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科学走向反对反伪科学-中国反科学思潮新动向--alonsoformula的博客

从反科学走向反对反伪科学-中国反科学思潮新动向- -
当今中国以自称“科学文化人”为代表的反科学人士中，有的原先是宣扬伪科学的人士，例如田松博士曾是个“民间气功爱好者”，在1993年出版过宣扬特异现象的《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一书。但也有的原先是反对伪科学的人士，甚至曾经被视为反伪科学的斗士，例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曾参与编辑《伪科学曝光》等书籍，还得过“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他们“摇身一变”（刘华杰自谓）而反科学，原本也是为了反伪科学，认为伪科学之所以在中国流行，是利用人们“迷信科学”的“唯科学”心理，所以要通过破除“科学神话”将伪科学斩草除根。对此，我已在《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当今中国反科学思潮剖析》一文中做了分析、驳斥，指出这是泼洗澡水连小孩也泼出去。最近刘华杰《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一书的出版以及其他“科学文化人”对此书的评论，表明这些人又进了一步，放弃了反伪科学的初衷，转而反对反伪科学，相当于把小孩泼出去，却要留下洗澡水。　　刘华杰在该书的导言中，声称自己对伪科学现象的看法经历了连续的角色转换：观众-准运动员（拉拉队员）-裁判员-观众B，反思自己从前参与批判伪科学“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是十足的运动员加裁判员的角色，认为天下所有正直的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反对伪科学”，而现在则“又成了一名观众，一名自觉的观众”，自认为这是“一种更超然、更客观、更理性的态度”，因为认识到“科学不再是纯洁的科学，科学中有正确有错误，科学界有君子有小人，科学家有的是钻石商有的只是羽毛贩。……现实中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孤立的东西。”这个导言，即是某些“科学文化人”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再走向反对反伪科学的心路历程的绝好的自我写照。
这本书的书名也体现出了这种走向。该书研究的是伪科学现象，但是却称为“类科学”，按刘华杰自己在书中导言的解释，“书名叫中国类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 in China），是想尽可能选择一个中性的而不是有强烈贬义的词来概括这一系列非正统的科学。”注意：在这里刘华杰对中英文术语的使用并不一致。中文的“类”意为“类似”，故“类科学”的意思是“类似科学”、“近似科学”；但是英文alternative意为“另类”，“alternative science”意思是“另类科学”，与主流科学相对立。刘华杰在此发生的术语混乱，不知是由于对英文理解有误，还是别有用意。不管怎样，他的目的都是要回避对伪科学现象使用“伪科学”这一贬义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为该书写的序言对此做了更清楚的解释：
“本书的题目用‘类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而不是用‘伪科学’（pseudo－science），显示出作者别具匠心的考虑。中文的‘伪’字有强烈的贬义色彩，通常是‘正统’对‘异端’、‘合法’对‘非法’的一种贬称。‘伪’者，以‘假’冒充‘真’也。‘冒充’至少包含着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具体到‘伪科学’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其一，何谓‘假科学’，何谓‘真科学’，在学术界也不是个‘一清二白’的问题；其二，pseudoscience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在西方学术界，就不是所有的pseudoscience都那么‘伪’，那么不能容忍。在中国，为什么pseudoscience要‘冒充’科学，为什么‘冒充科学’会激起如此大的义愤，导致如此严厉的谴责，都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关，特别是，经常混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所以，处理中国‘伪科学’问题比较麻烦。作者用‘类科学’而不用‘伪科学’，是想淡化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而为纯粹的学术探讨开辟道路。不过我觉得，用‘类科学’可能不如用‘另类科学’来得准确。”
吴国盛对为什么避免使用“伪科学”一语所提出的两条理由，事实上也是他们反对反伪科学的理由。其一，是对科学抱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难以区分科学的真伪，因此也就不能说某种主张是伪科学，“伪科学”的东西都该承认其为科学。用刘华杰本人的话说，“什么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研究，统统都可以暂时算作科学，只要它们是以科学的名义由于科学家来做的。”（p.105）本来，对伪科学的定义就是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但是按刘华杰的定义，只要自称科学的东西就算是科学，那么世上就不存在伪科学了，或者用刘华杰的话说，叫做“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变成了科学内部好科学与坏科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区分。”（p.107）就这样，反科学人士通过自我定义科学，把伪科学变成了科学内部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并不新颖。早在1997年，一个声称通过研究《易经》发现太阳系有十三颗大行星并在研制三值计算机的伪科学组织“太极科学院”就已经宣布过“废除伪科学一词”了。正如我已在《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当今中国反科学思潮剖析》一文所指出的，虽然学术界对如何给“科学”下一个简明的定义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这并不等于科学成了分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科学界在判断何为科学时，是有公认的标准的，并被广大科学工作者所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着，对什么主张、研究属于伪科学，也是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的。在一般情况下，判别科学的真假并无困难，处于模糊地带的只是个别的情形。虽然对“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研究”是否属于伪科学一度在中国科学界有争议，但当时在国际科学界并无争议，在现在的中国科学界也已无争议。以一时一地的争议为伪科学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不认为“伪科学”是“冒充科学”，要避免“强烈的贬义色彩”、“道德上的谴责”、“义愤”、“意识形态性”。吴国盛声称英语“pseudoscience”不那么“伪”、并非“冒充”科学、没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这是对英语的误解。查《美国传统辞典》，对“pseudo-”的解释是“虚假的；骗人的；假冒的”（False; deceptive; sham），举的例子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可见在中英文中，对“伪科学”的看法并无区别。对“虚假的、骗人的、假冒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激起“大的义愤”呢？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系教授江晓原在推荐《中国类科学》一书时，做了解释：“（划分真伪科学）划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想划界成功之后，对一面就全力剿杀，斩尽杀绝；对另一面则大力弘扬，奉之上天？以前有不少人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假如理想的划界真的能够成功，这样做会不有问题？比如，有没有必要保留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这和捕杀麻雀是不是有些异曲同工？况且，理想的划界既然没有那么容易完成，那还有可能捕杀了凤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补充说：“另外，还有一点，即我们的研究资源总是不充分的，如果相信自己从事的是真正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则不是，那不也是对于研究资源的争夺给出一种更有利于‘科学’的理由吗？站在‘科学’的立场，这种做法倒也还是理性的，只是，它并不有利于像你所说的文化多元性，而且，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带来对于异端的迫害。”（江晓原，刘兵《学术研究之矛指向伪科学》，载2004年4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伪科学做为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一种加以保留，不仅反对全力剿杀，还要为它们争取研究资源。江晓原将批判伪科学比做捕杀麻雀，隐含的前提是认为伪科学像麻雀一样不属于害人之物。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把麻雀当成四害之一大加捕杀，固然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世上没有害人的东西，更不等于不该捕杀害人的东西。如果伪科学是像老鼠、蚊子、苍蝇、臭虫一样的害人呢？是否也要保留这样的多样性，不该全力剿杀，斩尽杀绝，甚至还要为它们提供生存资源呢？
在《中国类科学》一书中，有若干章节是揭露伪科学的，这是作者在转变立场之前写的，只是略做修改，例如把原文中的“伪科学”改成“类科学”。更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在转变立场之后写的部分。大概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超然、客观”立场，一方面，刘华杰对中国反伪科学的先驱者们横加指责，例如批评陈祖甲批耳朵认字的第一篇文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刘华杰在这里采用的是当年从事特异功能研究者所用的逻辑）（p.13），把中国伪科学一度泛滥的原因归咎为于光远、陈祖甲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词语使“广大科技人员极为反感”、“把一些旁观者推向了敌方阵营，本来一些人持中立的态度，一听到有人抛出‘反科学’的用词（或帽子），以为又来‘运动’了，当时中国老百姓最当心的就是再来‘运动’。”（pp.14-16）（刘华杰下此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据许多人事后反映”，不知这些人都是何许人，他又是如何取样调查，从而可以代表当时的“广大科技人员”、“中国老百姓”发言的）。邹承鲁院士曾讲：“‘水变油’当时曾得到哈尔滨工业大学10位教授联名在王洪成的鉴定书上签字。对于老百姓，被‘水变油’骗是可以谅解的，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对于这10位化学教授，是不可以谅解的！作为化学教授，上当受骗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拿了好处。如果真是上当受骗，我怀疑他们没有资格作化学教授！”刘华杰批评邹院士在这里对科学家提出了比对普通人更高的要求，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这个“缺省配置”导致的（pp.148-149），并攻击中国反伪科学人士是“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卫道士、江湖理性主义者、捍卫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更不是科学精神，相反他们的认识与科学本身的要求不符，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时的扣帽子的行为。我们特别要把他们与科学界主流科学家区分开来，他们并不能代表科学家的观念。他们充当科学的代言人缺乏‘授权’。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人文学者冒充科学、相当科学家，而是少数科学家或科学外人士（原注：反文化科学人）相当人文学者，对哲学、社会科学指手划脚，不成功时便表现出唾弃一切人文学术的态度。”（p.208）另一方面，刘华杰对支持伪科学的人士则是加以不切实际的肯定。例如，在1979年香港《明报》曾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捏造事实胡说一般科学家的态度是认为ESP（超感官知觉）是存在的，“极少有根本否定的”、“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学问”。刘华杰称赞说“李学联的短文讲得基本符合实际，反映了他熟悉ESP等在国外的大致,但在书中另一个地方，在其转变立场之前写的部分，刘华杰又自相矛盾地批评李卫东所谓“大部分美国大学教授基本承认有特异功能”的说法不符合事实（p.41）。
吴国盛为该书写的序更明显地为伪科学涂脂抹粉，大唱赞歌。在吴国盛笔下，80-90年代中国“特异功能”热成了“解放思想”、“冲破种种精神桎梏”的产物，“有助于突破种种观念上的和制度上的束缚”，批判特异功能的于光远“代表的是近代西方的古典科学观”，而支持特异功能的钱学森“则希望坚持一种开放的能够容纳东方智慧的新科学观，这种科学观也能够从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以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新兴学科中找到依据”。于是，批判伪科学，就被丑化成了是以旧科学观打压新科学观，是在反对思想解放、压制开放性探索。
反科学和伪科学是孪生兄弟，都是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否定现代科学的基础，因此在对抗现代科学的战役中，他们往往能结成同盟军，甚至联成一体。因此，从伪科学人士的口中中，我们有时能够听到反科学的论调；而从反科学人士的论述中，也能听到伪科学的回响。刘华杰举《沈昌人体科技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段话为例：“迷信细分起来，有宗教的迷信、哲学的迷信、经验的迷信、科学的迷信、迷信的迷信。当前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是迷信的迷信和科学的迷信。……科学的迷信对人类的危害要大得多，揭露起来也困难得多。人类面临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调、人口素质下降、各种疾病猖獗，谁之罪？恰恰是科学的迷信造成的。”“只有破除科学的迷信，我们才能真正相信自己，把握自己。”刘华杰因此认定沈昌的“人体科技”不仅是伪科学，也是反科学（pp.157-158）（这部分内容写于刘华杰转变之前）。但是上引的这段话，和这些“科学文化人”现在所反复宣扬的论调又有何区别？田松《科学的迷信和迷信的科学》一文几乎就是其翻版。可见，“科学文化人”与伪科学人士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共同为伪科学鸣冤叫屈、涂脂抹粉、争取生存权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从反科学走向反对反伪科学，甚至支持、宣扬伪科学，可以说是一个逻辑结果。
本文是方舟子的一篇旧作，作者是方舟子。alonsoformula 在他的博客中发出表示他赞同方舟子是值得欢迎的，但将作者变成他自己是不对的。我在转发时失察也有责任。--五柳村编者注
- 作者：alonsoformula 2005年05月27日, 星期五 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