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出秘境的草原国度

                                                 俄风时代：名不符实的“独立”

        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内外蒙古之分。蒙古民族曾作为清王朝的藩属生活在蒙古草原。在满人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蒙古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多遵循蒙制，而以骑射见长的蒙古骑兵也加入清军的战斗序列，即所谓的“蒙八旗”。但在大局已定后，满人很快对蒙古人采取了防范态度。蒙古人以旗为单位被人为地分割成若干个独立小国，并受到持续打压。这也正是今日令国人不快的“蒙独”情绪的历史源头所在。

        在清廷的高压政策下，蒙古民族日渐颓败。就以人口为例，由于藏传的喇嘛教在蒙古迅速传播，僧侣的大量出现使得蒙古人口增长日益迟滞。待到民国初年，蒙古人仅存60万，其中僧侣就占了10万。人力资源的严重枯竭使得蒙古民族渴望独立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无奈地将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到了北方强邻俄罗斯的身上。不幸的是，接替清朝统治北方的北洋政府无疑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蒙古人的生存状况并未因清朝灭亡而得到丝毫改善，甚至于雪上加霜。曾担任盟军驻华最高指挥的美国名将史迪威年轻时以武官身份游历中国各省，谈到过对蒙古的印象：“喇嘛人数众多，且腐朽不堪，和王公贵族一样卑鄙；梅毒在这一地区很流行，我怀疑女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丧失生育能力。”正是在这个苦难丛生的末世，俄国人适时地插了进来。

        俄蒙交往远可追溯到拔都西征，近可至1616年彼得罗使团访问，此后俄罗斯从未忘记过蒙古。早在19世纪中后期，俄人在蒙古就小动作频频，但始终难遂心愿。待到清朝灭亡，颠覆活动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尼古拉二世时，惨败于日本的沙俄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蒙古，曾于1911年12月策反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宣布蒙古“自治”。但随着沙俄的覆灭，后者又于1919年放弃“自治”。此时，贫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发动起义，于1921年3月组建蒙古人民党，并在苏俄军火支持下击败并驱逐中国驻军，成立以博克多格根为宗教领袖的“君主立宪政府”。但该政权不久与驻蒙的白俄恩琴匪帮发生矛盾，不得已间向苏俄红军求援，后者进驻蒙古地区。1924年5月，博氏死去。7月10日，在苏俄支持下，乔巴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政府。俄军的进驻意味着蒙古事实上的分裂。尽管中国国内群情激奋，但北洋政府既无精力，更无实力来改变既成事实。随着同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蒙古分裂公开化。于是乎，在中国，也就有了内外蒙古之分。

        蒙古人借苏俄之力赢得了民族独立，但这份独立来得却是那样的苦涩，那样的名不符实。起初，俄国人还只是插手军务，但随着冷战格局的确立，苏联对蒙古各个领域控制逐渐加强。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在蒙古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蒙古事实上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唯一的好处在于，意识形态驱逐了喇嘛教，蒙古的人口增长获得了解放。

        此前，为了吸引苏联对日作战，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认苏联在蒙满利益，而蒋介石也是既没决心也无实力来收回蒙古，只能无奈地于1946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3年后，中蒙建交，事实上承认了蒙古政权的合法性。

        冷战时期，苏联将国内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蒙古。而最让蒙古人感到光火的是苏联试图用意识形态的共性来抹杀取代民族文化的个性。由于在历史上有过被蒙古击败并奴役的经历，苏联对成吉思汗颇为反感，极力将成吉思汗从蒙古人的历史记忆中删除。这种蛮横做法无疑是愚蠢透顶。蒙古族朋友告诉笔者，在蒙古家家户户都供奉成吉思汗画像，成吉思汗是蒙古人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苏联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从民间到官方的反弹。1962年，人革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提议举办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庆典，并在其发源地肯特省树立大型雕像，但他很快因此断送了仕途。蒙古从此被打上了深深的莫斯科烙印，从建筑雕塑到服饰莫不如此，可谓进入了一个真正的俄风时代，甚至于连蒙古文字也被取消，而代之以一种脱胎于斯拉夫文的新蒙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采取了类似于数百年前蒙古控制高丽的手法，一方面在蒙党政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中扶植亲苏势力，另一方面与中高层干部大搞政治联姻，实施“枕头战略”。比如，从1952年起掌权32年的泽登巴尔的妻子就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加托夫之女。

        蒙古沦为苏联的政治附庸国，其外交必然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就以中蒙关系为例，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双边关系走势良好。但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的紧张，中蒙之间也出现裂痕。斯大林死后，周恩来重提蒙古问题，但被赫鲁晓夫拒绝。随即在1962年蒙古主动提出并划定了中蒙边界。双边关系每况愈下。1967年1月25日发生了苏联军警殴打中国留学生的“莫斯科红场事件”，同年，受到波及的蒙古也发生了殴打华侨乃至外交人员的“五二一事件”。待到1969年珍宝岛中苏兵戎相见，中蒙关系无可救药地滑向冰谷。蒙军配合苏军陈兵边境，剑拔弩张，最后不了了之。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使得中蒙波澜再起，只是双方本着克制的态度最终妥善解决了纠纷，但中蒙疏远敌对的非正常化关系并未有所变化，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

后冷战时代的抑郁与彷徨

        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中，与其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相对应的是对一些卫星国控制的放松。与中国关系的缓和使得蒙古在苏联战略构想中的地位不再那么重要，所以从1986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同意从蒙古撤军，至1992年全部撤除。

        时代的风云巨变同样反映在蒙古内政外交上。1983年蒙古摔跤队访华，与中方选手进行友谊赛。两国之间的坚冰开始消融。翌年，蒙古政局发生大震荡：独掌权柄32年，以亲苏仇华立场著称的泽登巴尔下台，甚至还被开除党籍。这似乎预示着冷战格局的动摇，但也更像是山雨欲来前的满天乌云。1989年对于蒙古是一个极富先驱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蒙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蒙古青年在首次公开批评政府的国政方针时发出了革新的先声。

        在这个大背景下，蒙古民主化进程在1990年展开。2月18日，由在野党组成的民主联盟首届大会召开，第一份自由报刊诞生。3月，民主联盟8名成员集体绝食，要求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人革党主席巴特蒙赫被迫自愿辞职，这样，蒙古用和平方式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蒙古举行了首次民主化多党议会自由选举，建立了国家小呼拉尔。1991年1月13日，通过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蒙古政治的民主框架就此草草形成。1992年和2000年，完成转型的人革党两度赢得大选，只在1996年败于民主党。在2004年那场颇具争议的大选中，人革党与由在野党组成的“祖国-民主联盟”达成妥协，组建大联合政府，实行轮庄制。但通过今年的逼宫，人革党重现一党独大的局面。

        政权的几度易手说明作为转型国家的蒙古政局依旧不稳。究其原因，经济问题是核心。毕竟，与神学辩论式的民主理念之争相比，一般民众更看重谁能带给他们实际经济利益。但综观几届政府，人革党也好，民主党也罢，在经济领域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和朝鲜一样，蒙古长期以来都将本国市场与苏联市场硬性捆绑起来，使本国经济成为苏联经济的子体。起初，蒙古因此获益不浅，但随着经济母体的日益萎缩乃至崩溃，蒙古人最终自尝苦果。但客观地讲，经济附庸化并非蒙古人所愿，始作俑者仍旧是苏联。苏联撤兵的短短6年时间根本不足以调整蒙古经济，从而给蒙古留下了一个虽称不上满目疮痍，但也不容乐观的烂摊子：工业领域的空白化，使蒙古从能源、工业品乃至日常用品都严重依赖外界。就以技术含量偏低的水泥为例，蒙古年生产能力居然只有区区9万吨。笔者的蒙古族朋友曾经接触过蒙古人，在内地几毛钱一双的袜子他们可以出价到20元人民币。

        更有意思的是，在内蒙古的同族们看来，这些外来的同胞普遍出手阔绰。许多人会专程入境到二连浩特购买珠宝首饰。这似乎和国人印象中一穷二白的蒙古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在苏联的长期援助下，蒙古在本国生产力低下的前提下建立了稳定的高福利社会，国家财政中很大一部分收入被用来支付国民工资和福利，从而形成“国穷民富”的独特景观。但这种依赖外界的高福利社会就如同哺乳期的婴孩一般脆弱，一旦断乳，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近年来在外援减少和政府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双重冲击下，蒙古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国民因高福利滋生的依赖性和惰性也在悄然摒弃。不过，蒙古高层在历史剧变面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如他们所言“现在到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但长期的苏联主导已经让蒙古人淡忘了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解决问题。2001年在接受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访问时，巴嘎班迪总统认为蒙古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上应恪守两大文化传统：即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这让前者感到吃惊：蒙古高层的国政思维似乎还停留在草原牧歌的成吉思汗时代。

        时代巨变，使蒙古危机意识空前加强，在强国林立的东北亚倍感抑郁；破坏了旧体系，却不懂得建立新秩序，在新时代的十字路口空虚地左右彷徨。抑郁与彷徨，正是后冷战时代蒙古最真实的写照。
 

突出重围的多元外交 

        在积重难返的内政问题上难以立竿见影的蒙古高层把希望放到了外交领域。近几年来，尤其是去年10-11月美国防部长及总统访蒙以来，蒙古立刻从食之无味的鸡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这一外交成果可以看作是通过努力对过去历史进行总结和矫正而得来的。

        早在民主化初期，蒙古就开始了多元外交。1994年，蒙古议会通过了《蒙古国外交政策构想》。这是蒙古建国后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构想》规定：“同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主张同俄罗斯和中国“均衡交往”，开展广泛的睦邻合作，同时重视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以及印度等国的关系。这就是蒙古“不结盟”、“等距离”和“多支点”的外交政策。

        在蒙古的缔交国名单中，中俄是永远的第一梯队，这是由地缘状况和历史沿革决定的。尽管蒙古在冷战结束后推行“去俄国化”政策，但俄罗斯的影响力并未完全丧失。至少在技术上，蒙古还非常依赖俄罗斯，而在文化上仍旧藕断丝连，外加欠下的巨额外债都使蒙古不可能把俄一脚踢开。事实上，就在俄完成撤军的第二年，双方签订了《蒙俄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而近年来美蒙的渐行渐近让普京倍感警惕，俄蒙关系开始回温。

        中蒙关系自1989年邦交正常化以来走势良好。1994年，双方重新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从1998年以来，双边互访不断，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双边关系还是比较微妙。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现实中的一些冲突，蒙古国内对华心态非常复杂而矛盾：一方面羡慕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很清楚亲近中国将有利于本国经济提升；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亲近强邻将不利于国家民族独立自主，重蹈历史覆辙。譬如说，很多蒙古人担心中国在收复台湾后将夺回蒙古。正是在这种戒备心理支配下，蒙古人对华的亲近程度始终很低，甚至还不及在历史上有过交战经历的日本。历史问题以及现实中的蒙独问题是横在两国间的最大障碍。

        蒙日关系从1989年日本外相访问时起就持续升温。目前日本是蒙古人亲近度最高的国家，2004年11月，日驻蒙使馆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蒙古人对日本有亲近感。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2004年8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蒙时，蒙方向日方提供了10100名二战后在蒙被俘的日本人(均已死亡)的资料；甚至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在乌兰巴托南郊修建在蒙日军战俘纪念碑。日本对蒙外交主要以经济援助和文化渗透为主。从1991年至2002年，日本倡议和牵头召开了9次国际援蒙会议，蒙古接受的国际援助中1/3来自日本。今年初，恩赫包勒德与小泉的“相扑外交”更让两国渐行渐近。而目前蒙日军事合作也将通过8月的联合军演展开。应该说，日本的对蒙外交是非常成功的，对改善中蒙关系或许有可借鉴之处。

        美蒙关系可算是近年来蒙古外交的重大胜利。但与日本不同，美国对蒙古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地缘战略、意识形态以及军事方面。1991年以来，包括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贝克和奥尔布赖特、前总统卡特以及几任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内的高级官员先后访蒙，蒙古方面总统、总理和大呼拉尔主席也先后数次访问美国。9·11事件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蒙古坚定地站在美国一方，支持布什对伊阿动武，并派出130人的小部队驻扎伊拉克，以实际行动博得了美国的好感。作为回报，美国加强了军事援助，以满足蒙古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始于2003年的“可汗-探索”联合军演就是这样一个合作平台。去年11月布什4小时的闪电访问，似乎预示着双边关系已经到达一个全新的高度。

        用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来概括蒙古外交丝毫不为过，只是在这背后，所折射出的仍旧是对中俄两大近邻的深刻疑虑。

结  语

        在蒙古人的内心深处，因历史上所蒙受的种种苦难而生的民族独立意识以及对中俄强邻的戒备心理始终存在。中国许多人担心美蒙合作将不利于北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蒙古人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附庸，对于大国，他们有着一种几近本能的恐惧和警惕。在19世纪，他们想脱离满清的统治，却成为沙俄的工具；在20世纪，他们想脱离北洋政府的束缚，却又落入苏联的虎口；在21世纪，独立的蒙古也不会想重蹈覆辙，成为美国的傀儡。

        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高呼要收回蒙古。或许我们可以赞扬这种爱国心，但人情义理并非国际交往的通行规则。当新中国在1949年承认蒙古并与之建交的同时，就等于从法律上认同了后者的合法性。假如把中蒙百年来的恩怨情仇比做是一笔历史旧债的话，债权人也应该是蒙古民族，而不是中国。我们当然可以谴责沙俄和苏联的颠覆活动，但如果没有满清政权和北洋军阀的民族歧视及迫害政策，又何来的蒙古分裂呢？然而，事过境迁，当年的始作俑者今日都已作古，历史旧债也成为了呆账死账，假如还死死纠缠，则是分不清楚历史和现实的糊涂表现。除了火上浇油，毫无建设意义可言。

        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历史问题和现实矛盾交缠在一起，就变成了中蒙两国共同的心魔。这无疑让人倍感不快，也在考验着两国高层与民间的历史胸怀和耐性，但笔者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蒙必将迎来真正和平友善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