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报道的规范/熊忠辉 孔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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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气象,其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科技报道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彰显。而考察近20年来的媒体实践,科技报道也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由此而导致的报道失范正成为它的一根“软肋”。这势必要求我们将科技报道的规范问题纳入学理的层面进行系统的思考。
一、直面“轰动性”
思考因SARS报道的一个个案引起。2003年6月11日,解放日报就SARS主题在其观点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整体战败”考量科学理性》的对话。对话中的主人公赵寿元是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主席、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他就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联系人杨焕明“近来在多种场合,一再重申的”“在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的说辞作出了理性的回应。与此同时,赵寿元还尖锐地指出:
“一种不好的气氛正在中国科学界蔓延,急需警惕。我们几乎隔几天就能在报纸电视上看到,‘防治SARS又有新突破’,一会儿是分化了多少特定蛋白质,一会儿是发现了多少种抗体,一会儿是‘抗SARS疫苗’已经进行动物实验……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不但是‘反败为胜’,甚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同行了,可惜报纸上吹得震天响,就是不见严谨的学术论文,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用新闻传播理论衡量,赵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科技新闻传播者如何对待新闻的“轰动性”?
“轰动性”在一般意义上指任何事物中包含着“同时惊动很多人”的属性。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字眼。在社会生活领域,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平时人们喜欢扎堆寻热闹,北京等城市对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禁而复始,都是例证。在新闻传播领域,“轰动性”是对由新闻信息、传播行为和社会反响共同构成的一种新闻传播效果的考量。同样的信息,经由新闻媒体的传播会比其它载体产生更大的社会反响。由此可以说,“轰动性”是新闻传播这一特定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特质。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发生的事件,大到人类登月、小到学童辍学,凡经由新闻媒体传播的,都会引起某种“轰动”,只是波及的范围大小不
一、影响的程度轻重不等而已。
然而,对于新闻报道的“轰动性”,承认它的存在是一回事,如何看待它是另一回事。在科技报道这个严肃、严谨的领域,“轰动性”与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这些字眼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东西。承认“轰动性”作为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特质,并不意味着凡报道都要刻意追求轰动效应。恰恰相反,新闻传播者要时刻保持清醒,努力将新闻事实中潜在的“轰动性”因素降到最低程度,而不能人为地去夸大、炒作甚至“制造”事件的轰动性。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行星撞地球”事件,到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基因皇后”、“核酸食品”等事件以至上述“抗SARS疫苗”报道中,我们看到,包括严肃的科学家在内的广大受众对科技新闻的“轰动性”报道早已提出质疑,甚至表示出厌倦和不满。由此而带来的对科技报道权威地位的侵害,也日益为新闻界所认知。
二、坚守科学性
相比其它新闻——如体育新闻、服务新闻甚至经济新闻,科技报道更严肃,对精确性和报道时机的要求更高。
赵教授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科技报道失范的个案,但它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技报道正是在这种“吹得震天响”的语境中向受众展示我们的科技成就如何如何“领先世界”的。
赵寿元引证国际惯例,就科研工作中一个关键环节——科研成果的发布方式问题,向中国科技界、同时更是向中国新闻界发出了振聋发聩般的警示:
科研成果的发布,靠的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是国际惯例,《纽约时报》们绝不会比《科学》们早发一条科研进展的消息,发了也没人承认。可惜这样的学术规范,在国内却往往得不到遵守,特别是在SARS面前,急于求成、人前炫耀的浮躁心态暴露无遗,这对真正防治SARS并没多大裨益,颠来倒去、不甚了了的说法,反而引起民众的迷茫和不信任。”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科技报道科学性的重大命题,即必须用科学性去实践“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味追求轰动性,最终必然会牺牲真实性和科学性。在科技报道中,必须用科学性制衡“轰动性”,以科学性为第一把量尺,遵循科技界成果发布的规范和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则。
科学性可以纠正轰动性的偏差。2001年,陈晓宁携带三大“基因库”回国的消息刊登在一些媒体的显著版面。文中称这位“副教授”为世界顶级生物学家,而明眼人马上就会产生疑问:副教授怎么可能是世界顶级呢?如果记者意识到这点,进而向有关专家求证,就不难发现这位“基因皇后”及其基因库的价值所在。
科学性有助于澄清笼罩在事实(科技成果)上的迷雾。2001年10月和11月,科技日报两次在第一版发表有关蒋春暄取得数论研究成果的文章。报道的基本内容是,蒋春暄的论文在中国得不到承认,但在美国却发表了。记者对中国科技界的揶揄抱怨显迹于字里行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利华和李宏在有关媒体发表《对科技日报报道的“蒋春暄重大发现”的质疑》一文,指出报道没有清晰交代事件的背景和过程,对发表该成果的所谓“美国权威数学杂志”和“基础研究所”缺少基本的常识、科学的态度和有效的验证,致使报道出现了事实的歪曲和舆论的误导。
科技新闻因其科学性而真确、而有生命力,科学性是科技报道的“命门”所在。对此,科技新闻工作者理应刻骨铭心,将其确立为自己的第一意识。在科学性面前,新闻人需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职业“软肋”:追求轰动性。盲听妄信,炫耀夸张,必然会失真于事实、失信于受众。我们常看到,记者或偏信研究者自己的说法,或主观进行夸张性评价,“世界领先”、“国际一流”、“重大突破”等极端性字眼常出现在科技报道中。有的甚至忽视保密原则,造成技术泄密。
三、倡导人文性
科技报道常常面对数据和公式,但这并不是说科技新闻只能是抽象符号的组合。事实上,报道者的情感、科研人员的精神、科技成果的社会意义等人文蕴涵,科技新闻应该体现。
科技成果当然值得大力报道,但尽可能宣传科技人物,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科学精神。
美国《科学》周刊不仅发布国际科学新闻,还刊登各国包括欠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者的故事。欠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远没有美国先进,为什么要关注?总编鲁宾斯坦解释:“这些国家落后,主要是国力不强,科研设备和手段赶不上美国。但是,这些国家科学家的思想水平不一定落后。科学往往是靠思想火花的撞击而发展的,我们希望《科学》能够为各国科学家思想的撞击提供一个天地。”
可见,宣传科技工作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求实探索等科学精神,是科技报道应有的题中之义。比如数学家陈景润,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让读者看到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的奋斗精神;2002年数学家大会召开之际,新闻《重新认识陈景润》让公众深刻并感性地理解到一位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内心世界。
成功者固然具有新闻价值,但还未到达彼岸者也能体现科学精神,科技新闻应该注意报道平衡,以促进科学体制的完善。
科技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科学体制。新闻报道可以为新的研究计划、科技幼苗走与呼,也可以使希望之花枯萎。关键在于新闻界怎样对待科研中的曲折与失败。鼓励是最重要的。鼓励新领域的研究,鼓励科研人员坚持不懈地奋斗,不能泼冷水,而应给予必要的舆论支持。
容许失败是核心环节,但常常被科技报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的版面更多的是留给重大科技事件,我们的镜头更多的是对准科技风云人物。其实,失败是成功的阶梯,鼓励、关心和支持暂时的失败,是科技报道应该切实注意的。
科技固然具有改善人类生活的能力,但报道若过分侧重技术,就完全可能导致伦理失常。
现代科技及其产品日益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些科技成果虽然具有很高的技术性,但对人类社会伦理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干扰到社会关系。比如“克隆”技术,日本正在研制的“性机器人”等,都影响着人类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存在方式。
科技新闻必须注意到这种变化,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正确引导科技伦理,树立重视科技伦理的舆论氛围,以此来促进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报道时,不能一味突出科技的先进性和彰显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不能老是举手赞成,要注意科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为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
四、体现贴近性
科技新闻的传播对象应该是社会公众,能否为大多数人理解接受是报道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之一。
科学技术特有的专门化、专业化、深奥性、抽象性等特点,使得科技报道在满足新闻报道所共有的一般性要求外,必须更注重形式生动、表达通俗,否则,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运用比喻法、举例法、描述法、定义法、个案法等多种方法,可以把抽象、专业的术语解释得通俗易懂,尽量减除专业知识给受众设置的接受心理障碍。科技新闻的对象经常是数字的陈列、生硬的分析、理性的探究,如果融入感性的语言、寻找贴近的角度、突出引人入胜的新闻点,让硬邦邦的科学技术体现出人情味,就可以增加报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俗话说,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将标题做得有吸引力和生活味是科技新闻引人注目的有效方法。解放日报2003年3月刊登的一篇新闻《到底像不像》,主题其实是探讨基因问题,线索是一个骨髓移植者相貌变得与骨髓捐赠者相似的医学案例,标题道出一般读者的疑思,富有贴近性。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东西,如果不动脑筋,报道就会陷入枯燥干瘪的语言困境。科技报道的语言表达是多种多样的、灵活丰富的,一定要投入精力去打磨。比如上面提到的《到底像不像》,除了标题引人注目外,正文的趣味性和故事性都很强,科学理论的阐述有了故事的支撑,针对性和可读性增强了,文章就不显得那么单调和抽象了。
科技新闻不具有社会新闻、经济新闻那样的广泛性和密切度,对于许多科技信息,受众所闻所知都很有限。如果只提供动态性的或者零碎的信息,受众往往会一头雾水。提供足够的背景资料,有利于为受众解惑。2002年8月,有关“小行星撞地球”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新闻《2019小行星撞地球风波始末》及时刊登,同时链接了一篇背景材料:《小行星知多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及意义解释得清清楚楚。现在不少媒体,在主题报道外,链接相关的报道、背景和知识,不仅很好地解释了新闻,还起到了科普的作用。
新闻标准不恰当,是美国科技界对新闻界极不信任的主要因素。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是撰写科技报道的新闻记者不懂科技,因而报道失真。美国科普工作者在最近的一次“科学与新闻”专题讨论会上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对新闻记者进行科普,还要再延伸一步,对新闻编辑进行科普,因为他们是待发表或播送的信息的“把门人”。
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固属必然,而加强相应规范才是真正的出路。制定有关科技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原则,进行相关培训,都可以预防出轨行为的发生,减少误报的机会。这些方面,中国的科技报道尤需加强。
(熊忠辉,孔祥军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