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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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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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康强 



 旧时浴室内景


  洗浴,可以在自己家里,也可以在外头。本文不考证自古至今国人如何在自己家里洗澡,只谈谈与澡堂相关的事情,故曰“外史”。
  古罗马公共浴场的豪华与舒适,至今仍为世人乐道。在我们中国,建造公共浴室和开发洗浴业的年代要晚得多。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应是西晋。《洛阳伽蓝记·卷第四·城西》:“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屠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四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室,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浴堂下犹有石数十枚。”寺庙内的“浴室”或“浴堂”,想来首先是供本寺僧众洗澡用的,其性质等于今天企业或机关的内部公共浴室。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它们如欧洲中世纪修道院的浴场那样面向社会,收费赢利。
  但是它们会接待达官贵人和名流,至少在北宋是常例。苏轼平生喜欢游览寺庙,有时并且借宿。他在杭州通判任上曾游临安海会寺,所作《宿海会寺》诗中提到浴室的设施:“杉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杉槽”应是杉木做的水槽,“漆斛”则是油漆的水桶。似乎是用水桶从水槽里打水倾入浴桶或浴盆。或许当时还没有专供泡澡的热水池,所以不提。另一首《安国寺浴》作于谪居黄州期间,写他在黄州安国寺洗澡的感受。更值得注意他的两首小词,题作“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阕”。其一曰:“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由此推断,北宋寺庙里的浴室不限于本寺僧众享用,还用于招待贵客,而且配备了专职的服务员:“揩背人”。但是诗中依然没有提到热水池。我猜贵客会留下一笔布施,而东坡这样的大名士,会留下更值钱的墨宝。我不敢断定这已是营业性的公共浴室。因为营业需要客源,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才能招来足够的顾客。佛门净地多半位于山林,不具备此一外部条件。
  要在东京汴梁或南宋临安这样的大都会,商业性公共浴室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果然,《都城纪胜》列举汴梁各行各业,提到“浴堂谓之香水行是也”。《西湖老人繁胜录》也说:“开浴堂者名香水行。”有意思的是,直到明朝,杭州的公共浴室因其水混浊而俗称“混堂”,但仍自榜为“香水”。“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六·混堂》)郎瑛是杭州人,以布衣终身,足迹不广,在同一则里想当然地说“混堂,天下有之”。明代杭州有公共浴室,因为它是富庶之区的省会。低一级的城市就未必,遑论荒僻小县。说来令人难信,扬州历来是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但要晚到清乾隆年间才出现营业性公共浴室。有《扬州画舫录》为证:
  “浴池之风,开于邵伯镇之郭堂,后徐宁门外之张堂仿之。城内张氏复于兴教寺效其制以相竞尚。由是四城内外皆然。如开明门之小蓬莱,太平桥之白玉池,阙口门之螺丝结顶,徐宁门之陶堂,广储门之白沙泉,埂子上之小山园,北河下之清音泉,东关之广陵涛,各极其盛。而城外则坛堂之顾堂,北门街之新丰泉最著。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柜,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卷一·草河录上》)这些浴池的设施,已与洗浴中心兴起前的现代浴室无甚差别了。看它们的名字也有点意思。一开始朴实无华,老板姓什么就叫什么“堂”,或以地名命名,如“螺丝结顶”是本地风光。后来逐渐雅化,称“园”称“泉”称“池”。再进一步,出现“广陵涛”,则有文学趣味了。至于邵伯镇,那是运河边上一个大码头。乾隆六下江南,曾五次驻跸此地。过往客商不绝,有洗浴的需要和消费能力,浴室遂先于扬州城内应运而生。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