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名称起源考

 中华民族名称起源考         梁启超糊涂论         梁启超最初使用这个名称，并未考虑太多，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这几种考量，完全是落后状态下的一种稻草姿态，由此，“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从其产生原因、环境等方面看，既谈不上优等，也谈不上完善，属于一种仓促状态下定义出来的乌合之众，这就决定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一直无法真正地从内心自我骄傲起来，这就决定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一直不被藏蒙回等族认同，是一种无知无聊之儒狗的意淫行为，这就决定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一直摆脱不了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狗奴才的贱民形象。        所以，中华民族一词，既无精神、也无内涵，更多的是糟粕其内、屈辱其中，再深究下去，甚至有对外狗奴才形象、对内大汉族主义的儒狗心理怪僻，必须弃用。        “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这个词不但指中国的 56 个民族，而且涵盖了 56 个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个名词是梁启超在 1902 年创立的。　　在梁启超创立这个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四千多年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甚至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使用过。从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到清朝，一直没有进行过中国境内的民族识别工作，更没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例如：        清朝时把新疆省内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7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一律称为回族，将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笼统地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像苗族、瑶族、壮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连名称也不被承认。清朝皇族是满族，从来不知民族平等为何物。直到辛亥革命后被迫于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布皇帝退位，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满蒙回藏与汉人平等”的要求（《清帝退位诏书》附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份文件，没有使用“民族”一词，当然更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概念了。当时社会上习惯使用的“华夏”、“炎黄子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1840 年鸦片战争，特别是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先进的思想家在救亡图存的热潮中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并探索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的问题。        1897 年，严复译述赫胥黎著的《天演论》，介绍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错误地将动物世界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为 “侵略有理”寻找理论根据，从而产生出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天演论》使中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然而，严复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高瞻远瞩，沿着严复“保国”、“合群”的思路，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　　1898 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论，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来思考，他在民族问题上有了许多新见解。 1899 年，他写了《东籍月旦》一文，介绍欧洲世界史著作。文中，首次使用“民族”一词。在这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　　1901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他写道：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音ze）、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标点符号为本文笔者所加）梁启超在文章中用了三次“中国民族”，从宏观上阐述了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这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后才得出的结论，才创立了 “中国民族”这个名词。　　1902 年，梁启超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文章中，他首先阐明“中华”这个名词的内涵。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文章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写道：“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劂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此我们得知，从 1898 年到 1902 年，梁启超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逐步完成“中华民族”这个名词的创造。         反对孙中山排满，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称谓         “中华民族”的观念，还只有百年历史。近代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那么“中华民族”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个说法，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呢？        历史上沿用“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的说法，乃至国外称呼我们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只反映了儒家传统的狭隘的种族意识。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救亡的热潮遍及全国朝野。在“保国、保种”的危急呼声中，严复《天演论》道出全世界各民族面临生存竞争的“族群理念论”。梁启超沿着严复提出的“保种”、“合群”的思路，开始以现代民族理论来思考问题。        1899 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        到 1902 年梁启超思考成熟，终于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说法。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阐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1903 年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 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        最后梁启超下了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科学的现代观念的定义。        这时，章太炎也不再反对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点了。不过，他认为“排满”应该以汉人为主力、由汉人领导政权，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但他比1903年主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有很大转变。接着，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为文化统一，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共同生活在中国地域的各民族经过大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        因为在当初，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梁启超指出并批评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隐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偏颇。        此后，在 1905 年到 1907 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过程中，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排满”的负面影响，不久孙中山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大汉族主义，界定了“革命排满”并非要打倒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一姓”。        最终，一向倡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在 1912 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号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就是横排五条颜色并列，象征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        孙中山在 1912 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        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族群公认自己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经过辛亥革命后近百年的积淀，“中华民族”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中华民族”的现代观念的完成，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至今仍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如今看来，这是梁启超的一大历史贡献，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