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与项英

项英同志肖像

缅怀叶挺将军，回顾峥嵘历史，痛定再来思痛，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这一灾难本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至少不致几乎全军覆灭的重创。对此，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史学界确有人认为，项英应负的多大的责任还值得研究与客观分析。

据应邀担任1982《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条目撰写人——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原副部长、少将、研究员王辅一介绍：该条目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应承担的责任，做了如下客观评述：由于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1984年12月，总政治部百科编辑室将项英条目送审，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做了三处批示，其中在皖南事变一节旁批：“这个评语看来可以了。”胡耀邦对这件事很慎重，又批交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专家研究后，向胡耀邦报告：“我们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中央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余秋里也对条目均表同意。就这样，项英条目定了下来。尽管有人说此条目是“为项英翻案” ，并以多种方式与该者争鸣，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的项英条目均采用了这个客观的评述。1995年，该条目撰写人以项英条目为基础写成的《项英传》由中共史出版社出版，这为重新评价项英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

该条目撰写人进而认为：在搞清楚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有关史实，并对项英在其中应承担的责任有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后，从总体上正确评价项英才成为可能。他曾对皖南事变大量史料重点研究后发现，除蒋介石集团的阴谋外，当时情况还很复杂。例如，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刚明确新四军皖南部队要移至江北，第二天，中央又致电叶挺、项英，要求叶挺去三战区同顾祝同谈判时，应提出以阻止汤恩伯反共大军东进作为北移的交换条件，还要发开拔费、弹药，结果到最后都未实现；中央曾在1940年11月21日指示称“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而事实是蒋介石并未与日本妥协，大规模反共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直至12月25日，中央电讯指示，仍称“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而顽军于1941年1月7日就开始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下，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就太不公正了。长期以来，史学界还流行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移的说法，所以新四军在皖南受损失项英应负主要责任，这种说法并非尽然。新四军进驻皖南后，皖南作为南方革命重要战略支点地位更为突出。1940年2月，中央和军委就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5月，中央书记处同意军部移到苏南时，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可见，不完全是项英留恋皖南，而是中央重视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才十多天，中央军委就于1941年1月28日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重燃抗日游击战争烽火，这更说明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作为皖南时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皖南事变见证人之一的李一氓曾在1992年撰文介绍说，中央在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没有表示拒绝。因而说项英反对北移是站不住脚的。总之，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巨大损失，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然负有责任，但不应是像以前所讲的“全部责任”或“大要责任”。

该作者特别指出：项英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头一年，就领导所在纺织厂工人罢工；122年4月入党，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早；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比朱德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比毛泽东早，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遍查项英史料过程中，条目作者发现他优秀品质令人敬佩。如：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中央领导成员都随主力行动，只有项英被留下坚持斗争，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可见项英坚强的党性原则；1935年至1937年，项英一直在深山密林里转战，东西全丢光了，可《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却保存在挎包里，时常拿出来读一读，可见他革命意志的坚定程度；1939年5月，项英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并提出“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这种敢于坦诚直言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1998年5月13日，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名将之一”，对项英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为纪念建党80周年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有关皖南事变一节中，只字未提项英的错误和责任。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部队，其前期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东南局、军分会党的领导，而东南局、军分会的书记都是项英，自然应有他项的一份功劳。当年在皖南战斗过新四军老同志说得好：没有项英，就没有皖南新四军，没有新四军前期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期的发展。另外，对叶挺评价要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叶军长对新四军的发展和建设做出许多贡献，然而他三年间有一半以上时间不在皖南又是事实。叶挺不在位，没有指挥战斗，还把成绩挂在他头上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在影视制作中过分夸大项英的是非与过错，把新四军的功劳都归于叶挺，那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况且，几年前央视播出电视剧《新四军》后，在北京百万庄，有记者采访在中国科协离休的项英同志的女儿项苏云，面对房间里悬挂的许多老照片，她深有感触地说：在《新四军》剧情中，项英并不是主角啦，项英早就从许多史书、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上消失很久了，“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中没有他，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只提了11个，纪念新四军的文章甚至纪念碑上的铭文中，一个“等”字就把创建新四军的父亲给“等”没了。还有，定每年的8月1日为建军节，也是项英最先发布命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的。不过，家里的这些照片纪录了真实的历史。她谈起那些尘封了50多年的往事：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他所谓的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新四军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上级命令。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毛主席起草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最终没获中共七大通过，但它却是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面对当时复杂的情况，任何人都很难对自己的决策判断准确，失误有所难免，这无损于中央领导形象。作为新四军领导人之一，父亲“负有责任”，但不应该是“全部责任”。中央可能是为了全局考虑而采用这种方法，但解放后父亲从许多历史纪录中消失，显然有失公允。关于父亲与叶挺、陈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些人把他们说得矛盾重重。她说：试想,如果叶挺、陈毅在世，不会坐视把项英写成反面人物而不管不问。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 我清楚地记得1956年从苏联回国一次舞会上，陈毅伯伯看到我，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得意洋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就让我回想起还在延安时，一次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他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毅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一万边区币。后来也是他在七大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中央仓促中对项英的那份决定才没被通过，从中足以看出他与父亲所谓的“重重矛盾”根本毫无根据。1998年，父亲10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吴邦国、迟浩田、曾庆红、张震等领导出席了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中对父亲的一生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去年，中央军委批准出版了《项英军事文选》，再次肯定了父亲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中央党史出版社也出版了《项英传》，才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