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开除张厚载真与胡适无关吗

    ■读史偶得

    ◎ 韩三洲 历史学者

    近日，从书友处借到上海广益书局1951年版的《歌舞春秋》闲读，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张豂子，正是那位在五四运动前夕，因为写文章批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京剧观，居然被北大开除的学生张厚载。

    对于这段史实错在何人的争议，前些年在学术界是人言言殊，各执一词。学者邵建曾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与胡适的生平为人，来为胡适“辩诬”，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学生和自己的意见不同，胡适就会把他开除，且不说胡适当时也没有这个权力。”而相信这段史实的人则认为，当年北大长期被胡适及其同人经营，也干过不少打击异己、迫害异端的事情，胡适们所谓的“宽容”，不过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招牌而已。

    《歌舞春秋》的书后附录，有署名余苍的发表在1951年《亦报》上的文章，题目叫《新青年谈屑》，是这样评介当年这段史实的：“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这个话本来不错，毛病却出在他自己在‘俗剧’下又加注一句：‘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之京调高腔皆是也。’高腔即弋阳调，它的命运与昆曲一样，早被所谓‘俗剧’给打跑了，从来没有高腔起而代替昆曲的事。北大学生张厚载根据这一点，写信指出胡老师的错误，胡老师却强辩道：‘我所说的高腔，是指四川的高腔，不是指弋阳腔的高腔’。后来刘半农、钱玄同等又纷起而答辩，硬说‘京剧完全废唱而归于说白’，是可能的。这些都证明他们对于京剧的认识其实都很有限，还要强不知以为知，也很缺少接受批评的雅量。这个特征，表现在《新青年》右派诸人的身上最为强烈。打开《新青年》的通信栏的文字来看，关于各种问题向他们提意见的人很多，却从来不见他们有认错的表示。第一个是钱玄同，往往用很不恭敬的句法把对方臭骂一通。”

    当然，把胡适称为“右派”，是1949年后把胡适政治脸谱化的惯用称谓。但书中节录了张厚载即张豂子本人发表在1951年4月15日《亦报》上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五四前夕他被北大校方开革的原委：

    张厚载说他其时替北京报纸写剧评，最初还得到蔡元培校长的称许，蔡先生找他去谈话，告诉他：大学生应该有这样的校外活动。不过劝他要旷观域外，对欧美戏剧的源流和发展，也应作一研究。后来豂子为了投书《新青年》，指摘胡适谈剧的错误(属于常识性的)，同时他又在京报中，公开反对钱玄同的打击京剧论(钱先生是主张无条件地毁灭京剧，尤其是反对京剧中的许多丑恶的形象，指斥脸谱为“粪谱”。)因之颇为胡钱几位老师所不喜，这已经种下了他日后被开革的根。

    张厚载在北大为法科政治系，仅差两个月就毕业，面临开除，当然心有未甘，他去找蔡校长，校长推之评议会，去找评议会负责人胡适，既又推之校长。本班全体同学替他请愿，不行，甚至于教育总长傅增湘(沅叔)替他写信，也不行。他因为校中挂牌开革，理由是“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特请他所担任通讯的新申报出为辩白，列举所作的通信篇目，证明没有一个字足以构成“破坏校誉”之罪，结果仍不能免除处分。蔡校长给了他一纸成绩证明书，叫他去天津北洋大学转学仍可在本学期毕业，他却心灰意冷，即此辍学了。

    根据张厚载本人的叙述，可以看到，胡适在开除发表不同意见的学生问题上，即便真如邵建所讲的那样，不会这样做也没有这个权力，但起码是他对被开除的张厚载没有像别人那样施以援手，这正是应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那句典故。连本班的同学都为此请愿了，教育总长也说话了，蔡元培校长也在为学生寻找出路，偏偏主要当事人的评议会负责人胡适，却是态度暧昧，而且还像踢皮球一样地相互推诿，缺少的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细考起来，张厚载不过是一个喜欢与上面唱点反调、在京沪几家报纸上发表点剧评的北大学生，是年轻人常见的一种勇气。而几乎云集了新文化运动中所有骁将的北大，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异端，遂以“本校布告”的形式，说什么“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由此可见，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面对反对自己的人，更需要一种恢弘的包容与雅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就有一句名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所以更无法指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那种自由境界了！

    今年是北大中文系百年纪念的日子。其实，对于张厚载的个人悲剧，我们今天也毋须为尊者讳和为贤者讳，过多的遮掩反倒有损于伟人的形象。连晚年的胡适，都说过“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被人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在晚年所写的《容忍与自由》中，曾反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几个不宽容态度时，说：“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但是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没有提到40年前自己在开除张厚载一事上的态度。至于本书中张厚载个人所叙述的这段公案，是否也有史实上的出入，那就有待于史家的进一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