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战役中的奉军

左宝贵戎装像

作者：dawu3

奉军的前身是同治八年（1869年）成立的直隶古北口练军。由于关外热河地区满蒙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人民起义不断，于是该军后营马队左宝贵部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调往热河“剿办”，“前后七十余战”，平定了多处起义，受到当时的盛京将军崇厚的赏识，于1878年被申请作为客军，在奉天驻防。

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调古北口练军回防。盛京将军歧元请求只将古北口练军马队三哨调回直隶，将原带队营官左宝贵留在奉天训练练军。于是奉军正式成立，包括前后左右中马队五营，中营步队一营，左宝贵任总理营务翼长。

左宝贵一向治军严明，规定所部不准扰民、不准聚赌、不准吸食鸦片、不准榨取民财、严禁奸淫妇女、买卖公平。违纪者，先“穿耳游营”（就是用绳子穿透耳朵，牵着到军队营地示众，以儆效尤），然后再以军法论处。

左宝贵也很重视近代军事技能训练，“步队要能起伏分合，炮队要能攻坚挫锐，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扩地利备军资为事”。奉军的主要训练项目有：卧射瞄准，过山炮，掘地造营，修筑炮台，临敌散队，洋式火箭，安设行军电线，疾步逾壕，夜战，坚守，挖壕筑墙等。

当时东三省练军的武器都是由吉林机器局提供。但这个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难以满足需求。而落后的经济条件也制约了向外国购买武器的行动。左宝贵为了筹集购买武器的款项，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投资开办金矿，仅格力各金矿一年的分红就达3600两黄金。这笔收入使得左宝贵可以向外国购买比较先进的枪械。后来的平壤战役中，日军在和奉军战斗时，就惊讶地发现对方装备有先进的毛瑟十三连发快枪。可惜的是，有钱可以用新枪淘汰旧枪，可大炮却是只能等待朝廷分配的，要不然就该被人弹劾意图谋反了，后来奉军在作战中就是吃了炮火太弱的亏。“他已尽他所知去训练他的军队，尽他所能去充实军队的设备，而且士卒也非常忠心，愿为他效死”（《甲午战时辽居忆录》）。

靖边军属于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管辖，驻地凤凰城，主要任务是守卫中朝边境。与奉军相比，这支部队装备较差，很多士兵还以抬枪、刀矛为武器，以致于出征时左宝贵不得不向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借了一千支毛瑟后膛步枪来装备他们。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因为朝鲜局势恶化，盛京将军裕禄命令靖边军左营（补用副将王定祥）、右营（尽先副将林长青）驻守通化；记名提督聂桂林（字馥山，杰勇巴图鲁）自带前营，以及中营马队（候补参将尤得胜）驻守九连城。

六月十六日（7月18日），清廷军机处给左宝贵发去了一封电谕：“著抽调奉军带赴朝鲜平壤城，会办军务。”六月十九日（7月21日），接到援朝命令后，左宝贵命令奉军三营、靖边军五营一共八营分起开拔，到九连城会齐，自己于二十三日起行，二十七日抵达九连城。聂桂林四营在九连城等候；驻营口之奉军右营步队、驻奉天之左营步队、靖边军后营，均于十九日前后起程。驻法库门（今辽宁法库县，清朝初年曾在县城北修筑柳条边，定城北为西段12边门之一，即为法库门）的奉军左营马队，已经发了调动命令。共计有马队两营、步队六营奉调入朝。马队每营263人，步队每营500人，共计3526人（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钦差大臣定安奏请补足奉天兵额俟朝鲜事平再复旧制片》）。

左宝贵对日本军队有一定了解，知道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准备充分，此次出征很难确保全胜，在告别的时候对好友、英国传教士都格·克里斯说：“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

出征时正值盛暑雨季，终日淫雨霏霏，道路积水，泥泞遍地，再加暑气难耐，蚊蝇叮咬，使兵勇难以忍受，行军非常困难，“日行只二十里”。在左宝贵的督促下，光绪二十年七月八日（1894年8月6日），奉军终于抵达平壤，主力驻屯玄武门，在门外制高点牡丹台上修筑临时炮台和营垒；另一营与盛、毅军一起驻扎于南门外，沿大同江布防，以江边长堤为掩体；在东门外架设浮桥，并与毅军在桥对岸的土山上构筑堡垒。

进驻平壤以后，左宝贵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派出了多路侦察队，“改高丽装”，一方面是寻找接应从成欢败退的叶、聂，七月十五日（8月13日），奉军侦骑在狼川与叶志超相遇。二十二日（20日），左宝贵派马队将叶志超接进平壤。三十日（28日），又将聂士成部接回。

另一方面是探察日军动向。七月十二日（8月10日），斥候发现了在平壤大同江以南三十里处窥视的日军骑兵侦察队。这支侦察队是由日本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派出的，由步兵中尉町口熊槌和骑兵少尉竹内英男率领。他们曾经在8月2日试图进入平壤，被盛军先头部队吓走。但其并不死心，仍在平壤周边侦探。左宝贵决心消灭这支敌军，绝敌耳目，立即派左营马队管带徐玉生（都司，即少校）、帮带杨建胜（守备，即上尉）率马队二哨、步队一哨前往。

战斗发生在中和郡朱染亭，这里位于平壤——黄州的大道上，左军先日军一步到达，埋伏在路旁小山的松林之中，对日军骑兵队进行了伏击。除军曹伊势雄逃脱外，敌侦察骑兵队全军覆没，步兵中尉町口熊槌、骑兵少尉竹内英男、骑兵一等兵赤泽才八、二等兵原田八郎、翻译佐伯小太郎、小林一被击毙，二等兵西壮平被俘，左军只有二人受伤，初战告捷。

就在朱染亭战斗进行之时，左宝贵给盛京将军裕禄发去了一封请求添募兵勇、增加火炮的电报：“倭患已养成，若非四五万人难速扑清”、“兵力稍厚，乃可作事”、“扼守要隘，破垒击敌，尤须多有炮位方能制胜”、“仍请裕帅添炮队一二营，随同各军进取而已”。按照清朝的防军练军章程，带兵将校的薪水是跟带的人多少直接挂钩的，带的兵越多，薪水就越高，而且可以吃的空饷也就越多。所以各军统领不能擅自招兵买马，必须要经过上级同意。裕禄这时候也难，他把钱都拿来招募新兵以填补左军走后留下的空缺，左宝贵要是再招兵，他可给不起军饷了。

左宝贵没奈何，只得向有钱的李鸿章求援：“恳求中堂赏加五六千人，合现在三千余人，共八九千人，庶可以资战守”。李鸿章是比裕禄有钱，可现在到处在伸手要饷，人家嫡系还给不过来呢，何况左宝贵这杂牌？最终回电：“饷窘，械更缺”，那意思没钱让你招人了。不过还是答应可以招募炮队二营，并拨给75毫米克虏伯钢炮十二门。可惜清朝的后勤系统实在混乱不堪，这十二门大炮和左宝贵急需的二十万发子弹在七月二十日（8月18日）就在天津海口待运，到八月中旬了还是“待运”，一直没能到达左宝贵的手里。左宝贵只能依靠手里现有的六门开花小钢炮（估计为二磅过山炮）和二门格林机关炮了。

左宝贵望眼欲穿，却一直‘待运’的克虏伯75毫米行营炮。

平壤与入朝清军的大后方九连城之间只有一条补给线，即九连城—义州—宣川—定州—安州—平壤，这条线路接近海岸线，日军随处可以登陆，所以平壤清军对后路特别担心，在这条线路上布置了大量兵力。左宝贵也很重视补给，所以在入朝时就让靖边军后营（管带张从九）留守九连城，这时又派出靖边军右营到安州驻防。于是，左军的人数已经减至步队四营、马队两营共2600余人了。

八月八日（9月6日），左军马队哨官傅殿魁所部在黄州以东五里处与日军混成旅团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领的先头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枪战，左军阵亡一人，受伤四人，便撤回平壤报告敌情。

形式紧迫，在左宝贵、马玉昆等将领的极力主张下，任统帅以来一直碌碌无为的叶志超终于做出了一点积极的行动，各军挑选精锐共计七千余人，渡过大同江到中和扎营，“相机还击”，虽然是出击，在战术仍然是消极防御的打算。

当天晚上三更（8时许），有四、五名朝鲜平民路过清军军营，紧张的哨兵以为是日军偷袭，开枪射击。当夜一片漆黑，咫尺难辩，加之倾盆大雨，结果清军各部互相攻击，混战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才发现打错了。全军士气大降，本来就无心作战的叶志超马上带军退回平壤，并谎报已收复黄州，但因为只带了三天干粮，所以才退兵。从此平壤清军再无进取之心，整日龟缩城内。

八月十四日（9月12日），左宝贵接到侦骑的报告，在朝鲜东海岸元山登陆的日军朔宁支队已经到达离平壤仅八里的三登县（日军于9日—11日一直在三登驻扎），立即派奉军左营步队管带杨建春（花翎副将）、左营马队管带徐玉生、右营步队管带金得凤到大同江上游搜索。早上8时，左军先头骑兵到达平壤东北约五里的元山大道渡口，已经先期赶到渡口对岸麦田店，准备掩护渡江的日军山口圭藏少佐率领的两个小队立即开枪射击，左军将两营步兵在渡口附近的高地上展开，与日军对射。

正在相持，左军却接到了叶志超的羽箭，命令撤退。原来叶志超接到了日军元山支队占领平壤以北成川的消息。担心日军直取北门，因此将左军三营调回。杨建春无奈，只得将渡口船只破坏后撤回平壤。

敌军兵临城下，大战在所难免，叶志超虽怯战贪生，这时候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布置防务。这个时候，他又在布防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在明知北面有日军两个支队，力量强大的情况下，城北的玄武门、牡丹台只派了奉军三营驻防，在成欢之战中损失较大的记名提督江自康则率领仁字军正营、副营在北门外驻守，战斗力最弱的丰升阿所部盛字军作为北门预备队；而本属左宝贵统辖的靖边军三营，则作为预备队“策应东南两面，盖以东南当敌冲，尤我兵力注重也”。

自奉军进驻平壤以来已一月有余，左宝贵“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除了在玄武门城楼上建设炮垒，加固女墙外，主要建设了牡丹台—并岘山堡垒群。牡丹台在玄武门西侧偏北，面临大同江，山顶紧靠玄武门，是可以俯瞰平壤全城的制高点。并岘山在玄武门正北，与牡丹台一起构成北门要冲。左军在牡丹台修筑高五丈的堡垒一座，设圆廓形炮台；在台东北的大同江案修堡垒一座（姑且称之为东堡垒）；在并岘山修堡垒三座，一偏南（南堡垒），两偏北（西堡垒、北堡垒）。基本上构成了两道堡垒线来拱卫玄武门，缺点是纵深不够，而且这些土筑的临时堡垒也很难挡得住大炮的轰击。不过从左宝贵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尽力了，手中兵力有限，无法设置纵深防御，只能放弃坎北山、国主岘等离城较远的高地。而且那个时候清军的绝大多数将领都是还不懂得掘壕防炮的，他们掌握的仍然是十九世纪流传下来的棱形堡垒防御战术。

近处的城楼为玄武门，远处的山坡即为牡丹台

八月十七日（9月15日）凌晨5时，日军集中了朔宁、元山两个支队约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又一个中队共计十六门大炮、7800人的兵力，集中攻击北门的1200名奉军。可以说，日军在人数、火力上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战斗一开始，元山支队首先利用坎北山上的炮兵轰击1500米外的奉军并岘山阵地，吸引守军注意力；朔宁支队则从侧后接近，在800米的距离上布置了炮兵阵地，掩护步兵前进。步兵隐蔽接近到500米时，向并岘山南堡垒猛烈射击，奉军立即还击，北堡垒的守军也从侧面开枪支援，“其势猛烈，势不可挡”（《日清战争实纪》）。

朔宁支队长立见尚文少将为了分散奉军火力，命令部下分路进攻：

1、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五、第七中队进攻奉军北堡垒，由支队副官桂真澄大尉指挥；
2、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第一中队）进攻奉军南堡垒，由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指挥；
3、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缺第五、七、八中队）进攻奉军东堡垒，由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指挥。

北堡垒的奉军抵抗得十分顽强，由于弹药不足，在日军接近后，守军跳出堡垒与日军进行肉搏战，五十多人战死。日军也损失惨重，桂真澄和两名中队长小仓信恭大尉、本间德次郎中尉都负了重伤，士兵有五人死亡，十七人负伤，时为7时30分许。

南堡垒由于面对日军炮兵阵地，受到炮火压制，于8时被日军富田大队攻占，日军付出了死亡三人，伤二十二人的代价。

而与此同时，元山支队第十八联队一大队也开始进攻奉军西堡垒。这里的形势最为恶劣，日军炮兵第三联队第三大队长迫水周一少佐将十二门山炮排列于坎北山南麓，正与西垒相对，因此受到了猛烈的炮火覆盖。再加上日军三个步兵大队的突击，堡垒终于在7时15分失陷，日军损失也不小，第十二中队长品川梅藏大尉负伤，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在坎北山上观战的元山支队长佐藤正大佐的前额，因为距离太远，佐藤侥幸未曾丧命。

日军攻陷西堡垒后，第一大队又转向进攻在箕子陵防守的仁字军，清军一度激烈抵抗，无奈战力太弱，终于败退，仁字副营管带谭清远（提督衔记名总兵）受伤被俘。接着，东堡垒也被日军攻陷，清军的外围堡垒只剩下牡丹台上的一个了。

立见尚文为了统一指挥，把两个支队的兵力合并起来，命令山口大队从正面进攻，富田大队从东面迂回，佐藤正率领第二和第三大队从西面迂回，三面夹攻牡丹台。

牡丹台的工事比较坚固，火力也很强，配备了三门过山炮和一门格林炮，又可以得到玄武门炮火的支援，日军进攻屡屡受阻。正在轰击玄武门城墙的日军炮兵，见状立即调转炮口，炮击牡丹台，守台奉军伤亡惨重，有点支撑不住了。日军步兵乘机三面猛攻，于8时30分许，攻陷了牡丹台堡垒，城外奉军全部撤退到玄武门。

自开战以来，面对严峻形势，左宝贵早就派人四处求援，却都空手而回。原来，总指挥叶志超一心只想逃跑，无意调度。况且他以败军之将受任总统，早已威信扫地，号令不行。平壤各军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地步。城东、南方面激战正酣，人数本来就少的毅军无力援救，人数最多的盛军却又不想援救，靖边军受战前指令所限不能援救，本为北门预备队的丰军却连影子都看不到。现在日军又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不断冲击，形势万分危急。

左宝贵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继续指挥部下向日军猛烈还击，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第十一中队长金藤之明大尉等多人被击毙。但接应全无，日军的炮弹却不断在城楼上爆炸，奉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左宝贵知道事已不可为。本来，和往常战斗时一样，他穿的是和士兵一样的衣服。此刻，他叫表弟杨建春暂时代替他指挥，自己迅速回到营帐，按伊斯兰教教规行沐浴礼，然后换上御赐的黄马褂、珊瑚顶戴、双眼花翎，又匆匆赶回城楼指挥，以示必死的决心。

战斗中，左宝贵的小腿被榴霰弹击伤，随即撕下衣服包扎，并继续激昂地指挥部下。这时他身边操纵格林炮的武备学堂学生肩部中弹倒地，他就亲自操纵这门射速为每分钟六十发的火炮向日军扫射。不久，城楼为敌炮轰毁，左宝贵胸部复中弹而死。他的表弟杨建春、杨建胜等护卫其遗体撤退，日军已冲入城中，杨建春、徐玉生和杨的侄子、外委杨发亮皆与日军拼杀而死；杨建胜的腿被炮弹炸断，受了重伤；左宝贵的遗体因此失落。

这门炮与左宝贵死前用来杀敌的37毫米五管格林炮同一型号

城门虽破，许多奉军将士仍然聚集在城门附近顽强抵抗，日军第二大队副官神田音熊中尉被击毙，日军一时无法突入城内，只得暂时停止进攻。

在北门的战斗中，奉军左营步队、左营马队七百余人几乎全部损失，右营步队也只剩下一半。日军共死亡四十四人，伤一百九十人，五人失踪。以此可以想见战斗的激烈程度。

奉军的鲜血未干，叶志超已经吓破了胆，打定了逃跑的主意。他玩弄小聪明，派人向日军诈降，乘夜往西北方向逃跑，结果遭到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和元山支队的伏击，全部溃败。

临阵脱逃的叶志超为了推卸罪责，便把平壤失陷的原因推到奉军身上，上报称“奉军营官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备杨建胜，首先开城脱逃”（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临阵脱逃官弁请予严拿正法电》，可怜杨建春、徐玉生壮烈殉国，杨建胜血战致残，竟被奸贼构陷，而腐败的清廷也不分青红皂白，命令将三人中唯一活着的杨建胜“严拿正法”（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

剩余的奉军由聂桂林统领，在甲午战争剩下的日子中除了不断逃跑外，再没有什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