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胡星斗文集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史就是一部贪污腐败史。人治、专制、权力本位、官僚中心的制度，资源的官府垄断、无限（权力）政府、民众被奴役、舆论被钳制，以及打天下坐天下、天下私有或者统治集团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等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腐败。封建社会也反贪，朱元璋、雍正在反贪方面走在了帝王的前列，他们大肆杀戮，血腥镇压，贪污腐败虽有所收敛，但治标不治本，终究避免不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何况，朱元璋之类的反贪，其深层目的是消除异己，巩固家天下的独裁统治，因此，其反贪往往是借事杀人，以恐怖手段震吓天下。如朱元璋时，户部粮款案等一个案子往往杀三四万人。毫无疑问，这是在进行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

国民党时期也是腐败成风。尽管蒋介石谴责贪污也会做秀，但由于贪污十分普遍，是非界限不清，法不责众；反贪机构也腐败，自己不干净，以黑反黑；司法不独立，监察院形同虚设，成为“养老院”；多是行政肃贪，官员忙于起草各种红头文件，而文件又无法实行；受制于报纸检查制度，新闻往往难以独立，起不到揭露腐败的应有作用；即使偶尔揭露若干腐败黑幕，又难以求得彻底公正的解决；只有少数人被起诉，只能抓没权没势的小人物，到中央一级、心腹人物，则不了了之；反腐败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控制部下的手段，家族成员、亲信尽可以放心地贪污，没人敢查，但亲信一旦失宠，贪污就会爆光，受到惩处。国民党如此反腐败，腐败怎能不愈演愈烈！

那么，发达国家是如何反腐败的呢？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曾经腐败成风，但一二百年来，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现代行政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等，从而铸造了清廉的社会、清廉的国家。

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包括：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的保护者；职权法律化，政党规范化，政党财产与国家财产严格分开；进行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保证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允许利用合法的游行示威等释放民众的不满、反映民众的要求，调整国家或企业主的行为；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选民通过选举、罢免等行为对行政官员、议员、党派等进行选择；确立弹劾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即使贵为总统如尼克松、克林顿，如果行为不守法、不检点，也免不了尴尬甚至下台的命运；规范政党筹款制度——如美国规定，个人向候选人捐款一次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年不得超过2.5万美元；候选人收到的捐款只要超过200美元，就必须公布捐款者的姓名、住址、职业、捐款日期和数额；候选人的开支超过200美元的，也必须公布；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则按照获得选票的数量对政党进行补贴；进行司法监督——发达国家司法独立，不受行政的干预，从而保证司法系统独立地开展工作，真正地起到监督的作用。如美国还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制度，可以对重大事件、对总统开展调查、检控；强化议会的监督职能，议会以立法权、重大决策审批权对行政进行监督；一些国家还在议会设立了监察专员制度，对政府的不良行政进行纠正，如瑞典设有新闻监察专员、警察监察专员等，早在1809年瑞典就建立了监察制度。

建立现代行政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弊端，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美国规定，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这些措施，都有力地遏止了官员的结党营私；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早在1776年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美国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联邦行政程序法”等，1976年通过的“阳光下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应律师的请求根据法律许可而举行的秘密会议除外；美国的媒体也可几乎无限度地报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建立现代新闻制度：确保新闻独立和新闻的监督作用，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尼克松抱怨，即使换一把椅子，也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新闻界抓住了口实；1971年《纽约时报》连载美国卷入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总统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要求停止连载，但《纽约时报》拒绝，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院裁决，总统败诉，报纸继续连载；1972年水门事件时，《华盛顿邮报》记者深入调查，尼克松总统威胁吊销其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住报纸彻底地揭露丑闻。

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于行政，非经法律程序各级行政官员不得下令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反腐败立法——如美国有“从政道德法”、“1977年涉外贿赂法”，英国有“荣誉法典”、“防腐败法”，德国有“利益法”、“回扣法”等，这些法律规定，公务员禁止经商，禁止接受礼品，限制兼职，实行回避制度等。

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减少寻租的机会；实行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美国规定，行政官员、议会议员、法官等15000名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布；韩国1993年开始“阳光运动”，1993年2月25日金泳三总统率先公布个人财产，1993年5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自总统以下34000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实行金融实名的制度——大多数先进国家都规定，存款取款必须使用真实姓名。韩国1993年8月12日起实行实名制，同时清查匿名存款，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案由此东窗事发；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西方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军火、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进行审计监督——发达国家的审计部门要么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如日本、德国；要么隶属于立法机构，如美国、英国；要么隶属于司法机构，如法国、西班牙，这样，有助于他们公正、独立地进行审计。

基于上述措施，发达国家皆成为“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公布的“最清廉的国家”。如冰岛已有几十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腐败现象了，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等国一年也发生不了几十件腐败案件。评论一般认为，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机制，能够“将一个筐里烂了的桃子挑出来，扔出去，从而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

发达国家的上述反腐败措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即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机制的建设，治标又治本。尽管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清除腐败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但我们仍然相信，民主、法治与制度创新是反腐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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