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名称起源考

梁启超糊涂论

梁启超最初使用这个名称，并未考虑太多，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这几种考量，完全是落后状态下的一种稻草姿态，由此，“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从其产生原因、环境等方面看，既谈不上优等，也谈不上完善，属于一种仓促状态下定义出来的乌合之众，这就决定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一直无法真正地从内心自我骄傲起来，这就决定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一直不被藏蒙回等族认同，是一种无知无聊之儒狗的意淫行为，这就决定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一直摆脱不了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狗奴才的贱民形象。

所以，中华民族一词，既无精神、也无内涵，更多的是糟粕其内、屈辱其中，再深究下去，甚至有对外狗奴才形象、对内大汉族主义的儒狗心理怪僻，必须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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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这个词不但指中国的５６个民族，而且涵盖了５６个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个名词是梁启超在１９０２年创立的。

　　在梁启超创立这个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四千多年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甚至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使用过。从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到清朝，一直没有进行过中国境内的民族识别工作，更没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例如，清朝时把新疆省内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７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一律称为回族，将中国境内５６个民族笼统地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像苗族、瑶族、壮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连名称也不被承认。清朝皇族是满族，从来不知民族平等为何物。直到辛亥革命后被迫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布皇帝退位，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满蒙回藏与汉人平等”的要求（《清帝退位诏书》附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份文件，没有使用“民族”一词，当然更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概念了。当时社会上习惯使用的“华夏”、“炎黄子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特别是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之后，先进的思想家在救亡图存的热潮中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并探索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的问题。

１８９７年，严复译述赫胥黎著的《天演论》，介绍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错误地将动物世界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为“侵略有理”寻找理论根据，从而产生出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天演论》使中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然而，严复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高瞻远瞩，沿着严复“保国”、“合群”的思路，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

　　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论，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来思考，他在民族问题上有了许多新见解。１８９９年，他写了《东籍月旦》一文，介绍欧洲世界史著作。文中，首次使用“民族”一词。在这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

　　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他写道：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音ｚｅ）、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标点符号为本文笔者所加）梁启超在文章中用了三次“中国民族”，从宏观上阐述了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这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后才得出的结论，才创立了“中国民族”这个名词。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文章中，他首先阐明“中华”这个名词的内涵。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文章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写道：“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劂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此我们得知，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梁启超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逐步完成“中华民族”这个名词的创造。

反对孙中山排满 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称谓

　　“中华民族”的观念，还只有百年历史。近代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那么“中华民族”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个说法，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呢？

　　历史上沿用“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的说法，乃至国外称呼我们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只反映了儒家传统的狭隘的种族意识。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救亡的热潮遍及全国朝野。在“保国、保种”的危急呼声中，严复《天演论》道出全世界各民族面临生存竞争的“族群理念论”。梁启超沿着严复提出的“保种”、“合群”的思路，开始以现代民族理论来思考问题。

　　1899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

　　到1902年梁启超思考成熟，终于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说法。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阐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1903年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

最后梁启超下了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科学的现代观念的定义。

这时，章太炎也不再反对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点了。不过，他认为“排满”应该以汉人为主力、由汉人领导政权，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但他比1903年主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有很大转变。接着，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为文化统一，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共同生活在中国地域的各民族经过大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

　　因为在当初，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梁启超指出并批评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隐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偏颇。

　　此后，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过程中，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排满”的负面影响，不久孙中山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大汉族主义，界定了“革命排满”并非要打倒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一姓”。

　　最终，一向倡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号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就是横排五条颜色并列，象征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

　　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

　　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族群公认自己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经过辛亥革命后近百年的积淀，“中华民族”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中华民族”的现代观念的完成，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至今仍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如今看来，这是梁启超的一大历史贡献，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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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与演变!

来源：美国中文在线论坛(http://gate.jiaoyou.com/bbs/index.php)
撒旦居士 02-20-2006 03: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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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与演变!
 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内外一些语文工具书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外国的工具书解释得极为简单，不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他们一律释为Ｃｈｉｎｅｓｅ。我们对他们难作苟求，这种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他们当然更难说得清楚。但是海峡两岸出版的工具书如果解释错误，那就说不过去。可惜事实正是如此。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工具书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都不确切。
大陆新版《辞海》释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释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笔者认为：如此解释，显然不妥。因为：
一、民族与国家本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群体，不应混为一谈。
二、按照以上的解释，“中华民族”既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那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也就是把几千万海外华人扫除在外。
错误的产生，绝非无因。我们过去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一向不太重视，混淆不清，由来已久。“民族”之说，产生于近代，历史上则常以“国家”代替“民族”。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意识；所说的爱国志士，实指民族英雄。在辛亥革命时期，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竟直称为“国族”。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了。对日抗战期间，“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并提，只见其同，未见其异。“国歌”中也只提“中华民族”而未提“国家”。在进行宣传教育之时，分不清民族与国家，尚无大碍；但是科学的研究历史之时，却不容许存在这种混淆。我们在探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国家”这个概念的纠缠，纯粹从民族角度上去探讨问题。一定不要忘记“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
那么，“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如何解释？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应该包括：
一、汉族（也无论是居于国内还是国外）。
二、居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三、 海外华人（包括未入外国籍的华侨与已入外国籍的华裔）。
在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时，除了说明哪些人属于中华民族之外，还需要说明“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汉族”逐渐发展而来的。“华夏族”是民族，“汉族”是民族，“中华民族”还是民族，这三个“民族”又没有单数复数之分，三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这是外国人觉得很难理解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追溯一下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在长时期中逐渐发展、演变的经过。
夏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各部落、部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自夏代至秦汉，为夷、夏各族并立时期。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与文化水平较低的诸“夷”犬牙交错，此出彼入，通过互相争斗与和平交往而逐渐融合。当时的“诸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血缘不同的各族共用“夏礼”而被称为“诸夏”，正因为有了一个“诸”字，说明是复数而非单数。“诸夏”又称“华夏”。因此“华夏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民族联合体”。
汉武以后，“华夏族”逐渐改称“汉族”。经过从夏到汉约两千年的融合，生活在中原的诸“夷”已先后融入汉族，只有北方、西方、边疆各地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进、退、分、合，变化无常。总的发展趋势则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人口上常占优势，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主体民族地位。“汉族”也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种“民族融合体”。
活动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不只是汉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可以合称“中华各族”。“中华”之称，魏、晋之际，已见端倪。元末农民起义军与清末革命志士都正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中华”者，恢复“中华各族”所共同建立之国家（并非只是汉族建立的国家）。近代西方殖民者东来，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中华各族”在外力冲击之下，才开始意识到求同存异、团结御侮之必要。所谓“同”，是中华文化之同；所谓“异”，是各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之异。在外侮日亟的情况下“中华各族”乃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乃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中华儿女与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这两种称呼有时候可以通用，都是指的中华民族。但是大同之中又有小异，“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因此，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其次才是由于文化。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在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
正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重文化轻血缘的传统，所以文化色彩较浓的“中华儿女”之称比起血缘色彩较浓的“炎黄子孙”之称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对“炎黄子孙”之称反对最力的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１９９１年５月，我们在上海会晤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直指“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因为中华民族是多源的，既是多源，即无共祖（共同的祖先）。“炎黄子孙”之说，既不科学，又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因此，他认为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在正式的场合里，不要使用“炎黄子孙”一语。
１９９６年８月，笔者到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考察，听到一些彝族学者提出了“中华彝族”的说法，觉得此说值得肯定，值得赞赏。因为其中的“中华”二字是指文化传承，“彝族”二字是指血缘关系，“中华彝族”就是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彝族子孙，其含义既简单扼要，又十分周到。
由于“炎黄子孙”之说，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传播是以发源地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始祖，一块发源地，一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逐渐传布四方。历史真相真是如此么？绝对不是。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司马迁也并不能畅所欲言，他明知道出身东夷的伏羲与出身南蛮的神农都比出身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但是汉武帝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也只好屈从，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希望读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自己悟出其中的道理来。
到了近代，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就首先起来向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挑战，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身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身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
后来由于东南百越地区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又由过去的三分法修正为四分法。不论三分也好，四分也好，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总是彻底推翻了的。
因此，用“炎黄子孙”或者“黄帝子孙”来代表“中华民族”，是以偏概全，显然不妥。
海外华人与华族
“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是过去用得不多。直到改革开放，随着许多海外华人的归来，此语才在报刊上大量出现，足见使用此语者以海外华人居多，海外华人之所以乐于用“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来借指中华民族，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一、缺少更为恰当的名称可用。在这个世界上，凡是身居国外的人们最常用的自称，就是我是某国人。我们的海外华人大量出国的时候是在清代，当时是异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到迫Hai，凡是亡命国外、浪迹天涯的海外华人，都有一段悲惨的历史，对清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许多民间组织更是公开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要他们说自己是大清国人，他们当然不愿意。何况清廷也十分顽固，认为出国即叛国，视他们为自弃王化的顽民，对他们采取一种既鄙视又仇视既不承认又不保护的恶劣态度，处处加以打击，使他们沦为没有祖国的海外孤儿。他们很难选择一个适当的自称，只好怀恋祖国历史上比较兴旺的朝代，自称汉人或唐人。
二、为什么选择了“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基本上是农业民族，并非乐意迁移与到处流浪，而是安土重迁，留恋故国田园祖宗坟墓的民族。海外华人的祖先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例如灾荒。战乱，地少人多谋生不易而冒险犯难，扬帆出海，心情沉重，前途渺茫。他们不是西方殖民者的武装殖民，而是并无祖国支持的和平移民。到了海外之后，手无寸铁，没有半点特权，头顶别人的天，脚踏别人的地，只靠自己胼手胝足，艰苦奋斗，并与当地民族和平相处，才能立足谋生，其中苦楚自不待言。因之身居海外，魂系中华，午夜梦回，常思故国。当时他们所接触到的许多别的民族，不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其历史文化全都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即使他们当时事事不如人，只要一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马上心情振奋，豪情满怀。因为此语包含了以下丰富的含义：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我们的处境不管如何困难，生活不管如何艰苦，都要努力奋斗，为祖国争光，不能辱没祖先。“炎黄子孙”一语，久已成为海外华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
三、“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语，又成为海外华人互相团结的一条纽带。离乡万里?熏举目无亲，一旦遇到“炎黄子孙”，自然亲如家人。数百年来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团结、奋斗，可以说是从“炎黄子孙”一语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时至今日，用“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别称，固然不妥；但是回顾历史，就会看到此语在海外华人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与外交场合中固然不宜使用此语，以免产生误解；但是在一般场合，民间场合，为了增进民族情谊，根据语言学“约定俗成”的原则，对“炎黄子孙”一语，但用无妨。
中华民族一词正式形成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的简称。对于国名我们可以简称为中国，对于族名却不能简称为中族。把中华民族简称为汉族更加不行，因为这就排除了汉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但是简称为“华族”是可以的。“华族”一词，许多工具书上都未列词条。《辞海》有此词条，但其含义是“旧称高门贵族”，与中华民族的简称毫不相干。“华族”的词源来自海外华人。例如新加坡把国内的马来人称为马来族，也就相应地把华人称为“华族”。
探讨至此，我们就不难把这些来自中外古今的形形色色的名词，形形色色的称呼梳理一番，理顺其间的关系，正确理解其中的含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比一般民族高一档次的民族共同体。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民族。其中包括汉族（无论居于国内还是国外）、居于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人（包括华侨与华裔）。
中华儿女 中华民族的别称，文化的色彩较浓。
炎黄子孙 （或黄帝子孙）中华民族的别称，血缘的色彩较浓，在海外华人中使用的较多。
华族 中华民族的简称。
海外华人 包括华侨与华裔，即具有汉族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血统而移居海外者。“海外”实际上是指国外。
龙的传人 中华民族的另一种别称，是指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接班人。
荒诞的“台湾民族”之说
在对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及其含义进行探讨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了最新的人造神话：居然有人提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百年前知识分子捏造出来的。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１日的《台湾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文，文中说：
事实上，‘中华民族’一词乃是百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成立一个近代国家所建构起来的概念。从章太炎、孙中山的著作可知此一既念所蕴含的汉人沙文主义。它在过去是为统一的中华民国汉人政府服务，在今日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汉人政府服务。今后国民党政府若继续以‘中华民族’的虚妄情感蛊惑台湾人民，将使台湾陷入随时被中国并吞的危机。”
这篇文章没有作者署名，而是由台湾当时的一些社团联署。不言而喻，是由一小撮台独分子抛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提法不值一驳，任何反驳都是浪费笔墨，浪费时间。可笑的是，他们不仅断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而且发出警告，连“中华民族”这个词都不许再提，谁提谁就要承担“蛊惑台湾人民之罪”。
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并且拥有广土众民的中华民族，他们可以否认其存在，认为是由少数人捏造出来的。而对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的所谓“台湾民族”，却又大吹大擂，大肆宣传。他们说，台湾民族是由台湾“四大族群”共约２３００万人组建起来的。这四大族群是：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５０多年前由大陆迁来）与原住民。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其次是有共同的文化传承，这是最普通的常识。台湾的四大族群之中，除了原住民外，其余三大族群都是三四百年以来从大陆迁到台湾去的，迁移经过，斑斑可考，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出自己的家谱，指出自己的原籍。他们当然都是汉族，他们带到台湾去的也就是汉文化，中华文化，哪有什么台湾民族之可言。拙著《台湾先住民史》（１９９９年９月九洲出版社出版）已经指出，台湾的“原住民”４０万人，其祖先也都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都是古越人的后裔，是从６０００年前到５０００年前陆续迁入台湾的。他们虽然不是汉族（６０００年前哪有什么汉族？），却是古越人（即百越集团）的后裔，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台湾著名民族学家阮昌锐教授在《台湾土著族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也说：
“大体上，我们或许可说，今居于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等是早期迁入者，其文化较近大陆系，大约在六千五百年前到四千五百年间自大陆迁入，可能与绳纹陶和龙山形成期有关。至于居住在平地的诸族如阿美族、卑南族、葛玛兰族等，迁入较晚，其文化接近南岛系。然而，南岛系的民族，经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的研究，其祖居地在中国华南地方，所以，无论是自中国大陆直接来台或由大陆而南洋再由南洋而台湾，台湾山胞之祖居地仍是中国大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确定；台湾山胞是中华民族的一支。”
２００１年秋，笔者与阮昌锐教授共同前往海南省五指山区黎族村寨考察民情风俗，生活习惯，发现同是百越后裔的海南黎族与台湾“原住民”相似到惊人的程度。笔者还认为：台湾岛在距今８０００多年前才露出海面，这里不可能形成人类。既然“原住民”的祖先全都来自大陆东南地区，就不应该称为“原住民”，而应该称为 “先住民”。
李登辉、陈水扁以及一小撮台独分子都好像是魔术师，居然敢变这样的戏法，在人们一眨眼之间，把庞然大物的中华民族变成了一阵青烟，不见了。却推出来一个七拼八凑不伦不类的“台湾民族”来。可是戏法很快地就被揭穿，他们当不了“台湾民族”的始祖，却成了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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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探究“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由来

中华文明, 历史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 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 “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 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 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

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 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 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舜名“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 的“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 九年》）。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

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 理下的人民为“华”。“华”作为族称见之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即远古社会的贵族。这是初始的、狭义的内涵。而后来的“华”作为 族称见于《北史·西域传》，意思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广义的内涵。以后，“华”作为族称从此流传下来，直到现在，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即 使迁徙到海外，也叫海外华人。如果拥有其他国籍，也叫外籍华裔。

在“华”的族称形成之后，历史上一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朝代名称，也曾经作为华人的别称流传，如秦人，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唐人，见于《明史·外国 真腊传》；甚至于契丹在北方声名远播后，也成了华人的别称。

“中华”一词，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 代”。在公元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 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 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

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 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 列传》记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见载于《南齐 书·芮芮传》。同时，“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出于诸君王之口，以明中华圣人本身也多有出自边疆族的先例。此外，也有 的政权强调中华的地理内涵。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 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 国的，都称为中华。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民族”一词，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学的一个术语，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此前，在中国古代汉文献中，指称人们共 同体的词汇，有“人”、“民”、“族”、“家”等。这些词都单独使用。偶然也有把民族两个字连起来使用的，但那是指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的 复数概念，如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序中有“愚人得之（心术）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言。“宗社民族”则指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

宗是指祭祀共同祖先的社会组织，社是指祭祀土地的社会组织，在宗社聚会祭祀时，特别注意等级秩序。民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群体，如古代称士农工商为“四 民”（见《谷梁传·成元年》），今尚存“农民”称呼。族是指有共同地缘的社会群体，如“四闾为族”（见《周礼·地官》），闾是相邻的二十五家，则相邻百家 为族；族也指有共同血缘的社会群体，如父子孙为三族（见《周礼·春官》），自高祖至玄孙为九族。在《太白阴经》序言中，“民族”二字虽然连用，但与近代以 来的“民族”一词有明显差别。

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近代出现的、相对于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凡 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 形成了。

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来看，数千年来，内部各族族称在不断变化，大约数百年一易。族称的演变显示出其中历史内涵的变化；一些族兴起了，一些族哀亡了，一些族 迁徙了，一些族与别的族融合后改换族称了。尽管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原政权的更迭，常常导致一些族群向边疆乃至海外迁徙；而另一些边疆 族则向中原汇聚，并建立政权。但不管其内部怎样变化，中华民族本身始终是一个数千年以来包容中国各族共同发展的恒久的主体。

转自凤凰网，全文完。 ================================================================================

• [原创]中国人的 奴性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 guo6875744　发帖于：社会杂谈
  发布时间：2008-5-7 16:32:51     查看原帖

私有制与资本剥削史的过渡繁荣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亵渎，因为它只能以公平正义的沦丧为代价！

因此所有权在绝大多数领域属于整个社会，而不是属于个人！并且社会最终的表现形式是私有制的消失与所有权的社会化！

奥巴马在竞选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在于老牌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对资本罪恶的悔思，因此这个时期他才提出改善这种剥削体系竞选口号，这是社会在呼唤公平正义的回归！所有普通的老百姓已经认识到了日益衰败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并且也清楚了这种以资本剥削为手段的罪恶与肮脏，而且也明白其产生的后果非常可怕，甚至导致人类走向毁灭！因此我们先不管这种诚意在资本剥削的体系中最终能够体现多少价值，但是却说明一点就是人类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时代的潮流在前进，但是我们呢？却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去加剧资本的剥削与欺诈！我们学习起了早已衰败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经济学，我们拾起了老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手段，搞起了人类历史上最肮脏最罪恶的发展模式，最后的结果最终会不伦不类，我们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民族复兴需要社会的创新，而社会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只有思想创新才能带动起社会的创新活力。

我们要创新，就需要完全抛弃中国人的奴性！

中国人的奴性是彻底摧毁创新机制的根本因素。它在封建强权的长期压迫下成就了汉奸的买主求荣，也造就了奸佞小人的猖獗，因此也就产生了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循规蹈矩，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完全丧失了矫枉过正的价值。因为在强权镇压下要想取得生存权就必须顺从与屈服！所以说随着封建历史长河的发展也就慢慢形成了思想教条化与思维定势等一切非创新条件，并且影响深远，根深蒂固！也就很容易产生像柏杨这样放弃爱国与民族根本的汉奸跳梁小丑！同时柏杨的成功说明中国民族精神沦丧到何种地步？！民族的复兴任重道远！

社会要想产生创新活力，就必须充分认清楚这种奴性的本质，认识到它对社会的创新发展会产生致命的阻力与困难！

而且这种扭曲的奴性思想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对立，极容易产生心里变态，进而增强仇视报复等心里问题！

民族的复兴是我们去寻找早已失去的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开拓创新等等，并继承与发扬；而不是空喊口号，做表面文章，具体的反而一概不知！

同时这种精神蕴藏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个阶段，古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艺复兴与繁荣，近有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讨论。他们每个阶段都造就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与理论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艺复兴与繁荣成就了封建新思想的诞生，也就自然而然的引出了封建王朝的到来。由于物质基础决定了那个时期的最佳发展模式是封建王朝的繁荣，所以说儒家思想在封建王朝中的发展与繁荣是历史的必然！

但自科技革命以来，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新思想的再次繁荣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必须发生改变，也就顺其产生了资本社会的繁荣。

同时随着资本的过度繁荣，这种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越来越展现其衰败的体态，已经章显了它的致命弱点，所以新思想再次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要心存侥幸的认为资本主义会长期存在下去，这种想法很快就会被历史潮流所否定！

虽然在这期间产生了无数的新思想者，同时也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两个伟大的杰作，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新思想从产生到确立都很艰难，都不是一帆风顺！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困难会越来越大，经历的时间也越来越持久！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新思想最终会取得历史的胜利的！

毛泽东思想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它的伟大，它经受住了历史长河的考验，而不是被恶意攻击就能够得逞的！

那个时期的探索的确是失败了，虽然原因方方面面，但是那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尝试，是人类一直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次探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数的思想者用血与泪来书写这部人类文明进步史，虽然在利益和权力面前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可悲的，都很不幸，但是这种精神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而且最终会取得成功！

然而现实情况则是我们不但没有继承与发扬，反而学起了奸佞小人的计俩对民族的伟大精神进行恶意攻击与诋毁！这是什么样的人性？还有人性吗？！

我们追求思想创新，是在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批判，而不是像恶棍一样只要对自己利益有损害就棍棒相加！这种行为是对人性的磨灭，是反人性的！你们那些没有良知的文人居心何在？是不是想把人类彻底的带向毁灭的地步？！

本文内容于 2008-5-8 10:39:25 被guo6875744编辑转载请注明出自铁血tiexu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