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物专访-胡星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7:18:52
人物专访——胡星斗
——价值中国网专访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
内容摘要：目前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比例真的不够，在发达国家地方财政收入的45%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差不多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差距是非常低，如：德国，如果某个州生活水平未达到平均水平的95%，中央政府就得给其财政支付，让它达到各州平均生活水平；日本即使是最落后地区生活水平与东京比不超过一倍，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和最贫穷的省份相差十几倍。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价值中国网：你对《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的预期效果是什么？你认为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胡星斗：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我并不期望二元户籍制度一定在社会上消失，也不期望很快就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因为那是一个长远目标。违宪审查可能涉及治国之本问题，也就是实行人治还是法治。
很多人对户籍制度有误解，甚至一些专家也站出来说，发达国家也有户籍制度，实际上这个建议书是想澄清一个观念，我们这里批评的户籍制度是二元户籍制度，也就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现在全国人大已成立了一个法制备案室，有人提议我再写户籍制度违宪审查建议。近两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户籍制度改革，很多人也在呼吁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整个政府越来越重视户籍制度改革了。
价值中国网：您怎么看中国广泛存在地方规范、条文和法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现象？
胡星斗：太多了。胡锦涛、温家宝庄严宣誓，把中国要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把政府建设成为一个法治政府。中央政府有决心把中国带向法治道路，但现实又很残酷，中国的人治部分多于法治，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人治办法。在我看来法治国家的首要含义是约束政府，而不是约束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地方政府是强势一方，所以最主要的是各级政府首先要守法。中国要真走上法治道路，确实要对一些规章、制度、规范进行清理，就象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一切以宪法为准绳。当然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因为中国在人治状态下走了几千年，一下子走上法治道理应该非常艰难。中国要走上初步宪政国家至少要二、三十年，要走上真正完善的法治国家要上百年，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守法习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讲人情、关系、后门。即使本可以通过遵循规则来办成一件事，但我们通常想的是能不能通过人情关系，或者是进行贿赂办得更快更好，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不讲规则，走捷径。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千多年的人治社会，而且中国思想的核心是谋略，道德是其表，谋略是其里。
价值中国网：对于当前某些地方，如：重庆、南昌、江苏、安徽、广东等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你以为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胡星斗：我想很多地方政府也想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确实存在问题，有些只是图有虚名，不把农村户口叫农村户口，新城市户籍获得者没有获得与城市人相同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也就是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制度要落到实处。只改名称是一种作秀行为，一开始规定在城市有住房和工作就可以有城市户口，可不久因为学校容纳不了学生、财政负担不起低保，又把措施改了回去，比如：郑州。
我以为户籍制度改革先要对农民工部分进行消化，然后开放其他居民。可能如此改革地方政府财政支付不了，这就要求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目前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比例真的不够，在发达国家地方财政收入的45%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差不多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差距是非常低，如：德国，如果某个州生活水平未达到平均水平的95%，中央政府就得给其财政支付，让它达到各州平均生活水平；日本即使是最落后地区生活水平与东京比不超过一倍，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和最贫穷的省份相差十几倍。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价值中国网：中国公民是否有自由迁徙权，并谈谈迁徙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胡星斗：新宪法已取消老百姓迁徙自由权，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人口流动得越频繁，国家越有活力。如：美国有25%人口（不同城市）迁徙，中国人口迁徙比例只有1%.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大人财物的流动。中国当前的迁徙完全由城乡差距大造成，是一种被迫、单向的，从农村迁到城市，或从小城市迁到大城市的转移。不像西方国家是多方向的，因为在各个城市条件差不多，但中国不一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小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价值中国网：那么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巨大差距呢？
胡星斗：造成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农民没有了创业机会，农民在农村无法创业，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失去了主体，如果只是政府官员在搞新农村建设，最后只会留下一些政绩、形象工程。农村土地农民没有所有权，不但没有所有权，甚至也没有经营权，所以农民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按照土地承包法，土地不能转作他用，只能用来务农。农村金融更是真空，中国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虽然现在三大银行已经上市，但仍以国有为主，他们不屑于到农村去贷款，实际上国有银行都已经退出县以下机构，因为给农民贷款风险大，成本高、信息不对称严重。但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呢？美国有七千家社区银行，就是为中小企业、农民服务，享受到政府各方面优惠。中国台湾农会设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信用部的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为在台湾每个乡都有农会，农会就是一个品牌，一个乡一种产品，所有产品对外都以农会名义销售，农会就是一种品牌，谁也不能砸了它。农民把农作物以很高的价格把农产品卖给农户，甚至高于市场价，农会进行统一营销。在一个乡里，农民都很讲信用，风险不是太高。而且农民没有东西作担保，按照中国法律农民土地不能用作担保，住房也不能用来担保，因为不是农民所有，宅基地实际上是国家的。
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企业，又有很多大盖帽的去收费、收税，甚至敲诈勒索。80年代农民搞了很多乡镇企业，可到了90年代，乡镇企业都逐渐跨了，因为存在成本高、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品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产权不清晰、管理不科学等问题。90年代后期，乡镇、私营企业都建不起来，缺乏一个创业群体。所以大量农民只能迁徙到城市去打工。
价值中国网：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这种差距？
胡星斗：中国财政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各个城市之间差距大。比较官僚随意化财政，财政用钱基本上是各级政府领导人说了算，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地方政府负责人到北京公关，跑部钱进，跑到部里钱就进来了。各个部用钱也是官僚们说了算，而且官僚们都住在大城市，因此投资就投到大城市了，省里的领导都住在省会，其子女也在省会城市读书，于是教育经费也大量投在省会城市。发达国家的财政要经过当地议会批准，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基本没权力。公务支出占总支出在美国只有10%左右，在欧洲只有6%，在日本只有2%多，中国公务支出则高达40%，财政支出结构非常不合理。财政部或人大应成立预算委员会或财经委员会，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财政流向。同时应加强人大对财政的监督，这就要求人大自身进行改革，比如：人大要真正代表民意，人大代表要专职化，才有时间去做调查研究，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人必须是专家。
从历史角度看，户籍制度设立是为了辅助计划经济实施，由政府来安排企业产供销，因此也就不需要人口大量流动，而且为了保证重工业的积累，通过农民免费交粮、剪刀差的方式来支持工业，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这样就有了重工业发展资金来源。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是先发展农业，农业积累了资金后再发展工业，轻工业发展好了再发展重工业，但是中国先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发展没有资金，因此就只能牺牲农民利益，让农民以很高价格来购买农用生产资料，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
现在农业税虽然免了，但这不意味着农民不用交税，恰恰相反，农民还是中国税收的最大提供者。就像国家税务总局一个副局长所说，中国７０％的增值税（中国第一大税种）是农民缴纳，农民通过购买农资缴了大量增值税，因为农资在中国还是垄断的，高价格的。中国农民要拿日本农民十倍的粮食才能购买同样一台拖拉机，这十倍粮食可能是要百倍辛苦才能换得。这种制度安排剥夺了农民利益。
现在已是市场经济，照理说，不应该再实行这种制度了，不应该以农业去支援工业，而且现在政府也提出，工业帮助农业。但问题是中国市场经济很不健全，是一种官僚市场经济，可能是官僚利益集团主导了市场经济，新增了很多行政庇护下的利益集团，这些垄断企业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益，所以要打破这种垄断几乎不可能，甚至最近《反垄断法》中的行政垄断也被取消，可见官僚利益集团能量之大，很难改变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的现状。
西部这些年发展快，但是东西发展差距是不是缩小，我比较怀疑，因为现有制度安排很难缩小差距。中国市场经济是官僚的，所以中西部越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力量越强大，创业环境越差，一个企业会被无数官员当成唐僧肉，各部门都想去敲诈一笔。中西部环境太差，从这个层面上说，东西差距可能是越来越大，除非中西部政府能够健全法制，建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中国人民是世界人民的打工仔，西部人民是东部人民的打工仔，劳动力在中国目前来看地位很难提高。最近十年工资涨了20%，这也太少。
其实人民也不是希望能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但问题是中国城市化速度太慢，以至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在我看来，并不是地方政府负担不了来到城市的农民，而是财政支出不合理。中国用于社保的资金仅占财政支出的10%，10%还包含部分人员发工资，美国高达50％，俄国达60％，德国达60％，中国用20％财政收入弥补国企及经济建设投资。发达国家政府基本不管经济建设。中国财政用于低保的资金仅有130多亿人民币，可各级政府公款用车4085亿。而这些年我国每年新增财政收入高达5000亿人民币。
中国是个封建等级制度国家，到处都是特权，普通老百姓活得艰难。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种封建等级保障制度，有钱有地位的人根本不需要花钱看病，高干病房中的人大多数没病，只是坐于其中疗养，没钱人只能等死。
城市也有封建等级，北京就是一个贵族城市，生活成本非常高，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接受。只有贵族才能在北京生存下去。据资料，中国90%亿万富翁都是高干子弟。户籍制度把很多优秀人才逼出了北京，整个国家也缺少一个舆论管道，缺少利益表达渠道。
价值中国网：户籍制度改革的阻碍因素有哪些？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在哪？你认为需要多长时间能突破瓶颈？
胡星斗：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只是户口本上统一一下城乡名称并不迫在眉睫，而进行大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也就是除了户口本上改，还包括教育、养老、低保等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享受到平等权利，那样不利于和谐社会发展；农民工不及时地转化为产业工人，也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现在的户籍制度可能在城市中滋生犯罪，仇恨社会心理。并不是农民工素质低，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给农民工的生存余地非常小，农民到城市后身无一技，政府部门没有进行大规模培训，这些都需要政府部门反省。
阻力之一是城市既得利益集团，如：公安部门不能卖户口，教育部门不能收取借读费；二是财政体制不合理，城市发展不平衡以及大城市容量有限；第三，官员头脑中错误思想作怪，把农民工当工具，没有平等意识。
瓶颈有：一方面是政策，人民群众丧失了用脚投票权利，不能用民主投票来决定官员做得好还是不好。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是竞争性的，搞好投资、居住环境以吸引更多人来投资居住，而不是中国地方政府把门挡住不让人来。有钱的投资，没钱的也没关系，只要你人到这个州，联邦政府就有财政转移支付；经济上，社保制度能衔接到一块，各个城市的保险要能流动。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也在做农民工低保，但农民工不愿意交，因为各地低保无法转移，我想这是全国联网，统一汇率问题，不同省份间加个比例进行转换就行，这个问题可能二十多年就能解决。不过城乡差距可能需要50、100年，可能更漫长。
在美国每个人有个社会保障号，各种信息都在上面。各州之间迁徙只是事后报告，然后就在这个城市纳税和投票，不像中国，你只有被批准了才被承认。在中国你转移到某个城市后，没有任何权利，却要纳税。
学界讨论对政界有一定影响，当然不仅是学界，还有广大网民的呼吁。也不能完全说中国没有民主，中国在网络上有一定民主。社会各界对官员有影响，有些官还是有良知的。实际上官员假借市场配置资源，是腐败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剥削，但官僚市场经济不仅存在资本剥削，还存在权力剥削，也就是通过权力来剥削，而这种剥削是更加恶劣。资本剥削能够创造社会财富，权力剥削只是改变分配结果，不产生新的社会财富。
记者：洪丽萍
作者介绍：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从事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指导研究生工作。“中国问题学”专家 。
——价值中国网专访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
内容摘要：目前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比例真的不够，在发达国家地方财政收入的45%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差不多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差距是非常低，如：德国，如果某个州生活水平未达到平均水平的95%，中央政府就得给其财政支付，让它达到各州平均生活水平；日本即使是最落后地区生活水平与东京比不超过一倍，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和最贫穷的省份相差十几倍。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价值中国网：你对《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的预期效果是什么？你认为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胡星斗：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我并不期望二元户籍制度一定在社会上消失，也不期望很快就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因为那是一个长远目标。违宪审查可能涉及治国之本问题，也就是实行人治还是法治。
很多人对户籍制度有误解，甚至一些专家也站出来说，发达国家也有户籍制度，实际上这个建议书是想澄清一个观念，我们这里批评的户籍制度是二元户籍制度，也就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现在全国人大已成立了一个法制备案室，有人提议我再写户籍制度违宪审查建议。近两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户籍制度改革，很多人也在呼吁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整个政府越来越重视户籍制度改革了。
价值中国网：您怎么看中国广泛存在地方规范、条文和法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现象？
胡星斗：太多了。胡锦涛、温家宝庄严宣誓，把中国要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把政府建设成为一个法治政府。中央政府有决心把中国带向法治道路，但现实又很残酷，中国的人治部分多于法治，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人治办法。在我看来法治国家的首要含义是约束政府，而不是约束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地方政府是强势一方，所以最主要的是各级政府首先要守法。中国要真走上法治道路，确实要对一些规章、制度、规范进行清理，就象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一切以宪法为准绳。当然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因为中国在人治状态下走了几千年，一下子走上法治道理应该非常艰难。中国要走上初步宪政国家至少要二、三十年，要走上真正完善的法治国家要上百年，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守法习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讲人情、关系、后门。即使本可以通过遵循规则来办成一件事，但我们通常想的是能不能通过人情关系，或者是进行贿赂办得更快更好，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不讲规则，走捷径。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千多年的人治社会，而且中国思想的核心是谋略，道德是其表，谋略是其里。
价值中国网：对于当前某些地方，如：重庆、南昌、江苏、安徽、广东等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你以为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胡星斗：我想很多地方政府也想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确实存在问题，有些只是图有虚名，不把农村户口叫农村户口，新城市户籍获得者没有获得与城市人相同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也就是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制度要落到实处。只改名称是一种作秀行为，一开始规定在城市有住房和工作就可以有城市户口，可不久因为学校容纳不了学生、财政负担不起低保，又把措施改了回去，比如：郑州。
我以为户籍制度改革先要对农民工部分进行消化，然后开放其他居民。可能如此改革地方政府财政支付不了，这就要求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目前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比例真的不够，在发达国家地方财政收入的45%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差不多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差距是非常低，如：德国，如果某个州生活水平未达到平均水平的95%，中央政府就得给其财政支付，让它达到各州平均生活水平；日本即使是最落后地区生活水平与东京比不超过一倍，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和最贫穷的省份相差十几倍。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价值中国网：中国公民是否有自由迁徙权，并谈谈迁徙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胡星斗：新宪法已取消老百姓迁徙自由权，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人口流动得越频繁，国家越有活力。如：美国有25%人口（不同城市）迁徙，中国人口迁徙比例只有1%.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大人财物的流动。中国当前的迁徙完全由城乡差距大造成，是一种被迫、单向的，从农村迁到城市，或从小城市迁到大城市的转移。不像西方国家是多方向的，因为在各个城市条件差不多，但中国不一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小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价值中国网：那么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巨大差距呢？
胡星斗：造成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农民没有了创业机会，农民在农村无法创业，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失去了主体，如果只是政府官员在搞新农村建设，最后只会留下一些政绩、形象工程。农村土地农民没有所有权，不但没有所有权，甚至也没有经营权，所以农民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按照土地承包法，土地不能转作他用，只能用来务农。农村金融更是真空，中国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虽然现在三大银行已经上市，但仍以国有为主，他们不屑于到农村去贷款，实际上国有银行都已经退出县以下机构，因为给农民贷款风险大，成本高、信息不对称严重。但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呢？美国有七千家社区银行，就是为中小企业、农民服务，享受到政府各方面优惠。中国台湾农会设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信用部的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为在台湾每个乡都有农会，农会就是一个品牌，一个乡一种产品，所有产品对外都以农会名义销售，农会就是一种品牌，谁也不能砸了它。农民把农作物以很高的价格把农产品卖给农户，甚至高于市场价，农会进行统一营销。在一个乡里，农民都很讲信用，风险不是太高。而且农民没有东西作担保，按照中国法律农民土地不能用作担保，住房也不能用来担保，因为不是农民所有，宅基地实际上是国家的。
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企业，又有很多大盖帽的去收费、收税，甚至敲诈勒索。80年代农民搞了很多乡镇企业，可到了90年代，乡镇企业都逐渐跨了，因为存在成本高、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品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产权不清晰、管理不科学等问题。90年代后期，乡镇、私营企业都建不起来，缺乏一个创业群体。所以大量农民只能迁徙到城市去打工。
价值中国网：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这种差距？
胡星斗：中国财政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各个城市之间差距大。比较官僚随意化财政，财政用钱基本上是各级政府领导人说了算，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地方政府负责人到北京公关，跑部钱进，跑到部里钱就进来了。各个部用钱也是官僚们说了算，而且官僚们都住在大城市，因此投资就投到大城市了，省里的领导都住在省会，其子女也在省会城市读书，于是教育经费也大量投在省会城市。发达国家的财政要经过当地议会批准，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基本没权力。公务支出占总支出在美国只有10%左右，在欧洲只有6%，在日本只有2%多，中国公务支出则高达40%，财政支出结构非常不合理。财政部或人大应成立预算委员会或财经委员会，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财政流向。同时应加强人大对财政的监督，这就要求人大自身进行改革，比如：人大要真正代表民意，人大代表要专职化，才有时间去做调查研究，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人必须是专家。
从历史角度看，户籍制度设立是为了辅助计划经济实施，由政府来安排企业产供销，因此也就不需要人口大量流动，而且为了保证重工业的积累，通过农民免费交粮、剪刀差的方式来支持工业，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这样就有了重工业发展资金来源。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是先发展农业，农业积累了资金后再发展工业，轻工业发展好了再发展重工业，但是中国先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发展没有资金，因此就只能牺牲农民利益，让农民以很高价格来购买农用生产资料，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
现在农业税虽然免了，但这不意味着农民不用交税，恰恰相反，农民还是中国税收的最大提供者。就像国家税务总局一个副局长所说，中国７０％的增值税（中国第一大税种）是农民缴纳，农民通过购买农资缴了大量增值税，因为农资在中国还是垄断的，高价格的。中国农民要拿日本农民十倍的粮食才能购买同样一台拖拉机，这十倍粮食可能是要百倍辛苦才能换得。这种制度安排剥夺了农民利益。
现在已是市场经济，照理说，不应该再实行这种制度了，不应该以农业去支援工业，而且现在政府也提出，工业帮助农业。但问题是中国市场经济很不健全，是一种官僚市场经济，可能是官僚利益集团主导了市场经济，新增了很多行政庇护下的利益集团，这些垄断企业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益，所以要打破这种垄断几乎不可能，甚至最近《反垄断法》中的行政垄断也被取消，可见官僚利益集团能量之大，很难改变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的现状。
西部这些年发展快，但是东西发展差距是不是缩小，我比较怀疑，因为现有制度安排很难缩小差距。中国市场经济是官僚的，所以中西部越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力量越强大，创业环境越差，一个企业会被无数官员当成唐僧肉，各部门都想去敲诈一笔。中西部环境太差，从这个层面上说，东西差距可能是越来越大，除非中西部政府能够健全法制，建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中国人民是世界人民的打工仔，西部人民是东部人民的打工仔，劳动力在中国目前来看地位很难提高。最近十年工资涨了20%，这也太少。
其实人民也不是希望能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但问题是中国城市化速度太慢，以至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在我看来，并不是地方政府负担不了来到城市的农民，而是财政支出不合理。中国用于社保的资金仅占财政支出的10%，10%还包含部分人员发工资，美国高达50％，俄国达60％，德国达60％，中国用20％财政收入弥补国企及经济建设投资。发达国家政府基本不管经济建设。中国财政用于低保的资金仅有130多亿人民币，可各级政府公款用车4085亿。而这些年我国每年新增财政收入高达5000亿人民币。
中国是个封建等级制度国家，到处都是特权，普通老百姓活得艰难。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种封建等级保障制度，有钱有地位的人根本不需要花钱看病，高干病房中的人大多数没病，只是坐于其中疗养，没钱人只能等死。
城市也有封建等级，北京就是一个贵族城市，生活成本非常高，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接受。只有贵族才能在北京生存下去。据资料，中国90%亿万富翁都是高干子弟。户籍制度把很多优秀人才逼出了北京，整个国家也缺少一个舆论管道，缺少利益表达渠道。
价值中国网：户籍制度改革的阻碍因素有哪些？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在哪？你认为需要多长时间能突破瓶颈？
胡星斗：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只是户口本上统一一下城乡名称并不迫在眉睫，而进行大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也就是除了户口本上改，还包括教育、养老、低保等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享受到平等权利，那样不利于和谐社会发展；农民工不及时地转化为产业工人，也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现在的户籍制度可能在城市中滋生犯罪，仇恨社会心理。并不是农民工素质低，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给农民工的生存余地非常小，农民到城市后身无一技，政府部门没有进行大规模培训，这些都需要政府部门反省。
阻力之一是城市既得利益集团，如：公安部门不能卖户口，教育部门不能收取借读费；二是财政体制不合理，城市发展不平衡以及大城市容量有限；第三，官员头脑中错误思想作怪，把农民工当工具，没有平等意识。
瓶颈有：一方面是政策，人民群众丧失了用脚投票权利，不能用民主投票来决定官员做得好还是不好。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是竞争性的，搞好投资、居住环境以吸引更多人来投资居住，而不是中国地方政府把门挡住不让人来。有钱的投资，没钱的也没关系，只要你人到这个州，联邦政府就有财政转移支付；经济上，社保制度能衔接到一块，各个城市的保险要能流动。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也在做农民工低保，但农民工不愿意交，因为各地低保无法转移，我想这是全国联网，统一汇率问题，不同省份间加个比例进行转换就行，这个问题可能二十多年就能解决。不过城乡差距可能需要50、100年，可能更漫长。
在美国每个人有个社会保障号，各种信息都在上面。各州之间迁徙只是事后报告，然后就在这个城市纳税和投票，不像中国，你只有被批准了才被承认。在中国你转移到某个城市后，没有任何权利，却要纳税。
学界讨论对政界有一定影响，当然不仅是学界，还有广大网民的呼吁。也不能完全说中国没有民主，中国在网络上有一定民主。社会各界对官员有影响，有些官还是有良知的。实际上官员假借市场配置资源，是腐败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剥削，但官僚市场经济不仅存在资本剥削，还存在权力剥削，也就是通过权力来剥削，而这种剥削是更加恶劣。资本剥削能够创造社会财富，权力剥削只是改变分配结果，不产生新的社会财富。
记者：洪丽萍
作者介绍：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从事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指导研究生工作。“中国问题学”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