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离开官家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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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一河
去年底,我应邀到某县讲学。东道主接待很地道,也很有门道。讲学者两人。称呼、敬酒、发言,一律他在前我在后。他是全国“先进”,我连“骨干”都不是;他是年级主任,我是班主任。因此百分之三的奖励工资他上了二次,今年的“党代表”又给了他。量身定做,选举个铲铲?
文人,光有技术职称不行,还得有官衔或官号鸣锣开道,保驾护航。一声“公招”厅局级,博士、博导跑得屁颠屁颠。所谓“教授”不如官员酒足饭饱后放的一个响屁。文人自古是“怨妇”,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身先死。出将入相,是文人的最高理想。屈原不屈,诸葛亮不冤,因为他们都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过。
而今,文人与时俱进,不仅有悟性,而且善创新,在传统的歌功颂德中增加了新时代的新内容。譬如河南知名学者组建了“新学术俱乐部”――专发“河南声音”,以“学术”的名义来维护本地的权力利益,或争取中央政府对河南的投入,或论证“政绩工程”的可行性,帮助官家从百姓头上摸钱,从鸡脚杆上刮油。如此学者似“二奶”,得到官家的滋润,那是面若桃花,媚眼含春,一举见风骚,一动就出水。卖身权力,卑劣与妓女同。
为什么会这样?人格不全,不合理的制度逼良为娼。古,“二桃杀三士”;今,杀文人的宝贝层出不穷。譬如历经千辛万苦,高级职称拿到了,怕你船都码头车到站,出工不出力,于是诱以“特级”,你争不争?特级到顶了,又来“研究员”,你要不要?研究员到手了,又高悬“国务院津贴”,你眼红不红?一块块大肉扔出来,吃上了瘾如吸毒。管家抛出一个红包,砸死不少文人。还有更厉害的绝杀。我曾经带一所师范大学的实习生,实习生隔三岔五请假出去找工作,我写了篇时评《打了折扣的实习》。文章见报,小车开进我校,勒令我更正,否则以“师德不合格”除名。我铭心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屈打成招”、刻骨地体会到了文革时期那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违心检讨。法律上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后随之而来的是不自由。从此我的文章一不准出现学校的大名,二不得说本土教育的坏话。端谁的碗,受谁的管。拿住“七寸”,生死由人不由己。呜呼!文人离开官家的垂青与滋润,活得艰难,活得憋气,活得老婆不亲你、连儿子都瞧不起你,还有什么比这更伤心的?权力,在中国是最大的尊严;做官,是最好的性药,比什么“三巴”都灵验。我有一种感觉,走下讲台,出了校门,摸不着北,连鸡毛都逮不着一根。想隐居,之何处?陶渊明“草屋七八间,方宅十余亩”,方能悠然见南山,你有几文养老金?送你一个“小灵通”都不敢用,话费贵。每个月房贷要按时还。如果再与官家过不去,丢了饭碗,那银行与法院就会收了你的房子,你真的要从这个世上“隐居”了,这辈子当牛作马白活了。
文人啊,何时离开官家,日子才不会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