较高生活水平的地方，但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畸形的副产品，如流氓、赌徒、娼妓。他们的存在成为笼罩城市生活的阴影。

流氓早在先秦就有了，可以说他是伴随着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世事总易变，流氓古今同。纵观古代流氓，其所作所为与今日的流氓相差无几，而且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流氓，或欺行霸市，或把持渡口，或敲诈勒索，或倒换纸钞，或盗坟挖墓，或为妓院拉皮条，或专门行骗，设下各种骗局，如美人局（假娼优为妻妾，诱人上当，明代叫扎火囤，清代叫仙人跳，民国叫拆白党）、柜坊赌局、水功德局（即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诈骗钱财），或抄家放火，简直无恶不作。

由于流氓到处游荡，因此很容易扎帮结伙，联合起来为非作歹，气焰嚣张得有时把官府都不放在眼里。流氓帮伙常常以结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就更为恐怖，如宋代扬州有个“亡命社”，元代有“清乐社”、“扁担社”，明初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铲头社”，清代有“老洪会”、“洪连会”、“添弟会”、“千刀会”等，四处作恶，严重危害治安。有的流氓团体还以起义为名，反对官府。

应该说官府与流氓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官府（至少是某此集团和官吏）又常常和流氓勾结在一起，一个明火作恶，一个背地撑腰，共同违法营私。这样一来，流氓怎么可能真正被绳之于法呢？

赌博这种活动很富刺激性，又能不劳而获，正合流氓的口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骗钱的手段，因此，从事赌业的人，大都与流氓分不开。但是赌徒却不只是流氓，还有生活艰难的小手工业者、家财万贯的纨绔子弟和富商，前者迫于生存压力想去碰碰运气，后者则沉湎于千金巨资忽而得之、忽而失之的刺激之中。赌徒的心理反映了赌徒的心理反映了赌博业存在的社会基础。

赌博的结果只有两个，或赢或输，赢了的花天酒地，随意挥霍；输了的往往倾家荡产，无路可走，就敲诈索偷，无恶不作，于是世风日坏。

基于赌博的种种弊端，历代政府都想法禁赌，但是好赌的人太多了，甚至很多皇帝、大臣也如此，例如汉景帝、汉宣帝登基前都好赌，东晋大司马桓温、南朝刘宋时尚书郑鲜之、司马何尚之年少时也是好赌之徒。据说汉宣帝曾经输给赌坛高手陈遂，当上皇帝后就赐封陈为太原太守，为的是还赌债。而南北朝时齐明帝犒赏三军的方式竟然是赌博！

于是，赌博成为城市的不治之症，并最终成为社会的一个产业，上至朝士，下至黎民，几乎无人不为。

同赌博一样，卖淫也是一个产业，并且同世界各国一样，卖淫业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产业。

娼妓的起源，在殷代，据说那些才情色艺兼具的女巫就是早期的妓女。明明白白地以女色为业，则是在春秋时期，而且，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贤相管仲。他在宫中设置官营女市，有女闾（妓女）700人。

于是，这股祸水从封建统治的后宫中流出来，一发而不可收。各朝大都市都有著名的红灯区，如北宋东京城的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东雀门外，妓院林立；明代京城东城，广陵城内有著名的九条巷，道路曲折，精房密户，妓女多达五六百人，每到傍晚沐浴薰香，走出巷口，到热闹处拉客；清代北京城更有著名的八大胡同。

追究起来，娼妓的存在与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为了可观的税收，国家不能取缔，只能严格管理，限制政府官员嫖妓，例如唐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不许进入市场（妓院当时设在市场内），宋朝柳永因为流连青楼虽有才亦不能得功名。但对于商人和士兵，政府决不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说，妓院也正是为他们开的。

招待商人、士兵等下等人的是单纯出卖色相的普通妓女。教坊培养出来的能弹会唱、懂诗善画、气质优雅、色艺俱佳的歌伎，伺候的是“道德高尚”的上等人，她们和前者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男人的玩物，充其量算是高级妓女。虽然歌伎可能“一曲红绡不知数”，名噪一时，但一旦年老色衰，一切繁华就都如同春梦一场。她们的地位也不比普通妓女高，一样要戴上“妓女”的“标签”，比如“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明代规定）。普通妓女就更惨了，连父兄也要受株连，必得裹绿头巾。

中国的娼妓业还有一个特点，每逢社会盛衰，这个行业就尤其兴盛：社会稳定、生活富庶时期，饱暖思淫欲，嫖妓当然成为一种消费；而当政治黑暗，士人落魄之时，经民济世之学就只能消磨于为青楼知己填词谱曲之中，比如魏晋时（门阀制度黑暗），元朝时（一度轻汉人，废科举）。

清朝时取消了官营妓院，但结果只是促进了民间娼妓业的发达。事实上，如果不能消灭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娼妓业是不可能消灭的。

古代城乡生活之异同

同一个社会制度统治下，城市与乡村具有相同的等级制度、相同的道德标准，换言之，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城乡生活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差异。

从起源上看，城市是在乡村的基础上诞生的，催生素首先是政治，其次是经济。这两个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中国南北方城市的差异：北方政治色彩浓，南方经济意识强。而乡村是生存自然需要的产物，为其自然，才能数千年不变，发展缓慢。

从谋生手段看，城市居民做工、经商、提供服务，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从别人那里获取服务，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乡村居民世代以农为业，目的只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有限的交易也只在实物方面。

居住环境生存手段的不同，决定了乡民和市民思想意识、言谈举止、风俗习惯诸多方面的不同。由于村落散居，乡民接触的新鲜事物极其有限，视野狭窄，所以思想守旧，易安于现状，愚昧无知。例如乡间没有专门从事娱乐业的人，娱乐活动很少，只在社祭和重大节日的时候才有，而且充斥着浓浓的封建迷信色彩，简陋粗俗。人们追求的就是衣食饱暖，子孝孙贤，安于劳碌清贫的生活。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影响很大。

而市民每天都在人群中穿梭，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冲出了家庭局限，思想开放，谋求进取，追求的不仅是饱暖，还有精神享受，奉行享乐主义，过的是安闲舒适的生活。联系市民的是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对城市生活影响不大。另外，由于各种交易的频繁，城市生活显示出快节奏的特点，而农村则是静穆的一片。

城乡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幅风格各异的画卷，如果把它们合起来，恰恰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