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漫话官场“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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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 岚
清代李汝珍所著小说《镜花缘》讲述了一个 “两面国”的故事。那里的人都长着两张脸，前面是一张笑脸，慈眉善目；脑后藏着一张恶脸，青面獠牙。一个长安人在两面国里呆久了，也就变成“两面人”，再也不肯回到故国去。
“两面人”的故事纯属杜撰，然而荒诞不经的故事却暗喻着作者对官场丑态的鞭笞和对社会流弊的针砭。
大千世界，鱼龙混杂，我们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古今中外具有两面人格者不乏其人。历史上许多贪官污吏、乱臣罪子都是“两面人”。秦之赵高蒙君惑主，唐之李林甫口蜜腹剑，宋之秦桧里通外国，明之严嵩一意媚上，清之和珅擅长逢迎，这些人或为大司马，或为宰相，或为太师，一个个官至极品，权倾朝野，表面上冠冕堂皇，私下里行为却卑污不堪。现下的许多贪官，也都是“两面人”，个个“谈起理论头头是道,对工作却敷衍了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大庭广众之下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私下却吃喝嫖赌样样全能。”（《瞭望》文章：《中央强调增强党性》）比如，原河南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乍一看很像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曾拉着一位老农的手，动情地说：“我是卢氏人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说得老农直掉眼泪。但他却在卢氏县大搞“官逼民富”的形象工程制造政绩，还操控公安局和法院随意抓人、判刑，致使民怨沸腾。再如成克杰疯狂受贿上千万，却在大会上告诫干部：“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等等。
其实，“两面人”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不乏此类“精英”，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是一个典型。1939年3月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中，他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他同样大肆吹捧斯大林，1954年他还下令刊登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歌功颂德的社论。他经常肉麻地说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母”。但到苏共二十大他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 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等，把许多脏帽子加在斯大林头上。
“两面人”在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都有描述。如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中，描写了胡屠户在范进潦倒穷困时骂他是 “现世宝”、“穷鬼”；范进中举后，胡屠户便称他为“贤婿老爷”，是天上的“文曲星”。俄国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也有类似描述，警官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态度发生了五次变化。如果狗的主人是普通百姓，他就严惩小狗，株连主人；如果狗的主人是将军或将军的哥哥，他就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变化是那样自然流畅。
“两面人” 对上谄媚讨好，奉承巴结，对下则颐指气使，“恶” 脸相向；他们嫌贫爱富，欺软怕硬，唯官是贵，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出卖人格；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明里一面，暗里一面；说的一面，做的一面。凡有良知者，无不为之深恶痛绝，必欲扫地出门而后快。然而，“两面人”却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中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固然与本人道德修养有关，更与这些人所处的官场氛围、社会氛围有着关系密切。“两面人”是集权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封建专制和个人专断盛行的条件下，下级官员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上司手里，凡事只能唯命是从，往往是顺者昌、逆者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许多人为了在官场生存，不得已而曲意逢迎，久而久之，便修炼成官场“两面人”。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时下官场“两面人”仍不乏其人，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和部门集中过度、民主不足。要想医治这个疑难杂症，关键要充分发扬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 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要党员干部不会因言获罪、因批评领导人而被“穿小鞋”，官场“两面人”滋生的黑色土壤就会被消除，“两面人”就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