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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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人士说中国人富于奴性均系主观臆断
摩 罗
中国远古时代各个部落和种族，经过了漫长的相互屠杀、相互征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国典籍说，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参与会盟者有万国之多，那就是有一万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到了商汤时代，只有三千诸侯。等到周族当政之时，只有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个了。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先后形成了周、汉、唐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各个种族的文化特征也渐趋接近，于是具有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由万国而一国，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征服、屠杀、融合过程。其中沦落为奴者不在少数。
中世纪期间，中国先后两次被蒙古族和满族所征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非常血腥的代价，留下了极为沉痛的体验和记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蒙受着巨大耻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历史的耻辱与现实的耻辱哙为一炉，极尽愤激地体验着民族的痛苦与绝望。假如没有西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现实，五四那一代人还会那么重视元清两代被异族征服和统治的惨痛历史吗？文化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强调，往往是宣泄现实感受的方法之一。他们热切盼望着早日从西方列强的魔爪下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摆脱出来，只恨自己刚勇得不够，决绝得不够，只恨自己卑怯太多，懦弱太多，屈从太多。
在这种愤激而又绝望的情绪体验中，五四精英不是一味谴责征服者、屠戮者的罪行，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检讨这种卑怯、懦弱、屈从性格的历史来源及其成因，激励自己鼓起反抗掠夺、摆脱奴役的勇气和信心。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刺激国人觉醒和振奋的角度，那就是批判奴性，那就是坚决摒弃在屈辱中苟活的性格。为了清理和摆脱奴性，他们对于国人曾经屈服于元清两代异族统治者和一切统治者的经历，进行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判。
有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感受和清理民族的精神痛苦和伤害，当然是民族的幸福。这种后来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我们甚至可以不从学术上要求其具有足够的依据，因为这种言说和思潮主要是一种激励自己奋起的方式。他们之所以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描述为世界上最为奴性的、最为可耻的群体，之所以将自己置于绝地、死地，乃是为了追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这种“怒其不争”的自我诅咒，与客观的学术研究大异其趣。细读鲁迅的文字，他老人家在鞭打国人的灵魂时，始终有一句潜台词在鞭影间低沉地呼啸，翻译出来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拍案而起，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一口咬死？
中国精英对于国人奴性的判断和批评，只是出自自励的需求，始终缺乏客观依据。
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奴性描述，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呢？我们姑且举一个西方人最早对中国人进行描述的例子看看。十六世纪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在马六甲海峡从事药材生意的时候，写过一本《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这样描写中国：“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400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1）
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攻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如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2）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像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著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3）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马尔萨斯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5）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700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企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这位皮列士日后被葡萄牙政府委任为出使中国的使者，从而成为欧洲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位政府使者。从他的著述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当他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实现掠夺和统治。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后来兴起于欧洲的对于东方民族性和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印第安人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
皮列士来不及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西方人，用枪炮实现了对于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们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正如上文所言，当鲁迅这些精英人物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与西方殖民国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蔑视态度相一致的时候，这种内外呼应的声音所构成的文化氛围，将会对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对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心理体验模式产生不可小觑的内在影响。这种错误的引导和影响如果持久地存在与发展，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扭曲和残缺。
谁都知道，鲁迅等民族精英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出发点、其情感态度，与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进行负面描述的出发点和情感态度，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制度、文化倾向都在向西方主流文化靠近，我们在很多学术问题上常常毫不省察地以西方权威学者的是非为是非。五四前贤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人心中也享有崇高的权威。内外权威在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一致态度，使我们对于以外国殖民势力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种种错误描述，放弃了予以审视、省察、鉴别的警惕性，从而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错误描述来认知自己、理解自己。
（1） 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96-99页，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
（3） 萨义德《东方学》，44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4）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下》，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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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中国国民性必须具有世界视野
摩 罗
所谓国民性或者民族性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文化学问题。描述任何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或者其国民特征，都应该是基于对世界所有民族或者多个民族的了解、分析、比较，才能得出一些负责任的结论。如果就单一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一些感慨，那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予以对待。如果仅仅出于征服之、掠夺之等等私心而刻意建构某个民族的劣根性，那就更是人性恶的体现。倘若以此居心险恶的意识形态建构作为学术权威，当然就是错上加错了。
无论是中国精英饱含愤激的自我批判，还是西方精英对于东方世界充满殖民冲动的诬陷性描述，都难于做到客观准确，完全不具有学术权威性。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这些判断都不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表现和现实境遇进行了充分的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个学者如果不能证明其他民族的奴性确实比中华民族少，或者如果不能证明中国人的奴性确实比其他民族多，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去证明，那么他凭什么判断中国人“奴性十足”、习惯于“吞咽奴隶的酸馒头”、“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呢？这种没有论证过程的判断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极无说服力的。
我们不加分析地接受这种错误判断，乃是因为我们在一百多年来的连续失败中，滋长起了一种失败主义的悲情，在这种悲情的包围中，我们暂时失去了自信心，因而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的主导者却建构了一个完全没有“全球视野”和“全球眼光”的关于东方世界“民族劣根性”的意识形态，这个悖论值得一切东方人深思。在极尽全力追随“全球化”的世界主潮过程中，中国精英群体竟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种完全没有“全球视野”和“全球精神”的充满歧视与偏见的中国论，这个精神事件的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好好总结教训。
如果我们将中华民族的历史置于全人类其他民族的历史中，进行一番勘察、比较，竟然发现中国人是惟一卑贱的、屈从的群体，或者是最卑贱的、最屈从的群体，那么，黑格尔、史密斯、陈独秀、鲁迅等人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就是具有说服力的。如果我们在比较中发现，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并不是惟一卑贱的、屈从的群体，也不是最卑贱的、最屈从的群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黑格尔、史密斯、陈独秀、鲁迅等人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判断和批判。相反，我们必须把这些没有依据的错误言论从我们的学术体系中清除出去，让我们近代以来越来越沉重的精神生活减少一重枷锁。
就拿中西哲人都爱拿来说事的元清两代统治而言，在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事实上中国人的反抗是极为英勇、极为惨烈的，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不计其数。在暴力面前的失败并不是一个民族的过错，就像雅典等等城邦国家向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投降不是过错一样。在反抗失败以后，偌大的汉族及其命运相连的其他少数民族，能拒绝生存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的祖先只能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寻找生存空间，这是极为合理的选择。如果一定要将这种选择命名为苟延残喘，将这种顽强生存看作奴性，那未免过于苛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须知人类历史上所有被征服的民族，都不得不这样勉力生存。如果说这就是奴性，那也绝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有的命运和心理特征。
在世界著名的两河流域，先是苏美尔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后来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人，成为这里的霸主。接着又有亚摩利人君临天下，创造了名垂千古的巴比伦帝国。日后亚述人逐渐强大起来，征服了巴比伦，创造了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日后被新兴的迦勒底帝国所取代，而迦勒底帝国很快又被波斯帝国所征服。
波斯帝国又被谁所征服呢？被来自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征服。
这种政权走马灯，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是历史的常态。所有这些被征服者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种族的繁衍，并在繁衍中相互影响与融合。有一些民族日后终于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赶跑了征服者，并进而征服了其他种族。有一些民族就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作为一个种族也就永远消失了。
每一次所谓征服，都是某一个种族逼迫其他一些种族就范，其中包含着长期的制度化的掠夺、压制、凌辱、屠杀。我们今天所知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是十分残酷、十分血腥的。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殖民模式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历史上所有政权的建立、所有统治集团的更替，都可以用殖民模式予以解释。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惨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继续繁衍生息。如果我们将所有在征服者的统治下继续繁衍生息，都看作逆来顺受的奴性，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是很奴性的，因为所有的种族都曾经遭遇过这种逆境。
近代欧洲人一直把古希腊人和过罗马人认作他们的文化正统，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他们永恒的骄傲。可是古希腊古罗马就没有失败和屈从吗？肯定不是。雅典等等城邦共和国，天天都在研究如何保证贵族与公民的权利，以便更好地统治众多奴隶和众多殖民地。那些奴隶和那些殖民地居民，也是希腊文化圈中人，他们在“城邦国家”的强权之下，不是也不得不屈从吗？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屈从看作希腊国民性的一部分？在马其顿王权强大起来之后，希腊所有城邦共和国都在强大的亚历山大的刀剑下兵败投降，从此屈从于刀剑的统治，为什么不将古希腊人的投降和屈从纳入到古希腊文化传统之中，并将这种传统文化命名为奴性文化？
至于罗马，最早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部落，所拥有的不过是地中海北岸的一个小小的村庄，他们经过了无数次征战屠杀才建立了罗马城。罗马城建立以后，他们更是四面出击，攻城略地无数。在残酷的屠杀与征服中，意大利半岛终于融合为一体。日后的屠杀与掠夺更加规模宏大，终于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和西亚、北非。大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群体，所有其他组织到罗马帝国之中的人群，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非洲人，都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也就是屈从者。就人口比例来说，作为征服者的罗慕路斯部落的后代，在今天的欧洲寥寥无几，欧洲绝大多数人都是当初被罗慕路斯部落所征服的人群的后代。欧洲殖民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祖先曾经失败和屈从的历史及文化，纳入到古罗马文化传统之中，并据此好好诊断自己的奴性和国民劣根性？难道中国人失败之后的屈从就是奴隶的性格，欧洲人失败之后的屈从就是大丈夫性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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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普遍的人性，还是中国所独有的国民性？
摩 罗
（图片原载阿琪的新浪博客）
无休无止的武力征服不但导致被征服民族的屈从，甚至经常导致一些民族的灭绝和消失，这种例子为数极多，史不绝书。连物种都在不断灭绝之中，何况某个物种中的一些具体族群呢。
埃及或许是种族逐渐消失的一个显例。埃及政权的频繁更替以及原住民群体的悄然消失，是人类掠夺史和征服史的缩影。
埃及在远古时代保持了连续三千年的政治和文化连贯性，创造了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可是在周边其他民族纷纷崛起之后，它先后遭遇埃塞俄比亚人、希克索斯人、亚述人、巴比伦尼亚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蹂躏。这些占领和奴役给埃及人留下了无数伤害，有的入侵者给埃及人带来了根本性的文化改变和种族改变。
自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入侵者占领之后，直到公元1922年宗主国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埃及被异族统治了2447年。其间有的民族和国家如波斯、土耳其奥斯曼都不止一次占领埃及。有的占领者实行严厉的恐怖政策，常常让古老的埃及尸横遍野。
波斯的统治极为残酷，杀人如麻。波斯人还捣毁埃及神庙，企图用自己的宗教取代埃及人民信奉了几千年的本土宗教。埃及人民对他们的残暴统治无能为力，所以当希腊人亚历山大进攻埃及时，埃及人民把希腊人当作解放者，欢迎亚历山大成为新的统治者。
希腊之后是罗马。罗马统治期间，自始至终都是那种殖民掠夺式的统治，埃及成为罗马主要的粮仓，所有的粮食都是无偿调往罗马。埃及行政机构的运行，罗马也不支付任何成本，所有埃及本地的行政官员必须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行政费用，埃及人民被罗马统治者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统治比后来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还残酷许多。
公元七世纪中期，阿拉伯穆斯林力量进攻埃及，东罗马帝国的主教和总督居鲁士奉命签署了投降协议书，将这个统治了约七百年的膏腴之地交给了阿拉伯人。埃及人就这样被东罗马帝国卖给了新的统治者。
在罗马统治期间，埃及人逐步失去了自己的宗教权利，基督教覆盖了整个社会。在穆斯林占领埃及之后，埃及人用基督教抵制伊斯兰教，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伊斯兰教逐步覆盖了整个埃及。现在完整的埃及国名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的覆盖多么严重。如今只有大约10%的被称为科普特人的埃及人，似乎保持了一点古代埃及的文化传统，依然信奉基督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对于埃及人来说都是外人的宗教。埃及人自己信奉的太阳神阿蒙，如今只能在古代神话故事中和考古学著作中偶尔露脸。埃及在人种上和文化上所遭遇的毁灭，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异族统治，埃及人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抗争。可是所有的抗争都没有达到民族独立和自决的目的。
最初的埃及人，也就是埃及原住民，究竟哪里去了呢？
每个时代的异族占领者，都需要原住民为他们生产、为他们纳税，他们必须用原住民生产的财富来统治原住民。所以，古代埃及的原住民应该一直是埃及各个时期劳动阶层的主体，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至于太小。现在的统计数字中，几乎没有原住民的地位，不是因为原住民种族灭绝，而是因为原住民在文化上先后被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同化了。
文化权利是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一个失去政治权利的民族，很容易失去他们的文化权利。失去政治权利当然是被迫的，放弃文化权利有时候则是主动的。因为占领者控制着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占领者的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占领者的时尚成为社会主流时尚。那些被统治的民族只有通过放弃自己的文化、追随统治者的主流文化，才能得到相对宽广一点的生存空间。这种放弃边缘文化、追随主流文化的选择，虽然出于无奈，却包含着许多积极主动的姿态。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批评自己的传统文化，一直高度评价西方文化，就属于这种既是无奈、又很主动的复杂情况。
征服与被征服，都是人类这种物种的行为模式，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征服者常常成为奴隶主，被征服者常常沦为奴隶，就征服者来说这不算什么光荣，就被征服者而言，虽然万分耻辱但是并不必过分强调其羞耻。
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规律，所有的征服在气势上都是以强凌弱，但在表现形式上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亚历山大仅仅带着37000军人，就让今天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伊朗、印度北部、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等等如此广大的地区尸横遍野、俯首称臣。
一千多年之后，穆斯林攻打埃及的时候，先是投入了4000兵力，后来总共也只有15000兵力，可是这么点武装力量就足以拿下偌大的埃及。
暴力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满族征服汉族的时候，他们总人口大约只有60万，兵力总共只有十余万，而庞大的明朝却有两亿人口。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却出现了那么不可思议的结局。
征诸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悲惨经历，这个结局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在强力面前避开屠刀的锋芒，低姿态地谋求一定的生存空间，这都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无论其报仇雪恨、东山再起的愿望日后是不是能够实现，都没有什么可指责、可讥讽的。
当初波斯人占领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一定天天图谋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可是他们等待了两千多年，一直惨遭多个民族的蹂躏长达两千多年。当1922年他们借助殖民地独立的世界浪潮获得主权的时候，撑起这面国旗的已经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古老的埃及早就没有踪影，连种族也已经面目全非。
没有任何理由批评埃及人具有奴性，虽然埃及人在恶劣的境遇中不无主动地皈依了他者的文化，可是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埃及人具有奴性，而是因为暴力统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民族、任何群体都是绝对有效的。无论暴力的实施主体是异族人，还是同族人，它的有效性是完全一致的。人们在暴力面前很难无动于衷，很难不做任何自我调整。
比如那个著名的犹太民族，长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夹缝中，人们无论从经济角度、政治角度、文化角度怎样歧视他们、挤兑他们，他们都是越挫越勇，一代代名商巨贾、文化巨人层出不穷。可是，当欧洲人下定决心用暴力方式进行最后了断的时候，他们除了走向焚尸炉没有第二种出路可言。在暴力毁灭的过程中，他们也有恐惧，也有软弱，也有投降，也有求饶，也有告密，也有出卖。当然，像中国人跪在日本军人面前伸长脖子默默等待着屠刀落下那样的悲惨命运，也比比皆是，在所难免。
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正常表现，都可以在当今“人性论”的学术框架中和“救赎论”的神学框架中获得合理的解释，都可以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眼光予以理解。
如果我们研究西方人的弱点时秉持人性论的方法，研究东方人的弱点时却一定要制造出一个“国民性”的概念，并且定性为“劣根性”，这岂不是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性？如果有两种人性，那就一定会有两种人。难道西方人与东方人真的是两种人吗？
其实西方学者正是这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西方人是文明人，具有人性，东方人是野蛮人，具有若干劣根性。西方人用炮弹和屠刀杀遍东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乃是播种文明的伟大举动。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东方各民族的所谓国民性的描述和批判，都是播种文明的伟大工程。
然而，这个工程实际上并不是“播种文明”，而是直接间接为西方人的殖民掠夺和屠杀服务的。
建构东方民族所谓野蛮性和所谓“劣根性”的那种学说，乃是一种极其血腥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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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批判百年反思》丛书联系出版/摩罗/杨帆
(2009-01-16 16:47:12)《国民性批判百年反思丛书》联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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