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社论

两会的悲观与不悲观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再有耐心一些，相信进步会一点点的发生。当我们从口中说出“没有用的”，这才是真正让人难过的事情……
一般来说，人活得越长，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难去相信一些事情，愈来愈成为一个犬儒或虚无主义者。我们年少时候，总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饱含冲劲、兴致勃勃的去干某些事情，以为这可以给自己、给他人、给社会带来改变，长辈们就会站出来对你循循善诱，或者是当头棒喝：“没有用的，这世界就是这样。”
譬如两会，就有很多人认为：这些东西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呢？十来天过去了，两会结束，街市依旧太平，各自拍拍屁股，又回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过活去了。所以，“没有用的”。
是的，这样的悲观渗透了我们的社会肌理，每个人都在相互传递这悲观、犬儒乃至绝望。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用的”？真的进步不可能发生？真的代表委员就像很多人想的那样，都只是个花架子？难道就在一声声“没有用的！”声音中间，耗费生命？当然不能这样！
所以，在两会结束这天，不如埋葬自己的悲观，去寻找那些可以触摸到的进步。
作为一个网络新闻专题栏目，《今日话题》在两会期间，除了日常专题之外，还做了一些两会特别策划，另外写了12篇观察文章。几乎每个可能的两会热点，都会被我们关注，那么，它真的没进步吗？显然不是的。
譬如说，那些所谓的“雷人提案”，像“关闭社会网吧”、 将“扫黄”改为“扫色”、“家务工资化”等等这些，你也许可以说是这些代表委员人浮于事。可是，你回过头看看，2000年、1990年，哪次两会不是静悄悄的，绝难听到任何舆论争议、民意反弹。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虽然在现实中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也决定不了代表委员的取舍，但可以通过博客论坛媒体，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意见、质疑甚至愤怒了，这或许还远远不够，但这种“网络问政”，不正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进步么？
譬如说，不是开始出现像崔永元这样的委员，开始破坏“和睦一堂”的景象了吗；不是有韩德云这样的代表，坚持不懈的在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吗；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始批驳诸如地方卖地财政、官场不正风气之类的现象。作为公民，或许我们总希望看到制度性的突破，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没有这一点点小进步的推动，制度性的突破又何以完成呢？
再譬如，两会的一大热点事件，一个地方部级大员和一个女记者的冲突，竟然引发了轩然大波，像诸如财经网、以及各大网络媒体，都加入到舆论监督的行列中来，为同行伸张权利，其实也是在积极维护自己作为“第四权力”之媒体的尊严；像诸如周瑞金、钟沛璋这些党内理论界的权威，都对这地方大员提出了批评。可以想象，不说十年前，即便在一年前，这样的事情也许在许多人的经验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吧。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再有耐心一些。当我们从口中说出“没有用的”，当我们从内心里开始放弃努力，甚至向他人传递悲观、犬儒甚至绝望时。或许，这才是真正令人难过的事情。
“严琦委员”们的小算盘

比之严琦委员的大口味，一些委员们的小算盘是层级不一的……
参加一次政协会议值多少钱？ 5亿！
这当然不是真的存在银行的5亿人民币，而是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人民微博说的一个事情： 3月10日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韩方明委员闻之大不快，遂讥之：“那你岂不是开次两会赚了五亿？”
5亿是个大数目，够给政协委员每人发一台小轿车、外送一台很不错的笔记本电脑。当然，这事情的意义不在于这里，而是深刻的提醒了我们，别看委员们在那里开会，顶着着的是“人民政协委员”的帽子，可这“人民”一不能选她当委员，也不能给她的“陶然居”品牌增值，所以，有心的政协委员，在“人民”之余，会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
比之严琦委员的大口味，一些委员们的小算盘也是层级不一的。
那些爱好学习的好委员，譬如说刘翔就说：“愿意和各方政协同仁们共同努力尽职尽责。当然由于年轻,要完成好任务首要的是学习,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说实话，在两会这么些天，，每天都会听到一两个委员，说自己是来学习的，也不奇怪了。
这当然是一种正确的小算盘，不滥用自己的委员权利，很诚实的觉得自己没有为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那就干脆当做来参加一个免费的培训班，要知道，政协里有不少大学校长、名校教授的呢。还是刘翔，看来经过了前几届的学习，已经有所进步了，“愿意和各方政协同仁们共同努力尽职尽责”，标准的“官场会议体”，说得多么得体啊！
不过，稍微进取点的委员，不会这么怂。政协不是个名流聚会吗？地方官员、企业老总、体育明星、文化名流。大家济济一堂，共图一个很大的局面，还有比这更能获取人脉、笼络人心的时候吗。其实，记者们只要留心，一群群的政协委员，分散在京城的大大小小的饭局，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在杯盏交错间，大家的友谊升华了，保不准在席间就谈好了什么未来的合作项目……
其实严琦邀请大家去陶然居共赴晚宴，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只是中间碰到了一个不搭弦的韩方明，毁了好事，可谓闻者足戒。下次委员们共赴饭局时，得经过甄选，以免韩方明、崔永元这些的“坏委员”坏了大计。
这还不算是有政治觉悟委员的表现。真正的委员，应该是那种“顾大局，识大体”的，当然，不是倪萍那种“坚决不投反对票，永远只表爱国心”的“顾大局，识大体”，相反，要最大化利用政协委员的权利，这可真是一门大学问。
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批委员主动出击，四处约访媒体，占据一个很不错的版面，谈一些高尚的、正确的主张，但绝对不会是触及到具体利益的主张（譬如说像崔永元那样，直陈春晚植入式广告是失败的，不尊重观众，那简直就是“有病”）。类似这些正确的废话，不但自身没受到丝毫压力，利益不损丝毫，还赢得一群不明真相群众的鼓掌叫好，还一定有媒体给你统计：多少分钟、赢得了多少次掌声。真是不亦快哉。
当然，涉及到严琦这样的“算盘”，确实对委员的能力提出了莫大的要求，从一个提案中，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或者个人的影响力，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实在是一门高超的艺术。现在社会不是截然分化吗，诸如官民对立、社会断裂的说法不绝于耳，要平衡各方观感，实在是太难。
譬如严琦委员认为，陶然居的品牌价值提升了5亿，不知道依据如何？难道会有很多人，认为严琦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委员，所以，经营的餐厅一定也是很责任感的嘛？难道，她没有看到，一批批黑客在不亦乐乎的黑陶然居的网站，微博都流行起“现在没去过陶然居网站的，都不好意思自称黑客！”了，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人扬言要抵制陶然居呢。看来，严琦委员这回有点失算了，反倒成了一个鲜活的反面教材，也算是为以后某些委员们，更好的打小算盘，提供了助益。
选民的价值从何而来？

以选民价值为原点，方可寻求到选举制度改革的最佳路径……
人大会议进行时，在那会场上，有3000名被我们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正在“汇报演出”，他们的“表演”的精彩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无论如何，这群人是我们选举出来的，倘若这群人的表演毫不精彩，甚至于失魂落魄，那么，我们每个人作为选民的价值，都将荡然无存。
本次人大会议，备受关注的选举法修正案，将由闭幕当天表决。3月8日，王兆国副委员长表示，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城乡平等选举权，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进步，城乡选举权比例，从8：1，到4：1,再到1：1,这至少是一种程式平等。意味着，一个乡下人，和一个城里人，投出的同一票，都有同样的价值。
但这个被舆论所聚焦的改变，依然无法等量于选民价值的改观，因为这跟选民，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们所投出的那一票，是否更有质量，更能体现自己作为选民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
选举政治是委托政治，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通过一种法定程序，在一大票人里面，寻找出一些，有能力的，且是我可以信任的人出来，委托他们，替自己行使权力。而评定一个选举机制好坏的标准也很简单：其一，就是作为选民的意愿是完全自主的，不受到任何强力的干涉，想投谁就投谁，全凭自己决定；其二，就是这个选举程序，必须能够使得选民更容易、更准确的寻找到自己喜欢的、放心的人，投票委托他（她）替自己行使权力。
按照这个标准，细微的进步则是体现在设立“秘密写票处”，技术的微调，照顾了当下的国情，使得投票者少受干扰，提升了投票自主权；另一方面，则是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这至少可以避免以往很多时候，选民只有在投票前前几分钟，才能够听到候选人的简历介绍的窘境。
除了这些微小的进步，更应关注的是选举制度在竞争性上的缺陷。一个简单但不容辩驳的定理是：某种选举程序的竞争性越强，则越能体现选民的价值，选民就越可能选举出自己放心的权力委托人来。代表候选人的竞选pK的越充分，才艺展现的越完全，选民才能够选出一个更有能力，更让自己放心的代表。尽管有时候可能会看走眼，但我们甚至只要参照历届超女、快男这些娱乐选秀节目，最后胜出的那十强，绝对是整体实力最强的十强。所以，有充足理由相信，只要选举竞选达到超女快男的PK水平，就完全可以选出正是实力最强，最有能力，最能让选民放心的人大代表群来。
然而，遗憾的就是，《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去年10月一审的时候，原本是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或者候选人要求，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情况，回答选民问题。”而现在已经被改成“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删掉了“应代表候选人的要求”。显然，这依然是法案对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存莫大担忧的体现。
另一个与选民价值息息相关的是代表议政监政的常态化。显然，代表兼职化，使得议政监政往往集中在每年开会那十几天，日常议政监政异常薄弱；而另一方面，则是官员代表比例过高，非止日常议政监政，即便是人大会议上，也陷入了自家人监督自家人的困境，选民的价值被大大架空。因此，早日培育职业政治家和专职代表，直到最终取消官员代表，实现代表专职化，议政监政常态化，依然是绕不开的问题。
以选民价值为原点，方可寻求到选举制度改革的最佳路径，从而激活我们的整个权力制衡机制。但愿这期许，能一点点的渐进实现。
求解“被时代”的公民尊严

以政府良治之愿，结合公民权利诉求之合力，方可破解“被时代”的公民尊严之困境…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二字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就在前不久的春节团拜会，温家宝也提到过“让人民更有尊严”。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毫无疑问应该是对人大代表和全体民众严肃的政治承诺，因此，得到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也是应有之义。但倘若以公民对政府权力的严苛要求为标准，则是：政府对民众的良好许诺，当然应该鼓励，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以公民之合力，督促监督推进它积极兑现承诺。
按照温总理的解读，“公民尊严”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对照此解读标准，审视当下现实，则会发现，当下“公民尊严”的局限和困境，皆与政府权力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过去的2009年，如果要选取一个关键词，那“被”无疑是最佳候选，“被就业”、“被增长”、“被幸福”、“被自杀”、“被代表”等等……一系列的“被字”词组，昭显出：在强大的政府权力面前，“公民的尊严”，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精神权利，都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无时不存在着“被XX”的可能。
正如有论者所指，“被时代”来临，一方面呈现出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公民社会日益壮大，其实质就是对“公民尊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则是本该去为追寻公民尊严和幸福而努力的政府权力，其中一部分政府部门和官员，已经成为其掣肘。具体分解则是：
其一：就是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等方面，事关扩展公民的经济自由时，无论是党中央所指陈的特殊利益集团和部门利益集团；还是民间话语所传递出信息，诸如垄断利益部门，官商勾结的市场化景象等等，都使得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日益侵袭中国的社会肌体，改革逐渐由以往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进入“改革成本由大众承担，改革成果由少数人占有的”所谓扭曲的改革阶段（孙立平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获得经济自由的道路日益艰难，如此，“公民之尊严”也无从谈起。
其二：就是在诸如教育，机会公平等方面，资源也日益向权力部门人员和财富人员聚拢，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机会和资源开始向特定的群体倾斜，平民的上升管道被大量堵塞。公民负面情绪日益郁积。
其三：就是当前的法治推进。执政党的依法治国提出十余年，进步明显，但是相对于政府权力，司法机构还相对弱势，而当公民面对政府部门或官员，公民权利受到剥夺之时，譬如地方政府司空见惯的“暴力拆迁”，通过“司法救济”是最后的途径，此时，却会发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前，“司法救济”某种程度上失灵了。
综上所述，大概可以看到“被时代”的“公民尊严”困境，而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以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良治之愿，结合公民权利诉求之合力，能否绕开部门和官僚之掣肘，推进政府权力之改良。 如此，让每个公民都更有尊严、更幸福方有可能。
房价真的能稳定吗？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房子无疑是事关尊严和幸福的基本要件，因此，2010年的房价能稳定吗？无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5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谈到房价走势时说：“是稳定的，肯定是稳定的！总理都说了，房价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程度，这是必须得做到的。”当记者再次向他询问未来房价是否能稳定时，他说：“能稳定，总理都说了，不稳定怎么行，肯定行！不行也得行！”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房子是事关尊严和幸福的基本要件，因此，2010年的房价真的能稳定吗？无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解读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我国城市房地产业的三大方面背景：
其一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自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财政”(这里统指卖地收入与各种房地产业的高税费收入)，迅速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无奈之举。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地方政府通过开放信贷，减免税费，以及享有“户口福利”等方式，抬升楼市，使中国的楼市进入上涨曲线，房地产业成为各地拉动投资和扩大内需的支柱性产业。
其二就是我国不可逆的城市化进程。按照一般的估计，大约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将呈现出不可逆的状态，资源向城市尤其是特大、大型城市集中，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必然，愈来愈多的人口，需要在城市定居下去，需要拥有房子。
其三，就是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推进，譬如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上，中央财政今年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比上年增加81亿。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并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范围。
分析这三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使得土地成本成为房价的一个主要部分，09年3月的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通过工商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房地产企业开发费用的调研报告》。报告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开发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达到58.2%；在项目总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所占比例为49.42%；在开发项目的总销售收入中，政府份额占37.36%。
第二个背景：在这一历史时期，城市，尤其是大型、特大型城市，购房者的需求将远远大于住房供给，购房成为一种刚性需求。
第三个背景，则是一个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的变量。但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所提出的632亿资金安排，相对于每年规模数万亿的商品房市场，这种有效供给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结论，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即便我国的大城市，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市民收入的承受水平；即便蜗居，已经成为许多人难堪的事实；即便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房价已经存在泡沫，但只要这三个大背景，没有大的改善，那么，房价还会继续涨下去，所谓稳定，也只是一种强行维稳，很可能是有心无力。
无辩论，不两会

以公共辩论，倒逼代表委员之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以两会会场之常态辩论，促进对官员之监督约束，推动政府工作改进。双管齐下，则代表之权力行使突飞猛进方有可能。
两会伊始，舆论情势便风起云涌。诸如女首富，张茵委员 “呼吁放开二胎，应对人口老龄化”；陶然居董事长严琦委员提议“关闭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张晓梅委员的“家务劳动工资化”等等……都引起了巨大争议，网民或批判，或拥护，或干脆提出自己独立观点，代表委员们或坚持己见，或解释澄清，大家你来我往，硝烟四起，“辩论”已经在公共舆论场合展开。
“无辩论，不两会”，两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辩论本就应该成为常态。然而，有眼尖的时政观察人士一针见血指出，当前的辩论往往发生在代表委员和公众之间，可吊诡的是，代表委员本是体现民意，来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和官员的，为什么现在反过来公众和代表委员要自我PK呢？因而指出，这种辩论实际上是参政议政资源的浪费。
此论谬矣，民意本就不是铁板一块，民意有共识，也有分歧，盖因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所构成的，因此，任何代表的提案，永远都不能满足所有利益群体的要求，代表和民众之间，也不可能是永远和睦成一团。代表委员提案进入公共领域之后的辩论，其意义在于：这种公共辩论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厘清当今社会的民意分野，就越能把握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和分歧，而这对于代表认识和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则是，在公共辩论时，如何应对那些和自己观点相左的批评、怒斥甚至是鞭笞，是对代表公共能力的训练，对其参政议政能力提高有莫大帮助。
当然，辩论多数出现在会场之外的民众和代表之间，而“两会”会场上，代表和官员之间的常态性辩论，还较为缺乏，这也是事实。本来，按照权力来源来讲，代表的权力来自选民，通过其权力授予，来对政府部门和官员进行监督，因此，两会本应成为代表诘问官员之场所。只要有政府部门，其政绩未能获得民众满意，代表就应该挺身而出，进行质询；只要有政府官员，在应对民意或者代表之质询时，态度不谦恭，或者答复显得粗鄙甚至不合格，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否定其作为。
相对于公共领域的硝烟四起，会场之上的相对和睦，已经成了代表权力行使的一大硬伤。因此，以公民之名义期许，以选民之名义要求，更多的代表，能够拿出人民代表的权力主人态势，踊跃审视政府和官员的不足，在会场上，积极展开与政府和官员的辩论，譬如拷问某部门预算做得不细致；诘问某官员工作做得不到位；质询为何应对公共事件（譬如丰田召回门）迟缓等等……惟其如此，才能担当“人民代表”之尊贵称呼。
以公共辩论，倒逼代表委员之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以两会会场之常态辩论，促进对官员之监督约束，推动政府工作改进。双管齐下，则代表之权力行使突飞猛进方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