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讲义 3

第八章  中古东欧诸国
本章重点：
1、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廷
2、拜占廷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3、古罗斯的建立及其封建制度的形成
4、俄罗斯摆脱蒙古统治的斗争
5、中央集权及专制统治的形成
参考书目：
1、（前苏）列夫沉柯：拜占廷简史，三联书店，1962年。
2、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
第一节     拜占廷
一、四至五世纪拜占廷的社会经济状况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为东罗马帝国，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廷的旧址，故又名拜占廷帝国。在西罗马崩溃后，它继续保持了政治、经济上的繁荣，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强国。
当西罗马城乡经济衰落，奴隶制陷入绝路之时，拜占廷的经济却依然得到发展。拜占廷农业的基础是隶农制，帝国的埃及、小亚、色雷斯地区，农业经济发达，为城市提供粮食和手工业原料。拜占廷的农村，隶农占人口中的多数，是农业上的主要生产者。在奴隶主的庄园中，部分奴隶转化为隶农，他们被分与一小块土地，自行经营，身份上成为丰自由人。但帝国政府却颁布法令，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准随便离开土地，也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这种生产者实际上成为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依附农民。由于帝国赋税的压迫和官吏的侵夺，一些自由小农不得不投靠大地主以求庇护，自由农民变成了依附隶农。四至五世纪，拜占廷的隶农制十分普遍，奴隶制的田庄虽然存在，但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奴隶劳动在农业中不占主要地位。隶农制的急剧发展，大大缓和了拜占廷的奴隶制危机。
拜占廷的城市始终保持繁荣，并且农村有着贸易关系，君士坦丁堡是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它的手工业以奢侈品生产为最重要，其中尤以丝织业最负盛名。其次是金属工业，主要制造金银餐具及镶嵌金银的器皿，供上层使用，军火制造业也较重要，它受国家控制，私人不得经营。君士坦丁堡利用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自己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商业繁荣，人口众多，是当时欧洲最富庶的大都会。
由于拜占廷的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奴隶制危机不如西罗马深刻，国库充实，国力强盛，因而能够克服暂时危机，继续存在下去。
二、查士丁尼的统治
查士丁尼（527－565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他的主要目标是重新征服西方已经丧失的土地，恢复罗马帝国，为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采取措施巩固帝国内部，他即位之初就着手编纂法典。于529年编成《查士丁尼法典》10卷，533年编成《法学汇纂》50卷，收辑历代法学家的论文。同年又颁布《法理概要》（法学家指南）阐明法学原理，最后又将查士丁尼534年以后颁布的法令汇集成册，称为《新法典》。查士丁尼时代汇集整理的全部罗马法律文献，统称《罗马民法汇编》，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从十二世纪起，这部法典成为西欧各国研究和制订法律的基础。
拜占廷在行政区划上分两大郡、七大州和六十个行省，由皇帝派官吏行使地方统治权。查士丁尼时期，帝国政治非常腐败，贪污、贿赂成风，大小官员滥用职权，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查士丁尼也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教堂，在各地到处修筑桥梁，改善道路，设立防卫网。政府开支扩大，赋税就不断加重，人民不堪重负，到处爆发起义，规模最大的是532年1月首都群众发动的“尼卡”起义（希腊语胜利之意，为起义者口号），君士坦丁堡除皇宫外尽落入起义者手中，后来查士丁尼的大将贝利撒留利用雇佣军镇压了这次起义，帝国的统治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查士丁尼的对外政策是致力于消灭西欧各日耳曼族的封建国家，恢复古罗马帝国的版图。532年，他不惜以高代价和波斯缔结和约。稳定东部边境，然后集中力量侵略西方。533年，派贝利撒留率军入侵汪达尔王国，攻占其首都迦太基，灭亡了汪达尔王国。随后在北非恢复了帝国的行政机构。535年至536年，贝利撒留北上渡海侵入意大利，进攻东哥特王国。540年占领了罗马城，在意大利迅速恢复了旧日罗马的地方行政机关，对奴隶和隶农进行反攻倒算，并搜括珍宝和财物运往君士坦丁堡。这种倒行逆施遭到意大利人的强烈反抗。以致查士丁尼直到554年才完全征服意大利半岛，随后，查士丁尼向西班牙进军，夺取了西班牙半岛东南部，至此，拜占廷夺回了西罗马的大部分领土。
由于查士丁尼的复辟政策不得人心，因而他在西方的统治极不稳固。到他的继承者统治时期，帝国在西方的领地不断丧失，同时，从六世纪后期起，外族不断入侵，尤其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侵占了拜占廷大片领土，拜占廷实际上变成一个龟缩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由希腊人统治的君主国。
三、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七至十一世纪是拜占廷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拜占廷的封建制度是帝国早期的封建因素和斯拉夫人农村公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七世纪期间，拜占廷用强制手段将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大量迁移到小亚和其它地区，这些移民改变了拜占廷的民族结构，同时带来了农村公社，使帝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变。这些情况反映在八世纪前期形成的“农业法”中，农业法是拜占廷与斯拉夫人习惯法的结合。当时拜占廷的生产技术较西欧进步，铁制工具在农村广泛使用。自由农民公社的组织形式继续存在，耕地归农民占有，份地定期轮换，使用权受公社保护，这种小农土地占有是当时农村占有土地的普遍形式。农业法中也提到，有的自由农民因重力耕种而放弃份地，有的则租种别人的份地，向土地所有者缴纳部分收获物，成为对分制佃农或“什一租户”，这表明，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已开始瓦解，封建租的关系已经产生，拜占廷社会正逐渐向封建制过渡。
七世纪初建立的希拉克略王朝代表了封建化贵族的利益，康士坦斯二世（641－668年）时实行了军区制，全国被划为十一军区，代替行省，军区首脑行使地方军政大权。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分得世袭份地，成为屯田兵，他们免服劳役，但须缴纳租税。军区制的实施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军事力量。同时，对军队上层的大规模分封，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军事封建贵族阶层，他们和旧贵族结合，共同构成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由破产农民、隶农和残存的奴隶耕种，这就是拜占廷早期的封建关系。
实行军区制需要大量土地和军费，于是政府征用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因为教会，修道院占有拜占廷几乎半数的土地。这些土地享有免税特权，因而政府与教会矛盾尖锐，终于在八世纪爆发了“破坏圣像运动”，伊苏里亚王朝统治时期，皇帝立奥三世（717－741年）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颁布诏令，禁止供奉圣像，进而封闭修道院，没收教产，强迫修道士负担国家的赋税和公役。这些措施得到军事贵族和宫廷贵族的支持，没收的土地大部分为他们占有，“破坏圣像运动”延续了一个世纪，加速了封建化的步伐。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867－1056年），拜占廷的封建关系迅速发展，国家的税收政策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自由农民的没落。从六世纪起，全体居民必须纳税，政府收入大增。此外，农民还必须负担建筑、运输等劳役。为保证农业所必需的劳动力，帝国在农村实行连环保制度，凡因农民逃亡而造成耕地荒废者，同村人要代缴土地税。捐税和劳役的沉重促使农民破产，依附于教俗封建主。到十世纪，拜占廷的大地产迅速增多，小领地不断减少，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在一片混乱中建立的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为了强化中央政权，推行了“普洛尼亚”（监领地）制度，政府将国家土地和农村公社土地分给公职贵族监领，接受监领地的必须服军役，按监领地大小提供相应数量的兵员。监领地不能转让和继承，只能终身占用，领受监领地的，同时也取得对领地上农民的支配权。农民领有世袭份地，向监领人纳税服劳役，并丧失人身自由。到十一世纪末，拜占廷的自由农民大多数沦为这样的依附农民，封建关系最终确立。但此后随着监领地的世袭化，在拜占廷社会形成一个世袭贵族阶层，他们享有越来越在的独立性，拥有大量地产和依附农民，领地上自然经济因素的增长，破坏了中央集权的基础，导致分裂倾向加强。
四、拜占廷的衰亡
十一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边境受到突厥部落的侵袭，领土不断缩小，十三世纪初，第四次十字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虽然拜占廷又复国，但经过西方侵略者的破坏，国势衰微，再也难振以往声威。
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起，土耳其不断蚕食拜占廷在小亚和欧洲的领土，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兼并了除君士坦丁堡外所有拜占廷的土地。1453年4月，土耳其军队正式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并于5月29日攻陷该城。土耳其人随后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第二节      俄罗斯
一、古罗斯国家
古罗斯主要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创建于九世纪中叶。东斯拉夫人长期居住在东欧平原，七、八世纪时原始公社制才开始解体，新的地域公社（农村公社）代之而起，这种公社，斯拉夫语称为“维尔富”(原意为绳子)，因为农村公社形成后，需要用绳子丈量可耕种的土地，然后进行分配，维尔富的成员实行连环保制度（如某成员杀人或盗窃，其它成员在一定情况下负有连带的责任）。九世纪以后，东斯拉夫人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日益显著，农村公社中的上层人物，大部分从事征战，逐渐形成武士阶级。他们把公社土地据为己有，让奴隶和依附农民耕种，武士集结在某军事首领周围，跟随他四处征战，这种主从关系就是以后君臣关系的萌芽。
古代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斯拉夫人称其为瓦里亚格人）的征服。俄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里有过明确的记载，据说862年，一个名叫留里克的瓦里亚格人，率大批亲兵队夺取了诺夫哥罗德公爵的权力。建立了小公国。这时大贵族掀起了瓦丁姆暴动，要推翻小公国，但被留里克镇压。879年留里克死后，其亲属奥列格继续统治诺夫哥罗德。他沿瓦希商路南下征服斯摩棱斯克，于882年到达基辅公爵阿斯科德和迪尔，建立了留里克王朝的基辅公国，并以此为新都，把它称为“罗斯诸城之母”。
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以征战劫掠，内外贸易为主要任务。他们向被征服居民索取贡物。其方法是“索贡巡行”，每年冬初，大公带领亲兵到所属居民中，挨家挨户向人民征收毛皮、蜂蜜、蜂蜡等贡物，他们在外巡行一个冬天，所到之处，连征带掠，肆无忌惮，居民往往在他们到来时四散逃亡，索取贡物反映了国家与居民之间的统治与依附关系。同时，这也是推动基辅王公出兵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征来的货物，每年春季运往君士坦丁堡出售，由于拜占廷对罗斯商人条件苛刻，九世纪后，他们不断进攻拜占廷，直到十世纪后期。
二、封建关系的形成
古罗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比较漫长。十世纪时，王公贵族开始占据田庄和城堡，封建关系开始产生。988年，基督教成为基辅国教，更巩固了这种关系。到十一、十二世纪，编年史上经常提到王公贵族田庄，可见王公贵族占有世袭领地已成普遍现象。此外，教堂得到王公贵族的捐赠，获得大量土地，也成为封建大土地所有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除大小贵族外，九至十世纪基辅罗斯的主要农业居民是斯美尔德。他们大部分是自由的小生产者，但他们从属于王公，得向王公交纳贡物，所以他们只是半自由人，有些贫困化的斯美尔德则成为贵族依附农民。罗斯的依附农民还有多种类型，有的完全陷于依附地位，生活没有保障。封建主可以买卖，这就是农村的贫民（西罗德），有的因欠债而陷于依附状态，自己没有土地，按照契约规定给人家劳动以抵偿债务，这是“债农”。此外还有耕种贵族土地，一无所有的契约农等。实际上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主要是靠封建主不断损害小农利益才实现的。到十二世纪，古罗斯的封建土地制度基本确立。
三、罗斯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
1054年雅罗斯拉夫死后不久，基辅罗斯就开始瓦解。他的三个儿子各据一方，互动干戈。同一时期，游牧民族波洛伏齐人不断进犯罗斯国土，于是雅罗斯拉夫的子孙于1097年在留别奇集会，商讨团结对敌，结果罗斯取得最后胜利。1113年，弗拉基米·摩诺马赫做了大公。他推行了一系列加强大公政权，恢复罗斯国家统一政策。最终以失败结束。1125年他死后，罗斯各公国虽仍宗基辅为主，但实事上各自为政。
早在十一世纪后半期，罗斯就受到波洛伏齐人的进攻。到了十三世纪蒙古兴起后，向西发动进攻。从1235年至1240年底消灭了罗斯各公国。并于1243年建立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各地，罗斯从此遭受外族统治达二百多年。
四、莫斯科公国的兴起及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莫斯科原为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的属地，历史上首次提到莫斯科是编年史记载的1147年长手尤里与车尔尼戈夫公爵在此会见一事。这一年也就成了莫斯科奠基的年代。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莫斯科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借助蒙古的力量逐渐发展起来。蒙古为了统治罗斯，采用分封弗拉基米尔全罗斯大公的方法，拉拢分化罗斯诸王公。莫斯科有伊凡一世（1325－1340年）时，采取竭力讨好蒙古王公并借其支持消灭竞争对手的办法。于1328年获得全罗斯大公称号，伊凡一世奠定了莫斯科强盛的基础。
十四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内部出现混乱，莫斯科乘机开始了摆脱蒙古的斗争，七十年代末便向蒙古人发动进攻。1378年，蒙古汗调兵遣将，在沃查河与莫斯科会战，结果惨败而归。1380年8月底，莫斯科取得重大胜利，这次战役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莫斯科大公底米特里获得了“顿斯科伊”（顿河英雄）的尊号。蒙古失败后，于1382年卷土重来，突袭莫斯科，底米特里猝不及防，遭到失败，被迫纳贡，直到1395年。
底米特里之子瓦西里一世统治时期（1389－1425年），莫斯科领土更加扩大，瓦西里二世时（1425－1462年），莫斯科内讧使国家中央集权化过程暂时中断，直到伊凡三世（1462－1505年）和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时才恢复和最后形成。伊凡三世的主要对手是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诺夫哥德早在1456年便依附莫斯科。伊凡三世也把它看成自己的世袭领地。诺夫哥罗德贵族企图投靠波兰对抗莫斯科，于是莫斯科1471年进攻诺夫哥罗德，舍隆河一役击败诺军。签订克罗斯坦条约，使其臣服于莫斯科。1478年，彻底消灭了它，对特维尔，伊凡三世于1485年8月率军包围特维尔。毫无抵抗便吞并了它，伊凡三世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中央集权国家基本形成。1480年，莫斯科彻底摆脱蒙古的统治其子，瓦西里三世时又吞并了普斯科和里亚赞先。完成了全罗斯的统一，莫斯科政权便成为全国性的管理机构。过去的领主杜马（贵族会议）变成近臣会议，是直属大公的最高常设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大公与近臣协商。十五世纪末出现了最早的行政机构“政厅”，管理政府各部门，大贵族充任各政厅长官，地方管理实行供养制，地方官由当地居民供养，他们兼行政、司法、税收及军事大权于一身。
伊凡四世时（1533－1584年）俄国开始了君主专制，伊凡成年前权力落到贵族手里，贵族会议限制了大公的部分权力。1547年伊凡加冕称沙皇，并利用人民起义之机推翻大贵族统治掌握大权。1549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改革以强化皇权。1550年他颁布新法典，以法律形式巩固了已取得的国家中央集权化的成果。军事改革伊凡四世改革的中心环节，1556年的兵役法改革，使封建家兵转变为替沙皇服役的军队，这加强了他的军队力量，为后来的大规模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五十年代中期改革主要是对中央国家机关的改组，增设了一些分掌各部门事务的中央机关。由大贵族任首脑，小贵族处理日常事务。1555年，全国普设地方司法机关，从而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这次改革，加强了沙皇的中央政权，确立了俄罗斯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分裂的王公贵族势力受到打击。
五、封建农奴制的加强和波洛特尼科夫起义
十五、十六世纪俄罗斯农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地区扩大，三圃轮作制广泛流行。十五世纪末粮食成为商品刺激了谷物生产。当时在农业地区并存劳役租、代役租、货币租三种地租。从十六世纪末起，劳役租成为主要剥削手段，封建主竭力扩大庄园，抢夺土地，强迫依附农民为其耕种，农民处境恶化，出现了对分制佃农、雇农、契约农等。由于剥削的加重，加上频繁的战争，农民状况日益恶化。不断出去逃亡。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国家开始直接干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国家法典中列入了限制农民离开主人的条款，此后更禁止逃亡或合法转移。十六世纪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却促使了俄国农奴制的加强。
1601－1603年，俄国发生大灾荒，地主商人乘机大发横财。城乡人民大批饿死，到处都酝酿着大规模起义。1606年，波洛特尼科夫领导了乌克兰地区的起义，一呼百应。到10月，起义队伍达10万人，并包围了莫斯科。他要求农民起来反抗封建主，夺取土地，废除农奴依附关系，要求市民杀死所有贵族和商人。12月，义军退出莫斯科。1607年5月退守土走后门，由于官军掘河灌城，义军粮尽援绝，宣告失败。波洛特尼科夫被抛入水中淹死。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它使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受到一定打击。
六、沙皇的对外扩张
伊凡四世的内政改革，加强了俄国的军事实力，沙皇从此开始了对外扩张。在东方，它极力夺取金帐汗国的遗产，消灭四分五裂的鞑靼汗国，夺取伏尔加河中下游和黑海里海地区。喀山和阿斯特拉罕首当其冲。1552年6月伊凡率15万大军进攻喀山。10月进城后，纵火烧城。将其夷为平地。1554年又派军占领阿斯特拉罕。并于1556年吞并该国。十六世纪后半期，俄国侵入西伯利亚，占领土地，掠夺毛皮，无恶不作。1588年消灭失必儿汗国，彻底征服了西西伯利亚，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沙俄在征服鄂毕河流域后，又侵入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域，十七世纪中叶哥萨克开始侵入中国北方领土，强占中国土地。
沙俄在东方得手的同时，又把扩张的矛头转向争夺出海口，便向波罗的海进军。1558－1583年发动了立沃尼亚战争，战争初期莫斯科获得胜利。由于波罗的海地区与许多国家利害攸关。于是1561年开始外国干涉开始，立沃尼亚战争国际化（瑞典、波兰——立陶苑），结果，俄国不但没有取得出海口，反而丢失了部分国土。
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1、破坏圣像运动    2、索贡巡行
二、简答
1、5至6世纪拜占廷帝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特点及其后果。
2、拜占廷帝国衰亡的原因是什么？
3、莫斯科公国是怎样兴起的？
三、论述
1、试评述伊凡四世及其初期的专制统治
第九章   中古西亚诸国
本章重点：
1、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国家的起源
2、阿拉伯帝国的形成
3、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4、奥斯曼土耳其的强盛及其衰落
5、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制度
参考书目：
1、郭应德：阿拉伯中古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孙义学：世界中世纪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
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
1、伊斯兰教产生的背景
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居民是贝多因（贝都因）人，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六至七世纪，阿拉伯人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大变革时期。原始公社解体，阶级社会开始产生，在社会关系方面，既保有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某些特点，又出现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剥削的萌芽，牧场共同使用，首领民主选举，战俘成为奴隶，贫困化的氏族成员也有沦为奴隶的，由于部落间常有冲突，战争和掠夺成了男子的英雄事业。
半岛西部从也门经过汉志（红海沿岸一片土地）到叙利亚，是东西方贸易的一条商路，也是拜占廷与伊朗长期争夺的焦点。525年，拜占廷唆使其盟国埃塞俄比亚侵略也门，建立统治，这引起伊朗嫉恨。570年派兵赶走埃塞俄比亚人，直到628年兵败退出。长期的战祸使汉志商路（阿拉伯商路）大大衰落，东西方贸易的商路从此改换为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叙利亚、拜占廷等地。
阿拉伯商业的破坏和经济的衰落，使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奴隶深受其苦，社会的阶级分化更为加剧，人民群众不满，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不断发生，阿拉伯贵族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对外夺取商路，扩张领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国家。伊斯兰教的产生恰是社会经济变动和政治统一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2、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极不统一，贝多因部落和各城市居民，多为原始的自然崇拜，也有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很早就传入阿拉伯半岛，他们的传播，对伊斯兰教的产生有一定思想影响，穆罕默德本人非常熟悉犹太教、基督教和部落宗教。
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城古莱西部落哈希姆氏族的没落贵族商人家庭。幼年丧亲，随伯父长大，他作过牧童，也随商队经历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25岁时和一个比他大15岁的富商寡妇卡狄加结婚。40岁时出家隐修，据他说真主派天使告诉他“你应以真主的名义传道”，从此每次传道，开头总讲：“除独一的安拉以外别无主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即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十六字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正使者。）
穆罕默德传布的新教被称为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词原为皈眼之意，他的信徒把他看成基督一样的先知，而且是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这些信徒被称为穆斯林，意即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定期赈济穷苦人，每天举行祈祷，伊斯兰历九月定为每年的斋月，白昼斋戒禁食。他还号召信徒到麦加朝圣。信徒必须响应先知的号召，为信仰的胜利而斗争，反对一切不信真主的人。
穆罕默德传教20多年，全面地阐述了伊斯兰教教义，他以安拉名义所“降示”的圣言都由身边的弟子记录下来，在他死后20年，由赛义德·撒比特搜集整理，抄录成册，称为《古兰经》，全书共114章、6200多节（这里章意为启示，节意为奇迹、预兆），所谓“古兰”，阿拉伯语意为读本，是伊斯兰教徒必读的课本、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古兰经》章节大小不一，内容编排并无内在联系，有学者认为，《古兰经》条文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言行，而是经过后人增删和修改的。综观《古兰经》全部内容，根本不是安拉的“启示”，而是穆罕默德针对各种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他在麦加的言论（占90章）多系颂扬安拉、驳斥反对者、宣扬天堂美好、末日恐怖等说教，他还谴责发不义之财的人，主张释放奴隶。在成为公认的“先知”并掌权之后，他的腔调就完全变了，说安拉最喜欢忍耐的人，而且《古兰经》规定：自由人是自由人，奴隶是奴隶，妇女是妇女，如果伤害了不同的人，抵偿办法也不相同。由此可见《古兰经》把阶级分化实际上合法化了。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言论（占24章）大多为阐述宗教仪式、规章制度，并强调教徒内部的团结和对外征服。
伊斯兰教反映了阿拉伯国家政治上要求统一的意愿，由成了阿拉伯半岛统一的工具，对于促进阿拉伯世界的进步与统一有积极作用。
3、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
穆罕默德开始是秘密传教，信徒较少，主要是他的亲属，也不敢在麦加称内祈祷，常常躲在城外山沟里举行仪式，后来信徒增加，逐渐公开传教。由于伊斯兰教除安拉外不承认任何部落神，这直接威胁麦加贵族和富商的领导作用和从神庙市集获得的经济利益，以阿布·苏非扬为首的麦加贵族坚决反对穆罕默德的宗教宣传，并图谋杀害穆罕默德，于是622年9月的一个夜晚，穆罕默德和几个忠实信徒离开麦加，逃往雅特里布，自此以后，穆罕默德出奔之日（阴历7月16日）被伊斯兰教徒称为黑蚩拉（希吉拉，汉译徙志）节，622年则为伊斯兰历的纪元之年，雅特里布后来更名为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
迁到麦地那后，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中心，联合一切反对麦加贵族的势力，建立了一个神权国家，他主要依靠由麦加迁到麦地那的穆哈吉尔（迁士）和麦地那改信伊斯兰教的安沙尔（辅士）的支持，组成强大的武装，迅速统一周围地区，凡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分部落和氏族，以兄弟相称，血族复仇战争被取消，使狭隘的氏族关系被打破，为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他开始了反对麦加贵族的战争，630年击溃了麦加的反抗，双方缔结“侯德比耶和约”，麦加同意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威，穆罕默德则保留了特殊的宗教地位，克尔伯古庙改为清真寺，黑陨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保留了下来。征服麦加是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阿拉伯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步骤。630—631年间，许多部落宣布加入伊斯兰教，一些犹太、基督教徒向穆罕默德纳贡，有的改信伊斯兰教。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突患霍乱去世，但这时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
二、阿拉伯帝国的兴亡
1、初期哈里发的征服
穆罕默德死后，阿布·伯克尔被推选为继承人，改称哈里发，意为安拉使者的继承人。这是集宗教、行政、军事大权于一人之身，政教合一的国家首脑，阿布·伯克尔时便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首先同拜占廷、伊朗作战。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时，号称“安拉之剑”的大将卡利德率军进攻叙利亚。于636年8月攻占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全境，在与拜占廷作战的同时，阿拉伯以主力进攻伊朗。637年占领伊朗首都泰西封。642年彻底灭亡了萨珊王朝。欧默尔另派大将阿鲁姆进攻埃及。642年攻陷开罗。645年又占领了利比亚等地。
2、倭马亚王朝和帝国的形成
在对外征战中，穆罕默德的政敌：麦加的倭马亚贵族逐渐掌握了军、政、教权、鄂斯曼还被选为第三任哈里发，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为首的一派，反对鄂斯曼的统治。于是形成一个政治宗教团体――十叶派。656年，他们联合反对派在麦地那刺杀了鄂斯曼。以阿里为第四任哈里发，以叙利亚总督摩阿维亚为代表的倭马亚贵族，拒不承认阿里，于是内战爆发。战争中，阿里想与摩阿维亚妥协，这引起十叶派的分裂，反对妥协的下层群众另立“哈瓦立及派”（军事民主派），他们要求恢复初期伊斯兰教比较平等的关系，共同分配战利品，一切穆斯林都有参加选举的权利等等。但阿里疯狂镇压军事民主派，661年最终被军事民主派杀害，摩阿维亚成了哈里发，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哈里发从此成为世袭。
在残酷镇压了各种反抗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后，倭马亚王朝继续大规模向外扩张。在西方，曾多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侵入突尼斯，698年攻陷迦太基，消灭了拜占廷在北非的残余势力，并降伏了柏柏尔人，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组成阿拉伯骑兵。他们还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于711年消灭了西哥特王国，迅速征服了比力牛斯半岛，后来攻入法兰克，732年败于法兰克人。在东方，势力扩张到印度洒流域的中亚。664年占领喀布尔，674年越过阿姆河，占领布哈拉，撒马尔军等城，到八世纪初，侵占了中亚大部分，并与中国唐朝发生冲突。
到八世纪中叶，阿拉伯的版图，西起大西洋，东到印度河，北起黑海和里海南岸，南至尼罗河下游，形成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的阿拉伯帝国，国家制度也逐渐完备。哈里发是最高统治者，下设维齐尔（宰相）辅佐，其下有各部大臣，管理行政、财政、军需等事务，地方行政基本沿用拜占廷和伊朗旧制，分设九个行省，由长官爱弥尔（总督）统治，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为法定语言。
3、阿拔斯王朝和帝国的分裂
阿拉伯帝国的对外征服，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哈里发国家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政治上的反对派必然表现为伊斯兰教的宗派，宗教上的分歧不可避免的发展为政治上的对抗，帝国内部的各种宗教派别实际上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具体表现。倭马亚王朝后期，十叶派与正统教派逊尼派针锋相对，两派宗教上的分歧反映了两派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八世纪二十年代，东方各省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阿拔斯派，伊拉克大地主阿布·阿拔斯自称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裔，指责倭马亚王朝是穆罕默德仇敌之子孙非法窃取了哈里发政权，阿拔斯派网罗地方反对势力，伺机夺取政权。
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倭马亚王朝腐朽衰败，各地反抗斗争不断，呼罗珊地区有个奴隶出身的伊朗人阿卜·穆斯林以阿拔斯的旗帜进行反倭马亚王朝的宣传活动，并于747年发动起义，750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阿布·阿拔斯称哈里发，建立了阿拔斯王朝。阿卜·穆斯林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他的部将齐雅德曾大败唐朝高仙芝的军队，754年阿卜被哈里发刺杀。762年，哈里发迁都巴格达。
阿拔斯王朝采用了伊朗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央专制政权，在政府的各级机构中，波斯人排挤了阿拉伯人，维齐尔（宰相）的权力加强了，可任免行省总督，中央有管理税收、警务、驿递、司法等部门，首都和地方法官由哈里发委派通晓《古兰经》和《圣训》的人担任，全国分设二十几个行省，设总督统治，以巴格达为中心开辟弛道，设立驿站，建立了十多万人的近卫军。
虽然王朝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人数众多的军队加强对帝国的统治，但由于帝国内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族人民反抗阿拉伯统治者的斗争便贯穿了阿拔斯王朝的始终，他们或者打着非伊斯兰教的其它宗教的旗号，或者打着反对正统教派的旗号进行斗争。756年，一位索罗亚斯德教徒辛德巴德在伊朗北部雷伊至尼沙普尔地区，利用阿卜·穆斯林的威望发动了起义；776—783年，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发生了哈希姆·伊本·哈金领导的粟特农民起义；816—837年，在阿塞拜疆发生了著名的巴贝克起义；这些起义都被哈里发镇压了下去。在人民起义的打击面前，哈里发为了加强实力，镇压起义，自九世纪前期以来，每年从中亚输入上千的突厥奴隶，以充实军队，并担任警卫。这些突厥将领，通过参与宫廷阴谋，逐渐取得权势，左右了朝政大权，哈里发成了傀儡。各省总督也在当地封建主的支持下，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渐趋瓦解。早在750年，阿布·阿拔斯夺取政权后，下令斩尽杀绝倭马亚家族，当时只有王子阿布德·拉赫曼一人幸免于难，他先逃到北非，后去西班牙，依靠阿拉伯贵族和柏柏尔贵族的支持，于756年宣布独立，建立“后倭马亚王朝”（929年也称哈里发，定都科多瓦），这是阿拉伯帝国分裂的开端。788年，阿里家族控制的十叶派在摩洛哥宣布独立，建立伊德利斯朝（788—985年）；800年，非洲总督阿格拉布在突尼斯建立阿格拉布朝（800—909年）；868年，突厥将领图伦占据埃及和利比亚，建立了图伦朝（868—905年）。在帝国东部，呼罗珊地区有塔黑尔王朝，伊朗东部有萨法尔王朝（861—900年），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河中地区有萨曼王朝（874—999年），帝国早已四分五裂。
九世纪后期，人民大起义再次给帝国以沉重打击。869—883年，巴士拉地区爆发了黑奴大起义，起义者于870年攻占巴士拉城，并威胁首都巴格达，后来由于内部分裂，阿拔斯王朝乘机进攻，起义失败。891年，在伊拉克、呼罗珊、也门、叙利亚等地活动的卡尔马特运动在伊拉克北部发动起义（领导者哈马丹绰号卡尔马特），899年建立了一个存在150多年的政权。
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各地封建主纷纷独立，帝国领土只剩下巴格达周围美萦不达米亚的一部分。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入侵巴格达。哈里发被解除了政治权力，只保留宗教首领地位。1258年蒙古入侵，阿拔斯最后灭亡。
三、阿拉伯帝国封建制度
阿拉伯帝国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受先进地区的影响，逐渐过度到了封建社会。
1、土地制度
伊斯兰教认为土地属于安拉，只有哈里发才有权支配，因而征战中所占领的土地全归国家所有，哈里发把原属拜占廷和伊朗王室贵族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伊斯兰教寺院和阿拉伯贵族，各地清真寺也占有大片土地。此外，个别封建大家族（如倭马亚、阿里家族）占有许多土地，那些改信伊斯兰教、投靠新政权的拜占廷、伊朗贵族保留了他们原来的土地。清真寺占有的土地称“瓦克夫”，用以供养寺院，不得转让或买卖，私人所有的土地称“穆尔克”。可以自由处理，但必须向哈里发纳税。总之，哈里发国家是最高地主，所有土地均须缴纳土地税，非伊斯兰教徒必须缴纳人头税。
国家、寺院、贵族的土地，由农民耕种，缴纳封建租税，七世纪时，政府强迫农民颈上挂牌，写明住址，防止逃亡，租税额也迅速增加，农民处境艰难。阿拉伯人在征战中，把大把战俘变为奴隶，奴隶买卖当时很流行。有黑奴，也有白奴，被大量运用在土地上，从事耕种，采矿家庭服务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奴隶，其地位接近依附农民，在手工业生产中，奴隶定期向主人缴纳部分产品或货币，也可经营自己的经济，奴隶生产在阿拉伯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奴隶的大量存在却是阿拉伯帝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
阿拔斯朝时期，土地和水源主要归哈里发国家所有，但同时也存在有条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伊克塔。它类似西欧的采邑制，由国家公职人员终身占有，领有伊克塔者，起初是征收地租，并按领受的土地面积大小为哈里提供相应的战士，如无特殊许可，领受者死后须将土地交还哈里发。后来随着职位的世袭，伊克塔也变为世袭领有，但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哈里发的。
2、封建经济的发展
阿拔斯王朝最初一百年是阿拉伯封建经济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哈里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灌溉，开渠筑坝，修建水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河渠水网，纵横密布，促进了农业发展，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波斯湾东岸和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是阿拔斯王朝的四大谷仓，土地肥沃，农产丰饶，号称鱼米之乡。手工业发展也很迅速，有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制陶业、造纸业等部门，像大马士革的锻子、库法的绢、布哈拉的毛毯、叙利亚的玻璃远近驰名，阿拉伯商人经销或转运世界各地的精美物品，使得巴格达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内有各种手工行业，各地的工农业产品也通过水陆运输供应巴格达，城内还专设商业区以满足商业的发展。
第二节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一、帝国的形成与扩张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突厥人的一支，原住里海东南岸的呼罗珊地区。十三世纪初，蒙古西征被迫迁到小亚细亚，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在紧邻拜占廷的萨卡利亚河畔得到一块封地。1242年，罗姆苏丹国在蒙古侵袭下瓦解，这支土耳其首领奥斯曼（1282－1326年）率领下打败邻近部落和拜占廷的军队而宣布独立。奥斯曼也于1293年自称“爱米尔”，1326年，他们夺取拜廷重镇布鲁萨，并定都于此，这不仅奠定了这个土耳其国家的基础，而且为其向巴尔干扩张铺平了道路。从此，人们称这个国家为奥斯曼国家，称这支土耳其人为奥斯曼土耳其人。
奥斯曼儿子乌尔汗统治时（1326－1359年）建立了常备军，常备军有两种：一种是得到采邑的封建主提供的军队，另一种是新军，大约建于1330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土耳其军队的核心，驻防重要城市和要塞，在对外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尔汗一方面利用小亚细亚复杂的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依靠这支强劲的武装力量，首先吞并了罗姆苏丹大部分地区。1331年，占领尼西亚城，1337年攻占尼科米底亚，不久就将拜占廷势力逐出小亚细亚。1341年，拜占廷发生王位之争，双方内战不休，各自向外国求援，土耳其乘机插手，在拜占廷内战结束后留在了欧洲。1354年占领加里波里，1361年攻陷阿德里亚堡，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同巴尔干内地的联系，并把首都迁到此地，更名爱德尔纳，穆拉德一世时（1359－1389年）自称苏丹，大举进犯巴尔干，1371年侵入塞尔维亚、希腊等地。1389年科索沃一役是穆拉德胜利的顶点。巴耶塞特（1389—1403年）于1396年尼科堡一役击败匈牙利、保加利亚、英、法、德等国联军，欧洲为之震动，到十四世纪末年，奥斯曼帝国已侵占了自多瑙河到雅典之间的广大地区，几乎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十五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被帖木尔打败，半个世纪之后国力才逐渐恢复。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时便向拜占庭发动了最后进攻，于1453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也迁都于此，更名伊斯坦布尔。
之后，土耳其继续扩张，1459年征服全部塞尔维亚，1463年征服波斯尼亚，1479年占领阿尔巴尼亚，1514年打败伊朗，1516年打败埃及，1517年麦加、麦地那落入土耳其手中，土耳其苏丹成了伊斯兰教诸国的宗教领袖。苏里曼一世（1520—1566年）时帝国达到极盛，1524年攻占贝尔格莱德，1529年攻陷维也纳。1525年，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为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曾两次派使节到土耳其求援，1535年土法结盟，1555年根据土伊和约，土耳其占领了两河流域。在非洲，它的势力达到的黎波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地，这样，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把昔日拜占廷与阿拉伯帝国统治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了进去，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军事封建帝国。
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它控制了东地中海通往东方的商路，设立关卡，征收捐税，打破了意大利商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当时西欧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西欧诸国被迫积极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从而开始了远洋航行和殖民掠夺，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
二、帝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1、政治制度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认为是安拉的代表，一切臣民的主人，拥有无限权力，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军事统帅和护教者，苏丹以下，国家机构分为行政和穆斯林两个系统，行政长官是宰相（大维齐尔）。辅佐苏丹管理行政和军事，下设司法和财政大臣（维齐尔）各二人，枢密大臣一人，伊斯兰教经典是国家的基本法典，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典的解释进行审判，地方行政，则把全国分为三十一个省、二百五十个县，分别设省长和县长统治，同行政机构平行的穆斯林机构，它是苏丹权力的精神支柱，穆斯林机构分宗教、法律、教育三个部分。清真寺同时就是学校、培养宗教方面的人才。
2、土地制度
土耳其人中一部分仍坚持传统的游牧生活，一部分定居并从事农业，在帝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苏丹，国有地称为“米尔”，其中最好的那部分土地作为苏丹的直辖领地。收入也归苏丹和宫廷，一部分土地分给文武大臣作为禄田，称“哈斯”。绝大部分土地都以采邑的形式分给封建主，受封者有为苏丹服兵役的义务，能提2－4名骑兵的采邑称“提马尔”，提供5名以上的称“札美特”，这类骑兵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苏里曼一世时骑兵达20万人，此外，清真寺所有的土地，称“瓦克夫”，贵族自己的私有地称“穆尔克”，都不得买卖。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被固着在土地上，不经主人允许无权离开，他们主要以实物缴租，为地主和国家服劳役，向国家缴纳各种捐税。伊斯兰教徒须缴纳什一税，非伊斯兰教徒除缴土地税外还得交人头税，奴隶劳动也有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不占支配地位。奴隶主要来源于侵略战争，被应用于农业、采矿、宫廷等多种行业中，在小亚细亚相当部分的牧民虽不向国家缴纳租税，但必须随时应召出征。长期的侵略战争和沉重赋税，使人民倾家荡产，民不聊生，于是各族人民起义爆发了。
三、人民起义与帝国的衰落
1413－1419年，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爆发了强大的人民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由西马维亚·贝得拉丁领导，以实行财富公有。实现各种宗教地位平等为战斗口号，后被镇压。
1511年，小亚细亚东部发生了反对重税的起义，起义者以十叶派为旗帜，号召人民拒绝服从土耳其苏丹。1518年，小亚细亚的卡拉西萨尔和尼科萨尔一带发生了农民努尔·阿里领导的起义，1519年托卡特爆发由哲拉尔领导的人民起义，这些起义后都被土耳其苏丹镇压。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小亚细亚东部的人民起义又掀起了新高潮，同时，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有新的发展，1599年，安那托里亚爆发了卡拉·雅兹吉领导的农牧民起义，有二、三十万人参加，一直坚持到1605年。1608年，詹普拉德·奥格鲁领导叙利亚、黎巴嫩人民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遭苏丹残酷镇压。同时，巴尔干和北非也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帝国统治，使土耳其日趋衰落。
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内部也不稳定，地方封建主往往世袭占有土地，逃避对中央的税收和兵役义务，甚至拥兵割据，成为土皇帝。一些大封建主甚至勾结近卫军上层分子，不时发动宫廷政变，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力量。
国际形势也越来越不利于土耳其帝国。1569年，土耳其进攻阿斯特拉罕，被俄国打败。1571年勒颁多之役，土耳其海军破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击败。同伊朗的战争也不顺利。根据1612年土伊和约，土耳其不得不放弃南高加索，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以1606年土奥和约而告结束，土耳其被迫承认同匈牙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地位平等，停征年贡。到十七世纪中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日趋衰落。
思考题：
一、简答
1、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统一帝国是怎样产生的？
2、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如何？
第十章     中古南亚、东亚
本章重点：
1、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种姓制度的发展
2、印度教
3、莫卧尔帝国前期的统治
4、日本大化革新
5、庄园的形成与幕府政治
6、日本的重新统一
7、德川幕府前期的统治
参考书目：
1、孙义学：《世界古代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年。
2、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
第一节     印  度
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种姓制度的发展
孔雀帝国在阿育王死后瓦解，印度次大陆一片混乱，小国林立。一世纪，大月支人的一支贵霜人建立了帝国。三世纪三十年代，贵霜帝国在次大陆的统治开始衰落，印度又分裂为许多小国。320年，摩揭陀地区兴起了一个强大的笈多王朝。经过多年征战，统一了几乎整个次大陆北部。到五世纪中叶，中亚的厌哒人（大月氏人与匈奴人的混血，又称白匈奴）入侵并攻灭了贵霜帝国使笈多王朝面临瓦解，威胁但次大陆各王国联合起来，很快击败了厌哒人。六世纪末，德里北部的一个小国坦尼沙逐渐强大。当戒日王（606－647年）统治时重新统一了次大陆北部，建都曲女城（恒河西岸）。自称羯若鞠阇国，戒日王死后，他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
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帝国，即四至七世纪是印度封建社会形成和最后确立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印度历史的资料，主要依靠中国两位著名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自公元前后起至四世纪，次大陆的奴隶制逐渐走向解体，封建性的生产关系逐步产生、成长起来，其重要标志是奴隶劳动在生产领域被逐步排除，雇工、佃农和依附农民开始代替了奴隶劳动。法显（五世纪）说摩揭陀有两种农民：一种是“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这是耕种王室土地、只交纳地租而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佃农；另一种是“民户”，法显说：“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劵书录，后王王相承，无敢废者，至今不绝。”这就是说，在国王、贵族、殷富之家，都有一种连同土地及其它财产一起转让给寺庙的“民户”。这说明“民户”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农民，其社会地位已被一种永久性文书所固定，土地所有者不仅可以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且有权任意处置他们的人身，这标志着新的封建关系的出现。
六至七世纪，封建制度在次大陆继续发展，早在笈多王朝时法显就记载“王之侍从左右，皆有供禄。”即国王已分封土地给其侍从和臣下，到戒日王统治时，玄奘记载说：“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古代供祭祀的谷物）；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种王旧六税其一”，而且国家把大量土地捐赠给佛寺，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因“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秫米酥乳数百万。”这些记载说明，这时土地虽仍属“王田”，名义上归国王所有，但已实行了分封，一方面培植教俗封建主阶级，另方面又把农民附属在土地上，连同土地一起封赐官僚和寺院，迫使农民向他们交纳租税。当时封授土地，是国王把整个村社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给僧、俗领主。这使得村社农民集体变成了贵族的依附农民，村社也失去了原来的独立性，行政、司法等权归于封建主之手。因此　这时的村社土地关系也就变成了封建制的土地关系。
随着次大陆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确立，古代的种姓制度也有了新发展。玄奘的记载证明，当时四种姓已与古代有些不同，有了变化，婆罗门和刹帝利依然是统治的等级。原来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吠舍等级。由于农民变为依附农及手工业者地位下降，这时的吠舍只指商人和高利贷者。这时的依附农民却与上古的首陀罗地位相差无几，而那些手工业者，也大多下降到“杂姓”之中。中古时的次大陆种姓制度更加严格，除婆罗门、刹帝利外，在吠舍和首陀罗等级以下，都按行业组成各种迦提，迦提之间互不通婚，职业世袭，互相隔绝，迦提内部有管理机构，监督其成员遵守规章习俗。次大陆的居民不论城乡，都被组织在各种迦提中，而所有的迦提又都隶属于封建主的统治之下。
南亚次大陆的种姓制度，使劳动人民之间处于互相隔绝，排斥状态。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有利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奴役，不利于人民的团结，削弱了他们抵御外来入侵敌人的力量。现今印度还有3500多种姓，几千万的贱民，尽管1950年印度宪法中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仍留有它的阴影。
二、印度教的兴起
四世纪以后，随着次大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佛教同先前的婆罗门教一样已开始因不适应新的需要而衰败，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兴的教派，它们被泛称为印度教。印度教是为适应封建化过程的要求而产生的。是旧的婆罗门教和佛教被改造的混合物。教义中又掺杂了吠檀多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吠檀多派形成于笈多王朝时，它以古代吠陀为经典，认为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神的启示，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由梵天创造。只有求得梵我一致，人类才能得救，这种思想成为印度教起义的基础。），印度教的经典，包括史诗、赞歌、神话、传说、哲学及伦理方面的著作，往往经若干世纪通过许多人之手编纂而成，内容庞杂且互相矛盾。印度教基本上继承了婆罗门教的多神崇拜，但在众神之中有三大主神，即婆罗摩（大梵天）、湿婆（大自在天）、毗湿奴（遍入天）、婆罗摩是世界的创造者，湿婆是降魔除暴的毁灭之神，毗湿奴是能赐福于人的保护神。印度教宣扬各个神都有许多化身，他们都能下凡济世，赐福拯民，佛祖就是毗湿奴的化身，因此而被列入印度教众神之中。
总之，印度教既保存了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双吸取了佛教不抵抗、禁欲、造业和轮回等说教。它一方面向低级种姓的人宣扬要虔敬神灵，守分安命，另一方面又向统治阶级宣扬人身官能上的享受，说这也是人生迫求的目的之一。从而为统治阶级恣意享乐大开方便之门，湿婆既是苦行之神，又是舞蹈之神，就反映了印度教的这种二重性。因而马克思指出：“这个宗教即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
三、德里苏丹国家
戒日王死后，从七世纪中叶一直到十二世纪末，次大陆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十世纪中叶，阿富汗兴起的突厥人国家伽色尼王朝乘机多次入侵次大陆西北部。1186年，伽色尼王朝被古尔王朝所代替，古尔王朝继续向恒河流域用兵。1206年，古尔王朝瓦解，其驻德里的总督、出身于奴隶的库特卜乌丁自立为苏丹，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苏丹国家（1206—1526年）。德里苏丹国家的统治很不稳定，共经历了五个朝代，即奴隶王朝（1206—1290年）、卡尔基王朝（1290—1320年）、图格拉王朝（1320—1414年）、塞义德王朝（1414—1451年）、罗第王朝（1451—1526年）。德里苏丹国共32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130年是由小到大、不断扩张的过程，后190年是分崩离析、逐渐衰亡的过程，十四世纪是其发展的顶点，版图西起印度河流域，东到孟加拉，北抵喜马拉雅山脚下，南至科佛里河流域。
德里苏丹国家时期，自始自终，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斗争非常激烈。苏丹国家的政权是由突厥人、波斯人、阿富汗人组成的军事贵族集团，他们争权夺利，屡屡发动宫廷政变或地方叛乱，320年共换了35个苏丹，平均每个苏丹在位只有9年。苏丹国家中，外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军事贵族与土著的信奉印度教的封建主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苏丹国家没收了土著封建主的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国家政权中，所有高级军、政官职，全部由穆斯林担任，印度教徒只能充任下级官吏，而且国家对非伊斯兰教徒进行歧视和迫害，征收人头税，这些措施使得土著居民的反抗和起义从未间断。此外，苏丹国家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次大陆外部强敌入侵的威胁，1398年帖木尔率军由中亚侵入次大陆，攻陷德里，烧杀抢掠，这次入侵结束了图格拉王朝，德里苏丹也从此一蹶不振。
图格拉王朝崩溃后，代之而起的后两个王朝局势更加恶化，各地封建主纷纷拥兵自立，苏丹的有效统治范围仅限于德里周围和旁遮普，权力形同于地方上的土邦王侯。到十五世纪初，次大陆北部分裂为五个独立部分：德里苏丹国、孟加拉、马尔瓦、古吉拉特和克什米尔。国家的分裂削弱了抵抗外族入侵的力量。
四、莫卧尔帝国
1、帝国的形成
十六世纪初，帖木尔的五世孙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赶出了中亚，遂率军南下，攻占了阿富汗。巴布尔以喀布尔为基地，乘次大陆混乱之机，于1526年消灭了罗第王朝，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尔帝国（莫卧尔一词系蒙古蒙兀尔的音转，因巴布尔自称为蒙古人[即莫卧尔人]，故史称其国家为莫卧尔帝国。巴布尔本是突厥人，母系可能有蒙古人的血统，他的队伍由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组成，帝国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
巴布尔死后，国内发生分裂，后其孙阿克巴即位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他首先击败次大陆北部各大封建主的反抗，随后迅速把版图扩展到除次大陆南部以外的其余地方，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帝国。
2、阿克巴的改革
阿克巴为了巩固其取得的胜利成果，加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对帝国的内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用了一系列新措施。
（1）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在中央设置了宰相、财务、宗教事务等大臣，全国分为15个省，设总督专理军务，另设财政、司法官，直辖中央，印度教王公虽在其领地内自治，但由总督控制，他们还须把女儿送入宫中作为人质。
(2)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实行了新的税收制度，阿克巴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产量分别等级，作为征收租税标准，税额为产量的三分之一。同时阿克巴还废除了土地税交人承包的制度，以减少中间剥削。
（3）为调和民族矛盾，对土著统治阶级改用怀柔政策，阿克巴在选用人才方面，各级官员兼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他还利用和亲拉拢拉其普特王公和他们的骑兵，扩大帝国的阶级统治基础。
（4）为调和帝国内部的宗教矛盾，对非伊斯兰教徒改用宽容政策，废除了对异教徒的不合理税收，允许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恢复先前的宗教信仰。阿克巴晚年还自创了一种揉杂各种宗教的“神圣宗教”，自任教长。但这些措施引起了伊斯兰教徒的不满。
（5）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阿克巴注意支持工商业经营，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在全国范围内修筑公路，扩大商业交通网，奖励对外贸易，同时也十分注意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
（6）阿克巴对印度教的某些陋习陈规实行了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寡夫殉夫、杀婴、童婚等，承认寡妇再嫁为合法。
阿克巴改革，他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加强封建国家，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着想，那么首先得到好处的也正是他们，但是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矛盾的作用，客观上使人民也过上了比德里苏丹时代稍为安定的生活，促进了次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阿克巴统治时期开始，莫卧儿帝国发展到了“黄金时代”。
3、帝国的衰落
阿克巴死后的几代帝王，坐享其成，大肆挥霍，穷奢极欲，入不敷出，为增加收入，只好恢复了包税制。沙杰罕（1627－1658年）时为了给其死去的皇后泰姬·玛哈尔建造一座陵园，花了二十年时间和大量财物。其豪华壮丽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在这种极度压榨下，各地、各族的人民起义连续不断，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同时，帝国内部屡屡发生宫廷政变和内战，各地总督割据独立。十八世纪后，莫卧儿帝国只有德里及其近郊。1739年，波斯入侵军攻陷德里并洗劫了该城，1761年，阿富汗军队也侵入次大陆，击溃了马拉提人的军队。不久阿富汗人又被锡克教派起义军赶走，正当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1764年，莫卧儿沙阿兰姆投降了英国人，从此南亚次大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二节     日  本
一、七世纪以前的日本社会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日本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反映其文化的代表文物是具有绳纹式花纹的陶器，故称为绳纹式文化，它延续几千年，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遗迹遍布日本各地，出土陶俑多为女性，因此绳纹时代是日本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公元前三世纪末，随着秦汉帝国相继兴起，中国的金属文化和农业技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从此日本进入金石并用时代。这个时代的陶器是用陶轮生产形式简洁的素纹陶器，因最先在东京弥生町发现，故称之为“弥生式文化”，这是一种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男子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父权制氏族公社取代了母权制氏族公社。
一世纪，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早的北九州地区社会发展较快，出现了百余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国家的产生直到三世纪，当时九州有个大国邪马台国，其女王卑弥呼曾向北魏进贡，得到了“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
三世纪前后，以京都为中心的地区的发展开始超过北九州，部落国家大量出现。三世纪中叶以后，在大和（奈良）平原兴起的大和国逐渐强盛，开始走向统一的过程，四世纪时它已经征服九州和本州的大部分地区，并把势力扩张到朝鲜半岛南部，占领任那，以此为据点，不断侵掠半岛。到五世纪，统一过程基本完成。
大和国在征服各地氏族、部落时，除把一部分壮劳力和美女当作奴隶带回大和外，一般不破坏当地的氏族组织，使其仍居住在原地，以“部”的形式集体地隶属于王室或贵族，部民在氏族长的统帅下进行生产劳动，向所属主人缴纳年贡，并服劳役，农业生产者编为田部，手工业生产者按专业分别编部，如土师部（陶工）、织锦部（织工）等等。这种部民制社会，迅速提高了生产力技术水平，为大和政权的统一和统治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民主要在朝廷和贵族的领地里耕作，他们的来源和地位比较复杂，总的来看，他们近似奴隶，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能随意迁徙，主人对部民可任意转让，全部剩余产品被主人剥夺，主人只给他们一点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几乎一无所有，因此，部民实际上是一种“日本式奴隶”，大和国家实质上是奴隶制国家。
大和国的最高首脑为大王（后改称天皇），是世袭的专制君主，但他没有像天皇那样的绝对权力，实际上是氏族贵族联合政权的共主。中央朝廷由几个最有势力的氏族族长、大王的亲信来分掌政务，大伴氏、物部氏掌军事，苏我氏掌财政。地方设国造、县主、稻置等各级官职，都由地方有势力的氏族长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官职是世袭的，并由大王授予特殊的姓，如臣、连、造（表示中央贵族）、君、直（表示地方贵族）等，这些具有世袭尊姓和世袭官位特权的氏族豪强，也称为氏姓贵族（古代日本只有贵族才能有氏、有姓，平民只有名而无姓。氏表示家族血缘关系，姓表示门第尊卑），大和国家就是以大王为首的氏姓贵族统治的奴隶主专制国家。
二、大化革新
1、革新的背景
（1）五、六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显著发展，于是个别父家长制大家族逐渐脱离氏族集团而独立进行生产，氏族制度开始瓦解，旧的氏族制度（部民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2)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私地和私民的斗争十分激烈。王室和中央贵族依仗特权独占全国最好的土地和具有先进技术的劳动者，引起地方豪族的不满，因此双方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527年，九州筑紫国造盘井举行了暴动，反抗中央，天皇费时15个月才平息了“盘井之乱”。这次事件使大和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到处建立田庄，役使部民。田庄和部民制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斗争。
（3）六、七世纪东亚大陆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大和国的统治发生了强烈影响。新罗的崛起，隋唐大帝国的出现以及新罗与唐的联合，不但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并且还给日本造成巨大压力，朝鲜的强大使其侵夺朝鲜的图谋彻底失败，无法再从朝鲜获得先进技术和劳动力。
（4）六世纪中叶，中央贵族就是否接受佛教问题展开争论，以苏我氏为首的主张接受，企图以此来统一贵族思想，提高国家观念，而以物部氏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后苏我氏获胜。593年他将外甥女拥为天皇（推古），以圣德太子为摄政。圣德太子主张革新，他制定的官位十二级和宪法十七条，目的就是为提高王权，他提倡佛教，鼓励修建寺院，对外同中国交好，派留学生和使节学习中国先进文化，为后来大化革新做了思想准备，也为革新培养了主力军。但622年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专权跋扈，豪强争夺土地和部民的斗争更加激烈，人民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严重不安，日本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
2、大化革新
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联合大贵族中臣镰足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消灭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中大兄为太子兼摄政，年号大化，次年正月颁布革新诏书，仿效隋唐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革新。
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王室和一切贵族的私有领地和部民，全国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制定班田收受法，国家对公民班给口分田，六年一次，死后归还，受田者要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稻米，庸为徭役，每人每年十天，也可以绢代替，调为贡物，交纳各种土特产品，一般交纳绢布。（3）改革官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各级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中央设二官八省，分掌各部事务，地方设国（省）、郡、里（乡）等行政组织，国司、郡司由中央任命，里长由当地族长担任。
以上措施在经过反复斗争后才最终在天武天皇（中大兄之弟）时确立，天皇制订了成文法来巩固大化革新的成果。
3、意义
（1）革新使广大部民摆脱了大贵族的直接占有，他们和从前的自由民一起成为国家的公民（良民），公民脱离了从前的氏族集团或部的组织形式，以户为单位直接隶属于国家，班田制就是按口分田，以户耕种，农民负担较固定的租税劳役，地位得到改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而实行土地国有和中央集权，则抑制了贵族豪强的势力，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2）革新虽然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日本部民奴隶制的基本终结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开始形成，也标志着日本从古代奴隶制到中世纪封建制的过渡。
三、庄园制与幕府政治
1、庄园制的形成
八世纪，日本为增加耕地而鼓励人民垦荒，于是，贵族和寺社就驱使奴隶和依附农民大量垦荒，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这样，私有土地越来越多，公地却越来越少，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破坏了土地国有制的原则，国家无地可班，班田制到九世纪后期基本废弛。
在班田制破坏的同时，贵族、寺社领地上形成了庄园，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也成了封建主剥削农民的基本组织单位。庄园的基本生产者是庄民，庄民原为国家公民因破产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农民，庄民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主要耕种水田，向领主交纳实物地租和负担各种劳役，庄民的另一项任务是必须无偿为领主耕种直辖地，庄民不经领主许可不能迁移或改业，其实际地位等于农奴。
2、幕府政治的产生与早期幕府
地方行政长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侵占公家或别人的土地，增辟庄园，从而形成地方豪强势力。十一世纪，许多有势力的庄园获得“不输”、“不入”的特权，即不向国家交纳租税和不准政府官员进入庄园干预内部事务。地方豪强势力的日益强大，逐渐形成脱离中央控制的割据势力，天皇权力则日益削弱。九世纪中叶后二百余年间，大贵族藤原氏（即中臣氏）专权，政治腐败，贵族经常为争占土地互相火并，为保护自己的庄园，地方豪强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和仆从武装起来，组成血缘关系、主从关系相结合的军事集团，其成员称为武士。武士势力增长很快，十一世纪便形成两大集团：关东源氏和关西平氏。1185年，源氏消灭平氏控制了中央政权。1192年，源赖朝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镰仓设立将军幕府，开始了幕府统治时期。
幕府与天皇朝廷同时并存，名义上将军由天皇任命，实际上朝廷没有任何权力，幕府是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幕府设政所、侍所和问注所分管全国政治、军事和司法大权。地方上，各国（省）和各地庄园委派亲信武士担任守护、地头，将军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他属下的武士是占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大小封建主，将军和武士结成主从关系，将军保护家臣（武士），武士宣誓效忠将军，承担纳贡和服兵役的义务。
1333年，后醍醐天皇乘幕府势衰联合武士贵族推翻了镰仓幕府，但不久政权落到了另一个实力派武士足利尊氏手中，1336年他攻入京都，自任征夷大将军，日本进入了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年）。后醍醐逃到南方另立朝廷，直到十四世纪末被北朝所灭，史称南北朝时期。事实上室町幕府的统治很不巩固，1467年因第八代继承人问题引起了长达11年的全国性内战，此后，日本内战不休，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直到1573年室町幕府灭亡。
四、经济的发展与日本的统一
1、经济的发展
十三、十四世纪，即从镰仓幕府末期和南北朝内战时期以来，日本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庄园制的没落和瓦解，大部分中小武士破产，农民从庄园里解脱出来，逐渐成为以实物地租为主要负担的小农，相当一部分人则上升为小自耕农。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当时农业生产普遍采用先进技术，如水车灌溉、稻麦双耕作等，稻田产量和耕地面积也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民剩余生产品的增加及其日益商品化，在寺社门前和交通要道、渡口等地逐渐形成集市，并出现了专门贩卖商品的商人，这些地方以后就发展成为工商业城市。十六世纪日本共有200多个城市，它们是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生产中心。
这个时期的日本对外贸易也很发达，除中国、朝鲜和琉球岛外，还与东南亚诸国进行贸易，出口刀、漆器、金银制品等，进口生丝、棉花、瓷器、象牙、香料等，其对外贸易尤以日中贸易最为繁荣。从16世纪中叶起，日本与葡萄牙、西班牙建立贸易关系，主要引进枪炮等火器。
2、日本的统一
十五、十六世纪日本封建割据势力长期混战，人民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再加上领主、庄头、地头的盘剥，处境艰难，于是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起义遍及全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为全国实现统一创造了条件。在长期内战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旧贵族完全没落，新兴的武士地主阶级（战国大名）代之而起，他们为壮大力量，注重发展经济，废除了关卡和手工业者、商人组成的行会、座，这使各地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国内统一的大市场逐渐形成，商人用自己掌握的金钱支持大封建主的统一运动，中小武士也希望建立能镇压农民起义、确保封建秩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他们的支持下，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开始了统一斗争。
织田信长从1558年到1573年15年间，先后打败了36个大封建主，并于1573年推翻了室町幕府。1582年，织田由于受叛将袭击被迫自杀，这时，日本的统一运动只完成了一半。织田死后，其部将丰臣秀吉打败其它对手，控制了政权，1586年他任太政大臣，在拥护天皇的名义下，先后发动了四次战争，征服了九州、四国和关东等地，到1590年基本完成了国内的统一。
丰臣秀吉还有更大的野心，他想征服琉球、台湾、菲律宾、朝鲜甚至中国，当完成国内统一后，他便发动了侵朝战争，1592年、1597年两次进攻朝鲜，但在中朝两国联合打击下都遭到失败。1598年，丰臣死去，其部将德川家康乘机夺取政权，1603年当了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日本从此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时期（1603—1868年）。
五、幕藩体制
德川家康夺取政权后，没收了丰臣氏和其他战国大名的领地，把最富庶和最险要的地区作为将军的直辖领地，称为“天领”，其余的土地则分别赐予其他大名。大名的领地称为藩，共有200多个。“天领”分布全国各地，全年产米量700万石以上，占全国大米总产量的1/4，而且拥有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重要矿山，独占全国的铸币权，而藩一般产米量万石以上，最多百余万石，因此大名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将军相比。在军事上，将军有自己的直属武士（其中有资格谒见将军的称为“旗本”，没有资格的称为“御家人”），武士的俸禄世袭，绝大多数领取禄米，必须为将军作战，他们为将军具备了同时同三、四十个大名对抗的军事实力。
依靠这种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德川家康建立了一个集权制的封建政权。幕府在将军之下设“大老”（1人）、“老中”和“若年寄”（各4人）等三个重要官职，合称“三役”，辅佐将军掌管幕府政务，大老是非常任的最高行政长官，老中掌管全部日常政务和对天皇、大名的统制，若年寄协助老中统制幕臣。三役之下设寺社、勘定、江户三奉行，分别管理寺社、财政和江户的市政、司法等事务。将军在自己的直辖领地上设“郡代”或“代官”，掌管所辖地方的行政、司法，直辖城市则设奉行。
大名的领地藩，是隶属幕府之下的小王国，藩主在其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征税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幕府为了控制大名，就把大名的藩国分为三种：一种是与德川氏同族的大名，称为“亲藩”，其领地都是比较富庶和重要的地区；一种是“谱代”大名（谱代指1600年前属于德川氏部下的大名），称为“内藩”，其领地也是较好的地区；第三种是“外样”大名（外样指德川氏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征服的大名），称为“外藩”，其领地多在边境或不重要的一般地区。三种藩国的领地互相交错，很利于中央的控制，这样，中央集权的幕府加上地方政权藩国，就形成了所谓 “幕藩体制”的政治形式。
十七世纪中期，由于幕藩体制的确立，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为了巩固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和兵农分离制度，即把全国居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不得混淆；武士必须集居城里，农民固定在农村。
六、岛原起义与锁国政策
德川幕府初期，为了增加收入，政府积极鼓励对外贸易，商人不仅同中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进行广泛贸易，并且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贸易往来密切。与此同时，西方的天主教和枪炮火器传入日本，十七世纪初，日本有教徒70多万人，尤其九州最多。
天主教的传播对日本人思想和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对幕府统治带来严重威胁，丰臣秀吉时曾察觉到这一点，因而一度下令禁止。德川幕府初期为贸易利益所吸引，对天主教实行宽容政策，后来也感到了日益发展的严重性，于是于1613年下令禁教，并开始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对九州的天主教徒迫害尤为严重，于是1637年10月，岛原农民爆发起义，附近天草岛农民也揭竿而起，两地群众推举天草四郎为首领，同幕府军队对峙，后来由于幕府军队求助荷兰人，让他们从海上炮击起义军据点，持续了半个月，起义军因弹尽粮绝，战斗失败，起义群众全部被杀。
岛原起义后，德川幕府对天主教更加害怕，1639年就颁布了“锁国令”，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在日本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都被驱逐，住在外国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此后的对外贸易，只许中国人、荷兰人在长崎一带同日本人通商。锁国令一直实行到明治维新前夕，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使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受到遏制。
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1、岛原起义     2、锁国令
二、简答
1、印度教形成的原因及其特征。
2、阿可巴改革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3、大化改新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4、日本幕府政治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5、日本重新实现统一的条件有哪些？
6、德川幕府幕藩体制建立的条件是什么
第十一章  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
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本章重点：
1、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2、新航路开辟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3、英国圈地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4、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反西班牙的斗争
5、法国的专制统治
6、法国宗教改革与雨格诺战争
7、法国亨利四世的统治
8、文艺复兴产生的社会条件和人文主义思想
9、各国文艺复兴的成就
10、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11、三十年战争的原因、经过和后果
参考书目：
1、马克思：《资本论》
2、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4、莫尔顿：《人民英国史》
5、陈小川等：《文艺复兴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6、（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
第一节    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
一、资本主义的萌芽
1、十六世纪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各国进入封建制度解体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封建生产关系渐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又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在漫长的中世纪社会里，由于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因而不断改进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到十六世纪初，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进步。
首先，在动力技术上，人们逐渐以自然力取代人力和畜力，风车经过改进在磨粉业中广泛使用，特别是发明了一种在构造上与过去不同的上击水轮，安装在河流或水渠附近，利用水流落差冲击轮叶，推动轮叶旋转，来完成大量工作。因为上击水轮可以安装在远离河流的水渠上，这就突破了下击水轮只能安装在急流险滩的局限性。上击水轮的推广，在技术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采矿业可将其联结在起重机、重力锤等机械上来运送、压碎矿物，冶金业可用水轮带动鼓风炉的风箱，纺织业可以用水轮推动漂洗机等等。
动力技术的进步使冶金和金属制造业发生重大变化，水轮机鼓风能力大大超过了手风箱，因而使熔炉炉温增高，炉体增大，容量和效能都有提高，能将生铁炼成熟铁，甚至可得到一层薄钢，这是现代冶金技术的基础。冶金技术的变革，引起金属加工制造方法的改进，铸造法取代了锤锻法，可制造出较复杂的工具，如旋床、钻床、磨床、起重机、重力锤等，这些技术成就使最繁重的采矿业逐渐机械化，此外，人们还发现了炼铜和制造铜铅合金的方法。在纺织业中，从十四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手摇纺车，使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又发明了小型脚踏纺车和脚踏织布机，使用脚踏纺车可使纺线、缠线两道工序同时完成，这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随着冶金和金属制造技术的进步，逐渐兴起了新的工业部门——军火工业。十四世纪前后，中国发明的火药、火枪传入欧洲，欧洲人开始铸造枪炮，十六世纪他们发明了轮机枪（由小钢轮与燧石相击而发火）和燧发枪（用弹簧作用发射，用燧石引火）。大炮也不断改进，最远射程可达2000多米。由于铸造枪炮需要更多的生铁、铜和钢，反过来刺激了冶金和铸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技术的进步比较缓慢，但受工业发展的推动，十六世纪在农业方面也有改进，铁犁逐渐推广，开始大片垦荒，增加耕地面积，在耕作制度上采用多田轮作制，耕地得到充分利用，提高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者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劳动的社会分工也更加复杂，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大为加强，法兰克福有手工业行业190多种，伦敦有100种以上，巴黎有350种，以前作为农业副业的酿酒、缝衣、制面包等，这时也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体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分离。
手工业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便产生了地区的分工，出现了地区生产的专门化，英国的绒面呢、尼德兰北部的船舶、西班牙托利多的刀剑、意大利米兰的甲胄等产品，不仅在欧洲享有盛名，而且远销世界各地。到十六世纪，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一些比较大的工业中心：伦敦、阿姆斯特丹、里斯本、米兰、威尼斯、罗马等，人口都在十万以上，巴黎甚至可达20万人。城市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引起城市对粮食和原料需要的增长，因而西欧各国出现了一些商品农业区，如荷兰的奶牛和奶制品，德国莱茵地区和法国香槟地区的葡萄和各种酒类，卡斯提的美利努羊毛等地方性农产品远近驰名，农村越来越广泛地卷入商品市场，为城市和市场的需要而进行商品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
2、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的建立，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货币和商品要转化为资本，二是直接生产者要与生产资料分离。商品和货币并非一开始就是资本，只有当小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在一部分人手中集中了大量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就需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以增殖自己的财富，这样就需要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在封建社会，农奴和依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手工业中的帮工和学徒受缚于封建行会，都不能成为自由劳动者，因此直接生产者必须从封建束缚和行会强制下解放出来，并且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才能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条件，是在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其表现形式为：强制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推销国债，提高赋税，实行包税制，在国内外实行武力征服、掠夺等等，表现在具体国家和地区虽不大相同，但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则是全部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马克思在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圈地的过程后，把它称之为“生产关系革命”。所谓圈地，主要是用暴力剥夺个体农民的份地。英国的圈地运动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出现在十五世纪后期，延续至十七世纪初，另一个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前次是对农民份地的最初冲击，后者是最后消灭了小农，使小农赖以存在的份地制化为乌有，从而使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最终崩溃。
殖民掠夺是原始积累的另一要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英等国殖民者用最残忍的暴力手段掠夺亚、非、美洲各族人民，从十六世纪起的350多年间，他们从非洲掠夺黑人运往美洲卖为奴隶，奴隶贩子通过黑奴交易谋取暴利，这些金钱源源不断流入宗主国，并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此外，原始积累的方式还有商业战争、国债制度、现代课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这些原始积累的不同形式，都是通过运用国家权力、运用暴力来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和资本主义方式的产生。
3、早期的资本主义关系
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工业。在西欧，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手工工场一直是工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因此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工场手工业时期。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最初的繁荣是在佛罗伦萨，随后是佛兰德尔，但发展最迅速的是英国。圈地运动加快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步伐，其中以毛纺织业最为兴盛。十三、十四世纪英国还是一个羊毛原料生产国，所产羊毛独占欧洲市场，由于羊毛原料充足，价格低廉，英国政府又鼓励外国织工移入本国传播纺织技术，同时，在与外商竞争中，英国采取措施，如征收羊毛出口税、禁止羊毛出口、禁止外国呢绒输入等，来保护本国呢绒业的发展。到十六世纪，英国从羊毛输出国一跃而成为呢绒输出国，呢绒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由于呢绒销路广，需求量大，依靠作坊手工业的小生产已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势在必行。
早在十五世纪，英国便有“呢绒商”在活动，他们握有大量资本，购买大宗羊毛原料，零售给农村家庭手工业者，经他们织成呢绒后由呢绒商收购，然后投入市场。“呢绒商”从供给原料到收购成品，把家庭手工业者纳入他的生产体系，切断他们同市场的联系，这就使家庭手工业者完全依赖于“呢绒商”，实质上变成受雇于“呢绒商”的雇佣工人，“呢绒商”则成为新兴资本家。这种新的生产组织便是农村中分散的手工工场。到十六世纪，英国毛纺织业中这种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非常迅速。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集中的手工工场开始出现。十五世纪行会手工业者的竞争使得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不仅帮工和学徒已沦为事实上的雇工，而且比较贫穷的行东也丧失了独立，富裕的行东运用手中的资本购买厂房、原料和工具，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集中在工场里，按照统一指挥，从事分工生产，这些富裕行东完全脱离劳动，专靠剥削为生，成为新兴的资本家。但十六世纪时千人以上规模集中的手工工场为数不多，一般多在百人以下，英国直到十七世纪末，那种分散的手工工场仍然是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手工工场生产的特点是规模大、分工细、劳动生产率高，生产过程的分工、劳动和工具的专门化都有利于技术改进，是向机器生产过渡的重要阶段。但手工工场主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而且雇佣工人的工资极其微薄，1583年，英国采煤工一天工作12—14小时，工作只有六便士，而且工资的提高和物价上涨之比不成正比。此外，手工工场的劳动条件也十分恶劣，这也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跟资本主义剥削展开不断斗争的原因。
在农业方面，十五世纪的英、法和尼德兰地区，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趋于衰落，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这种变化与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有关，商品经济到处瓦解了自然经济，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让位于货币地租。早在十三世纪末，货币地租在英国地租总额中就超过了2/3，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多数农民陷于破产，被迫出卖劳动力，少数人则富裕起来，购买土地，剥削雇工，变成经营资本主义农场的农场主，这个变革过程由于圈地运动而加速，圈地以后，有的贵族地主把大片土地改营资本主义农场或牧场，有的把土地出租给乡绅、富农或市民，自己坐收地租。贵族地主与这种租佃者的关系，已不是过去那种按传统的封建惯例租地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依契约来维系关系，租约期满，土地才有可能被收回，这种租地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封建地租，而是剥削雇工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地租。这种租地经营农场的人，称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他们与贵族地主订立的租约一般都是长期的，即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时租额仍不变，租地农场主靠这种牺牲贵族地主和雇佣工人利益的方法不断积累资本。
二、新航路的开辟
1、历史背景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欧洲人开辟了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事件在历史上习惯称为“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
（1）十五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急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开始从内部侵蚀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瓦解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商品交换十分广泛，这就需要大量货币，这时西欧货币已经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黄金、白银同是欧洲各国和欧洲各国间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地位很高，因而当时人们认为占有金银就占有一切，黄金能为灵魂开辟通往天堂的道路，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尤其商人和资产阶级，非常热衷于追求金银、财富，然而欧洲大陆所产金银有限，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了东方。当时欧洲流传很广的一部书《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青年时代随其父叔到中亚、印度和中国等地经商，元世祖时在中国朝廷做官，在中国住了十七年。回国后，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威尼斯战败，马可波罗被捕下狱，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东方的见闻，由比萨作家罗斯蒂生记录整理成书，广为流传），该书对印度、南洋和中国的财富作了夸张描述，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上层分子到东方寻金的热情。
（2）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原来有三条：一条陆路，由中亚沿里海、黑海到达小亚；两条海路，即由海路入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或先由海路至红海，然后由陆路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兴起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不久又占领了克里米亚，控制了东西方间的传统商路，对往来于地中海区域的欧洲各国商人横征暴敛，百般刁难，因此，运抵欧洲的商品，数量少且价格高，而欧洲上层社会把亚洲奢侈品看作生活必需，不惜高价购买，这种贸易造成西欧的入超，大量黄金外流，于是西欧各国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急切的想绕过地中海东部，另外开辟一条航路通往印度和中国，从亚洲直接获得大量奢侈商品。
（3）西欧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发现新航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十五世纪西欧出现了适于在大海里航行的多桅快速帆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时得到普遍应用，欧洲人利用它来辩明地理方位，确定航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古希腊的地圆学说在知识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中以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最为坚定，他从大地是球形这一假定出发，认为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并绘制了概略的世界地图。总之，十五世纪天文地理知识的进步，世界各地航海经验的积累，使欧洲的航海员敢于远离海岸，到从未去过的大洋里航行，从而导致新航路的开辟最终获得成功。
2、新航路的开辟
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从十五世纪初开始，葡萄牙的贵族阶级在专制王朝的支持下，为了寻找黄金，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于1415年占领了非洲西北角的休达城。七十年代，葡萄牙人到达加纳，发现那里黄金丰富，后被欧洲人称为黄金海岸。八十年代到达刚果和安哥拉，每次出航都带回大批贵重物品。这种情况对西班牙人是个刺激，为了同对手竞争，西班牙朝着另一方向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其结果是开辟了横渡大西洋的欧美航线，发现了美洲大陆。意大利人哥伦布根据地圆学说，认为从大西洋到一直西航可到达印度，西班牙国王采纳了他的意见。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船队，横渡大西洋，于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瓦特林岛，他认为所到的地方是印度，把遇见的土著居民叫做印第安人，然后继续南航，到达古巴、海地，于1493年3月返回西班牙，这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随后哥伦布出航又发现了一些岛屿。
就在哥伦布探航期间，意大利人阿美利哥·味斯普奇考察了南美洲东北部海岸，他返回后绘制了最新地图，并出版了《海上旅行故事集》，书中断定这个地方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后人用他的名字给新大陆命名为“阿美利加洲”，但哥伦布最先到达的南北美洲间的岛屿后来一直叫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的航行和发现，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推动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的海外扩张浪潮。葡萄牙不甘落后，早在1486年，葡萄牙人迪亚士航行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率船队沿迪亚士走过的路线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靠一个阿拉伯航海员的领航，于1498年5月22日到达印度卡里库特港，新航路终于开辟成功，达·伽马满载香料、丝绸回到葡萄牙，获得的纯利超过航行费用的六十倍，这在欧洲又引起极大震动，西班牙贵族尤其眼红。
1519年9月，由于在本国受不到重视而投效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船队到达南美东海岸后沿岸向南，穿过南端的海峡――后被称为麦哲伦海峡，向西进入一片海洋，由于沿途风平浪静，于是船员称之为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企图征服各岛屿，结果被当地居民杀死，其余船员经过印度洋，绕好望角北上，于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这样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宣告成功。
3、早期殖民征服和掠夺
新航路开辟和新大陆发现后，处在原始积累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没落贵族和商人，在各国王朝的支持下纷纷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征服和掠夺。葡萄牙和西班牙先于其它欧洲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的，两国把他们最先到达的地方都宣布为本国属地，结果为争夺属地两国发生了争执，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是出面调停，双方于1494年6月签订条约，在佛得角群岛以西2220公里处，从北极到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称为“教皇子午线”，条约规定该线以西所发现的非基督教国土归西班牙所有，以东属葡萄牙。当麦哲伦航行抵达摩鹿加群岛后，对该岛归属问题发生矛盾。1529年，双方在萨拉哥撒再订条约，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的地方，划出另一条分界线。根据这两次协议，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葡萄牙则将亚洲和非洲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殖民地瓜分。
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不久，西班牙人就开始侵占美洲大陆。在十六世纪头十年，首先占领了加勒比海和西印度群岛，在海地岛的圣多明各和牙买加、古巴、波多黎各等岛屿建立了殖民据点，然后进一步侵占广大的中南美洲。到十六世纪中叶，除葡属巴西外，北起墨西哥，南至阿根廷南端合恩角，整个中南美洲大陆基本上被西班牙人征服，西班牙殖民者的侵略活动十分卑鄙残忍，其中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最为典型。（科泰斯、皮萨罗的征服活动）
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洲以后，在那里设立殖民政府，派驻总督，实行直接统治，随后西班牙人大批移民。到1574年总数就达15万，西班牙贵族、僧侣、商人和其他冒险家在那里霸占土地，成了大地产的主人。原来土地上的主人则沦为农奴或奴隶，殖民者在种植园和金银矿中推行奴隶制度，残酷压榨和剥削印第安人，造成印第安人口锐减，例如：1503年西班牙入侵牙买加时，岛上居民约30万，1548年时则几乎绝迹。到十六世纪中叶（1541年），据估计西班牙殖民地上的印第安人被消灭了1500万人。
由于印第安人大批被虐杀，美洲劳动力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从十六世纪起，殖民者开始从非洲贩斥黑人，运往美洲为奴。十六世纪内，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约90万，十七世纪约275万，十八世纪约700万，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贩运到美洲的黑人共达1500万，加上猎奴和贩运中死亡的人数，非洲损失人口约6000万至一亿，由于奴隶贸易获利丰厚，因此西欧各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竞争。十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垄断了这项贸易，后来荷兰一度夺得垄断权，但不久它的地位又为英、法所取代。
美洲大陆沦为殖民地后，西班牙每年有两支船队，在春夏两季开往美洲，满载黄金、白银等，由军舰护航回国。十六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的黄金有5500公斤，白银24万6千公斤。十六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量中将近83%归西班牙所有，葡萄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而它侵略的对象却是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东方大国。因此它很难直接占领如此广阔的领土，不得不采取建立军事据点，控制海运，保护商站，以垄断东方贸易的政策，它不但在公海上抢劫其它国家的船只，还经常劫掠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海群岛沿岸居民。十六世纪他们从非洲抢走了27万6千公斤黄金，掠夺了大批象牙和奴隶，每年都有大批物品被运回里斯本，然后以垄断价格卖给欧洲商人，获得惊人利润。
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从事殖民侵略的是荷兰、英国、法国，由于他们国内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工业发达，国势发达，可用商品和大炮打开西、葡殖民帝国的大门，所以逐渐在亚、非、美各地排除了西、葡势力。荷兰人对殖民地的经营主要通过贸易公司，1602年，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以印尼为主要活动区。1621年又成立西印度公司，垄断美洲和西非贸易。他们对殖民地的掠夺手段和西班牙、葡萄牙一样野蛮、残酷。英国的殖民活动开始于十六世纪晚期，主要是一些工场主和商人集资组织贸易公司，从事固定地区的贸易和殖民扩张。从1613年开始，英国以印度为主要殖民侵略对象，不断渗透其势力，但与葡萄牙势力发生抵触。于是英国采取结好印度王公共同对付葡萄牙人的策略，排挤了葡萄牙人，并继承了他们的权益，随后英国插手印王公间的内争，借机扩充势力。但十七世纪末以前，英殖民者只能采取蚕食政策扩大力量，因为莫卧儿帝国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具有一定制止力量。
4、新航路开辟的社会后果
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直接后果，首先是殖民制度的建立，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抱着发财的欲望，纷纷到亚、非、美洲进行殖民，疯狂掠夺资源，侵占土地，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用征服、奴役以至消灭殖民地人民的办法积累资金，他们夺得的财宝，纷纷流入宗主国，并在那里转化为资本，西欧资产阶级利用这些资本扩大工场手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但对殖民地来说，殖民统治的建立，使殖民地各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和发展，大大滞缓了该地区的社会进步。
新航路的开辟在欧洲还引起了两场革命。①商业革命。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商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而原来封建行会手工业生产已大大不能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因而市场的扩大，刺激了正在萌芽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使意大利的商业城市逐渐丧失了独占东方贸易的地位，日趋衰落，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和国家，地位却越来越重要，如荷兰、英国，因处于有利位置而在世界贸易中占有较大份额；十六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十七世纪之后安特卫普的地位才逐渐被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所取代。②价格革命。由于西班牙等国从殖民地掠回大量金银，西欧贵金属突然增多，仅在十六世纪之内，欧洲黄金数量从约55万公斤增加到119.2万公斤，增加一倍多，白银从700万公斤增加到2140万公斤，增加达两倍多，而这些金银是用殖民地人民廉价劳动力开采的，成本极低，因而引起金银贬值，物价上涨，导致西欧各国城乡雇佣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生活更加困苦，而新兴资产阶级及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和上层富裕农民却从谷物上涨中获得好处，所以“价格革命”也是资本积累的因素之一，它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加深了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
5、对哥伦布远航美洲的评价
一种意见认为，哥伦布是殖民主义强盗，如果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评价他，必须全盘否定，理由是：1、哥伦布发现新航路，虽然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必要的、进步的、必然的，但他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屠杀和掠夺，根本没什么功劳可言。2、资本主义虽然比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先进，但没有哥伦布的发现，他们终究也要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3、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发展，不关印第安人的事，印第安人没有义务用千百万人的骸骨去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种意见认为，哥伦布的航行和发现新大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过推动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哥伦布的航行和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2、它所产生的后果是殖民掠夺的开始。3、对中世纪天主教的世界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哥伦布的实践证明了地圆学说的正确，动摇了天主教世界观的基础。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哥伦布航行和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意义，既要予以充分肯定，也要对其所表现的海盗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
第二节   封建制度解体时期的英国和法国
一、英国
英国在十六世纪有人口400万，80%住在农村，仍然是封建农业国。全国有26个大城市（几万人）和1700多个小城镇，伦敦当时也仅有10万居民。十六世纪英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处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
1、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发展
十六世纪以来，英国工业部门发展最快的是毛纺织业，经过半个世纪左右，英国的呢绒就在欧洲市场上逐渐占据首位，所以英国人把毛纺织业称为“民族工业”。十五世纪以前，英国是一个羊毛输出国，它生产的大宗羊毛，在国内只能制造少量粗呢，大部分输往佛兰德尔，而佛兰德尔的毛纺织业如无英国的羊毛则无法维持生产。英国毛纺织手工工场发展起来后，羊毛出口锐减，呢绒出口激增，1564—1565年，呢绒和毛织品出口占英国总输出的81.6%。
早在十四世纪，英国毛纺织业就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到十五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了分散的手工工场，它们最初见于农村，不受城市行会的限制，而农村中成千上万的家庭手工业者则受制于商业资本家，商人购买羊毛、工具、织机等生产资料，交给一些梳毛工、纺毛工和织工进行加工，产品归商人所有，生产者只领得一定的加工费，这种加工费实际上就是工资，这样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商人变成了产业资本家，家庭手工业者变成了雇佣工人。后来，资本家为了便于经营管理和生产监督，逐渐把分散的手工业者集中在互相毗邻的厂房里，这就成为集中的手工工场。
2、圈地运动
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和十六世纪最初数十年间，英国农村掀起了一场圈地的高潮，这主要是因为佛兰德尔和后来英国国内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对羊毛需求量大为增加，羊毛价格不断上涨而引起的。当时养羊业的收益超过农业一倍以上，于是新贵族纷纷把耕地变成牧羊场，他们利用暴力、退佃等办法，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用栅栏、沟渠或篱笆把大片土地围起来做牧场，或者自己经营，或者出租给大牧场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首先从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南部农村开始，地主最初从圈占森林、牧场、荒地、沼泽等公有地下手，然后扩及小农的租地。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产的没收、拍卖，把圈地运动推向了高潮，加速了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十六世纪后半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和工矿企业对粮食、肉类等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长，这刺激了大农场的发展，那些农场主为了集中经营，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把大片土地圈起来作为资本主义农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
圈地运动实质上是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大批农民被强制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投放到了劳动力市场上，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途。同时，圈地运动强制消灭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制度，开始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贵族把圈围起来的大部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征收资本主义地租，十六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租种地主土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层，同时中小贵族也资产阶级化，变为新贵族，后来富裕农民、城市富翁、大小官吏也都转化成了新贵族。新贵族剥夺农民土地，实行资本主义经营，因而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结成了联盟。
对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学术界存在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予充分肯定，因为它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一，促进了近代英国土地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即基本上消灭了小农土地所有制，形成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大地产所有制；其二，提高了英国的农业生产力，土地的集中有利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也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宜把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评价过高，因为这段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出来的，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进行的这场运动产生的客观效果与主观目的混为一谈，至于从其采取的手段来说完全是一种反人民的行为。
农民失去了土地后，流离失所，充塞城乡，给英国社会造成严重威胁，于是都铎王朝颁布不少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全都没有执行，政府对违反法令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从来没有绳之以法，相反，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政府却颁布一系列迫害失地农民、禁止流浪的法令，如1530年规定，凡身强力壮的流浪乞食者，一律逮捕，鞭打至流血为止，强令发誓志愿劳动，然后遣送回籍； 1547年的立法规定，凡流浪者在一个月内找不到工作，一经告发，就判处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可以任意转卖、出让，逃亡过三次的奴隶要按叛逆罪处死。亨利七世时代被处死的失地农民有72000人，伊丽莎白统治时，每年有三、四百人被送上绞刑台，所以马克思把这些法令称为“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这种立法的根本目的，是强迫失地农民要“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3、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宗教改革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竭力打击和削弱大贵族势力，实行专制统治。亨利七世（1485—1509年）即位之初，国内局势不稳，各地不服从王朝统治的情形极为普遍，于是，亨利七世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封建贵族蓄养家兵，解散其家臣，摧毁他们的堡垒，同时在中央加强统治机构，严加惩处胆敢反叛的大贵族。亨利七世利用“星室法庭”对付反叛分子，后来又设立枢密院，它在国王操纵下有权制定法令，掌握最高司法权，主持“星室法庭”，国王多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选择出身低微、受到高等教育、攻读过法律、熟悉外交和内政事务的人中任命枢密官；地方各郡归治安法官管理，治安法官由枢密院在地方乡绅中选任，执行枢密院规定的政策，审理司法案件，逮捕和审判犯人，镇压叛乱和骚动，都铎王朝通过地方法官来实行对地方的统治。
都铎王朝一贯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工商业，奖励航海事业，因而得到手工工场主、大商人和银行家等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与国王勾结起来，在国会中经常通过有利于王权和新贵族及资产阶级的法案，国会实际上是国王的御用工具。
英国的宗教改革与欧洲其它国家不同，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国王常利用宗教改革打击教皇势力，加强王权。罗马教会占有英国1/3左右的土地，每年有大量财富流向教廷，这加深了国王与教廷的矛盾。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垂涎于教会的财富，因而出现了在宗教改革外衣的掩护下大规模劫夺教会财产的行动。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导因，是教皇迟迟不批准亨利八世与其皇后（西班牙公主）的离婚，于是1533年，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他下令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由国王审判教徒，镇压异端；国会法令规定，未经国王同意，教会无权召集宗教会议，不得制订新的教规，现行教规必须由国王指定的“三十二人委员会”审查通过，凡与国家法令抵触的条文一概废除。改革后的宗教称为“安立甘教”（国教），它与天主教和新教有些不同：教会最高首脑是国王而不是教皇，教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按照行政区划划分教区，用英语做礼拜；在教义方面，它兼有天主教的教会拯救灵魂之说与新教的信仰得救之说，因而处于新旧教之间的地位。
英国宗教改革的过程，也是王室、贵族、资产阶级劫夺教产的过程，国王下令封闭寺院，没收其土地和全部财产，分赠给朝臣、贵族、官吏和商人，创造了一批坚决支持英国国教的社会阶层，1636—1639年四年间，全国就封闭了500多所寺院。但改革也经历了曲折，女王玛丽统治时期（1553—1558年），天主教势力一度复辟，女王对新教徒也进行残酷迫害，因此而获得“血腥的玛丽”称号。1554年，玛丽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结婚，卷入西班牙对法战争，使得英国失掉了加莱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1558—1603年），亨利八世的宗教法案才重新恢复。
4、英西战争
十六世纪，西班牙是当时的殖民强国。1580年，它又兼并了葡萄牙，更不可一世，其领土遍及全球，号称“日不没”国。它依靠强大的舰队，垄断国际贸易，称霸世界。十六世纪后期，英国海外贸易发展很快，这必然与西班牙发生冲突，英国视西班牙为其对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矛盾日益尖锐。
英国海军力量当时还较薄弱，不敢与西班牙正面冲突，于是英国贵族、商人专门进行海盗和走私活动，扰乱西班牙航线，劫拦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豪金斯、德雷克等人就是这些海盗中的头子。十六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英西斗争更尖锐，英国支持法国新教徒反对西班牙政策的工具无主教会。支持尼德兰反西班牙的革命，西班牙则帮助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反对英国统治，扶持英国天主教和封建残余势力组织颠覆活动。1587年，英国揭发了西班牙操纵的谋杀伊丽莎白的大阴谋案，玛利•斯图亚特也参与其事，伊丽沙白于是自决了这位被囚禁二十年的前苏格兰女王。而英西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势不可免。1588年7月，西班牙出动其“无敌舰队”向英国发动进攻，双方在英伦海峡决战，经过两周激战，西班牙舰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而英国开始树立了海上霸权。
5、资产阶级反专治斗争的开始
都铎王朝初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羽翼未丰，仍需王权的保护。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壮大，专制制度就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双方矛盾于是十分突出。在伊丽莎白统治晚期，国会里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国王出售各种商品的专卖权。1597年国会提出抗议，但无效果。1601年国会再度对专卖权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并得到伦敦人民群众的支持，女王无奈，许诺停止出售专卖权，这是资产阶级反专制斗争的开端。
资产阶级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也不满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建立廉俭教会，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余，并摆脱王权而独立，他们这种宗教主张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分两派，一是长老会派，要求英国建立象卡尔文教那样的长老会制，这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另一派是独立派，他们要求建立独立的信徒自治团体，不受国王、教会控制，这是一个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利益的激进派，伊丽莎白极端仇视清教徒，残酷迫害他们，但清教徒势力不断扩大，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政治斗争与宗教斗争结合在一起。1640年，资产阶级终于在清教徒的旗帜下，掀起了反对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法国
十六世纪的法国约有人口1500万，是欧洲大国，巴黎有居民30万，为欧洲最大城市，但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农业国。90%以上的居民从事农业，十五世纪末时，法兰西开始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清除了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从而带来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1、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十六、十七世纪的法国，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仍是法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十六世纪前期法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阶级保持了自己经济的独立性。法国农奴早在十二世纪就开始人身解放，到十五世纪末已成为在封建法权掩盖下的小租佃者，他们享有相当程度的人身自由。但他们还不是土地所有者，尚未获得彻底解放，农民租种土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绝大多数是世袭，但须缴纳世袭地租，农民对租种的土地有广泛的支配权，甚至无须领主事先同意就可出卖份地，只是购买者必须缴纳的封建赋税，法国农民的这种处境在欧洲很独特。
十二世纪以来，劳役租转变为实物代役租，十四世纪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图把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样就使农民的产品直接投入市场，广大农民为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以提高产量，这需要大量投资。另外，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出现一支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使农民国税负担不断增加。如果农民没有相当大的货币来源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于是多数贫苦农民为解一时之需不得不向高利贷者伸手。高利贷的渗入农村，不仅盘剥广大农民，而且也侵蚀封建主占有土地的基础。
城市市民和官僚贵族手中的大量货币资本，乘封建主急需金钱之机，便购买他们的土地和征收地租的权利。他们购得土地，然后以定期租佃的形式交给农民耕种，按对分制原则分配产品，这种对分制实际上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租佃制过渡的一种形式。商人高利贷者以土地作抵押向农民提供贷款，其利息往往转化为固定地租，像世袭地租一样被摊派到农民的土地上，世代缴纳，永无止境，故称为“租上租”。所不同的是，世袭地租是交给封建主的，租上租则付给高利贷者。
十六世纪前期，法国农村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开始，不过它与英国的方式不同，而是采取了国债制度和包税制度的形式。由于十六世纪“价格革命”的发展使征收固定地租的封建贵族损失惨重，封建国家为了补偿贵族的损失，便大量增加国税。而新兴资产阶级和商人高利贷者采取包征间接税的办法实行敛财，他们把国家预备征收的税款事先垫付，从而获得向居民直接征税的权利，包税人在征税中大肆搜利，获得了巨额利润。从1522年开始，法国政府发放有息公债劵，资产阶级于是购买公债，把钱贷给国家，依靠高利贷获取高额利润。货币大量集中在少数大商人和包税人之手，这就为法国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新航路开辟后，随着商业中心的转移，法国的海岸的城市和港口（如波尔多、拉罗舍尔、南特等）逐渐繁荣起来，成为东西方贸易和新旧大陆贸易的中心，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西南部朗该多克地区的纺织业中最早出现了一批分散和混合的手工工场，商业和信贷资本家一开始就在流通流域采取包购包销办法干预生产，后来直接插手生产领域，使城乡小生产者处于依附地位，形成萌芽状态的分散的手工工场。
法国君主专制政府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为了保证城镇居民商品粮和原料的供应，对粮食出口实行禁制关税政策，对工业品进口则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样一来就提高了法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从1489年至1515年法国政府颁布许多法令，批准恢复和重新开设定期市集和地方市集命令地方各级封建主，禁止在商路上和河流中设置关卡，保证水陆交通自由，统一征收道路税和市场税，规定“王尺”为统一的长度标准。1544年又建立里昂银行，统一了币制，这些措施对手工业的发展十分有利。
2、法国专制制度的加强
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迫使统治阶级寻找新的统治方式，在城市资产阶级和中小地方贵族的支持下，法国开始了君主专制制。
君主专制制最早始于路易十一时期（1461－1483年），在其以后的三代君主（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法兰西斯一世）时期才正式确立。在这期间（70年），三级会议停止召开，国王凭自己军队的实力任意征税，国务会议掌握行政管理大权，一切重大决策都由国王及其少数近臣决定，只有巴黎高等法院才有进谏的权力，以及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王的权力。
由于国王宫廷豢养大批官僚、贵族，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因而需要巨大的财富，然而法国国库经常空虚。专制政府财政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对内掠夺，增加捐税，二是对外掠夺，发动侵略战争。主要办法是压榨农民、征收国税，法国国税在十五世纪末大约为300万里佛尔，到十六世纪中叶增加到900万里佛尔，由此可见专制政府对国内人民剥削的沉重。
3、宗教改革和雨格诺战争
十六世纪法国的统一和王权的强大，限制了罗马教廷对法国教会的过分贪求。1348年，法王查理七世的国务诏书，规定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权，主教和修道院长由教士选出。1576年，法兰西斯一世与教皇签订“波伦亚协定”，规定法国高级教职由国王任命，教皇批准，这些使得教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路德派宗教改革思想开始在法国传播，而法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文由于在国内受迫害逃亡瑞士，以日内瓦为中心建立宗教改革的新派别――卡尔文教派。四十年代，其改革思想开始在法国传播。但新教徒受到亨利二世设立的“火焰法庭”的疯狂迫害。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法国逐渐形成两个派别，一个是反封建的宗教改革派，有依附农民和城市市民，另一个是反对君主专制的封建反对派，其核心是中央和地方的封建贵族寡头。这一派又因其信仰不同而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并入王室领地较晚的法国南部地区集团。由于国王从北部、中部诸省贵族中选拔国家官吏，因而引起南部贵族不满。他们信仰反正统教的卡尔文教派，这一集团的信徒称为“雨格诺教徒”，其首领是波旁的安蒂昂、康迪亲王、那瓦尔的亨利及海军将领科里尼。另一个是法国北、中部诸省的集团，他们接近国王，处于国王严密控制之下，独立其首领是军队统帅弗朗索瓦•介斯公爵和枢机主教亨利•介斯，由于这两个封建贵族集团有深刻的利害冲突，使得法国贵族间的内战始终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法兰西斯二世即位一年即死去。十五岁的查理九世取得王位，于是宫廷贵族各集团为争夺国王监护人头衔进行激烈斗争。1560年以安蒂昂•波旁为首的一派。打算召开三级会议，解除介斯家族的职务，以保障波旁党利益，不料阴谋败露，安蒂昂、康迪以叛乱首犯被判死刑，只因法兰西斯二世1560年12月突然死去才幸免于死。
1562年3月，弗朗索瓦•介斯率军队通过瓦西镇，忽然听到雨格诺教徒在谷仓内作礼拜唱赞美诗，介斯下令袭击手无寸铁的雨格诸教徒，当场杀死23人，伤100余人，瓦西镇惨案成为法国内战爆发的信号。（表面上为宗教战争）此后内战持续30多年，史称“雨格诺战争”（1562－1594年），分三个阶段：
（1）由瓦西镇惨案到圣巴托罗缪之夜（1562－1572年），这阶段的特点是：两个封建主集团为把持国王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在双方交战军队中，有相当部分的外国雇佣军，法国内战由于外国干涉而更复杂化，英、德新教诸侯都支持雨格诺教徒，而西班牙腓力二世则支持介斯派。双方互有胜负，于1570年8月8日签订圣热曼“和解敕令”，准许新教徒可在全国范围内作礼拜，可担任国家官职，并留下四个要塞由他们控制。这是雨格诺教徒取得的最大胜利。
（2）由圣巴托罗缪之夜到天主教联盟的成立（1572－1576年），1572年8月18日，是那瓦尔王亨利与国王之妹马格丽塔结婚之日，新教徒领导人齐集巴黎准备参加婚礼。太后喀德琳则认为这国对抗介斯家族的手段，于是和其亲信们密谋消灭雨格诸教徒。事先在他们的住处画上白十字标记。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这天凌晨两点到四点，按统一信号对雨格诺教徒进行大屠杀。到24日中午，巴黎被杀的两千多人，其中包括科里尼。此后双方又发生了两次战斗，最终国王不得不准予新教徒在一切地方（除巴黎和王宫地区外）有信教自由，除以前要塞外，另加8个要塞。雨格诺教徒配置2万人驻守，加强了防御，俨然如国中之国。
（3）由天主教联盟的建立到亨利四世进入巴黎（1576－1594年），这阶段斗争的结果是瓦洛亚王朝灭亡，波旁王朝正式建立。1574年9月查理九世去世，其弟亨利三继位。他宣布死后王位由他的近亲那瓦尔王亨利继承，这对介斯党是一打击。他们也走上建立独立组织的道路。1576年成立天主教联盟，由亨利•介斯领导，宣布一切天主教徒必须服从联盟，企图以此夺取王位。但亨利三世利用联盟内部矛盾，依靠城市和普通贵族的支持，宣布自己为天主教联盟首领，并把它改名为“王家联盟”。1585年那瓦尔的亨利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介斯党看到大势已去，于是建立了“巴黎联盟”，积极策划推翻国王。1585年5月，国王逃出巴黎，12月派人刺杀了亨利•介斯，这件事使巴黎反国王的运动十分高涨，那瓦尔的亨利率大军从南方逼近巴黎，国王也于1589年4月联合他共同向巴黎推进，然而8月1日一名多米尼加派修士扎克•克勒芒潜入军营刺杀了国王，于是亨利•波旁即位，但他信仰雨格诺教，天主教徒和巴黎贵族不愿承认他，继续和他作战，亨利四世于是决心改奉天主教。1593年7月23日他重新皈依天主教，得以于1594年3月进入首都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
为平息雨格诺教徒的愤怒和结束长期内战，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了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恢复天主教的礼拜，没收的土地的财产归还天主教僧侣，而雨格诺教也获得信仰与崇拜自由，有权召集自己的宗教会议和担任国家官职，并为他们保留了100多个要塞作为履行敕令的担保。南特敕令实质上是交战双方的和约，它标志着法国内战的最后结束。由于它承认了新教的信仰自由，所以也是西欧第一个对异教宽容的范例。
4、亨利四世与黎塞留的统治
长期的雨格诺战争给法国带来巨大灾难，农民群众深受其害，不断反抗贵族。为缓和农民反抗情绪，亨利四世采取了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废除了过去几年农民积欠的税额，甚至部分地区降低税额，并严禁税吏夺取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以抵偿欠税，此外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如规定粮食可自由运输，奖励推广新农作物等。
亨利四世对工商业也实行奖励和保护政策，他注意发展手工工场，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禁止法国原料出口以满足本国需要，扶植本国的新兴工业。
亨利四世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他认为法国的主要敌人是西班牙和德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因此他极力联络英、荷兰及瑞士、北欧等新教国家，准备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新教联盟，来对抗天主教的支柱西班牙和奥地利，这个计划为国内天主教徒不满，1610年5月当他准备出发到前线时，被耶稣会派遣的凶手刺杀，路易十三即位。
1624—1642年，枢机主教黎塞留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大权独揽，国王凡事都依靠首相。黎塞留善于把国王的利害和自己的利害结合起来，在政治方面为巩固专制制度做了很多工作，他在《政治遗嘱》中公开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国王荣耀。”他本人虽是僧侣贵族，但他把国家利益置于教会利益之上，强迫教会付出大量捐税，严厉对待耶稣会士的反抗活动，他还促使国王下令拆除所有封建主的堡垒，禁止贵族间的决斗，并严酷惩罚宫廷贵族和反对派的阴谋活动，。1621年，雨格诺派代表在拉罗舍尔集会，决定以洛盎公爵为首发动暴动，1627年黎塞留亲自率军围攻。1628年10月攻克拉罗舍尔，其它地区的雨格诺教徒也遭失败。国王于1629年颁布“恩典敕令”，仍允许雨格诺派的信仰自由，但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与军事力量。
为巩固中央集权制，黎塞留对国家行政结构也实行了改革，他在各省派遣一个主计官，直接向国务会议负责，监督地方行政、财政、司法等，这个职位不能买卖、转让和世袭，随时由中央政府任免，其实际地位在总督之上，因此地方实权完全转到国王官吏之手。在中央机构中，国务会议虽是最高行政机关，但实际徒有虚名，一切实权完全集中在首相和他手下的主管部门手中。
在对外政策上，黎塞留继承了亨利四世的现实主义政策，他的目的是保持欧洲的“政治均势”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他执政期间，法国常备军达15万人，并策划法国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在战争中他利用各种方法来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大。
1642年黎塞留死去，第二年路易十三也死去，由于路易十四年幼，王权再度动摇，但法国专制制度在黎塞留奠定的基础上仍达到了全盛时期。
第三节    中古西欧文化与文艺复兴
一、五至十五世纪的西欧文化
1、教会对教育文化的垄断
中古时期，西欧在政治上处于分散状态，因此，基督教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结成国际性组织，利用教会在社会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但在政治上对西欧各国取得控制，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使哲学、科学、文学都成为为神学服务的附庸。教会向人们宣扬蒙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把凡是与信仰无关的知识都视为“异端”而横加摧残。教皇格利高里一世（590—604年）在其所著《对话录》中说：“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他下令烧毁藏书丰富的古罗马图书馆，让僧侣刮去古代羊皮纸手稿上的字迹去抄写神学教义、信条、神奇故事和修道院编年史等，致使许多古典学术著作遭毁灭而失传。
基督教主要宣扬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鼓吹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人的始祖因为违背上帝的诫令而犯了罪，因而其后裔即整个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人只有热爱上帝，祈祷、忏悔和依靠教会才能得救，只有弃绝现实的物质享受，克制欲念，才有可能达到来世的永生。此外，教会强制推行“启示高于理想”、“知识服从信仰”、“哲学服从神学”等原则，把古代和当代的一切唯物主义观点、探索自然的知识和各种进步思想都看成反基督的神学“异端”和“异教”，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横加迫害。由于教会推行蒙昧主义，使得中世纪欧洲的精神生活极为枯燥，文化发展长期落后。
2、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是西欧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和官方哲学，它渊源于二世纪后期形成的教父哲学。教父哲学就是教会神甫们制定的基督教信条，以及对这些教条的哲学解释。八至十世纪，在反教会的异端思想日益流行之下，为维护宗教权威，教父哲学逐渐发展为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相比使神学更加思辩化，它把基督教的“真理”作为思维的起点和原则，孤立地、片面地以形式逻辑作为论证神学的依据，他撇开事实和经验，只从既定的教条中演绎出空洞的结论，经院哲学的研究只允许在基督教义的范围内自由思维，运用才智，为信仰寻找合理的依据，反对离开教义，依靠理性和实践去认识和研究现实，探索自然，它们往往争论一些荒唐的问题，如“天使吃什么”、“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到了世界末日，死人复活时是青年还是老年”等。
完成经院哲学体系的是意大利多米尼克派僧侣托马斯•阿奎那斯（1225—1274年），他被称为“神学之王”，著有《神学大全》，是经院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他认为，如果知识不以论证上帝为目的，则任何知识都是罪恶。他创立的“宇宙秩序论”认为，整个宇宙秩序是上帝按等级体系进行安排的，按等级阶梯，由无生命界上升到植物界、动物界，再上升到人、圣徒、天使，至高无上的是上帝，在宇宙等级中，下级从属于上级，上级统御下级，层层统御，层层归属，最后统属于上帝。他也从宇宙秩序论中推演出人们中间因聪明才智的差异而形成等级体系，杰出者治人，愚昧者治于人，但他反对人们改变上帝的安排去提高自己的等级，认为这是犯罪。
3、城市学校的兴起
中古时期的教育是为教会服务的，学校办在修道院里，教士具有受教育的特权，所学课程称为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查理大帝时为培养帝国管理人才，使提倡文化教育，举办宫廷学校，世俗贵族从此读书写字。十一、十二世纪十字军东侵时期兴起了骑士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有宗教、道德、礼节和“武士七艺”
（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下棋、呤诗）贵族领主把年满7岁的儿子送往高一级领主家庭接受教育，21 岁成年时举行典礼，授予骑士称号。
十一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新兴市民阶级需要文化知识，因此世俗的城市学校和大学应运而生。十一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建立了波伦亚法律学校，以后西欧各地纷纷建立大学，先后建立了巴黎大学（十二世纪后期）、牛津大学（1168年）、剑桥大学（1209年）等。1500年，全欧有65所大学，学习和研究科目有法学、医学、文艺等。教师已有世俗学者。教会非常嫉妒城市学校的发展，竭力争夺大学的领导权，迫害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
二、文艺复兴
1、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革命运动。当十四、十五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需要科学文化知识，而新文化的发展必须突破教会的束缚，因此社会上兴起了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运动，资产阶级学者广泛搜集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文学、艺术作品和历史文物，重新研究已被埋没了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化。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许多拜占廷学者逃到意大利并在那里讲学，因而意大利迅速形成研究古典文化的高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研究古典文化在于古为今用，从古典文化中吸取养料，以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并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十六世纪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把这一文化运动称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所以这种新文化运动后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但文艺复兴决不是古典学术、艺术的简单恢复，而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所以恩格斯称这个名称“没有把这个时代充分表达出来”。
文艺复兴为什么从意大利首先开始？第一个理由是意大利的古典文化传统比西欧任何其它一个国家更为强烈。在整个中世纪，意大利人始终保持着一种信念：把自己看成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他们骄傲地回顾其祖先，无疑忘记了他们的血液一再被伦巴德人、拜占庭人、诺曼人等民族的血液所混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意大利的城市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受益者。由于它处在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地位，自十一世纪以后就垄断了欧洲和西亚各国的贸易，贸易量的增加刺激了它的手工业、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在十四、十五世纪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或手工工场。佛罗伦萨是手工业中心，1388年时已拥有200多家呢绒纺织工场，从业工人3万人，该城以丝织业和锦缎业而远近闻名；银行业也很发达，素有“银行城”之称，其分行遍及欧洲各地。威尼斯除丝绸、玻璃制造业外，造船业也很兴盛，十五世纪中期，它拥有庞大的商船队，船员达11000人，贸易活动十分广泛。在这些城市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保证了这些城市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因此，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在新的阶级关系条件下，文艺复兴运动于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开始兴起，至十六世纪中期渐趋衰落。从十五世纪起，文艺复兴运动又在西欧各国先后发展起来，十六世纪达于鼎盛，至十七世纪渐趋衰落。
由于基督教会在西欧各国占有大量地产，是最大的地主，也是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它为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圣光，因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是对教会的攻击，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把反封建斗争的锋芒首先指向了基督教会，他们以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基督教的思想体系。
2、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它的思想核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束缚、谋取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思想武器。
人文主义者首先强调以“人”为中心，反对基督教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教会认为上帝是人和宇宙的造物主，全知全能，至高无上，而人生来有罪，卑微渺小，无足轻重，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和教会，才能求得来世在“天国”永生，享受自由和幸福。教会宣扬的这种神性和神的权威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和权威的反映，人对神的依附关系实际上是对封建依附关系的反映。相反，人文主义者则全力歌颂人性的高贵，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提高人的权威。但丁说，就人所完成的业绩而言，人的高贵超过了天神。莎士比亚说，人具有高贵的理性，人具有伟大的力量，人的行为像天使，人的智慧像天神。人文主义者所说的“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抽象化，他们通过颂扬“人”而蔑视“神”、赞美“人性”而贬抑“神性”、提倡“人权”而否定“神权”，来表明他们要求冲破封建制度下人对土地和人对人的从属关系，斩断使人依附于“天然君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束缚，使资产阶级的“人”变成独立的经营者和平等的商品持有者，从而能够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人生目的上，人文主义者也同基督教会发生了严重冲突和对立。基督教会要求人们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自由和幸福，而在现实世界上则实行禁欲主义，这就是要人们忍受现世被剥削压迫的苦难，维护封建剥削和封建统治。而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现世的自由和幸福，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人应当追求知识，探索自然，欣赏艺术，享受友谊和欢乐，甚至把人对发财和享乐的渴望也认为是一种美德和善行。总之，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现世的自由和幸福，归根结底，在于追求现实的统治地位和建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在理论战线上，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倡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提倡知识，反对愚昧。达•芬奇指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自然界现象服从客观的必然规律，而不是服从神的意志，他谴责经院哲学家的理论都是反动邪说。人文主义哲学家还攻击基督教会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斥责“僧侣以天堂作买卖”，并揭露教会是封建主阶级为统治人民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劝告人们不要陷入他们的“臭水潭”。哥白尼要求人们面对现实，到自然界和实践中去寻找真理。伽利略号召人们不要做书本的奴隶，要到大自然中去，阅读“自然之书”。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初步表达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思想，他们提倡知识主义，反对蒙昧主义，否认宇宙等级论和神学说教，从而冲破了一千年来神学、经院哲学阴暗牢笼对科学真理和人们思想的禁锢，为利用自然科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文化扫除了障碍，开辟了广阔途径。
但是，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剥削阶级，加之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尚未为论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实际材料，因此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当时多数人文主义者没有摆脱宗教和信仰的束缚，没有否认神的存在，还有人主张二重真理，既承认从经验得来的真理，又承认从信仰得来的真理，认为两种真理在各自范围内并行不悖。如布鲁诺虽然取消了自然界以外的神，却又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伽利略虽然把上帝从自然界排除出去，却又承认上帝是“最初的原动力”。虽然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奠定了基础，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从而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十四至十五世纪中叶为前期（或早期），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为后期。
（1）文学三杰
①但丁（1265—1321年），是新旧交替时代承上启下的一位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早年受到完备的教育，懂得神学，熟悉古希腊罗马文学，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早期的作品《新生》写他青年时代对一位少女碧雅特丽丝的爱恋之情。其代表作《神曲》主要描写作者在梦中由罗马诗人维吉尔和他的恋人碧雅特丽丝引导他遍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故事。这部诗作用托斯坎尼方言写成，为文艺复兴时代文学采用民族语言开辟了道路。
②彼特拉克（1304—1374年），是佛罗伦萨诗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写了大量的十四行抒情诗，他突破了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及经院哲学的束缚，直接描写爱情，反映喜怒哀乐等内心感受，并且赞美大自然，诗中弥漫着浓厚的资产阶级人情味和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它缅怀古罗马的光荣伟大，渴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他的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了一代诗风，他也是最早搜集、研究古典著作的学者，开创了研究古典文化的新风，他反对经院哲学，猛烈抨击罗马教廷，把它称为“野心狼的寺院”，他对欧洲人文主义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③簿伽丘（1313—1375年），他根据民间口头传诵的故事，赋予它以现实的生活气息和人文主义思想，而写成《十日谈》，书中主要暴露了教会神职人员的虚伪、贪婪和淫荡，揭露了贵族的昏聩、卑鄙和残忍，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罗马教廷，它全力歌颂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个性自由、感官享受和个人主义。小说发表后，由于受到教会攻击，他转而致力于清理意大利古老寺院的藏书，研究古典文化，推动了研究古典文化和古代历史的风气。
（2）艺术三杰
①达•芬奇（1452—1519年），不但是画家，而且是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代表作品有《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②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著名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代表作品有《大卫像》、《摩西像》，1530年以后教皇让他去罗马专门从事绘画和雕塑，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创作了《创世纪》、《末日审判》等壁画，还担任过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工程师。
③拉斐尔（1483—1520年），画有各种圣母像，他笔下的圣母都被塑造成充满母性幸福感的世俗母亲的形象，而不带丝毫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成分，这类画的代表作有《草地上的圣母》、《西斯廷圣母》等，他在梵蒂冈宫壁画中的代表作是《雅典学院》。
（3）政治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萌芽，这种思想的著名代表是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1513年，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乔凡尼出任教皇，即利奥十世（1513—1521年），于是他在这一年完成了《君主论》，奉献给声名显赫的美第奇家族，劝他们在意大利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实行专制统治，把外国势力驱逐出意大利。他认为君主应当比狮子更凶猛，比狐狸更狡猾，他把国家利益作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准则，为了国家利益，君主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包括使用暴力、欺诈、背信、伪善和违背道德准则等，他主张外交依靠实力，无需遵守信义和诺言。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要求，他首创了不遵守宗教和道德规范的资产阶级政治学，他的国家至上、为目的不择手段和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等主张构成了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为以后专制独裁者的理论依据。他还潜心于历史研究，1520年底以后他又创作了《佛罗伦萨史》。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是康帕内拉，代表作《太阳城》。
4、欧洲其它国家的文艺复兴运动（略）
（1）德国文艺复兴——伊拉斯莫、勒克林
（2）法国文艺复兴——拉伯雷
（3）英国文艺复兴——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
（4）西班牙文艺复兴——塞万提斯
5、自然科学和新哲学的兴起（略）
（1）天文学——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
（2）医学——萨维留斯、塞尔维特
（3）新哲学——法兰西斯·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
第四节    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一、德国宗教改革
1、宗教改革前夕德国的社会状况（宗教改革的背景及革命任务）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德国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工业、农业和商业进步很快，有些部门达到甚至超过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
①商业。当时汉萨同盟虽已日益衰落，但由意大利到北欧的商道仍要通过德国，这样在商道附近，在波罗的海南岸和多瑙河、莱茵河沿岸形成了许多城市，其中大中城市20多个，多是有名的贸易中心，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当天往返于附近的城镇，因此德国的商业仍然相当繁荣。
②工业。德国的农奴制度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全部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了自由的人，但同时农民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批无地、少地的破产农民为社会所迫，成为雇佣工人，于是一些大银行家乘机雇佣工人和购买设备，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中，采矿、冶金、纺织、印刷部门发展最快，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其中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突出，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他们采用畜力牵引水泵抽出井下的积水，可开采200米或更深的矿藏，发明从银和铜铅共生的矿石中提炼银的新技术，这些技术突破使白银产量大增，成为欧洲白银生产大国，直到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美洲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后这种局面才逐渐改观。
③农业。德国的农业发展也很快，耕地面积增加了，广泛种植酒花、葡萄、亚麻、大青（一种蓝色染料，也可入药）等经济作物，形成了一些专业区，如酒花主要产在北方，亚麻产在奥格斯堡、科伦一带，大青主要在爱尔福特附近。当时不论粮食生产、种植经济作物，还是经营畜牧业，都广泛实行分成制，农民得把收获物的1/3到1/2交给封建主。这种制度是由封建地租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它的出现，为德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以上就是十五、十六世纪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但德国经济发展的弱点是极不平衡，大城市多在边境地区，主要经营对外贸易，和外国的联系比本国密切，全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伦敦、巴黎那样发展成为国内的工商业中心。英法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德国恰恰相反，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却形成许多利益各不相同的地方集团，这些地方集团毫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因此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虽然德国从十世纪起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从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全国分裂为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独立的骑士领地，诸侯对皇帝实行分权，在领地内则实行集权。帝国城市和骑士往往各自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和诸侯或皇帝对抗，皇权很弱小，其地位和诸侯相差无几，始终不能实行中央集权，国内关卡林立，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关税。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皇帝、诸侯、骑士、城市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德国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结束诸侯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2、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参与者）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德国社会各阶级之间显现出了尖锐、复杂的矛盾。
在统治阶级中，最有实力的是诸侯，他们在自己领地内享有收税、铸币、司法特权，并且拥有常备军，可以自行宣战媾和，他们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迫使城市和骑士服从其统治，实际上享有独立王国君主的权力，他们是德国分裂割据的罪魁祸首，也是革命的对象。低级贵族即骑士，大部分靠为诸侯服务维持生活，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使得骑士变成了多余的阶层，他们既有不满诸侯专权、要求驱逐教会势力、结束诸侯割据统一国家的良好愿望，也有要求统一后德国实行贵族民主制、提高骑士地位并保存农奴制的落后、反动主张，可是由于他们经常洗劫城市，抢劫来往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因此，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农民和市民的支持。
僧侣分成了两个极不相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等，他们是大地主，其中许多人也是诸侯，他们不仅用世俗诸侯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贩卖赎罪券等），除剥削一般租赋外，还抽取什一税，因而这个集团也是德国社会各阶层和阶级强烈痛恨的对象。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教士，他们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与下层人民接触最多，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其中许多人往往参加了反封建斗争，有的成为农民运动中的宣传家和领袖。
城市的阶级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城市贵族是城市的特权阶级，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的经济命脉，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政治上站在诸侯一边。市民阶级人数较多，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并且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激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废止其审判权和免税权，少数激进分子则要求建立“廉俭教会”，实行国家的中央集权。城市平民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破产的行会师傅、帮工、奴仆和无业流浪者，他们是没有财产、没有任何权利、不属于任何公认等级的下层居民，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们积极支持或参加农民战争。
农民是人数最多和受苦最深的阶级，本来十三、十四世纪德国农奴制已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为自由的人，但后来随着德国南部莱茵河畔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这里的封建主羡慕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迫切需要金钱，而钱只有农民能供给，于是开始对农民进行新的压迫，除向他们勒索货币地租和苛捐杂税外，还竭力增加地租和徭役，力图把自由农再度变成依附农，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
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首先是大家痛恨的对象，德国由于政治分裂，罗马教会势力特别大，它每年从德国搜刮和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乳牛”，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因此，在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往往就和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密切相关，它激发了民族意识，使革命较早成熟，从而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1517年10月，教皇立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出售赎罪券，欺骗人们说“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经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民终于怒吼了起来。
1517年10月30日，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第二天中午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他说：当钱投入钱柜的叮当作响时候，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而不是灵魂升天；他认为出卖赎罪券是“欺骗”和“捏造”，是犯了错误，是宣传与“基督教不符”的道理。这种论点对教皇和天主教会是一个沉重打击，无疑是一次思想解放，从此有了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而这也立即在德国引起了燎原大火，农民、平民把它看成起义的信号，市民、骑士甚至部分诸侯也卷入了反教会的浪潮，顿时，路德成了各种反对派团结的中心，《九十五条论纲》也成了各派的共同纲领，两个星期便传遍了整个德国。
1519年6月，教皇的代表同路德在莱比锡举行了辩论会，路德说，教会的权力不是神授的，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会的基础是耶稣而不是教皇奠定的，信徒不服从教皇也可得救，康士坦茨宗教会议宣布胡斯为异端是错误的，因为胡斯的许多主张是基督教的真理。路德公开为胡斯翻案、否认教皇和宗教会议无上权威的行动，标志着他已经和罗马教皇正式分裂，同时也使他声望大振，教皇在德国的特使在一份报告中说：德国的形势十分严重，十分之九的德国人高喊“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少数则高喊“罗马教廷该死！”。
1520年，路德先后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基督徒自由》、《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后两篇文章是路德的宗教纲领，前一篇则是政治纲领，也是德意志的独立宣言，书中号召德意志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要求停止向罗马缴纳教会税，结束罗马任命德国主教的权力，除加冕礼外教皇没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取消皇帝吻教皇脚和为他扶缰引马的规定，减少节日等，但路德的要求仅停留在独立上，对消灭诸侯割据实现统一却只字不提。
1520年9月，教皇发布了开除路德教籍的“破门令”，路德也针锋相对，于12月10日在维登堡当众焚烧了教皇的命令。1521年4月，教皇又勾结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要路德前去认错。但路德在会上宣称：“除了以圣经为根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外，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后退，因为我们决不违反我们的良心。”5月8日，查理五世颁布沃姆斯敕令，规定5月14日以后捉拿路德，路德于是改名换姓，躲进了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此后，他一直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工作，民族语言的统一为以后各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纽带。
沃姆斯会议后，由于路德投入了诸侯怀抱，革命运动因此发生分裂，1522年9月，骑士阶层单独采取行动，举行了暴动，但由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得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因而很快就彻底失败。随着革命的深入，路德也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他一再撰文攻击闵采尔和起义群众。他的背叛，把市民阶级的运动出卖给了诸侯，而德国的农民和平民，却在闵采尔的领导下把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活动的评价：
第一，路德一生的活动确有一些是值得肯定的，如他酝酿了宗教改革思想，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等，但也有不少应该揭露和批判，如他维护诸侯的利益，背叛人民等，因此对这样的人物，不应给以过高评价。
第二，他不是“封建主义社会崩溃和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这场变革的开拓者”，只不过是宗教改革的引发者，因为他从未想到对现存社会作根本的、制度上的改革。
第三，他并没有要求运用国家暴力去推翻这个罪恶的社会，相反，而是要维护这个罪恶的社会，他虽然宣扬过暴力，但他是要诸侯和国王掌握暴力，而对农民和平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却竭力反对。
第四，对于他后期翻译圣经和改革宗教的活动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和赞扬。
3、托马斯•闵采尔的宗教改革
闵采尔曾是路德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但当1520年路德抛出三篇调子越来越低的纲领性著作后，他开始对路德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1523年初到1524年夏，闵采尔在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镇任牧师，在这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革命的宗教和政治理论。
在宗教理论上，他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反攻，他认为天主教宣传“赎罪说”，是给“破房子刷白粉”，破房子应拆掉重建，不能刷白粉；路德不敢把信仰解释成理性，他却认为信仰就是理性，甚至基督教讲得玄而又玄的圣灵也是理性；他说天堂不在来世，就在此生，信徒的使命就是在现世建立天堂；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利益，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才是不敬上帝的人。他的理论，实质上是在基督教的外形之下传播着一种泛神论思想（恩格斯的评价）。
闵采尔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恩格斯的评价），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指科学共产主义，而是指闵采尔隐隐约约想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他的共产主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有所不同，其独到之处在于明确地认识到财产公有是改造社会的基础，他认为实现公有制的基本前提是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诸侯割据，他说：德国不应再有诸侯贵族，因为贵族的巢穴是“强盗窝”。总之，闵采尔的思想是十六世纪最进步的思想，他的理论和实践是一次用“平民方式”消灭封建制度、统一德国的伟大尝试。
二、德国的农民战争
1、农民战争概况
1524—1525年，德国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农民战争，这次战争席卷了大部分地区，涉及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民。这次农民战争有三个中心地区：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
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农民首先举起了义旗，他们宣布要消灭除皇帝外的一切统治者，并以《书简》的形式提出纲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用和平的手段或暴力解救自己脱离苦难，其基本思想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由普通人掌握政权。然而革命领导权被温和妥协派掌握后，他们和士瓦本司令官特鲁赫泽斯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门明根拟定了和敌人谈判的“十二条款”。它主要反映富裕农民利益，只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限制地租、徭役等，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问题。调子也比“书简”温和得多。特鲁赫泽斯乘机于利用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于1525年3月底反打，击溃了士瓦本地区的农军。
1525年3月末，法兰克尼亚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斗争也最激烈，这一地区有许多中、小城市，市民力量较强大，他们参加起义后，逐渐把起义纳入了自己的政治轨道。1525年5月，他们在海尔布琅农军会议上提出了“海尔布琅纲领”（帝国改革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革教阶制度，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纲领还明确规定要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取消一些苛捐杂税，保护商路安全，允许农民赎卖封建义务等。这个纲领反映了不同阶级的要求，并正确提出了统一德国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纲领很难立刻实现。正当起义者为此纲领辩论时，镇压了士瓦本起义后的特鲁赫泽斯率军赶来，市民立即为敌人打开了城门，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
图林根和萨克森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群众都站在闵采尔一边。1525年3月，缪尔豪森的平民、矿工推翻贵族政权，成立自己的“永久会议”。建立了革命政权，闵采尔成为负责人。不久，整个萨克森、图林根地区都爆发了农民起义。从而把德国农民战争推向顶点，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武器和训练，闵采尔本人缺乏军事经验，因此很难抵抗诸侯军队。起义队伍也很快被敌人消灭。
2、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
德国农民战争留下的历史经验是：德国的农民虽然经过浴血奋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农民只有和其它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然而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十六世纪的德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它们之间的利害不是相互冲突就是极其悬殊，整个民族分成两大对立营垒的情形还没有出现，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一切革命等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汇成了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像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而且其行动往往视农民为转移。骑士是农民的剥削者，根本不可能和农民结成同盟，和市民结盟只是短时间内在局部地区出现，影响不了大局。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发展到高潮时却由于害怕人民而叛变了革命，因此，恩格斯说：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
3、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仍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国的天主教会势力，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金银财宝被没收。在新教各邦，教产都落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天主教会再也没有可能恢复以前的状况了。此外农民战争还打击了封建贵族，特别是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到处被打败，城堡大半被毁，日趋没落，只能更深地依赖诸侯。此外，农民战争留下的经验教训（工农联盟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工农联盟”思想，即农民阶级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4、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评价
一种意见认为，要对德国农民战争作出全面评价，应全面分析农民战争中产生的纲领性文件，通盘考察它的整个过程，才能确定这次战争的性质。“书简”最先进，但有较多的空想成分，“十二条款”虽然温和，但也反映了农民要求社会改革的愿望，“海尔布琅纲领”预测到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值得重视。这三个纲领都具有革命意义，在当时的德国，农民要求建立以皇帝为首的统一国家是进步的，不能用皇权主义加以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要确定农民战争是否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把它放在宗教改革的范围内看，不能单纯说它是“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农民战争并不总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农民纲领的实现，也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5、农民战争后的德国
三个中心地区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德国农民战争基本结束，有十万以上的农民被杀戮，南部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统治，农奴制也死灰复燃，北部和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负担无限制的徭役、赋税，生存条件更为艰苦。
农民战争后的德国状况：市民虽然背叛了起义，但并没有得到好下场，城市贵族的统治被恢复，城市特权也被剥夺，市民阶级不得不向诸侯支付巨额赔款，更严重的是农奴制的普遍恢复和其它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得德国工商业衰落，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阻。
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捞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对城市和农民的压榨，势力衰弱的贵族不得不听从诸侯的摆布。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彻底蜕化为诸侯的工具，1530年，路德亲自审定由亲信向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提出路德教的系统理论（奥格斯堡告白），告白认为基督教各派都是基督的战士，应当相互宽容，教徒必须服从当时的国家政权和法律，遵守各项社会制度。告白是路德教的信仰纲领，它标志着路德教已变成了庸俗市民的官方宗教。在路德教会里，诸侯代替教皇成为教会的首脑，因此诸侯的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在战后都大大加强了。
皇帝查理五世不满诸侯的强大，1529年，他召开帝国会议，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于是路德派诸侯于1531年结成同盟反对皇帝，查理五世当时忙于对法战争，1546年才带兵回国打败诸侯同盟。皇帝的胜利又引起诸侯的广泛不满，新教诸侯和一些天主教诸侯在法王的支持下组成同盟并打败皇帝。经谈判，1555年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这使路德教取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帝国瓦解，德国出现两大诸侯集团，北部、东北部属路德教集团，南部、西南部属天主教集团，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
第五节    三十年战争
一、起因
三十年战争起初是德国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后来由于西欧和北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卷入了进去，从而成为欧洲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战争断断续续打了30年（1618—1648年）。
战争主要还是起因于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矛盾。宗教改革后，诸侯势力不断增强，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定后，新教与天主教势力几乎相等，七大选侯中有三个信奉新教（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巴拉丁）。新教、旧教诸侯都无意遵守和约，常常为扩大地盘和增加财产，以宗教为借口挑起武装冲突。德国皇室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奥地利、捷克、士瓦本和阿尔萨斯一带，在诸侯中版图最大，实力最强，它的旁支还控制着西班牙，皇帝依靠自己的实力，利用诸侯间的矛盾，积极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他以反对新教为号召、限制新教诸侯为借口，竭力取得天主教诸侯的支持，以加强中央皇权，但皇权的加强又加深了与新旧教诸侯之间的矛盾，也使诸侯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1608年，新教诸侯以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为首组成“新教同盟”，1609年，天主教诸侯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为首组成“天主教同盟”。
诸侯之间的纷争往往还搀杂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法国不希望出现一个集中统一的强大邻国，因而竭力使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以有利于法国的扩张和夺取欧洲霸权，自亨利四世以来，法国一直执行着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外交政策。丹麦、瑞典和英国也不能容忍德国在北欧的扩张，因此诸侯两个集团的斗争都有外国插手，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支持“新教同盟”，教皇，西班牙则支持“天主教同盟”。而各地诸侯也勾结外国势力反对皇权的强大。
二、战争经过
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是1618年捷克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1526年，捷克被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国王由德皇兼任，捷克只保有自治权。1612年，德皇指定耶稣会士斐迪南为捷克国王。1618年，斐迪南下令禁止布拉格新教集会，于是捷克国会提出了抗议，并拒不承认斐迪南为国王。1618年5月23日，在皇帝宣布新教徒为暴徒后，布拉格人民爆发了起义，他们冲进王宫，按照捷克人民惩治叛徒的习惯把两个钦差大臣从窗口掷入壕沟，这就是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它成了捷克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阶段：
1、捷克——巴拉丁时期（1618—1624年）。“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后，捷克组成了临时政府并宣布独立，1619年，捷克国会又推选“新教同盟”领袖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为国王同斐迪南作战。6月间捷军推进到了维也纳，德皇于是以巴拉丁选侯资格转让给巴伐利亚公爵为条件向“天主教同盟”求援，天主教同盟出兵、出钱支援皇帝，同时西班牙出兵攻打巴拉丁。这时，捷克贵族不敢依靠群众，寄望于新教同盟救援，但新教同盟不但拒绝支援，而且和天主教同盟缔结互不侵犯条约。1620年11月8日，天主教同盟军队在布拉格近郊的白山一带打败捷克军队，腓特烈逃走，随后巴拉丁被占领，选侯资格也转让给了巴伐利亚公爵，捷克沦为奥地利的一个行省。
2、丹麦时期（1625—1629年）。天主教同盟的胜利导致了皇权的加强，这既不符合割据一方的新旧教诸侯的利益，也不符合法国等外国势力要求，1625年，法国促成英国、荷兰、丹麦三国签订反哈布斯堡同盟，并资助丹麦出兵德国，一些新教诸侯也支持丹麦的行动，这样，德国内战扩大成了一场国际战争。1626年，皇帝在天主教同盟的支持下利用捷克贵族瓦伦斯坦的雇佣兵，打败丹麦和新教诸侯的联军。瓦伦斯坦是德意志帝国著名的军事家，主张消灭诸侯割据，驱逐外国势力，在德国建立类似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中央集权制，他本人拥有地产12万公顷，雇佣兵10万人，都拿出来替皇帝服务。打败丹麦后，1628年，皇帝封他为麦克伦堡公爵、波罗的海和大泽的统帅。1629年，丹麦被迫在律伯克签订和约，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德国内政。同时，皇帝颁布“复原敕令”，规定1552年以后被新教诸侯侵占的教产全部物归原主。
3、瑞典时期（1630—1634年）。在上阶段战争后，德皇势力急剧膨胀，达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瓦伦斯坦也计划在波罗的海建造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皇帝和瓦伦斯坦的政策引起了新旧教诸侯的不满，1630年，在累根斯堡召开的选侯会议上决定罢黜瓦伦斯坦的职务，缩编他的军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是个激进的新教徒，他在占据波罗的海沿岸后还想扩张霸权，坚决反对德皇权力的加强。1630年7月，瑞典在法国支持下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并同勃兰登堡、萨克森选侯联合打败了天主教同盟的军队。1632年4月，瑞军长驱直入巴伐利亚，维也纳危在旦夕，皇帝只好重新起用瓦伦斯坦。1632年11月，双方在萨克森的吕层会战，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创伤重大，瑞典也失去了古斯塔夫国王。为保存实力，1633年，瓦伦斯坦决定同瑞典和谈，这被皇帝看作是另有所图，于是1634年初再次撤消了他的职务，不久被人刺杀。总的来说，战争优势仍在天主教同盟，1634年9月诺德林根战役中大败瑞典军队，瑞典向北退却，一些新教诸侯也纷纷推出战争。1635年5月，萨克森首先和皇帝签定和约，表示服从皇帝，不再反抗。
4、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丹麦、瑞典的接连失败，使过去一直在幕后操纵的法国不得不亲自出马。1635年5月，法国对西班牙宣战，荷兰、威尼斯、匈牙利等支持法国，主要战场仍在德国，同时也在西班牙、意大利、尼德兰等地进行。参战初期法国不断受挫，西班牙从南北两路夹击法国，双方拉锯战不断，互有胜负，直到四十年代后，瑞典、法国才相继取胜。1642年11月，瑞军在莱比锡打败皇帝军队，1643年春，法军在洛可瓦会战中大败西班牙，此后，法、瑞乘胜追击，攻入了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皇帝和天主教诸侯无力再战，被迫求和，这时瑞典军中疾病流行，士气低落，法国也对刚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深感不安，因此也只好同意停战。
三、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从1643年起，交战双方在威斯特发里亚的闵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两个城市谈判，1648年达成了协议，分别缔结了两个和约，合称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战争以法国、瑞典的胜利而告终，因此和约首先保证了他们获得大片领土，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的大部分（除斯特拉斯堡外），并追认了法国在1552年占领的麦茨、土尔、凡尔登等洛林的土地。瑞典则获得整个西波美拉尼亚，包括鲁根岛、斯台丁城和奥得河河口地区，还获得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个主教区以及威斯马城，另外还得到500万塔里尔赔款。这样，瑞典不仅占去德国北部所有重要河口，而且以这些地区领主的身份置于德国诸侯之列。和约还正式承认荷兰和瑞士脱离德国独立。
德国内部，曾与法国、瑞典结盟的新教诸侯获得了新的领土，勃兰登堡得到东波美拉尼亚以及哈勃斯达、卡明、明登等主教区，1680年又得到马德堡主教区，后来就形成了普鲁士王国。萨克森得到了鲁沙提亚。下巴拉丁由腓特烈的儿子继承，仍为选侯。巴伐利亚得到了上巴拉丁，成为第八选侯。条约规定，诸侯有和外国缔结条约的自由，不经诸侯同意，皇帝无权宣战、媾和、课税、征兵，在宗教上仍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由诸侯确定其国家的宗教信仰，教产的归属以1624年即“标准年”为准，1624年1月1日前得到的教产仍然可以保留。
四、三十年战争的意义和影响
三十年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德国、而且影响欧洲历史的发展。
1、这次战争虽然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但主战场仍在德国境内，德国遭受到空前浩劫。成千上万的城市、村落、工场、矿山被毁，人口减少了1/3，有些地方甚至一半以上，如捷克战前有300万居民，战后只剩78万多人。农业衰落，1/3的土地荒芜，工业也降到不如十五世纪时的水平，二百年以后即十九世纪前半期才恢复了元气。
2、这次战争损失最大的是帝国政权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战争打破了皇帝统一德国的迷梦，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完成了对德国的分解，“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皇帝也徒有虚名，奥地利成了诸侯中的一员，虽然其家族仍保持完整，但地位已远不如以前那样辉煌，德国的分裂较前有所加深。
3、战后，德国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虽然仍保有皇帝称号，并且作为一个邦国，实力仍然强大，但毕竟受到了削弱，而勃兰登堡不断发展，形成了普鲁士王国，其势力的加强，为后来的普奥争霸打下了基础。
4、条约确定了近代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边界，它是其后直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一切条约的原始文件，划定新界、修改边界都要以它为据。
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1、教皇子午线     2、血腥立法     3、瓦西镇惨案      4、圣巴托罗谬之夜    5、南特敕令       6、但丁         7、达·芬奇       8、《九十五条论纲》      9、奥格斯堡告白      10、掷出窗外事件
二、简答
1、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2、新航路发现的历史背景。
3、新航路发现的后果和影响。
4、英国“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5、英法专制制度是怎样确立起来的？
6、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的条件和基本思想是什么？
7、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8、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9、三十年战争的原因及其后果。
三、论述
1、怎样认识英国农民反圈地斗争的性质和作用？
2、谈谈你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
3、结合路德和闵采尔的理论学说，谈谈你对二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