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俺先说两句
老山荣军
做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员，我很感激把那场战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战友和战地采访记者们，从1979年对越作战开始打响到现在已经过去28年了，中越战争是从1979年2月17日开始至1989年，共计持续了近十年时间，在这十年的战争中给那些参战老兵和牺牲烈士的家属以及亲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记忆有失去战友和亲人的痛苦，有一次次战争胜利的喜悦，又有一些因战争给那些负伤致残了的军人们留下的伤痛和折磨，以及无情的战争综合症给参战老兵们带来的抑郁症，当今世界尽管风云变换，但中国经济一直在稳定的向前发展，在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今天，你是否曾想到，在20年前的“上甘岭”低洼潮湿的“猫耳洞”一米半的“堑壕”半米多的“掩蔽部”曾经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幸福生活安宁，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你可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吗？你是否还想了解在那场战争中，我们的战士是怎样战斗和生活的吗？
在《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里作者收集了近百篇在对越作战中战争记实的文章，在这一篇篇文章里作者真实再现了当时我们的官兵的作战和战地生活的情景，文章里没有吹捧，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虚构和虚伪，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是珍贵的对越作战史料，文章主要搜集了云南老山地区1979——1987年的部分作战情况，我是1985年——1986年在老山、八里河东山执行作战任务的，我看后这些记载在我经历的那个时间段是完全相符的，当然不可能把每次战斗都记载进去，只是把那些典型的战斗经过记录了下来，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因为，我们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它是我们那代军人为祖国和人民所做贡献的见证，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史的最好见证，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题材，所以我把它珍藏在我的博客里，供网友和我的战友们观赏和回顾之用，希望朋友和我们的战友们共同来见证那段历史，尽管我们大家都不需要战争，也不喜欢战争，但我们经历的是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老山荣军
2006年6月30日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作者：丁隆炎（执笔）、马夫可、苏应奎
开篇话
我是奉命到南疆采访的。首长说：成都军区驻云南集团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几年中打了很多硬仗、关键战、漂亮战，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是他们收复的，后来又经历了最激烈最艰苦的防御战阶段，多次粉碎敌人进攻，尤以1984年7月24日彻底歼灭敌精锐师团大规模反扑一战最为出色……首长指派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答应去试一试。
我先在军区机关采访了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部门和一些在前指工作过的同志，搞研究和管资料的同志。然后去了云南，到过集团军的所有团队，也到过曾配属该集团军作战的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守备师、军分区。采访时间将近一年。
边走我边犯愁，边后悔！
原先我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单身提个包，到了异地，找不到住处，找不到车，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找到了也无非说一些报纸社论上的话和书上都写过了的英雄事迹。我只好请首长亲自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个惹麻烦了！集团军首长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隆重接待和大力支持，给部队专门发了通知，先后派了几位同志陪同指导，一辆专车跟我们跑了五个来月，行程上万里，我不能不想：我要写不出点什么来，乍个交代？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异常丰硕的收获，前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和我作了长谈，介绍了只有他们才了解的情况。集团军领导对我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到师团，则是早早地安排了一长串名单。重要的人物有从远道被召回的。许多同志伤心时悲不成声，激动时大声疾呼，他们讲战场的经历与见闻，也讲感受与思索，其中与不无牢骚与不平。我发现，他们不全把我当个采访者，而是首长的“代表”———我如实说明过我来时首长给的任务，但决非代表，我或能写出他们的部份意见，但无法当面转达。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批评意见我确曾表示请用别的方式反映，这仅是怕牵连进是非之中，决非要煽动告状——总之，采访过程中，我的情绪常常“失控”，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表过态，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
回到成都，我傻眼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这么多次的战斗，这么些部队和兵种，近300人的谈话，集团军翻箱倒柜为我搜集的几十公斤资料所包罗的这场战争，我哪有本事写得下来呵！1988年春节，我没过好，满城的鞭炮都像在我心里开炸了似的！
但当我又信手翻开我的20多本采访笔记时，我的心又腾跳起来，沸扬起来！我再次认定，我是真有收获，真有感受、真有抑控不住的激情的呀！我的困顿只是找不到一个能盛下所有这些的“筐筐”。于是我去找朋友，找作协求教，给他们摆素材，讲故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你何必去另找结构呢？你的采访对象讲得多好呀，多么真实、广阔、新颖呀！你不如忠实地把他们的讲述整理出来。
我不是很快就采纳了这些意见的。我知道，口述体的文学已经很老套了，而且有好些人不认为它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又想，能够使我被吸引、被打动，以至对我不曾参加过的这场战争有了亲历目睹之感，对征战者们产生了深深地热爱与敬仰的，不正是来自这些毫无粉饰与编造痕迹的口述？如果我把它还原于文字，能够使读者多少与我同感，我也就完成了任务，管它老套不老套，算不算文学呢！
这本书就这样确定了体裁，至于从二十几本笔记中如何取舍，首长们表示不干预，由我自行定夺，这是让我颇费思索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地写了战场上的惨烈场景与不尽人意的阴暗画面？坦率地说，我写了又删，删了又添。我觉得正是这个部分的真情实况和征战者勇敢奉献的心灵活鲜鲜地推到了我面前，让我的心燃着了！我只有冒点险了！不然我只有逃避。而逃避了真实则无论怎么写都不可能算作是文学。
还有两点要说明，凡是军以上现职领导的谈话，由于我拿不准现在是否宜于公布，只好一律略去不写。再是，采访一般都有多人插话，由于我当时未想过用现在这种写法，故难免将插话全安在主讲者名下的差错，以致有可能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和怨责，果如此，我只好请他们给我一点理解，一点包涵了。
如这本书能得到我见过和未见过的南疆战友们的基本认可，我就算交了帐，似乎也将感到欣慰。不不，交帐，欣慰，谈何容易！当我再次翻开我只不过转述了其中十之二三的笔记，当我想到你们至今驻守着的雨雾交飞的南疆高山从林，你们中许多人至今还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内蜷伏，以两根木棒当床，想起我曾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默默发过的誓言，以及曾不止一次当着你们的面发下了宏愿……我只有羞愧，我的笔永远感到无力，我其实一辈子也难以向你们交帐，一辈子也难以得到安宁了！
笔呵，我无力与羞愧的笔！
丁  隆  炎
一九八八年九月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纵横篇
这是几位参战者，同时又是这场历时近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研究者对笔者提出的文学如何反映这场战争的答问。他们一再声明：纯属朋友间私下交换意见，仅供你个人参考。我觉得，它对有可能阅读这本书的人也不无参考价值，故“违约”披露，并列入前篇，用以作为这本书的题前说明。
这一仗是没有别的选择的选择
——赵振民、杨理溪（前昆明军区作战指挥部负责工作人员，现战史研究人员）
国内外对这场战争有不同反映、肯定与赞扬的有，怀疑与否定的也有。国内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十亿人的泱泱大国打人家小小越南干什么，惩罚它一下也可以，怎么打这么久打不下来，死了那么多人，埋了几匹山？……
火车上老百姓公开议论、故意说过你当兵的听。
你写文学作品，不是专门解释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是写政论作者的任务。但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只写战场上的人，写他们的英勇，但这种“英勇”要是被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它岂不是“盲从”“愚味”的同义语？
恕我直言，我们有些文学作品是给这场战争帮了倒忙的，且不说个别带有反战情绪的作品，老百姓对南疆前线的印象恐怕主要是来自那些本意是歌颂它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什么滚雷英雄呀，一个死了另一个接上去滚呀，这说明什么，无非是我们部队装备落后，指挥员不爱惜下级生命……我不是说没有滚雷英雄，真有，也真不是一个、两个，但都是在一定特殊情况下误入雷区并负重伤之后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豁出命来为战友开辟道路，而不是主动或被迫以肉体当排雷器的。还有，为了表现我们将士奉献之大，一再地显示烈士陵园垒垒坟茔的镜头。不错，我们有那样的烈士陵园，让人一看，确实触目惊心，也令人肃然起敬。显现那么一两次也无不可。但太多了，一现再现。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仗打得太糟糕了！其实，几个陵园加起来也不过上千烈士。我不是说死的人少了，更不是说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不能由此得出上述那样的结论。比如，我在一个城市大街口看到一块很大的交通事故伤亡公告牌，有一个月死亡20多人。算起来一年可能是多少，八、九年加在一起呢？如果把八、九年内因车祸而死亡的人埋在一个或几个山头呢？你能得出这个城市大街上太可怕太糟糕，最好不出门的结论么？
中越关系其实就是中苏关系，中越之战其实就是中国与苏联代理人之战。
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千方百计想掐死困死中国，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面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威胁，中国当然不能不感到压力，不能不设法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谋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改善关系。这一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越南对苏联是亦步亦趋的，只是当时它还需要中国的时候，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
到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北统一，黎笋集团的反华面貌也开始暴露，愈来愈穷凶极恶。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冲突，大肆驱赶迫害华侨，其后，又在它的一次党代会上下达了一个“教育提纲”，宣称中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要对中国实行坚决地进攻……等等。
针对越南种种背信弃义、为虎作伥的行径和挑衅，我中央多次开会作了研究、分析，有几次我们作为首长的随行人员参加了，直到1978年底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前，中央确定的对越方针一直是：克制忍耐、后发制人、不扩大事态，保持边境相对和平稳定。
如果没有越南侵柬这一着，我们认为决不会有以后的中越武装冲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了一个军事性的友好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越南就出动了近20万大军分五路向柬埔寨大举入侵。这就等于是苏联摆了个擂台，叫它的小兄弟出面叫阵：中国，来呀！看你敢怎么样？
越南人民终将有一天会清算黎笋这笔债的！为了主子一个笑脸，中越柬三国不知多少人被迫投入了血海！
中国，面对越南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入侵，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自然是举世瞩目的，尤其为东南亚诸国所翘首以待。
越南这一着得逞，不仅使苏联当时旨在包围、封锁中国的南下战略扣死了关键的一环，也将使东南亚从此再无宁日。
直到这时，我们仍然是忍耐的。因为我们刚走出十年灾难的深渊，国家、军队元气大伤，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除了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声明与照会之外，也派了一点部队向边境开进，其实是警告性、牵制性的，意在提醒越南，识相一点，赶紧悬崖勒马吧！还不是真要打。
1979年1月初，越南攻下金边，民柬被驱赶到柬泰边境的狭小山区。
中央军委领导终于下了决心，看来忍耐委屈不能求全了，得有所作为才行，有所作为就不能小打小闹，只有打一场大仗、恶仗了！
全国各地共XX万大军开始迅速向云南、广西边境运动集结。
我们的方针是：“杀鸡用牛刀！”快打快撤，狠狠惩罚，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一片惊呼：中国怒狮扬鬃了！有兴高采烈的，也有为我们提心吊胆，劝说我们谨慎克制的。
邓小平主席告诉外国人：我们不牵连别人，不要别人一兵一弹相助，天塌下来，中国人也能顶得住！
我们能打嬴这一仗吗？国内也有人担忧。
确实，这一仗打好打坏，非同小可，关系到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也关系到我们从此能不能争取到一个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衽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2年2月16夜，我们云南方向部队一举突破越南人吹嘘至少可以坚守三月的红河防线。
越南当然很清楚我们肯定要打它一下子，但它没料到我们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么大的进攻规模，更没料到，我们的进攻时间与地段，当晚，与敌老街隔河相望的我河口市灯火辉煌，人来车往，商铺夜市热闹非凡，喇叭高奏（其实，老百姓早疏散了），到半夜，数万大军便渡河长驱直入，事先未进行炮火准备，这更出乎他们意外！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柬埔寨，一个波尔布特，而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她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与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1979年这一仗我们是出境反击，军事上是一场进攻战，政治上是一场自卫战、突围战，面对当时苏联搞霸权主义的求生之战！
1979年那一仗，从出境反击到全部撤回不过半月之许，我们达到了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敌重大战略要地的预定惩罚目的。政治上，它光扬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使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外国报纸纷纷评论：“中国的反映是坚决而凶猛的，但又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中国的行动肯定给东南亚一些国家留下它说到做到的印象，也给一些脆弱的政府带去了更大的安全感。”……军事上，比我们预想好得多，但又不是十分理想的。原因是山岳丛林地带大兵团不易展开，有几股敌人从我们指缝中溜脱了，未能全歼。
其后8年多来，我们则是在边境上紧紧揪住敌人，根据它在柬埔寨的行动，给予它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打击。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应由他们自己谈判解决！
不是打了这么些年打不下来，而是我们打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征服谁，不是攻城略地，更不是要把越南打下来。
怪我，宣传处长不会宣传
——苏应奎（集团军宣传处长）
我们军1979年是河口方向主力之一，以后闻名全国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我们集团军打下的；1984年7月12日粉碎越军大规模反扑也是我们军。这一仗简称“7.12大捷”，军事科学院的人说这是现代化合成军作战十分理想而完善的一个战例，是我军进入现代化作战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出了一些著名的战斗英雄，岩龙、海水干、张大权、甘在和、高华忠、李海欣、史光柱、安忠文、陈洪远、马平……
从参战时间长，大的战斗多，部队出动多这几方面看，我们评选出来的英雄是少了些，宣扬得更差劲，我们整个部队几年来的战绩越南人是深有“体会”的、头痛的，给我们的代号是“老姜”“老鬼”，但国内知之甚少，指战员对此是有意见有怨言的，说我们吃亏就在不会宣传。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少挨骂：“就你操蛋！……”我很难受，很愧疚，我也有苦处，有委屈。
以前，上级有过指示，说对越作战要“多作少说，作了不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打一个小小的越南，从哪方面说它也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什么好宣传的？宣传多了，反而抬高了它！我们攻下老山的团副政委周忠仕最先提出“老山精神”这个词，我们一位军首长说：“什么老山精神？谦虚点嘛！……”我当时没附和，觉得打下老山确实不易，但宣传还是不能高八度。后来，友邻部队同意并宣扬了“老山精神”，此后，我们才敢提“老山精神”，并得到了军区和总部充分肯定，成就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在八十年代的体现。这说明我们在“水平”上比人家低，太迟钝，太土！
还有立功授奖范围，我们卡得过死。当时一位领导说：“评那么多功、那么多英雄干什么？长征评了几个英雄？抗美援朝也就那么几个嘛！”卡比例，主攻、助攻、二线，各类部队不能突破多少多少。部队评定中觉得难办，于是又提出“生者让死者，好的让伤的，干部让战士，机关让部队”的评定原则，我们把这原则当经验宣传了，推广了。现在看，这确实瓜了指战员的高风格，也反映了我们部队对战功评定和宣传是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但有很大缺陷，它不能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的作用和表现，不利于鼓励再战。再是，下面报来是英雄的哟批一等功，报一等功的批二等功……当时我也认为这就是“从严治军”，后来才看出这样作埋没了不少“人物”，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前几日，有个战士千里迢迢找来，要他的连队证明，他（火箭筒手）曾打掉3个敌火力点，还击毙5个敌人。连队说，不是在你档案里记着的，还证明什么？战士说，我们同村的一个复员兵击毙两个敌人，二等功，安排了工作，我才三等功，人家说，足见我档案里的记载是假的！他又说，我回来不是为了补功，也不为安排工作，只为人家不戳我的脊梁背骂我骗子……这战士，按说给个英雄称号也不愧。
我们有个团长叫王佐明，他在军事学院听教员讲他当营长的一个战例。教员不知课堂里坐着一位当事人，想当然地说，这是个英雄营，营长也是英雄！王佐明自己什么也没说，后来还是我们部队同去学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军的苟政委。政委说，我听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那一仗，“英雄营长”王佐明什么功也没立，让了！
主攻老山时的团副政委周忠仕，原来是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攻老山前主动要求下去，说过去他用笔写别人，现在要用行动来写自己。他带主功营。表现突出。战后作了几场报告，讲得很感人。不久前我们军应邀组织报告团去北京，大家都推举他，领导上也认为只有他才讲得出来。可人家邀请的是英模呀，他周忠仕才是个三等功！他，大概是我们这里团以前干部少有的三等功吧。当时不是有个上级让下级吗？哪里轮得上团级干部？
我还有个大失误，至今想来后悔莫及。打老山前，为了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上级强调保密，有那么几个记者记了我们一次作战会议情况，还照了相。有关部门奉命去收了他们的记录和胶卷。这下得罪了记者们，差不多都走到另一个战地去了.这不能怪记者，也不怪有关部门，只怪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当好，不懂得把新闻工作抓好对鼓舞士气与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不会宣传，没当好“参谋”。
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剌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还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的社会主义！”
我说，你们要替柬埔寨拯救的大概就有你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吧？看，你们一天就这么两个芭蕉叶饭团，你们冲锋时连鞋子都舍不得穿，你们一个班只一件大衣站岗时穿，你们一个士兵每月的钱还不够买一包次烟。还有你，才十三岁就不得不替你有病的哥哥来当兵；你，一个姑娘家当兵受过什么欺侮你自己知道（这个女兵叫阮氏金钗，十九岁，她被俘后很顽固，但我们发现她给未婚夫的信中讲了连长是个魔鬼……她真想去死）；还有你，因为排长的一条裤子找不见了就罚你跪一晚上，还背石头……最后我说：
“你们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你们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都是受欺骗、受蒙蔽、受愚弄的！我们有的人那时跟‘四人帮’狂呼乱叫……你们则当了苏联搞霸权主义、搞南下战略企图包围中国的炮灰！”
我还给他们讲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和“美帝国主义”发展友好关系。
“你愿意打仗么？”他们问。
“我不愿意！我想我的同志们也不愿意。尤其是不愿意和你们这样一个长期受侵略的国家打，但我们打了，没一个后退的，这点你们最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我们党目前整个的政策看清楚了，我们希望有个和平环境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好战的，这一仗是没有其它选择的选择！……”
我不能说我的这办法多么好，但确有不只一个俘虏悄悄对我说过：“我们黎笋总书记太蠢太蠢了，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呢？”

“我给你说悄悄话”
——王严（作战参谋）
你多大岁数了？大老远跑来采访，说是要写一本反应南疆十年战争的书？我劝你别费这劲啦！走一圈，听听，逛逛，然后回家歇着抱孙子吧！
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雄故事的书还少吗？堆在书店里没人买，送他他也不一定看。都是大厚本，印得很精致，封面还烫的金字（这是实情话，我当过文化处长，我估计处里仓库里至今也许还有大包大包这样的书发不出去）。这是为什么？你想过么？
决不是我们人民不关心这场战争。你去问问我们军最近到北京去的英模报告团，反应强烈极了！（我后来真去问了，下面还将写个专题）还有，《高山下的花环》书和电影，《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我敢说是中国空前的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可是同时，大量大量反映这场战争的作品，尤其是作者自谓写了真人真事的，叫人感到没意思甚至厌烦！
原因很多，我不打算也没本事作全面分析，但主要原因恐怕是没有把这场战争放在我们国家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写！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离开了历史和社会，孤立地写战争，写军人。只有冲啊，杀呀，机枪哒哒哒，手榴弹轰轰轰，每场战斗，每个军人都一样，让人读了分不出“个”来，留不下任何印象；更重要的，这样写其实写不出战场的真实情况和人的心态！
商品经济对这场战争好的影响有人也写过，许多干部战士家里富了，无后顾之忧了，万元户参军，致富不忘报国，有的成了英雄……这些你也敢写，可以写，但它给军队的领导作风、政治工作、干战心理等带来的消极因素呢，你敢写吗？
你敢写？我就敢跟你说！
最大的问题是虚报战果，瞎吹！有个部队打下一个山头，敌人的名单都缴获了，一个连，一二百人，可战果报了五百！还有一个小山头，全是石头，尖削尖削的，敌人打一百发炮弹至多命中三五发。可报告说落了几百上千发，山头削去几米，一手能插进几米深土，抓几十块弹片！越南的炮火密度和准确度比我们差多了，它有这大的本事么？简直笑话！可有的上级偏偏相信。
由此而来的是大规模立功受奖，降低标准，“英雄辈出”，个别人甚至是纯属虚构！然后大面积升官，有的有门有路的子弟就这么上去了！
再是发战争财。听说有的部队买收录机、彩电，叫商店开买麻袋、抓钉、铁丝等与修筑工事有关的物件发票，几十万几百万地干；又如要木材作家俱，也是打的战备需要的旗号；有的用军车作买卖，贩运紧缺物资，油料是国家的，且没人敢检查。赚的钱呢？天晓得！据说有个部队发慰问品，某级彩电，某级照相机……轮到战士是一件背心。
这类事，时有流传，我无法逐一证实，不敢说件件属实，也不敢说没有，它有损于我们的党风军风呵！长此下去，我不知会把我们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搞成什么样子！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不就是靠战士们崇高的理想与坚强的信念并为之舍生忘死起决定作用么？
老实说，我当战士时满腔热血。我几次写遗书，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决心，那不是说给人家听的漂亮话，是向党向父母捧出一颗心呵。但当了干部，听说了这样一些事后，我感到没多大意思了。作为一个军人，我今后也不会当懦夫，再写遗书时，我将首先写出我的希望，我的忧心！
我希望有一本书，敞开来写这场战争。战士们的英雄很感人，应该大书特书，但仅此不足以反映战争的全貌，更应写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悄悄话儿，他们的思索，他们心上与身上的沉重负荷，这样你才能写出对我们军队长远建设有益的书。
但你了解不到这些，你听到的将更多的是豪言壮语，还有两军阵前的激战场景……有好多作家来过，但过后杳无声息，也许他们只了解到别人写过的，或对别人没写过的又只好知难而退，你又何必冒这风险呢，何况你是领导上派来的……
文学，不应见风使舵
——陈知建（副师长）
我原来也以为，现在人们谁关心你老山呀，讲打仗，谁听呀？1986年上级叫我带英模报告团上北京，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在首都体育场给一万多人做报告，报告后八个英雄绕场一周，人们疯了一般，欢呼、鼓掌、握手、献花，整整一个小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手臂、鲜花和眼泪！我们每个英雄手都肿了，两个胳膊都酸了，体育场的椅子踩坏了五十多把。工作人员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我们提出掏钱赔椅子。他们说，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下踩坏了椅子我们心里高兴，不用赔了！
有许多感人的场面。
在一个工厂，八个英雄，有几个是断胳膊少腿的，互相搀扶着站在一位烈属老妈妈面前，唱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表示慰问，唱的人好高兴，摇头晃脑，胸前奖章叮啷当啷的。突然，大厅里“轰”地一声，像一阵风刮来。原来是大家都哭了，连拍电视的后来也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拍下来，哭得一身抖，镜头也拿不稳。
不是说，哭就有了教育效果。前些年，咱们手举红宝书的时候，也常听到过这样的哄堂的齐声大哭，里面有真有假，出于什么动机的都有。这回，我敢说，人们是真的动了情，不是图政治表现。我有体会，我从来不哭，但那回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往外漫，只有躲一边去。当然，也不是说哭了才算动了真情。有的老头老太，拄个棍，站在凛冽地寒风中，久久地看着人们和我们告别，雪花飘满了他们的肩头，没人动一动，他们没有哭，也没有上前来和我们打一声招呼，但他们眼睛里有比泪水更深沉的东西。
在一个工艺厂报告后参观。有一个金手镯，上头镶了几十颗珠宝，据说价值几十万元。史光柱看不见，主人叫他摸，又给他带上，小史摇着手腕笑了。全车间几百人齐声喊：送给他，送给他！当然我们不敢要。但那一阵阵呼喊我听得出，是出自工人内心的真诚。
为什么人们这么欢迎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几位英雄的事迹确实动人。单是张胖子（指另一位领队副师长张又侠）对他们的简略介绍已经叫大家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了：
——这位叫秦国富，打老山的排长。他的“运气”好，调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打仗，如今他身上还留着30几块弹片。这次来，在机场通不过安全门，只有把他请到内室作特别检查，当他脱了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当检查器在每个伤痕上都“嘟嘟”叫时，检查员的眼睛都潮湿了……
——他叫周京牧，白族，守卫扣林山的“九颗钢钉”班班长。他们班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11次进攻，毙敌35名，他身负重伤，已经给抬到烈士堆里。掩埋时，有人发现他还有点气，又被救活了。他高中毕业，已被一个艺术学校录取，但他选择了参军。大家听完他的报告后，如有兴趣，可以欢迎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的战斗英雄高唱一曲……
——他叫史光柱，大家在电视里可能见过了。他是老山首攻团一个小鬼班班长，全班都十八岁，他最大，不过也是十八，比班上的“老二”大三天。他说，大三天我也是老大，要死我先死，要伤我先伤！战斗中，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一摸，摸到了掉出来的眼球，但他还是没有中断代替已经牺牲的排长的指挥职责，直到战斗胜利。他现在学会了盲文，学会了写诗，已经有两本诗集出版了。昨天他给一个来信慰问的姑娘回了一首诗，我（张胖子）向他建议，诗，可不能随便给姑娘寄呀！……
还有海水干、安忠文、陈洪远……一个比一个奇特。
但他们的报告力避奇特，不作惊人语，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几个人是高中生，讲的是高考准备时如何拼命，落榜时痛心疾首，参军时壮怀激烈，临要打仗了胆战心惊，第一次见到敌人死尸时颤栗抖索，但在你死我活的两军阵前终天眼红了，胆壮了。总之他们把自己摆在平凡人的位置，一切如实道来，开诚布公。甚至给他们亮思想：我们伤残了，有时很悲观。尤其是见到过去的同学，上了大学的，发了财的，觉得自己吃了亏，走错了路，耽误得太多，事业、家庭、个人、生活、，多少问题不能解决，何必再站到这高台上来向大家宣扬自己的道路，宣扬了也许不是鼓励别人跟着我们走，很可能把有的人吓倒！可是我们又想到，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豪杰为反击侵略、弘扬国威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呢？能说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是傻瓜？有民族区别、有国家界线，就可能有战争，你不去打仗总得有人去，你不牺牲总得有人牺牲，大家都推三推四，我们不就成了满清王朝时的病夫民族，谁在你头上拉屎都可以，想把你咋着就咋关，那我们的改革又能改出什么名堂？
还有的同志谈到：有亲戚朋友拉后腿，有不三不四的人喊他们“傻老帽”、“憨大兵”。他们渴望有更多人“理解”，但不强求，更不乞求。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人没有，理想信念不可能一致，要是只看着人家理解、赞扬你才“奉献”，哪还叫什么奉献、哪还算什么战士？……
作为领队，老实讲，我对这几个英雄的事迹一清二楚，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并不很摸底。听着听着，我感动了，受到了教育，引起了很多联想，后来我们和听了报告的工人、干部、大学生座谈，又证实了我的看法。听众被吸引，被打动，主要不是报告者们的奇特经历与惊险故事，而是对我们战士们奉献精神的理解。一个大学生针对我怕喝倒采的顾虑坦率地反驳我：“你怎么能这样估计我们的觉悟呢？国内国际环境明摆在我们面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作出的不甘屈从，不甘示弱的回答，外国报纸都有公论，我们未必就看不到？”一位工人说：“我们能为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欢欣若狂，通霄游行庆祝，对于在南疆为争得国家尊严，浴血奋战的你们，我们能不关心么？更多的人向我们英雄激动地表示了这样那样的决心。说出来可就有点“立竿见影”的味道了，但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与经验。我们多年来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代人病态的虚伪，在我们几次座谈会上是看不到影子的！可不要低估了听众与读者，不要以为前后方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差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不要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以为所有人的爱国心都淡漠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有对国家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人，确实有把我们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在一切方面引入机制，更新意识——这是我们社会要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一看成是一切都得为自己、为捞钱、不管用什么手段捞得越多越光荣的人。也确实有对你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感到不可思议，感到可笑的人！这可怕么？不可怕！10亿人，一万年以后思想也不可能整齐划一。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干部、教育和文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都顺着少数人的这种“新观念”来，拣他们喜爱的去写去说去演，用能捞钱就好的观念作路标，那会给我们这国家民族潜伏下什么样的危机呢？
我也听说了，还有种说法：苏联的政策正向好的方向变化，中越关系也可能缓和友好起来，再宣传这场战争如何光耀辉煌就不适宜了，过时了。我想起，前一些时候也有人提出中日、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了，对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再不要过多宣传的主张；甚至，还有人认为，由于我们今天已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岳飞、文天祥等能不能再称为民族英雄也有怀疑，……我觉得，文学有一条千古不变的任务，那就是塑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本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去铸造新的国民性，新一代英雄。文学不是开服装店，它不应赶时髦、赶潮流，见风使驼！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闻鼓篇
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笋有个讲话。在估计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反应时，他自信极了，十分肯定中国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辞，是再拿不出别的什么来的......
我也了解，当越南五路大军正向金边悍然疾进时，北京还在最后商定我们该作出何种反应的会议情况。
可惜，介绍材料的人一再说，要公布这些材料得请示有关上级批准。
如此，我只能讲几个仓促上阵的中国将士的故事，意在说明：黎笋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作出任何行动、反应都是万难的。但他的估计有一个根本性错误——中国到底不是美国！
从“牛棚”直上战场
——王有富（前副军长）
（在这个军，到处能听到夏伯阳式的故事。段如金师长说：“王有富那老头不怕死，给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击战，敌炮炸成一锅粥，老头坐个吉普车来了，一脚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车门外，头昂昂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个劲儿喊司机：开前开！我想起《夏伯阳》电影里也有这么个镜头……”
在干休所，见到王有富老头，我们提起这件事时，他笑了笑说：“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觉得死在战场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进了学习班。
当时，凡认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进学习班了，我是最后一名。说是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经过对先去的人反复揭批查，最后认为，和“四人帮”挂勾人就是我，总后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么罪名？说我们军要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现在是人证物证都查巴实了。没早“请”我来，是对我持慎重态度，等待我自己觉悟，主动交代……
花了好长时间要我转变立场，我说，这个立场不好转呀，要转我就得转到“四人帮”那边去了，还不是一般的，是死党！
派了七个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巢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办不成了，叫“暂停”。我2月14日才回到军部家里。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场转圈，突然看到了杨得志同志。在这之前我在报上见了他来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消息。我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报了我的名字。
战争年代我多次见过他，但没有说过话。五十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他也在，当然 不同系，他研究战役指挥，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对我的面貌有点印象，“哦”了一声，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没带领章的旧军装，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他时间有限，赶紧说，我是这个军副军长，现在住学习班，人家说我要搞武装政变，司令员，让我先去打仗吧，我对这个部队熟悉，平生也没有别的本事，只几十年没断过打仗，也多少学了一点。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感到没指望了。却听他轻轻说了声：“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点钟来找我。”我感到有门了，连忙补充一句：“司令员，与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战场上考验我！”
九点钟，我到了军党委会议室。杨司令员问了问我的简历。我想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他说，那些话不要说了，大敌当前，打完仗再说！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
十二点过，军区刘志坚政委就来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他叫我跟随××师指挥，还说了该师任务是什么。过后张军长又给我具体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各师的部署与任务。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乱收拾时，心里高兴激动得直掉泪。老伴回来，见我边收拾边“哭”，吓惨了，“他们要把你往哪转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听了我的述说，也高兴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个好战份子，是为上级终于还相信我这个人，乐得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不久别人告诉我，1979年自卫反击战庆功祝捷大会上，杨总长又见王有富连说“好同志，好同志！”后来，总政发了个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谓的“武装政变”问题，纯属个别人在诱供下的“虚构”，应予彻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风趣地对我们说：“那一仗对我个人说也很及时，换得了我一个心安理得的晚年！”）
从院校赶回来参战的罗烈文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标飞机、火车、汽车拼命脉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赏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临打仗留下的一个转业干部
——王滇伟（团政委）
我原是九连指导员。1978年调团里当宣传股长。和我共事多年的九连长谭世强在我当股长的同时宣布转业。
谭世强想不通。他是贵州人，在云南找的对象，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的想法无非是再干两年，捞个副营级，办了家属随军，好一块回贵州。“不然我家分两处，咋办呀？”他对我说，希望我给团里讲讲。团里说定了，不好变。
老谭工作负责，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简单些。他当了九年连长为什么一直没提呢？就为几年前九连出了个事，代理事务长没提成干，把团长打了，他为这个事务长说过话，后来团里一直把这事怪在他身上，对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过年时，团里演习，接到往前开，准备对越作战的命令。老谭已办好一切手续、东西都装好要走了，团里征求他的意思，说部队要扩编，缺干部，如他愿意留下就到八连当连长。要干也会提点什么要求。本来嘛，九年的连长，又是已宣布转业的，留人家下来是去打仗，怎么也该在职务上考虑一下嘛。但老谭什么也没提，只说了“服从组织”四个字。他不是没想法，骂骂咧咧地：“妈的，平时我想干不叫干，要卖命时想起我来了！”我说，那你为何应下了？他说：“老子是宣布转业，不是宣布‘转党’，他不来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编余队去作点战勤工作。”
他到了八连，一下子补充来七八十个新兵，领章帽徽没发，营房没进，直接到了边境集结地，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难作呀！
部队没房子住，自己割草盖茅棚。因为是从野营演习场拉出去的，新兵到连后连锅碗都没有。老谭既要抓部队训练，还要找老乡借东西，自己打灶。团部离八连不远，我常去看他。有次见他在教班长们打绑腿。他对我说：“班长不会打绑腿，炊事班不会作饭，当兵几年要学的东西，全都靠这几天内我一个人教会他们。”
老谭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脸上挂一层汗霜。临战了，不强化训练也不行。装备没运到，他给每个兵身上加柴火棒棒，凑够战时的负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泪，晚上睡在橡胶林中的茅草棚里，红蚂蚁、干蚂蝗厉害得很，也真够他们受的了。
有一天，三个新兵跑了。老谭一晚上跑六七十里，到县上车站把这三个兵堵了回来。回来，他没批评他们，反倒买了一只鸡、一壶酒请他们吃。边吃边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干，我还不是不想干。我已宣布转业了，家里有老有少。为什么我不走呢？想的是这回上去立个功当个英雄什么的，给家里人争个荣光。临要打仗跑回去，岂不给父母丢脸，辛辛苦苦养个儿子是个逃兵……
这三个兵留下了，现在还在我们部队，都当干部了。
我听说老谭逮回了三个新兵，连忙往他连队去。我心想，按老谭的火爆性子，还不知怎么处置人家呢，到那里一看，我从心里佩服他，更觉得团里对他的“二杆子”评价太不公正。
但他的性子确实倔。就是这一天，我俩在棚子里说话，他们连指导员在外面宣布：“吃完饭，班为单位到河里洗洗澡……”他从棚里一步跨出：“这么紧张的情况，洗什么澡，？休息！”指导员是他过去的兵，说：“大家好久……”他回答：“耐脏也是锻炼！”指导员只好说：“按连长说的办！”事后我说他，你怎么不给指导员留点面子？他说，纪律大于面子，打仗了大家见了河沟就洗澡还得了？
我又一次去，给他带了爱人捎来的四川榨菜，他带人到林子里采了一大筐菌子回来，一锅煮了，说新兵来，胃口都不好，让他们尝尝鲜。煮好了，他先吃。对围在锅边的兵们说，小心中毒，你们还没娶老婆……吃了，他又咂嘴又摸肚子，还翻白眼，大家正吃惊，却见他跳着大叫一声：“好鲜呀，大家吃！”
出国后，又见他几次。一次在路上，我们用一件雨衣蒙着头，抽了一支烟。他说：“老王，别忘了上我家看看，拜托啦！”我说：“不知哪个见不着哪个呢？”他说：“我也一样，上你家……”
又一次，是他们打下一个阵地后，我们临时挖了个坑，抱着蹲在坑里说话，我问：“怎么样！”他说：“再有一两月训练就好啦，现在都看着我啦！”他们连打得不错，连续攻下几个山头，都是他身先士卒，打头阵。
最后一次见他，就是他的遗体啦！
那是打敌人一个团部。老谭多处负伤，还坚持指挥，直到连队占领高地。他最后给指导员说的一句话是：“有对不起的地方，你原谅啦。”
我很难受，但我没敢大声哭。因为八连的新老兵都哭得在地下乱滚。后来宣布撤军，八连的工作最难作，尤其是新兵的工作难作，说他们刚打出点经验来，为什么要撤呢？
回国后，上级给谭世强同志追记一等战功。
我去过他家，他爱人也来过部队，她说她有个要求，希望部队能把谭世强的事写下来，留给他的儿子：“在世时他的娃娃不认识他，不喊他爹，娃娃是他的骨肉，我不能让他长大了也不知道他爹是啥样人！”她知道我和老谭好，最了解他，临走一再对我说：“老王，这事就拜托你啦！”她没再提别的。
他爱人叫胡琼华，在云南墨江县人民银行当公务员。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就因为她的唯一要求我没有办到。
作家，帮帮忙，把我们谭世强的事写进你的书里吧！
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老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79年我是团军务参谋。
打仗前，从南京、济南军区补充来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现在他们中不少人成了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作者在者阴山采访时，得知那里的守备营教导员高家鹏就是那次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个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们已经出境作战两天后才赶到的。他们在行军路上向我报到时，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来不及登记他们的姓名了，就是来得及我也不能登记，因为规定出境后身上不能带多余东西，哪来的纸笔？我就在路边叫他们列成横队，说了几句话，不外乎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宣布：第一二名到X连，X连现在正顺着公路右侧山脊前进；第三四名到X连……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把他们分配了。他们有的人带了多余东西，问怎么办。我说，除了弹药、干粮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队运回去，打完仗你们自己再认。我记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异议：报告首长——晚上看不清面目，我也忘了介绍我是个什么官——这样不好吧，要是我们打死了，不是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吗？我觉得是个理，但当时又只好如此。我就说，别胡说！你们的姓名、简历到连队后向指导员自我介绍嘛，……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分头找自己的连队去了。几十个人的分配，不过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档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初战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当我们还是打了，打嬴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夜袭拉敏
——张烨（团长）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杯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 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xx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一直咳嗽，咳起来翻肠倒肚，我最担心是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一整条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全塞进了嘴里，让它紧紧地抵进了喉咙。
敌人在桥上停了停，说了什么，返回去了，我紧张的心一下松活了。
为了胜利更有保证，我决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来再过小桥时，由于天黑，敌人也从另一面摸上了小桥，我们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我们，我身后的通讯员朱顺国的钢盔被敌人的剌刀碰得“当”的一声，我转过身，小朱的枪就响了，有几个人忙向回跑，一个人倒在桥面上。我伸过头去看，只觉得一股股温温的粘粘的东西喷在脸上。后来得知，倒下来的是敌人公安屯大队长。
桥上枪一响，我们全排就开了火，跃上水沟坎，直冲敌营房。
敌人乱成了一窝蜂，纷纷向营房后山阵地跑，我早料到他这一着，派三班直插营房后面。一排排手榴弹扔过去，82炮、火箭筒也一齐开火，冲进营房的战士也打倒了一大片，接着把整个营房点着了，火光冲天，照着我们向后山冲击的路。三班副龙世江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面，连续打下十一个地堡。还抓了个中士班长。战后，龙世江被授予英雄称号。全排立一等功，获“夜老虎排”称号、我个人也立一等功。
当晚，我向团长报告：“敌XXX团一个加强排和一个公安屯大队被我全歼。”团长问：“你们伤亡多少？”我说：“我无一伤亡！”
“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刘永新（副师长）
1979年我们团第一战就受阻，敌人在国境河对岸凭险固守，在友邻部队迅速向前发展时，我们在这里“卡壳”了。团决定提前使用预备队，把我八连拉上去了。
八连是1978年军区恢复大比武时团的尖子连，十二面锦旗我们夺了七面，我是连长，战前考核全团第一名。无疑，团里是把我们当铁拳头的，原准备到最关键时刻才拿上去，所以才当了个预备队。
接受任务是正午，光天化日，而且是立即行动，两个小时拿下对岸高地，不得有误！
对岸敌高地高射机枪封锁着河面和河那面的二百米开阔地。橡皮舟不能用，我们连分散开，潜水渡河。敌火力虽猛，但只打伤我一个同志。
过了河就通过开阔地的铁丝网、竹签等障碍，爆破器材都打湿了，用不上，我带头跃过铁丝网，在团营炮火掩护下往前冲。
我们连素质好，速度快，那种气势真是猛虎也挡不住。我们先冲上高地半山腰的部队也没搞清我们从哪突然冒出来的，还以为是敌人，无后座力炮瞄准了我，正要发射，参谋李时忠在望远镜里看清了是我，大喊：别打，是八连长！晚一秒，我飞了！
从我们渡河到拿下敌高地，共用67分钟，阵地上敌尸41具。我方炮火刚停，我们冲上了堑壕，躲炮的敌人还刚冒出头，正在拍打尘土哩。
我连亡2人，伤9人。军参谋长的儿子李晋南牺牲。他是我连火箭筒班班长。据我所知，我们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儿子参加这次出征，他们大多是“文革”中为逃避下农村“走后门”入伍的，但打仗时，我没听说一个走后门回调的，战斗中牺牲的也不少。凭这点，我看老同志很了不起！
开始受阻的是我团一连，他们和我们全团一样，多年来基本上没训练，只有我们连是全训，目的是参加大比武。林彪的“精神万能化”“第一枪打不着还可以打第二枪”那一套把部队害苦了！
一连长很勇敢，自己打机枪，带头冲，但他缺乏军事常识，喊团里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团里没法。通讯员提醒他：“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
一连伤亡比较大。
后来一位老将军狠狠批评了一连长一味喊冲。他说：牛打架都知道不硬顶，顶不过它要往后退一下嘛！老将军表扬了我们八连。我说：首长，不是别的连不行，是他们搞生产、搞营建，只我们八连专搞大比武。他们盖了房我们住，他们养的猪、种的菜给我们吃！…..
老将军说：是呀是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攻下这高地后还有一段插曲，敌人步谈机员死了，机子里还在问话，我连翻译老黄和敌人对讲起来，讲得对方哈哈笑。我问老黄，你讲什么了？他说：他问我在干啥，我就说我在看《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一个筋斗打十万八千里喃！
越往里插越苦。主要是地形复杂，我们用的又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地图。森林中是竹林，竹林中是刺林，刺林中是藤条茅草，能找到条野兽穿过的路也好呀，没有！不是一步步走，而是一步步挤、钻、爬、摸。有一回团里问：你们到了哪？我说：“鬼知道到了哪？”
“赶快往XX地方靠拢！”
“XX地方在哪？请打三发炮弹指示方向！”
“打着你们怎么办？”
“我们认了！”
但我还是叫干部分散开，别一块完蛋。
友邻连队在一条山沟遭伏击，我们八连去解了他的围，他们的伤员和烈士运不出去，我们只好在山头顶住打。四个昼夜连水都喝不上。五班长罗启开喝自己的尿，还鼓励大家：自己身上的东西，干净的，我们总不能渴死呀！
刚从这山撤下，上级又命令我连在前，向XX大桥前进，策应友邻军在对岸的大行动。走了两天，部队已筋疲力尽，停下来就睡着了。团里有命令：如不按时到达，军法从事！我只好把战士们一个个拽起来，这个醒了那个又睡了。我对大家说：看着你们我真不忍心，也想干脆躺下，睡够。可是不行呀，友邻部队的大行动不能叫我们误了呀！战士们递给我一根棍：连长，我们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劲地打！我说，我又不是军阀，你们自觉点就行了。战士们说，我们自“觉”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觉”。
又走了一天多，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开始吐血。
又过了一天，友邻军过来一位副团长来看望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次配合及时。我们连一个个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摇摇晃晃给他敬了个礼：首长，我们没法欢迎你，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副团长奇怪：这儿有猪有牛，为什么不杀？这大桥近旁有个大村镇，确实什么都有，但我们一直记着“不动越南一草一木”的纪律，记住我们一连在老街杀了头猪，批准的岳副团长受记大过处分，一战士吃了老乡的香蕉，也受了处分。这位副团长听我这一说，笑了笑走了。一会他又带了人给我们扛了东西来，有猪，有牛，有大米……我说：我们不敢吃。他说：我们XX军送你们的！
这位副团长的话我至今记得：不能把国内战争纪律用到国外来，那不是争了面子舍了命，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光荣传统是为了保证胜利，不应当成包袱背！
这次作战和以后我担任老山主攻团长，我深深感到，我们身上始终被一种东西束缚着，使我们常常不能因时因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灵活战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长期只信奉“口号”，而不是珍惜人，爱护关心人！
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
——鲁维芳(营教导员)
这些年，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高高立着，当我遇到难题或不顺心时想起他，看到别人为一点小利把脑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时想起他。我们没有深谈过，他对我可能没什么印象，我当新闻干事好多年，唯独他这个人我想写没写出来，我也没采访过他。为什么？我怕再谈起这些事让他伤心。
他就是我们师原来的副师长赵子雄。我看到过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的情景，而这只部队的尖兵排长就是他的儿子赵吉昌。
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时，我们的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全线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敌人纵深去了，唯独这个据点上的敌人凭借法国人当年修筑的工事顽固抵抗，不仅使我们师前进受阻，也使友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行动受到影响。
那时我负责带骡马队前送后运，往来于各级指挥所与阵地之间，所以前面后面好多情况我都能看到听到。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电台上传来：我是军委曹参谋，邓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问你们的进展情况……。我们军张军长跑来汇报：……我们保证在XX时前占领XX！这个电台设在三棵大树下，周围岗哨林立。我能去，因为好多人都认识我这“打蓝球的高个子兵”。
我当场听到赵副师长给下面下达命令，他声音很大，拳头擂在放电话机的炮弹箱上：“告诉他，告诉他——不拿下阵地别回来见我，别回来见我！……”说实在话，对这样的命令词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还有点专横武断的味道。但当时我身边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场好友的参谋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诉我：“老头这命令，是给他儿子赵吉昌下的！”
赵吉昌我也认识，也知道他是一连优秀排长，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赵副师长。
我在指挥所稍歇后又到前面送弹药。一路上可不是平安无事的。一次一发敌炮弹落在我的骡马群中，炸死三匹。还有一回敌炮弹削断我头顶一棵大树，树干差一点砸在我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提着心。但这次出指挥所出来后，我的心却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着赵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阵地，能不能再回来见到他父亲。
到了前面，我见到了一连副连长刘连光、排长赵吉昌带领的突击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
正在调整部队准备新的攻势。我对营长杨长发、连长李秀荣说：“不能老叫小赵冲呀，换一换嘛！”他们说：“‘小子’说了啦，要换他除非抬回他的尸体!”
一连终于夺下了这个阵地，荣立一等功。
但，赵吉昌再没有回来！
老实说，我对赵子雄副师长的崇敬还不是当时就如现在这般扎实的。
战后清明节，我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见赵吉昌坟前的花圈上有一挽联。上联是“为民族尊严，死得其所！”下联是“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横联是“唯汝知我。”不用说，这是老父亲向儿子表达的全部心意。
我读着挽联，视线模糊了，但赵副师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无比清晰高大起来。
在营房里，我常见到他，远远注视他。他老了，老得很快，头花白，背弯曲，常常一声声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一个青春常在、正气如虹的革命军人！不，还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儿子的挽联时的感受，而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地下摔个跟头，我的心疼得打颤时，我才彻底了解，赵副师长在下达那样的命令时，需要一颗何等高贵而坚强的心！
我还需要再找他采访什么呢？我怎忍心再打扰他？难道还有必要请他说说：“您当时和现在是怎样的想法么？”多余！
赵副师长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曾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
他的微笑
——庄华山（团长）
1979年出国第一仗，我们团打发隆，全歼守敌一个团。那仗很成功，也很惨烈。
我当时是一营长，负责攻占发隆背后的南山，断敌退路。南山有法国人早年修的坚固工事，一个地下工事足有两个蓝球场大，工事内又是石头房子，很难打。
2月17日下午，我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一发炮弹落在我一个炮位上，新战士张顺忠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了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连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张顺忠。他已经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时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营长，营长……”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象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我微微托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吧，我我听着的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来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问道：“营长，XX高地拿下了吗？”
XX高地就是他们连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XX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了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四个月。照理，此时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七岁多一点，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再给他们留下几句话来，他仅仅问了：XX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后来，部队从贵州桐梓接来了张顺忠的父母，我向他们行了脱帽礼，我说，我不但为有张顺忠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与骄傲，也为养育这样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荣与骄傲！是的，张顺忠到部队才四个月，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意志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归功于他的老师们，他临终时的微笑，闪耀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思想、文化、习俗，有落后的愚味的部份，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否定了，不能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当作糟粕，当作笑料。
我看过一个相声，讽刺我们的战士牺牲前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因为他们是打不死的！”这是原词，听众们哄堂大笑，我却想哭，想把电视机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们文艺创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老一套的东西，也许还想给他们的节目增加点娱乐性，票房价值。这些我不反对，但我希望艺术家们从此不要在我们正在流血的战士们身上找笑料，拿他们的崇高理想当笑料！
（这个骠悍的大胡子团长这时泪淋淋的，揩了还流。）
我说这事不是因为张顺忠一个人，是为几十几百个他那样的英雄！有个战士李亚代，身中6弹还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军工把他硬抬上担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担架上滚下来，朝着阵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战后，我们全营集中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依然躺在那里，身后拖一条七八米长的血路。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内涵，留给了我们多少思索，难道能把它当笑话么？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给李亚代、张顺忠和我团牺牲的战友献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个躬。
不管有多少说法——向这看，向那看，我永远向烈士看！
误入敌人窝子里
——王志学（师政委）
初与越南交战，我们不少人有畏惧心理。怪我们自己把越南宣扬得太厉害了，它打过日本、法国、美国，各种书籍印发了不知多少！现在你怎么讲，越南人没什么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长期猛宣传的影响。
出境十来天后，攻打XX，我们团夜间打穿插，想从侧后迂回包抄敌人。前面敌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点影子都不见，又不许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谁也说不清前头会遇上什么事，只能碰到鸡蛋打鸡蛋，碰到石头砸石头，碰不过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连队，后面是机关，我带政治处在最后。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们已连续十多天没拉伸睡过觉，战士们停下来倒头便睡，扯开了呼鼾。我也靠着一棵树坐下来。刚坐下，我听到了林子里有人说话，是越南人！我跳起来，推醒几个股长，说：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刚走几步，碰到负责与前面部队联络的协理员。他带着哭声说：“主任，我们和前面部队脱了节，大概……大概是我们走偏了。”
“你怎么知道？”
“前面好象是敌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闪动，有铁器撞碰声，有听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声。
联系到我刚才在队尾听到的另一方向同样的声音，我断定，我们已经走到敌人窝子里了！
我的脑袋快炸了，很想给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协理员两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后看到前面部队有多久了？”
“大、大、大约半、半个多小时！”
我又想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停下来？可来不及了，我得赶快清查我的这股掉队人员有多少战斗力。
可惜呀！掉队的有机要股、管理股、通讯连总机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处，六十余人，有十枝手枪，四枝冲锋枪，其他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XX的战斗。
老将军批评我：你滑头……
——邓多典（团长）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截我们，结果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歼灭它一大半。
我那时在四连当连长。四连在团里不咋着，二等功。但也打了十来仗，伤亡与敌人比是一比十四，毙敌数也超过我连总人数好几倍。
要说起我们战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军。单说向集结地进发那晚上，我们连刚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几分钟，地上落了几十公分厚的一层鸡蛋大的冰团团。尽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顶着头，还是一个个都轻重不同地被砸伤了，衣服都湿透了，风吹得呜呜的，但我们照样前进，一晚上走了几十里，按时到达目的地。
我们团有个班长叫黄其武，出境渡河时丢了一只鞋，直到回国，他的脚上还是一只鞋，另一只脚上裹着敌人的一个防毒面具。这只脚整个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连在一块，剥都剥不下来，可他一二十天里从没掉队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你说这种毅力别的地方找得着吗？
还有个战士叫胡国昌，负伤了，昏过去了，战友们把他抬到半路上时，他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掏口袋里的钥匙：请交给我们连长，这是连里生产工具室的，这是保管室的……战友说：现在你还管那些！他说：打完仗还得生产。
我们团开进前还在搞生产。所以他一直记着搞生产！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
老将军听着我们的汇报，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圈儿。他不插话。但我发现他记忆力特好。“唉——，你开始说X高地抓了三个活俘，现在怎么变4个了？”好几次他纠正别人的错误。
“都说完了？”老将军环视全场，见没有人还要发言，便轻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我以为他可能要发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说，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一番了。谁知，完全不是这码事。
他面含愠怒，声调严厉地问：
“X连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子弹要打死人呐？”
会上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谁都摸不清老将军此问何由。
被问的连长只好硬起头皮答：“知道！”
“知道什么？是打得死还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轻声。
“高，高，高！”老将军的身子在靠椅上弹跳着，伸出大拇指，连叫了三声“高！”继而又说：“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子弹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连续七八次冲锋不回头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现在大家算摸到老将军的意思了——他批评的是X连一次不讲战术的连续进攻战。
有个干部想为X连辩解，说了一些客观情况和战斗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表现。
老将军更不客气了，当着在场的汇报干部还有慰问团的同志批评辩护者：“你不姓X，姓王，叫王婆，是个卖瓜的！……”
这个干部脸都白了。
老将军又问另一个连长：“你在攻打XX高地时，为什么不呼唤炮火，而要采取你的那个……叫什么射击！”
这个连长很牛，他不愿意回答。
一个干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压制射击……”
老将军看了这个干部一眼：“谢谢你的指点，我问的是他！”
看来老将军不想在“牛”连长面前让步，也不让别人插嘴。
“牛”连长顶了上去：“首长，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唤什么就来什么！”
老将军“哦——”地一声，点点头：“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后提高嗓门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经验让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顽强，要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发挥，充分施展！……”
“牛”连长不牛了，很诚恳地说：“首长，我错了！”
老将军语重心长说：“不是为了批评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战功，是为了让在座的同志、我们军队新一代指挥员都记住：要爱护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命，要作到这一点，不能光是炫扬他们英勇顽强，而是要首先学会组织火力优势去大量杀伤敌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们心悦诚服地答：“懂了！”
老将军又把目光转向了我：“邓多典，你刚才说，你去带突击班？你是个连长还是个班长？”
我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连长！因为文化低，没学习过，不会打仗，一急眼，就跑班里去了……”
老将军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你滑头，滑头！会找客观原因，不过倒是个实情。”又问：“你既然发现敌人从XX高地跑掉了，为什么不去狙击？”
“报告首长，上级没有命令，我怕主动出击后自己的阵地出问题，怕打不好上级追究责任！”
“不，我问的不是这……”
“对，不是这，我怕的是当不成连长，怕落下一串罪名：擅离指定阵地，自作主张，组织纪律性……”
“你这个邓多典，点子多，怕我批评，主动拣帽子戴。”大家又笑了，会上气活跃轻松起来。只老将军没笑，追问我：“你说说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倾！”
他摇摇头，很深沉地说：“原因不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制定条令和教案的人身上，这些年我们强调了服从命令，留给下面发挥主动灵活性的余地不多了。国家也好，军队也好，都叫一盘棋，棋手只有一个，下面都成了棋子，难免失去很多宝贵的战机。”老将军还讲了很多，我记得不准不全。但老将军面冷心热，语重情深，我是深有体会的，下来，许多同志都说，老头几句话就像在我们心里推开几扇窗户似的。
后来我们部队打老山、者阴山，很强调重视火力的组织与发扬，每一仗都经过反复侦察、沙盘作业，相似地形演练，给各级规定了在情况变化时的处置权限，都是在总结了1979年那一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老将军走遍我们集团军许多团队，听说到处“泼冷水”。批评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时雨，批评是开心锁，功不可灭！
老将军不吃宴席，蹲在坝子里和战士一起吃饭，平时有说有笑，很风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报告连长，我要看看你们的厨房、厕所，可以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将军是谁！我军著名战将，前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攻防篇
历时半月的1979年初自卫反击战，我军扫荡了距我边境约80公里内越军重要据点与设施后，即主动回撤。这是战前军委领导早定下的方针，而不是如越南当局所喧嚷的是他们“举国一致英勇抗击中国侵略的辉煌胜利”。
为了炫耀这个“胜利”，越南趁我回撤大举推进，侵占了我边境一线几乎所有骑线点上的高山，修筑坚固工事，并不断向我方境内开枪开炮、烧杀掳掠；同时向退守柬泰边境的民度柬埔寨部队步步进逼，猖狂已极。
于是，其后几年双方在边境线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980年我军在罗家坪大山、1981年在扣林山、1984年在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均给了敌人以歼灭性惩罚，其后又都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疯狂反扑。
下章（包括以后各章）主要选取我军区驻滇部队在上千次攻防战斗中尚鲜为人知的故事略加记述。不是按战斗地域、时间先后、战功大小写史列传，也未按众多的“战例汇编”与“英雄谱”细加对照核查，疏漏讹误在所难免，请读者谅察。
凭两块巧克力的热力……
——李义成（营长）
1984年打老山，是举国闻名的一次速决全歼战，但仍有很多教训值得记取。第一条就是接敌路线选择太远。
4月26日下午五时我们营从临时驻地出发，坐了一截车，六时开始徙步行军，天雨路滑，每个战士平均负重90斤，超过有的战士本身体重。但大家情绪很高，上路就开跑，走出不到10公里，天黑雾重，再看不见路了，又不许打电筒，遇田埂小路，只听得“乓乓”，一个接一个地摔进水田里，爬起来，一身泥水，负重量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按图上距离算是30公里，其实不止，用了整整12个小时。
到天明时，我已认不出本连（我当时是九连长）战士谁是谁了，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被泥浆糊住了，都一个模样。
这一天晚上已经够苦的了。
27日天气晴朗，云开雾散，白天不能向前运动，就在林子里隐蔽休息，叫大家在树下草从里铺上雨衣睡觉。咋睡得着？一身粘乎乎湿漉漉的，又吃不上饭（不能生火），这个时候谁的脑子能停止转悠？
晚上天黑尽后，又开始奔波，到第二目的地距离40公里，路更难走，尽是上坡下坎，趟溪过沟。走到半夜，走不到了。先头排报告，前面的连队走脱了节，后面的人不知前面往哪个岔道去了。我跑到前面去看，小岔路好几条，都有足印，不好判断。我急了，就近找了两个老乡，请他们带路，老乡见我们的模样吓人，不敢相信我们是中国人，好一阵连哄带劝，还外加点强迫吓唬，他才上路。
赶上前面连队了。前面传话叫我到前面去，我越过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挨着人影跑上去，突然一脚踏空，顺陡坡滚到崖下二十米，幸好没碰上石头，破了几处皮无大伤，两个通讯员前拉后推把我架上来了。
到达一个小村寨，时间已三时半，离进攻出发地还有七八公里，全是陡坡，几乎没路，距预定进攻时间只有两小时，而部队都走得筋疲力尽了，隐约见一个个摇晃晃，歪倒倒的，喘得象一群牛。我决定，就地休息五分钟，吃干粮，清点人员，各班简单动员一下：一定要按时到达。
大家也知道，这时候不拿出全身的拼劲不行了。一声“出发”令下，又呼呼往前冲。
一个新兵在了阵冲刺后倒下了，抱住两腿直打滚、喊叫：“班长，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我正赶上来，一气之下，手枪上了顶膛火：不起来，我枪毙你！他听出是我，又喊：连长，枪毙我吧，枪毙我吧，我不行了，不行了！我当时要不是怕枪声暴露我们进攻意图，说不定真把他毙了。那样，我这一辈子也就再也不得心安了。
我只能伸手去拉他，一接触到他，我就像触到一块冰，还感觉到他的手脚都在抽搐，我开始明白他是真病，但只以为他什么地方疼。正好营部医助过来，立刻说出他的病症：连长，他是虚脱。
我，穷孩子出身，知识不够，哪知什么叫虚脱。
“连长，就是他身上的热量耗尽了！”
“有治吗？”
“谁身上带糖？最好是巧克力。”
有个干部还真带着巧克力。医助接过来就朝他嘴里塞，又灌水。
两三场巧克力下去，他站起来了，又背上东西：连长，我……跟你走，我能行了。
他，17岁，昨年底才到部队，体重至多90斤。可身上背的什么呢？反坦克雷，导爆索，自身武器弹药、干粮，光手榴弹就是8枚，子弹二百发，全身披挂满了。他班长说：他是自己要求加大携带量的。当然，在他再前进时，许多东西被班里同志“抢”了。
我们还未到攻击出发位置，我方炮火准备开始了！炮火一响，各种通讯线路开通了，部队也大吼大叫起来，呼呼啦往前赶。这个时候，再隐蔽你的进攻意图没必要，也不可能了。
我们刚到达进攻位置，越军也开始炮火反击，有几发落在刚散开的队形里，五六个同志倒下了，也就是说，还没开始战斗，我们就付出了代价。
著名战斗英雄史光柱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出现的。他代替牺牲的排长指挥，自己连续三次负伤，最后率全排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进攻地，我又看到了那“虚脱”的小战士，他上来了，虽然是晚了一些，但总算上来了。凭的是两块巧克力给予他的微薄的热量，更凭他顽强的、高尚的意志。
他也参与了向第一个目标的攻击。但还没有来得及打出第一枪便牺牲了！
敌人的火力封锁了一道垭口，只要我们一跃起就遭射击。我们也很快组织火力和它对打，并很快把它压下去了。战士们跃过了沟口，但这个小兵没能跃过，滚进了沟底，刚好暴露在敌人眼皮下……
（李义成哭了，很久难以继续谈下去。）
我为什么不说出他的名字呢？因为我后来去过他家，我对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是英雄！虽然他没有授予称号，但他在我们全连全营，所有知道他的事迹的同志心中，他和史光柱一样，永远受着敬仰和爱戴。
我说的是真心话，并不单纯为安慰他们。我想他们从我的倾泄而下的泪水里，也不会怀疑我向他们说了假话。
但我确实向他的父母隐瞒了他牺牲的真实情况与因由，我哭，不仅出于对这个小战士至高无上精神的敬佩，也由于我的内疚。
他死得太早，太遗憾！但，能怪他么？又能怪我么？
我也不全怪上级，他们选择长距离奔袭接敌，为的是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但结果让部队打了一个可以说是极端疲劳，连站也站不住时的攻坚战。
但我们营还是在不到两个小时内把老山拿下来了，这说明我们这支部队真了不起。代价太大了！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路线的选择问题……
我真不愿说这个故事，想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更不愿说这个小战士的名字，怕又惹他父母的伤心与责怪。但这个小战士将永远站在我的“课堂”上，教育我该怎么当个指挥员。
咱七分钟扼住了越南人的脖子
——李中平（营长）
（他山东人，三十出头，身高近一米八，体重不少于三百斤，仍显得匀称、英武，使我不由地想起他的老乡武松。）
老山所以重要，是它雄据于盘龙江河谷上方，河谷里有一条公路，从我国通向越南，两头联结两国的交通干线。站到老山上，睛好天气两头都能看出二三十公里之外，因而成了必争之地。
按国际惯例，两国都不占边界线上顶峰。过去中越友好，老山只猎人偶尔出没，不说山上，连附近也少有人烟。1979年我们在自卫反击战之后回撤，也没有在老山设防，越南人把它占了。不但占了它，还占了它两旁绵延几百公里所有骑线点上的峰顶。从这些山上往我们境内打炮，使得几百个村镇不得安宁。光文山州内几年内死于炮击下的就有三百多人。
1980年我们打下了罗坪山，次年又打下了扣林山，这两仗都是小试锋芒，都是为打老山摸索经验的。过后我们等了三年。还看不到越南人有一点把手缩回去的样子，这才下决心，打这个地势最重要、最险峻、又是它重兵设防，连续营造了几年工事的老山。接着又打下了与老山互为犄角的者阴山、八里河东山。
后来我才知道，攻下这几座大山还不是我们的真实目的，战略上的意图还在于吸引来它更大的兵力，聚而歼之。
我们对越南小霸有效的制服，还不是攻下老山，而是其后几次粉碎它的反扑，尤其是当年7月12日两军在这个峡谷丛林地一场决战，越南人嘴上承不承认我不知道，恐怕在心里是明白了自己远非我方对手的。
我讲远了。
攻老山，先得攻下它伸向盘龙河一条山梁上的制高点。要不，你把老山拿下了，敌人可以顺公路增兵，还可能进一步前出，兜住你的屁股。越南也是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套的，向我们学的嘛。
这制高点叫松毛岭，高程662.6米。上级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所在的六连。
六连原是准备参加军区大比武的，所以才把我从二连调来。不瞒你，我是个老“尖子”。1978年带一个排到军区比武，十面单项奖旗我排拿回七面，总分又是第一。1979年打出去，哪儿有硬骨头我们排到哪啃，到处都在喊：李中平在哪？二排在哪？
打老山前，团长张又侠说：我们得先抓住他的脖颈，让他跑不了，进不了，动不了再打,……你说，哪是他脖颈？我指着着地图说：松毛岭——662.6，这还用说！他问，你看，哪个连完成这任务？我说，二连、六连，反正少不了我！他说：我就等你这话，就是你，带六连！
任务定下后，首先是我带战斗小组长到现地勘察。就是趁黑夜大雾摸进去，再猫下来，等天明雾散时对敌阵地细心观察。前后好几次，可以说，我们对662.6每块石头都熟悉了。
然后找了一个相似地形，反复搞演习。每天早晚不是爬大山，就是钻密林，训练部队耐力。每人负重五十公斤。有的战士借了老乡的小石磨背上行军。
师团领导和我们一起确定了战斗方案，整个攻击目标炮火准备36分钟，但662.6附近几个小山包只打10分钟。10分钟后，我们连即向这些小山包攻击，务期在全线炮击停止前拿下，炮击一停，再由这几个小山包向大约100米外的662.6扑去，尽快攻占。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绝妙的，从六连两个月应急训练的成绩看，我更增强了信心。但各级首长总是不太放心，老问：怎么样呵？我对谁都表态：万无一失，马到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
有一天，二连通讯员背了几个大水壶，都灌满了酒，说：连里干部请我回去一趟。我在二连十一年，从当兵到连长，大家怪好的。他们要请我，我也提了两壶酒，去了。
二连买了鸡、肉，采了野菜、竹笋，满丰盛的。大家都给我敬酒，心情都很激动，一敬我就喝，当晚醉倒了没回连。团里发现了，要我写检查，我不写。我说回老连队喝个酒算什么？团里宣布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全团通报批评。
我更不通，有天团里开会，散会后我又买了一壶酒，当政委面一口喝了，还骂咧咧的：“他妈的，你们当大官的，就不知道什么叫战友情谊！”
这下糟了！团长张又侠找我谈话：你不用骄傲，以为少了你就不行，我另外找个人，看他能不能带好六连。能不能把阵地拿下来！我一听，急哭了，是真哭，不是假装的。我说：“团长，我检讨，我保证不在喝酒了，你给我处分不行吗？干吗撤了我？”
团长也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是分毫不差执行协同计划，要求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像你这样任意胡行的角色绝对不行！”
我这时真知道自己错了。下了许多保证，总算保住了主攻连长没被“取缔”。
誓师会上，师陈政委给我带花后，又给我斟了一满碗酒。我说：“我戒了！”陈政委说：“该喝的时候还得喝，你心里不要有什么……”我说：“政委，留着吧！等回来喝！”政委说：“好，好样的！回来我再敬你胜利酒，庆功酒！我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他把六连战史上一面光荣旗帜“百战不殆”交到我手里。
出发时，我们住了两个多月的瑶族村寨的男女老少都来了，站在部队后面，气氛很静肃，谁也不吭声。
这两个多月，老乡们已能叫出我们连每个人的名字，关系很亲密。
我只问了大家东西带好了没有。然后叫整理服装，喊了声：向后转，向乡亲们敬礼！
我是临时想起这一招的，不是哪里规定要有这仪式，没想到，乡亲们呼啦跑过来，抱住战士们就哭，姑娘也抱，娘怀里的孩子也哭……场面太感人了！
我们走到高山上，回头还看见全村的人站在村外看着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前动员，最后把部队的劲头鼓得足足的。有一个战士，上路才发现他发烧，冷得打抖，我叫他返回去和留守的同志看东西，他高低不干：“我怎么见老乡？”
战斗基本上按预定方案。炮击一停，硝烟还未散，我们已冲上662.6，七分钟，我们全歼了守敌！
团里听到我们报告时，虽然已人观察镜里看到我们上去了，还是加了两分钟转报上级。所以报上是：九分钟传来第一个捷报——跟着炮弹前进的英雄六连！
庆功会上，团长张又侠亲自给我敬酒。我不喝。他说：“李中平，在关键时刻我不拿你当大头拿谁？当时我不处分你我怎么指挥这一战！”他又说：“喝了，我再考虑取消你的处分。”
我说：“我喝！但处分你还是留着，永远作个记念！”
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中的谢国华
——座谈记录
卢扬文（班长）
我当兵到连队那天，是个雪夜，新兵们走了几十里，累得垮稀稀的，又听说这是个马上要去打仗的部队，大家情绪更不高。有个大个子给我们打来了热水，叫我们洗脸洗脚，还给一些人脱鞋袜。我们以为他是个炊事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副连长谢国华，1979年打仗的战斗英雄。新兵们有的很感动，也有的不以为然，哼哼冷笑，意思是这个干部装样子。
后来谢副连长给我们讲课。他汉语不大流利，喀喀吧吧的。他说他是个彝族，家在在深山，小时候常听老人讲以前的彝族奴隶社会，讲奴隶就像牲口一样，可买卖、送礼，平常用铁镣锁着……他说，我讲这些，他们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你又来忆苦思甜那一套了，但我是为给大家说明白，我愿为大家多干活，多办事，不是图什么、捞什么，是我真心爱今天，感谢今天，而除了有一身力气，我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他是说到就作到的。我没见过他一刻闲坐，各项训练他都是教员兼示范，各项体育活动他都参加，打球技术不咋样，但吼叫拼抢很凶，余下的时间你就到炊事班找他吧，切菜、烧火、发豆芽、磨豆腐，啥都干。
作战部队排长都有通讯员。谢副连长通讯员叫小古，是个苗族，新兵，才十七，矮小的个。照小古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位置其实是倒过来的。行军。副连长给他背东西，还一声声喊：小古，跟上了吗？一次敌炮袭来，副连长扑在小古身上。现在，小古提起副连长就哭。
开进那晚上，副连长带尖兵班。休息时，他从队前跑到队尾，又从队尾跑回队前，给大家鼓劲。其实他什么话也没说，只问：都上来了吧？没什么事吧？大家看着他身上除了自己的东西外，还给别人背一挺机枪，两发火箭弹，步履轻快，乐哈哈的，心里就觉得很踏实，有一种安全感。
王时金（班长）
谢副连长很有性格，火起来也骂人，打老山，上级叫我们连当预备队，他情绪很大，骂骂咧咧的，还编了顺口溜：战前叫得凶，打仗没有份，人前矮一头，首长有偏心……到后来，上级把攻占八里河东山主峰的任务交给我们连，全连沸腾了，谢副连长更高兴。
动员时，军师团首长都来了。师里陈政委问：“谢英雄，听说你讲怪话了？”他嘿嘿一笑：“啥英雄，过去的事了，英雄不英雄，还看以后的。”他对全连表态很简单，帽子一摔，露个光头：“大家看着我，我走前，我到哪你们到哪，我倒下了，你们继续前进，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停止攻击！”
战后，我们发现了他的遗书，上写：妈妈，我想念你。我家两代军人（谢父参加过抗美援朝）你有三个儿子，献出一个是应该的，为的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彝家世世代代再不当娃子（奴隶）了！
1984年5月13日晚谢副连长带队摸到敌阵前作最后侦察，14日深夜才返回，凌晨我方炮击高开始了。
八里河东山的34、附34号高地为敌核心阵地，四周树大草密、山势陡峻，敌工事十分坚固，且纵横交错，仅隐蔽工事25个，上复六层大圆木，再复以石方、土包，守敌为一个连部带一个排。
谢副连长带三排总在最前，在主峰下，一道铁丝网拦住了通路，他抢过一战士炸药包，叫大家隐蔽，只听得轰的一声，谢副连长冒着硝烟冲过了被炸开的铁丝网，边冲边用冲锋枪扫，在离敌主峰10多米处，敌一发炮弹打来，他壮烈牺牲。
徐登杰（教导员）
谢国华骠悍英俊，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当了英雄后，又多次评为优秀党员、精神文明标兵。有不少姑娘追求他。一次在昆明开英模会，一个报社女大学生记者听了他的报告后又采访了他，对他深为敬佩，给他写了好多信。那时我是他的指导员，他把信给我看了。姑娘一往情深，信写得象诗。谢回信说：“我连信都写不起，与你悬殊太大，不敢高攀。”姑娘又来信：“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学得会。”；连队也有人劝说他：“你这傻瓜，有个这么好的对象找上门来还推推扭扭的。”他说：“我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别人，我得自量。”后来他对姑娘说：“我母亲苦了一辈子，我想在家乡找个能侍候她的人。”姑娘只好作罢。不久。他到军区开会，住在一个招待所，认识了一个女服务员，她是共青团员，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姑娘又是一封接一封信，表示热烈的爱慕之情，他又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妥，很班配。”他回了信：“列了自己好多条缺点：文化低，家境苦，脾气毛躁……姑娘来信说：“有你这一条诚实谦虚的优点，再有一百条缺点我也喜欢！”
他们好了，商定了战后结婚。
谢国华牺牲后，部队接了他母亲来参加庆功会。悲痛欲绝的母亲见到了这位端庄秀丽的姑娘。
“妈妈，你认识我吗？”
“不，不认识……”
“妈妈，我是你的女儿，你儿子的未婚妻呀！”
“不，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姑娘拿出了她和谢国华的合照给老人看。
老人抱住姑娘，一声声喊：心肝呀，天神呀，太阳呀，星星呀，然后抹去泪，笑着对姑娘说：
“儿子没骗我，没骗我……”
“他给您说了？”
“没，他一字没提，只在信上写着：妈妈，你的儿子本是一条虫，如今共产党让他变成了一条龙，他飞过五彩祥云，见过天庭仙国了……”
“妈妈，那是他比方……”
“不，不是比方，是真的！我虽没见过他升空飞腾，可我见到了与他并翅齐飞的金凤凰了，我相信了，我心满意足了！”
“妈妈，我的好妈妈呀！”
……
如今她们还常来常往，亲如母女。
马美能（团政治部主任）
谢国华牺牲后，敌人凭藉主峰坚固工事对我射击，排长宋庆来代理副连长指挥，不到五分钟牺牲，一班长先代排长，后代副连长，五分钟后又牺牲。二连长罗祥本来在连指挥火箭筒、机枪对敌压制射击，这时他赶到了尖兵排，对大家说：现在我就是副连长，你们跟着我，我到哪，你们到哪！他满身是手榴弹，又叫通讯员背了两挎包紧随他身后。他率先向敌阵猛冲猛打，冲锋枪、手榴弹并用，一路高喊：“跟我来，34号是我二连包下了的！”大家也喊着：“向连长、副连长学习，冲上主峰，为祖国立功，为连队争光！”真是一人拼命，万人难挡，不到10分钟，二连冲上去了，攻占了34号高地，毙敌36名。
紧接着，罗连长又率领全连一鼓作气攻下了附34号高地，与此同时，我四连也从其他方向攻夺了31、32、33等高地，至此，八里河东山各山头全部为我攻占，仅用了62分钟。
事后，罗祥说：我当时想到死，觉得死了也比二连的荣誉垮在我的名下好受。
二连在历史上战功累累，淮海战役中获得过英雄三员连队称号——一次战斗中连干全部牺牲，由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指挥，取得重大胜利。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又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攻坚英雄连”。这次战后被命名为“老山钢刀连”。
谢国华牺牲后，军政治部首长王志学和师团领导亲自到阵地把他抬下山。上级再次命名他为一级战斗英雄。
打死敌人一个大尉，我们不认得“牌牌”
——陈寿禄（作训参谋，者阴山战斗中“钢刀二连”排长）
进攻者阴山，我们二连担任穿插，很顺利，没有一个人踩着地雷。因为我们事先对穿插地段摸得很清楚，穿插前秘密占领了离敌人一个苏式冰雹式火箭炮阵地只800公尺的高地，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敌人。攻击开始，我们冲击到离这个阵地只100公尺才被发现，很可惜，只打死两个敌人，其他的都跑他妈的了，只缴获了一些火箭弹。
敌人来反扑3次，第2次我们打死了37名敌人。
到达我们的穿插目的地41号高地后，发现不远处有敌一个公安屯的营房大院。事后才知道，那里有敌官兵100多人驻守，由一个大尉指挥，叫105公安屯。营房是法国人修的，是个；四合院，修在一个山包包上。大院墙外有三道堑壕，堑壕外有铁丝网，营房下有地道，通外围工事。
这个公安屯自1979年以来多次参加驱赶迫害当地华侨，袭扰我边境，是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受到过越南国防部的表扬。我们缴获了他好多乱七八糟的“荣誉”旗帜。
开始，它主动向我们占领的阵地射击，我们根据它的火力判断，以为不过三五十人。
收拾完者阴山主峰的敌人后，我们决定把这个公安屯拿下来。
我们的炮打得很准，都在敌营房大院内爆炸。
攻击时，一班长李德利把爆破筒压在铁丝网上，自己压在筒上，让战友们从他的背上踩过去，越过铁丝网。
炮击停时，我们一排已到了敌人大院门外。（原二连指导员吴道文说，排长陈寿禄是第一个冲进院子的。）不，是战士苏良轩最先进了院子。这时，院子四角的岗楼的各种火器一齐响了，大概敌人也从躲炮的坑道地洞里钻出来了。拼命用火力封锁院门，同时向我们射击。院子里，唯一可让我们藏身的只有一个靠墙的洗衣服的水泥台下方。我们钻进去了，很快就被一阵泼水似的弹丸和烟尘罩住，一动不能动。
苏良轩是火箭炮手，扛来了40火箭筒。他瞧我笑笑，向一个岗楼火力点瞄准，但他的背抵着墙，他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喷出的火会烧着他自己和战友们，突然滚出了水泥台，在毫无掩护的地方向敌发射。这时，我正全力向敌人射击，等注意到他时，只见一个碉楼飞了，正是苏良轩一发火箭弹将它击中，弹丸是从射孔里钻进去的。他没有再退回来，就地装了第二发弹，我正想喊他，提醒他再退回洗衣台下装弹时，第二发弹从他手里飞出去了，又摧毁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他滚回来了，但火箭筒已无力带回，它留在原地被敌人的子弹打得乓乓的，筒口冒着一丝丝烟气，原来，他已身中数弹。这时，敌人由于两个碉楼被打掉，其它两个也就有有气无力了，我们排又冲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李胜安，他们没在院子里停留，一口气冲进了房子。见敌人慌张地滚进了射击孔旁的地洞，他又跟着进了洞，朝里面猛扫……。
苏良轩在洗衣台下大口喘息着，眼睛还是盯着几步外的火箭筒，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来不及对他说什么，来不及安慰他几句，鼓励他几句，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就趁敌人碉楼射击稀疏时冲进了房子里，我要去指挥那里的战斗。
我刚离开那里，苏良轩又一次滚出水泥台下，来到他的火箭筒旁，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在他又装上第三发火箭弹，向敌人瞄准时，身中数弹，火箭筒从他手里滚落了。二班长张观德将他抱住，拖到水泥台下，他紧紧抓住张观德的手，摇了摇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闭上了双眼。
苏良轩是四川渡口人，1982年入伍，父亲是攀枝花矿山工人。
我们很快占领了房子，但敌人都顺地洞跑了。我们先朝地洞扔手榴弹，扔炸药包，打火箭弹，接着往里面冲。地洞里黑糊糊的，我们为了减少意外伤亡，采取一个小组火力掩护，一个小组往前搜索，交替前进，逐个暗道搜剿。敌人在暗道里留下了27具尸体，在炸塌的几个洞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就无法清理了。
通讯员徐得利在地洞搜索中走在最前，也是最先开火。大家跟在他后面，牵着一根尼龙绳走。走着走着，他觉得脚下响声不对，伸手一摸是一块四方形盖板，他掀开盖板，先是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梭子，随即传出一声惨叫。他端着枪摸进去，里面又暗又臭，忽然，绊着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顺手拉将起，是一个人。拖到亮处，才见那人还活着，但只有眼睛还轱辘转，嘴吧一张一张的，没等我们抢救就闭气了。这人领章上戴着绿底板白花花的牌牌，我们不认得，估计他是个官，后来把这个人的衣服领章交上去时，才知道他是个大尉，原来还是个营长。
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
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
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
——孟兴祥（连长）
（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
我父亲爱写家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
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
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
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
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
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
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
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
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
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创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睛，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
很少能吃上热食，主食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缸碗盆钵接的雨水，后面供应不上，运送物资的军工每次来都有伤亡。有一次送来一麻袋“热”饭和肉食，大家吃着有点馊，还有股汗味，可一点没剩下。
来过一个新华社记者，也来过我们师参谋长王继堂。他们都说，我们攻守老山的艰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记者照了一些照片，说是拿回去登报，后来没见登出来。我想也不好登，我们那样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
5月8日晚，天黑，大雾，没任何声音。半夜一点半，二班副向我报告：排长，前面有人说话、微微的。我去潜听了好一阵，听见了悉悉簌簌的草木摇动的声音。
一会，一颗地雷响了，过后一个多小时，再没有声息。我估计，敌人想麻痹我们，作出踏响地雷就缩回去了的假象，其实已到了我们阵地前埋伏下。
我把无炮、火箭筒全调在这个方向，手榴弹也准备够，绑成三枚一束。
我叫机枪手李光华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内，到时候打一两个点射换一个地方。
到三时许，敌人往我们山头打了曳光弹。我才看清，我们阵地前遍山是人。敌人吼起来，声音很大，分成两路向我们涌浪似地推过来。
李光华先开火。“哒哒哒，哒哒哒……”一会一个地方，敌人上当了，以为我们固守着主峰，只仰起头朝那里看。
一直等到敌人推到我们眼鼻子下面时，我才喊：打！手榴弹打前，火箭筒打后，无炮打敌阵中重火力。
敌人曳光弹这时不敢打了。我们只听见一束手榴弹下去，一片哭喊声。我们42人，随便打也能打到他们，他们却只能盲目射击，因我们不用步、机枪，手榴弹在夜里打出去，他很难立刻分辨出从哪方来的。
这是我当排长后指挥的第一战。我没上过军校，这一仗的打法全是从《上甘岭》电影里学来的。
敌人第一个波次打下去了，又从另一侧攻上来。我们地势熟，很快又转到另一面照样打了他一家伙。
最后一次，快天亮了，敌人分三路来，我听清了他们当官的喊“唰，唰！”大概是“冲”的意思，但士兵只是干吼，不敢往前来。这时我们副连长龙洪春带了援兵来，上级的炮火也开始拦阻射击，把敌人彻底打下去了。
我估计，敌人不少于一个营，在我们阵地前留下十几具尸体，更多的伤亡人员当然是被拖走了，到处可见残肢断臂、武器弹药。我们只能在近处搜索，仅火箭筒就有八具（五具打烂），机枪、冲锋枪一二十支。
我们无一伤亡！
二班李光华在主峰游动射击、迷惑敌人，起了大作用，他是四川大足人，当年新兵，才18岁。火箭筒手赵跃进，人称照妖镜，山西人，也是当年新兵，18岁。他动作快、发射准。他是孤儿，常说，排长，从没人像你对我好。可惜，他后来牺牲了。那晚上他打出的几十发火箭弹就没有虚发过。还有个新兵王占友，河北人，在阵地昏倒过五次，就是不下阵地。
上级给我批了二等功，连里报的一等。；连长李新富后来对我说：孟新祥，早知上级批功打折扣，我该报你个一级英雄，亏了你啦！我说，亏什么，没有邓副主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永远是个小“黑帮”，永世也不得翻身。
我们整整在阵地上一百天，后来又打了几仗……反正是，很苦，很苦！不说打，就是平常年月在那里活过一百天也不易的。
（我听说，孟兴祥至今没考上军校，每次，都差几分，下步可能转业。回到集团军，我向那里的首长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应该保送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当我们的建军骨干叫谁当呢？）
同志们对我们喊：缴枪不杀……
——杨国跃（排长，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之一，全国战斗英雄。）
（在某部营房大院广场上，屹立着一座雕塑，远看，它是一架巍峨雄伟的高山，近看，则是十五个正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群像。这珍贵的艺术品是来前线慰问的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留下的。但参加意见和制作的则有这个部队许多熟悉“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的人，因而部队里即使是后来入伍的战士也能在雕像前给你指出十五勇士的姓名，战士中的表现……未了，也许还会不无遗憾地告诉来访者：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杨国跃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师，这个军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都来这个塑像前留个纪念像，后来则是有组织地来到这儿举行老兵告别军营或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自然，谁都希望还能见到这十五勇士中除牺牲和因为伤重离队之外唯一留队的杨国跃同志。
我当然也见到了杨国跃。下车伊始就急不可耐找到了他的家。
假若有一位电影或电视作者要拍摄一个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的家，他的设计，他的想像哪怕是极其朴实的，大概也会和我所看到的实景相去很远很远。
他住了仅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他爱人是临时来队，他还不具备带爱人随军的条件。我奇怪的是他床上的被褥都是打了补丁的，可以说家徒四壁。仅有的“高档”物件大概就是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还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他不好意思地说：小儿子淘气，甩坏了！我这才又注意到他的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正有滋有味地啃食一个大馒头。我问：他还喝牛奶吧？他说，喝什么牛奶，牛奶啥味道他也不知……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23级，正排，每月96元，管三个人生活，还得匀出几个给老人。他问，牛奶多少钱一斤？我说一斤一个月大概十五六块吧。天呵！他惊叹一声。
（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两眼酸涩，开始讲起了他和十五勇士的故事）
我1982年入伍，1983年临战训练当班长，我们班一个四川新兵跑了，后来找了回来，连长批评我无能，我就要求不当班长，自愿当了战士，连里怕我也跑了，派人看着我。
头一仗我打好了，立了三等功，九班长牺牲，连里还叫我去当九班长，我只好服从。
防御战我们班守142高地，才五个人，连里又加强了一个重机班，也是五个人，由代理排长李海欣领着。在142守了几十天，后来又从边防团调了4个人来我们班，这就是后来的“15勇士”！
边防团的4个人来了就赶上“7.12”，有的人是死后才从名册上知道姓啥叫啥的。
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
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
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友国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
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
（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 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
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
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
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
我跟团长坐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八一招待会。以后几次见到杨尚昆副主席。他还给我们敬酒，说：前线回来的英雄们，你们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祝你们在部队建设中继续成长再立新功！听说我是不久前参加“李海欣高地”战斗的，杨副主席还专门向我举杯：为“李海欣高地”的英雄们，干杯！
杨副主席还找我们座谈，问我们的战斗情况，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说的都是战斗情况，我也就不好说别的。其实我们家乡情况特殊，是夹皮沟，一直没富起来……
“排长，再打不成扑克了！”
——唐本让（指导员）
我很想给我的通讯员雷少华写个墓志铭，立在小雷家乡的村头。
打仗前，我是6连排长。上级给我派了个通讯员，就是雷少华。他个子不大，黑瘦，一身的猪潲气味，样子有点憨乎乎的。
我对连里说，不干。连里说，他养猪可表现好呢，这回坚决要求上前线，写了四次申请。我说，养猪得行，打仗就难说了。小雷表现好，下雪天下池打水浮萍，70头猪个个圆肥，我也知道，可他一天没训练过呀。
向前线开进时，有天晚上我们的车子差点掉进深沟去，一个车后轮已悬到崖边下。小雷说，排长，我们不会死，还有后福哩。我没好气地：迷信！
我们在总攻前一晚上开进去，爬上一座陡坡时，谁都动不了啦。我把背包放下垫坐。背包轱辘辘滚下了崖脚，我也懒得去拣。大家都笑。我心想，死不了再回来拣吧。到天亮时，眼看总攻快开始了，雷少华才从后面一颠一颠跑来，在他的背包上再加着我的背包。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搂住他，用毛巾揩着他一脸的黑汗。
进攻八里河东山，团里叫我们排担任佯攻。团长说：唐本让，你要作好准备，我们给你们准备了足够的担架，但你要尽量减少伤亡……
小雷问我：排长，啥叫佯攻？我说：佯攻就是打次要方向，迷惑敌人，把它的火力吸引过来，保证主攻方向的突击性。也就是说，准备丢了我们这个排，去送死！你怕吗？他挺高兴的样子：排长，我不怕，要死我替你先死！
那一仗，我们排都换成了曳光弹，枪一响，敌人炮弹就按过来了。雷少华几次把我按倒，用身体保护我。因为我带着报话耳机，只注意和上头联系了。有一块弹片穿过我们两人膝间插到地下，要不是小雷及时把我抱住滚出两米外，我们都完了。
那次我们完成了佯攻任务，全排只伤2亡2，我和雷都安全无恙。战后，本要给雷少华立功，但他坚决把功让给了一位烈士。
防御期间，我排守卫东山主峰。到攻占下主峰的两个月后，我连已在这里加固了原有工事，大多数掩蔽部都是由3层大圆木，5、6层麻袋与虚土构成，外接堑壕、交通壕和各种射击工事。虽然我们很造孽，胳肢、胯裆都烂了，全身都是脓泡疮、虱子起溜溜，但我们情绪很高、很乐观。打扑克的劲头很旺盛。
雷少华和我打对家，我们有暗号。比如喊一声打，对方看你握牌的食指在哪个角上，便知道出什么牌，所以我们是绝对冠军，所向无敌。输家罚戴钢盔，最多有戴上七八顶的，压得腰都直不起来，边打边笑，笑掉了钢盔又得加罚一顶。
1984年7月11日晚，我们扑克战正打得热闹时，前沿观察哨一班长打电话来：排长，下面有动静！我说，你好好观察。过一会儿，他又报告：排长，真有动静呢！“激战”方酣的人骂起来了：“大惊小怪的！”我说：“放下吧，我去前面看看。”雷少华是个扑克迷，又是他蛮有信心取得又一个“抠底”战果的时刻，连忙喊：“把牌扑倒，哪个动是狗鸡巴，打完仗再接着干！”
我到前面一看，果然阵地前有异常声响。雷少华也说，还真有情况哩，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不久，老山方向传来很激烈的枪炮声。到凌晨，连长杨彩忠也来了，望远镜透过雾障，看得见黑糊糊的人影。七点过，敌人分三路上来了。
我当时很有信心，因为敌人进攻的路线正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协同计划也早订好了。
60米、50米、40米，敌人渐渐来近了。雷少华有点发抖。排长，这么多呀！我说“你怕啦！”他说“哪个狗日的怕！”
到敌人距我15米时，我一声喊“打”整个阵地枪炮声大作，子弹就像狂风向敌群卷了过去。雷少华就像个孩子过年放鞭炮似的高兴，排长，我又干掉一个，你看呀，看呀！这两个月来，小雷练射击和打扑克一样的起劲，已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排长，看呀，我一枪打在那狗日端机枪的太阳筋上！”他一连打倒了四个。
很快，敌人的炮弹也铺天盖地打过来了。我带着小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打击敌人，在几个班的阵地上来回跑。在打退敌人第五次冲锋后，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浪把我掀倒，爬起来我又向敌人射击，“咦，怎么听不见小雷喊叫了？”回头一看，他躺在地上，扭动身子想抓住堑壕上一块石头再站起来。我跑过去，只见一股血从他胸内渗出来，连忙替他包扎。
他靠堑壕半躺着，还看着我笑：排长，扑克，打不成了……突然，他一声大喊，把我推得远远的。
我震昏了，土把我掩埋了，十几分钟我中断了指挥。醒来，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雷少华的头，我以为他的身子埋在土里，想拨拉土，但土里什么也没有，那里只有他的头，似乎他还在对我笑！
我对着对讲机大哭大叫：为雷少华报仇！和敌人拼到底！……
这是雷少华第五次掩护我。在他负了重伤后，他依然没有忘记了他的责任，为我，他的排长，时刻倾听炮弹的呼啸声，时刻准备掩护我！假若，这最后一次不是他猛然推开我，我毫无疑问粉身碎骨了。他能推开我，证明他还是有力量躲开炮弹的，但他并未将这力量用于给自己求生，而是用于保护，用于实现他的诺言——要死他替我先死！
全阵地都吼声如雷：为小雷报仇！为烈士们报仇！那一仗，我们打退了九倍于我之敌的15次进攻，仅在我们阵前能看到的敌尸90余具。
事后我们才查明，敌人向我们阵地打的是苏式“撤格尔”导弹。雷少华就是这种导弹炸死的。
雷少华，云南砚山人，初中毕业参军，牺牲时年仅18岁。
战后，我和朱启副师长（现军参谋长）去了他家。事先我给少华妈妈去过信。我说：妈妈，我愿作您的儿子，请收下我吧！到了他家全村人都来看我，还放了鞭炮。村里一位老年干部对我说，按当地习惯，认妈妈是要叩头的。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别说叩头，我今生今世，愿为我的雷妈妈作到我能作的一切。
我很惭愧。雷妈妈什么也不叫我作，还不时给我捎带好吃的来。
少华，我的同志，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永远感激你，怀念你，全连同志也这样，你知道吗？每年新兵入伍，老兵复员，他们都自动向你的遗像敬礼，喊着：永远向雷少华同志学习！
他不宜宣扬，但他战功最突出
——李参谋（团作训参谋）
（我没能记下李参谋的名字，我本只为找他要一份地图，出门时天黑了，他在送我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论战功，我们团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人物，但哪儿都没有宣扬过他，因为他干过一桩丑事，有的人一听就摇头。
他叫王仁先，江苏人，1979年打仗前补充到我们部队来的老兵，打完仗上过军校，1984年战前是我们股的作训参谋。
临战训练时，有一天晚上放电影，我们住的那家房东发现他女人没来，回去找她，最后找到房后竹林里，见到他的女人和一个当兵的在一起，当兵的跑了，但房东还是记住了他的样子。
他告到团。团里很震惊。第二天清早大集合，叫这位房东来认人，很快，王仁先被认出来了！
团领导起先不信，事后找王仁先谈，他“供认不讳”，还说：她愿意……
气得领导们向他挥拳叫喊：怎么就真是你呀！
开始我们也是又气愤又惋惜！
这种事，在国外，也许算不了什么，电影上也常见的。但我们国情不同，时间地点也特殊，要打仗了，又是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房东是个瑶族。王仁先受到应得的处分：撤职，降为正排级到3营机枪连当战士。
所以令人惋惜，是王仁先参谋业务很熟，定作战方案，写文件，制图都是首长们的得力助手。他这个时候走，对指挥所工作不能不有所影响。
他1米75的个，长得很帅，很有风度。他没结婚，家乡有个对象，是个很出众的美人，在他住校的时候来看过他。据同时住校的人说，女的很热，王仁先相反很冷，从不一人去看她，说是怕自己“掌握不住”，害了人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和房东女人“好”上了！房东女人不算丑，但也不能说好看，比他的对象那是天上地下了。他为啥那样？你们作家是能揣摸出的。我想他当时也可能想到不一定还能活着回去，也许这辈子就尝不到女人的味道了，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人的“一念之差”吧！
我说了，对他的处分是应该的，不能说是小题大做。但我从当时到今天，也不认为他有多坏，更不同意有的人认为他后来的战功“不宜宣扬”的说法。
他到3营机枪连后，配合7连守146等高地。
146等高地在老山东南侧的盘龙江西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整个地形敌高我低，三方受敌，对我十分不利。阵地上一有响动，敌各种火力就一齐射过来，压得我们不敢抬头。在这样的地方坚守，光吃饭喝水就是大问题。炊事班送饭到阵地，常常遭到敌炮火与机枪封锁，一餐饭送到战士手中，已是泥一半，饭一半。吃了这样的泥水饭，许多人的肠胃受不了，解不出大便来。阵地无水，背水要通过敌人4道火力封锁线，每个人3天才能分到1壶水。7连战士硬是在这里修筑了工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经受了敌人数千发炮弹的轰击，牢牢守住了阵地，先后毙敌280名， 击毁敌坦克2辆，军车一辆，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老山防御英雄连”。
7连的战绩当然首先靠大家英勇奋战，靠干部正确指挥，但七连阵地上有个“下放战士”王仁先，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据我看，七连代理连长的各种指挥点子都是王仁先出的。
但王仁先的主要战功还不在这里，而在他钻进了敌人面前一道绝壁的隙缝里，连续观察敌人情况40多天，这是常人无法存身的地方。他不仅给上级指挥提供了珍贵的情报，也创造了一个现代人忍耐力的奇迹！
这道绝壁在敌我阵地之间的一个光秃秃的石山之上，隙缝在绝壁顶端，靠我们这面可以侧身挤进一个人，面对敌人那方则只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缝。王仁先是在一个滂沱雨夜爬上去的，从此这道细缝就成了我们的眼睛。开始他一人去观察，后来他在缝里造了三级坐蹬，可以依次挤进三个人去。但每次都少不了王仁先，因为他对老山前面的敌情、地形在战前就作过侦察，有所了解，他又熟悉地图，一有发现，便能准确计算出坐标，迅速上报。
现在谁也说不出对敌人哪些重要目标与进攻企图是王仁先最先发现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哨不只他这一处，情报来源也不仅仅是直接观察。但至少可以肯定，敌人有两个新的炮阵地，两辆坦克出现后立即被我炮火摧毁，是王仁先最先报告的，首功应归于他。
5、6、7月，正是酷暑期，当烈日曝晒时，老山地区气温高达四十度，王仁先和他的同伴（不经常也不固定）挤在石缝里，被两面滚热的崖壁夹着，就像烤面包似的。晚上，大雨来时，无遮无拦从顶缝淋在他们头上，在他们石蹬上漫上来，有时他们全身都浸在水槽里，泡醺鱼似的。
参谋长李明书来阵地看过他。他们朝夕相处几年，李参谋长竟然没有立刻认出他来。因为他的眼边烂了，嘴唇肿了，脸皮一块块翻卷下来；一身军装已磨成拖布似的条条。等认出之后，参谋长抱住他哭了，连叫了几声好同志、好同志！但第一句话说的却是：
“王仁先，我命令你立即撤下来！”
“不，我只能留在这，多少做点什么，弥补过失。”
“你已经弥补了，过分了！回去，我们给你请功，为你专门开一个庆功会！”
“等打完仗吧！”
“不，我现在就需要你去参加，其实开什么样的庆功会都不能没你……”
“这儿更离不开，最近敌人有些迹象值得密切注意……”
李参谋长没法说服他，掏出了一瓶虎骨酒来：那就再待几天来吧！支持不住时，你就喝几口，隔几天，我再给你送来。
王仁先这个时候抑制不住感情了，蒙脸蹲在参谋长面前，嚎啕大哭：参谋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同志们，给大家丢脸，关键时刻离开了岗位……
参谋长的眼泪也直往下掉，滴在他紧握的王仁先的手背上：别再提了，我们不是圣贤，谁也免不了什么时候出点岔子。
王仁先送走参谋长后，久久坐在山坡反斜面看着他早已消失的背影。
几天后，就是敌人发动“7.12”大反扑，146高地被敌人炮弹炸成一片火海。王仁先就在这天牺牲了，是一发炮弹落在146山崖上，反弹回来，在光山的绝壁上方爆炸，震落了顶缝一块大石，它正好砸在王仁先头上。
如今，那个光山上一条冲天石壁还在，石缝和三个石蹬也在，都被磨得光溜溜的。
那石壁石缝是对王仁先的永久纪念！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奉献篇
读近期报刊上讨论思想工作的文章，我很同意这样一种意见：我们以往过多强调了集体至上，而忽视和否定了个人利益、个人志趣、个人作用等存在的必要性。前者往往是一些领导人不正之风的掩护，后者则无形中成了培养国民无所作为的惰性的温床。
青年们反感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带病坚持工作、父母病危置之不顾、几过家门而不入等类的形象。我能理解。
然而，这个“奉献篇”中，我又描绘、讴歌了这类人物，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战争环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一个人的牺牲、奉献能够换取更多人免于伤亡，且这种换取又出于他个人意志的选择和个人作用的自信，他是不应该与过去文学中捏造的“高大全”形象同日而语的。
“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
——朱季历（团政委）
1984年老山作战，我是炮营教导员。
开进途中，部队路过文山。100炮连副指导员杨富华来向我请假：教导员，我回家看看。我问：你家在哪？他指了指：不远……。当时部队只准备在城边兵站吃一顿饭就上车走，我有些不高兴，心里说，不是规定过谁也不许离开么？他又说：我有急事，看一眼就转来，要不了半小时。我看了表：好吧，半小时！
杨富华原是独立师的，刚调来不久，我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话说回来，我了解也只能准他半小时假。
原来杨富华虽非文山人，但是在文山找的对象，爱人是个中学教员。
杨富华一路飞跑回家，邻居老太太说：哎哟，你咋才回来，你爱人正“生”哩，好恼火哟，喊叫了两天两夜啦。
杨富华算计过，爱人预产期已过了十天，原想进门看个是男是女，撂下几句话就走，现在又只好扭头向州医院跑。
杨富华到了爱人床前。据他后来向我描述，……实在惨不忍睹。爱人大概吃了药，正昏迷着，只见她一头乱发被汗水浸透，嘴唇上满是咬伤。病床前的岳母看见了他，狠狠白了他一眼：你还知道回来！
他跑到医院门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筐鸡蛋，提到产房外，把岳母娘拉出来：妈，我……不能久待，我是路过……这就要走……话没说完，一向无重话的老太婆跳起来喊：你走，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这儿没你的妻子，也没你的孩子……他说了句：妈，以后你会明白我。真的转身要走。岳母娘身在文山，猜出了他准是要上前面打仗，又一把把他拉进产房：都看到你孩子的脑壳顶了，就是原子弹打来了嘛，你也得等一小会儿呀！
一位老医生见他一身泥尘，一脸汗水，也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归来的丈夫，而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征战者，连忙把他和他岳母请出门外。
他抢先问：医生，大人要紧么？我要大人，不要孩子啦。老医生说：大人孩子都没事，包在我身上啦。你要能等，再有半个小时我看就差不多了。他如实相告：医生，一百多号人在车上等着哩。老医生向他挥挥手：那就去吧，快去！尽管放心好了。又给老太太作工作：他在这儿使不上劲……
杨富华后来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是从来没给谁下过跪的。那回，不知咋啦，我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医生，拜托啦！妈，拜托啦！多多拜托啦！
他一路哭回来，快到连队时，连忙把眼泪擦干。他说：叫战士们看到了，还不知怎么看我这副指导员呢。
后来他和连事务长周邦炳说了，周又告诉了我。还说：教导员，这事你处理不妥，也不问问人家回去啥事。
我专门跑到他连临战训练地，向杨富华道歉。他说，没啥，千军万马的行动总不能等我一个。以后我如活着再弥补，我天天给老婆作饭洗衣服。又说，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我要没结婚，决不找。他笑呵呵的，我的心都热了，眼也湿了。我坦率地说：要是我，我办不到！但对他只说：你的感情经得起一颗原子弹爆炸呵！
战后，他爱人带着孩子来了。我又去向他爱人道歉。他爱人说：“我当时真气昏了，心里想，看我以后还理不理你！”我说：“小杨讲了，他以后天天给你作饭洗衣服弥补。”他爱人说：“要作饭洗衣服的人我找你？”我问：“你看上他什么啦？”她说：“我就看上你们当兵的这个‘傻’劲！”
祭妻的故事
——王志学（师政委）
老山作战期间，打八里河东山的部队有个炮连，战果很突出，这个连的指导员张国强起了关键作用。他既作政治工作又指挥打炮，只要捕捉到目标，他便能立刻发出口令，第一发不着第二发准着，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人我特别敬佩，不光是他业务熟，还因我当时了解他心里有着沉重的负担，重到我认为已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他是河南人，1973年入伍，1976年回家结婚，两口子感情很好。他家只有一个70岁的老父，常年卧病，爱人对他老父敬奉照料，无微不至，还包种全家的责任田。到打仗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女孩，一切的家务重担全都压在这个女人肩上了。照他的话说，他娶的是一头“牛”，还是一头又出奶又耕田带拉车的“牛”。
到部队受领老山作战任务时，他突然接到爱人弟弟电报：姐病重…… 他了解家里，不是开玩笑的。他也早有察觉，近几年每回去探亲一次，都发现爱人过一年像老了十年，是劳累垮的。他只能用话安慰她：等我转业回来松你的套,你再咬咬牙吧！开拔前，他向司务长借了两百元钱给爱人电汇去。附言道：暂不能归，望全力治疗。给司务长留下的借条上写着：如我牺牲，请在抚恤金中扣除。
家里收到钱后，又是接连两封电报：姐病危，迟归恐难相见。他知道问题严重了，这才拿着几封电报一块找领导。团里认为情况确实特殊，虽临战训练十分紧张，还是批了他的假。但严格规定，在家只住一星期，不要超假。
连里战士也知道指导员这时回家是万不得已，但临战“失”将。大家都像失了主心骨似的，默默送了他很远很远。“指导员，有啥难处，你打电报回来……”
他搭车到昆明，连夜买了张硬座票回河南。到家一看，爱人已失了人形，一层皮包骨，嘴能动，但声音细微得很难听清楚。那二百元基本没动，还压在她铺席下。三岁的女娃在炕上炕下爬，一团泥球似的……他抱起爱人揣上钱：走，我送你上县城看病去。爱人弟弟来了，把他拉到一边说：没救了，医生说是癌，属晚期了！
一个礼拜，他清理了屋里屋外，给爱人换了铺草，洗了被褥，还买了药品、营养品，一匙匙喂她。爱人虽仍说不出话，但脸上有了笑意。三岁女娃也一身清爽，搂着爸爸又唱又跳……
一眨眼间，六天过去了。他很艰难地向爱人和他弟弟说明，他明天必须启程归队……她弟弟气得两眼圆瞪，两拳紧握。他准备好而且希望着弟弟狠狠捶他一顿，他会连眼也不眨一下承受的，但那小伙子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时，他爱人竟然从炕上爬了起来，喑哑地说：我跟你走，我要……你看着我死……
小舅子没打他，但他的话比他的的拳头还要重：什么上头规定，工作需要，这个那个，无非为的一个——想当官，往上爬，怕给上司落个不好的印象！可你就不怕人没良心，要天打雷轰么？……他一闹，亲友邻居也来了，七嘴八舌：国强呀，人生在世，功名利禄重要，可仁义值千金呀，看看你老婆这样子，你咋忍心说得出一个走字，她可是拿骨髓给你一家当灯油呵……
张国强当众无话可说，也想过再给上级发封续假电报，可又一想：不行呀，连队成分新、干部嫩，好多训练科目只课堂上过了一遍，实地演练还等着他去主持去示范呢。打仗可不是儿戏，炮兵更是开不得玩笑的，一发炮弹出去，打着打不着敌人且不论，万一落在在自己人头上可就是几十几百人的生命大事。这种事几年里还少么？他也想到部队里，家庭出了这样那样特殊情况，不止他一人，可上级还是考虑了他是特殊中的特殊，唯独准了他一人的假，他咋好再特殊呢？
他决定按期归队。夜里，他给爱人说了千万道理，贤良的女人听明白了，点了头。他又抱起女儿，把她吻了个够，泪水糊满了熟睡的孩子一身、然后给爱人弟弟留了个条：好兄弟，原谅我，但愿我还能看到你姐姐，不然我只有祈愿真有来生，让我变牛变马来报答你们……
他提起仅有的牙具袋……但门是锁着的，他只好跳窗逃出。
赶回连队后，立刻投入训练。到4月2日参加对老山炮击作战，半个多月的应急训练，换来了他的连队首战告捷的喜讯。几乎就在上级嘉奖令来到的同时，他收到了家里的电报，他的爱人在他离家的第三天，终恋恋地离开了人世。因电报是寄到部队原驻地后转来的，迟到了二十多天。与电报同时收到的，还有几封信，其中一位同族老辈这样写道：古有陈世美，今有你张国强！陈世美杀妻灭子，千古落骂名，你张国强面临妻子落气拨腿而逃，天理不容……
张国强看着这信和电报，如五雷轰顶，但他不能哭，也不能告诉别人。战斗正紧张激烈，他怕分了同志们的心，怕大家不信任他还能指挥……第二天，他一人跑到一个僻静的山谷里，造了一座坟，采了一大抱花，然后双膝跪地放声号哭：妞她妈，我对不起你呀，我给你叩头，求你原谅！是我、是我一家把你拖死累死的呀，你才二十八岁，你本不该找我呀！……
他的通讯员先看出了他心里有事，偷偷跟在他后面看到了这一切，回来报告了连长，连长又报告了团里，那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正在他团里蹲点。我立即跑去找到张国强，他一五一十给我说了。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说什么也安慰不了他，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自己那那如象滚油煎着的心。我说上山吧！他只好跟着我去。
我也采了一抱花，在他妻子“坟”前举起手，久久停在我的军帽沿上。我对他妻子的英灵说：“我们将用胜利来祭奠您！相信吧，有像您丈夫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打好任何一仗！
山骆驼——老山背工
——朱季历（团政委）
我们炮营高机连在老山，八里河东山作战期间担任前送后运任务。三个月内，每人平均行程四千公里，运送物资一万余公斤。
送上阵地的熟食是他们作的，但自己吃不上，因为来不及作，也来不及吃，几乎全啃干粮。
他们没有白天黑夜，哪儿有枪声哪儿就有他们的任务。
一次他们去662.6高地送熟食。路不熟，只凭一张地图，走错了，天也黑下来，转来转去找不到方向。带队的二排长李黎是军校刚毕业的，叫大家先休息，他从地物地貌判断出方向后，叫大家排队，说：我第一，党员在前，大家跟上！那路上说不清哪有雷场。
他们终于到达。部了一句：是不是XXX团？对方答应一声是，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是累的，也是饿的。但背囊里的食物没动。
李黎是连水人，干部家庭出身，高中毕业考入军校，刚分下来就当军工。这个21岁的“士官生”不是很壮实，按他的家境，学生时期如不算很娇贵也不会干什么重活。人们都估计他会受不了，但他一直干了三个月，每次背一百二十斤，爬大山，尼龙背带背断了十几根。直到他病倒为止。
是什么病呢？开始他自感胸口不适，后来吃东西也觉得食道梗阻，呕吐。到医院检查，医生问：你的胸部是不是在哪受过撞伤或挤压？诊断结果是胸骨弯曲变形。
当医生了解到他的经历和三个月来的劳动情况时，一个个感动得直摇头：怎么苦到这种程度，不可想象！医生又对他的连队干部说：他本人一直不说，这更了不起！至少在最近一个月内，他每背一百斤的东西，需要有背起二百斤的忍耐力！
医生用夹板将他的胸骨压平、矫正、扎紧，又用了三个月才使他弯曲的胸骨复原。
还有个彭坤彬，也是这个连的一个班长。他最能吃苦，别人扛一箱他扛两箱，大家叫他“老工人”。
我们团打那拉口子，打八里河东山，运送任务很紧张，军工，民工都累得歇下来便能睡过去。彭坤彬最能睡，鼾也打得最响，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干部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跳起来问：“有事？”你还没说话，他就说：我去！
有一天晚上，他们连每个班都跑了三趟了，山上又来了电话：又有两个伤员…… 我放下电话。彭坤彬已站我我面前。这时他颈背上已长了一个大包，是驮包磨破感染了的。我不好意思再叫他去，就说：没事，你吃罐头吧！他接过罐头，刚打开，瞅着了。我带了营部几个人上山抬伤员，刚出门，彭坤彬却带了他班上的战士来了，笑嘻嘻抢到我们前面……
后来诊断出，小彭背上的大包不全是外伤感染，也有个颈脊椎骨错位的问题。
他初中毕业，文化低一点，上学考不上，提干也就没门。战后叫他走，他要求再干一年。他说：“教导员，都走了，再打仗没人认识路呀！”
我说：“你留下，不好办呀，提不了官呀。”我爱和他开玩笑。
他说：“你放心，我自知不是那材料，不图个啥。”
他又留了一年多。
他走时，我看着他那累变了形的脊梁（他的内外伤是治好了），心里真过意不去。
我说：“彭坤彬，真委屈你了！”
他说：“教导员，我嘴上说不出，心里可懂，部队教给我的东西，我一辈子忘不了，用不完！”
论吃苦，没人可比，论能力，他比当时有些连的干部还强，尤其能团结人。我老想，这样的战士为什么留不下呢？文化重要，但当真它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么？
最近北京一个慰问团，唱了一道歌，叫山骆驼，是写给老山军工、民工的。我听时，眼泪止不住往外涌，心里想着李黎、彭坤彬，我们高机连的干部战士们……
最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弹库兵
——邱水兵（后勤分部宣传科长）
如果你未能看到过战场上炮火交飞的实景，你就去看看我们的弹药仓库吧。我们分部有几个这样的弹药仓库，离前线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不等，无论你看哪一个，地面的、山洞里的库房都是弹药箱垒起来的长城，把这长城的夹壁缝都走完，你大概会感到腰酸腿疼了。当你了解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能把你走过的“长城”在一天内倾泄到敌人阵地上去时，你就能想象得出战争是怎么个情景了。
记者、作家们写过各个兵种，各样血与火的战阵，但很少提到我们弹库兵，怕连知都不知道。
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后勤兵是真正的八年抗战，其中又数弹库兵苦累。不说过节假日，八年来的九个除夕夜，我们几个弹库都是在紧张的装卸劳动中度过的。
1984年老山作战期间，我们的弹库前场景更是壮观。后运前送的汽车在各库房两面公路上扯起几公里的长龙，日夜马达轰鸣，尘埃蔽日遮天。有时前线一小时三次电话，跟车来护运炮弹的人把办公室、过道都住满了。除了我们自己几个团的汽车出动外，还有滇南几个地州市的汽车支援。那时各弹库一点机械化都没搞起来，全是肩扛手搬，在装卸劳动量剧增的情况下，分部、兵站、库房的领导、机关干部都上阵了，医务站、通讯站的女兵也参加了。“7.12“大战前后，我们分部全体干部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过装卸场，每个装卸组8人，要求五分钟装（卸）完一车，每车都在五吨上下。
每个人都象马拉松运动员，每个人都汗流如洗，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木箱磨破了，手、肩、胸前都有被角铁划破的口子。歇息、睡眠只能在一车开出，另一车回倒的瞬间。不知有多少人累昏倒过，被木箱砸伤过。
装卸场上，人踏车滚，扬起的尘埃象大雾，尘雾沾在人们的汗脸上，便每张脸都成了一口带窟窿的黑锅。有的人被呛得咯血。
女兵们开始格格笑，后来笑不出来了，没劲了。
地方司机看着这场景感动不已。有人问：“怎么就不弄几台装卸机呢？”“老师傅，事先没想到，等想到了没功夫了！”
我们统计过，那几天我们每个人平均超正常劳动量的8倍。最多有超出20多倍的。真正的马拉松运动员来，他也不一定受得了，顶得下了。
车辆调度员石远义，连续几昼夜不停地跑前跑后，指挥车辆进出，后来他累倒了，别人抱起他，摇醒他后，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他的嗓子不但早哑了，而且是破伤了，到这会儿一嘴的燎泡一嘴的血。
班长时进，在现场昏倒，医生抢救过来后，先是神经衰弱，什么药也不能使他入睡，后来精神失常。
那时，现场没有什么鼓动、评比竞赛那一套。大家都自觉，只要有口气就不会停下，累昏的人，你拉他抬他也不下来。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前线。这些运炮弹的车辆都是从前面运下伤员的，车厢板上有血迹，四角能见到凝结的血块，以及未清扫干净的染血的草、绷带……
这些都无声地告诉了我们弹库兵，前方比我们更苦累，更艰险，时刻都在流血牺牲！还有司机们不时带回的胜利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鼓舞，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无疑，我们手中送出的每一发、每一箱炮弹都将使前线减少流血伤亡，增添一份力量，赢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再加上各级领导都在现场和大家同样劳动，也是一种鼓动，再不需要谁去高呼口号了。
有个年轻的地方司机问我们一个战士：“你们装一车多少钱？”一个老司机又反过来问道：“叫你干，你要多少钱？”年轻司机说：“像他们这个干法，给多少钱我也不干，受不了。”老司机说：“对了，抱金砖也换不来他们这股拼命劲！”这是对我们最公正最崇高的评价。
这是最紧张的时期，平常呢？也不轻松。你去看看弹库兵的宿舍就知道了，屋子里长着草。这是因为来送弹运弹不定时，不分昼夜，它来了你就得卸，所以弹库兵吃住都在库房，没功夫回宿舍。常常，放电影没人看，炊事班把饭送到装卸场，中午的饭放到晚上还没人动过。
弹库人员的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错方面。得派人日夜警卫巡逻，半点疏忽麻痹不得。道理很简单，万一出个什么事，方圆几十里都得+天翻地覆。还有，同样的弹种，生产的工厂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再忙再乱，也不能有一箱炮弹串堆，不能混装。有一箱化验弹，混在上千吨的弹药中去了，这是事后才从发货单位的调拨书上发现的。这箱炮弹由于药量已抽掉一半，如运上前线，打出去必是近弹，有可能伤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领导闻讯后连夜赶到现场，带领大家翻堆。十一个人翻了三天三夜，终于从成万箱的炮弹中把这箱有白漆标记的化验弹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又唱又跳的。还有几次，炮弹发出去了，发现装药号数有混杂现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车，堵不住则一直追到前线。虽然弹箱上都有装药记号，但我们还是要通知到用弹的炮位才放心。
我们弹库人员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更不为人知晓的还不在他们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弹库都在大山沟里，远离城镇与人烟稠密地区，长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劳累枯躁不说，没结婚的干部找对象难，结了婚的家属安排工作难，孩子上学难。干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唤：不是亏了我一个，是亏了我一家！也确实如此，希望上级认真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有这么一个小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84年打老山前，我负责带团侦察队，执行出境侦察捕俘任务。
从步兵团调来个新兵给我当通讯员。他个子小小的，脸白白的，不说话也笑眯眯的，还露着个小虎牙。本来我不会收他的，营里说给我挑来的是个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
来时，我问过他的姓名，还问过他：“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他说：“报告首长，知道！一步不拉跟着你，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你。”
我说：“保护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务完成好，要记住路，到过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传达到，能作到吗？”
他露出虎牙一笑：“这太简单了！”
第二天，春节大年除夕，驻地附近虽然老乡不多了，但还是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我们放出的侦察小组到傍晚还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到半道上去迎接。
从指挥组到国境线几百公尺，一会就到了，但不见侦察组的影。我对那一带地形很熟，哪个草丛里能钻过去，哪儿可能有雷场，哪儿可能有敌人特工队来，我都摸熟了，还作了记号。国为心里着急，我决心再摸出国境线去看看。便对他说：“小鬼，踩着我的脚印走，别出声！”他回答了一句：“没问题！”
我们下一条沟又翻上一座陡崖，来到了一个密林里。这是我们侦察队的一个会合点，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种什么鸟兽的怪叫声，很吓人的。
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实没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们侦察队规定的一个会合点，还是不见侦察组。我决定让小通讯员在这儿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顶上看看。他以为我是照顾他，让他歇着，高低不干。我如实说，怕的是侦察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伤着他，我把他举到枝桠密茂的树杈上坐起，还叮嘱他：“千万别睡着了栽下来，我至多一小时就返回。”
我在山顶上迎着了侦察组，因为要和友邻侦察队交流汇集情况，我们便顺着另一条路回到境内，又急于向上级联络报告，我就把留在林子里的小通讯员忘在了脑后。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软地躺到了床上时，才看到我对面的小铺空空的，我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小鬼！
我带着几个人没命地往山上跑。
从境内驻地到那座林子，直线距离不过两千公尺，因是丛林峡谷地，平时走，最快的速度得一个半小时，这次，我一个小时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通身就象水池里刚捞上来。
我一直跑到那棵树前，喊着：小鬼，小鬼！
没有应声，我的心正往下沉，却听到了那树杈上一声哭，开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声越凄厉。
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
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
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
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
路上，我问他：“怕吗？”
他点点头：“怕！怕得很！”
“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
“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
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
他的妹妹被拐走了……
——吴道文（组织干事）
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
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作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
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战地一百天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
战地医院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
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
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
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
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
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
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他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作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我到师部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爱人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开了：“你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说：“你先别忙哭，也别忙问我，我很好。你赶快去某某单位找某人——老袁的未婚妻，赶快叫她写封信来安慰安慰老袁，要吹，也得等以后再说，请她看在我们打老山部队的面子上，无论如何也得这么作……”女方听了我爱人的转达，立刻捎了两条云烟，捎了个字条来，老袁好高兴，打开烟分送全院的人抽。后来他们好了，结了婚，夫妻很和美。
医院最苦最凶险的还是负责前接后送的同志，没有一次不挨炮。马伟，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炮弹炸塌的猫耳洞里；卫生教导队多人受伤，队长郑继坤也作了；刘树林听到伤员在林子里哼，他去救，伤员喊：“不要来，地雷多得很！”他还是不顾一切冲过去，刚背上伤员，敌炮打来，他用身体掩护伤员。我的通讯员小古，头天献血，第二天去前接伤员，眼一黑，从桥上栽下去，腿骨折断。最突出的是胡龙泉，他送一个受伤的副指导员，遇敌炮击，炸断的一棵树倒在路上，车过不去了。这伤员下颏打穿，气管切开，万分危急。胡龙泉叫车开到一个隐蔽地，用嘴吸出伤员堵住气管的痰，把他抢救过来。
前接后送中，我们没有一名伤员中途死亡。危重伤员在我们医院死亡率只0.37%。
传奇女护士
——张致斌（后勤分部纪委书记）
（她叫刘亚玲。我从成都出发时军区后勤政治部领导嘱我一定要采访她，还希望我给她写篇大文章。我到文山军医院找她时，她上山采药去了，后来我到了分部，领导们也一再介绍她，赞扬她，并叫她的医院连夜派车送她来分部“向作家汇报”。我们开始谈话时，刘亚玲就坦诚地表示：“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导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道，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也不想多解释……”我说我去过文山专程找她，我也不知道分部领导下令叫她来。还表示：“我决不写你，也不想叫你说什么。不过你们分部张副政委向我讲了你的情况，要我回去向有关首长详细报告，所以我只想将他介绍中有关你在前线救护伤员的事迹核对一下，免得出差错或再给你加一道枷锁，你看行么？”
她欣然同意了，并且在核对之后主动讲起了她在前线的风闻与感慨。她自己说，有些话是她从来没说出过的。我对她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总之我们谈得很坦率。最后她同意了我可以写出张副政委——现纪委书记对她的介绍。）
刘亚玲，又奇特又难得，又可气又可爱，又倔又怪。
她1963年生，家在西安市郊。1984年8月由第四军医大护士班毕业分来文山军医院。
她学过医学统计学，发现我们国家战伤死亡率比一些先进国家高，从朝鲜到这次战争都如此。她也发现前线对有些伤员救护不当，感到在医院不如到前线阵地去直接救护能使自己在这方面积累一点经验。她还看了一本叫《南丁格尔传》的书，书上讲的南丁格尔是一个英国女护士，家里很富有，她却跑到战场上当看护，并有很多创造发明。刘亚玲很崇拜这个人，更坚定了去前线的决心。
她先后给各级领导写了七封信，要求到第一线去。开始我们没有同意，只考虑到她一个女同志去一线不方便，是出于对她生活、安全的关心；对她在事业上的理想追求了解不够，理解更谈不上。
为了能参加阵地救护，她用节约下来的节假日几次到前线。1986年4月，某军路过文山，她去看老乡，人家邀她去，她也想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作调查，便提出请假回家探亲。但她没有回西安，而是到了前面一个营救护所。到假期快满的时候，她给医院桑院长写了信，说她回不来了，说了理由，也说了些过头话。医院要整党了，她是党员，院里两次派人去叫她，她不回来，话说得更不好听了：“开除党籍也不回去，除非抬了我的尸体回去！”医院又给前面部队写了信，请他们帮助动员她回来。就在这时，前面部队来信调她，我们不同意。确实我们有个想法，怎么能想到哪就到哪？后来人家还是动员她回来了。这次准假一个月，她离院两个月。为这件事，医院从上到下有反映，院领导提出给她处分，9个党员讨论，4个同意留党察看，5个同意严重警告。院党委报到分部党委是严重警告，分部没批，所以一直没公布。
到1986年12月，她又要求到前线。我打电话和前面联系，军里同意她去，但不是调动。1987年1月她负伤住院。出院后她又去探家，3月回院，小组、支部通过了他的党员登记。登记前是叫她作了检查，大家认为她态度谦虚诚恳。
应当承认，是军区傅全有司令员转来《解放军报》一封“今日来信”才引起我们对刘亚玲的关心与重视、促使我们对她在前线的表现作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的。
按照傅司令在信上的批示，分部派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前线调查了解。她的事迹确实是了不起的，感人的！
她先后6次去前线（三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参加救护过的伤员130多名。（刘亚玲：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
平时她帮救护所、连队、炊事班作了许多工作，还和到前线采访的一位摄影女干事举行过两次电话演唱会。
1986年5月2日晚，某部六连战士，音乐学院学生徐良左大腿中弹负伤，动静脉破裂，送到营救护所，刘亚玲配合其他医务人员给他重新包扎止血和输液。由于徐良伤势重，她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守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袋。通过狭窄堑壕时，她钻到担架底下跪着、爬着走。上车后，因车颠簸，她用一手抱住徐的伤腿，一手垫在他的腿下。我见过徐良，他至今很感激那护送他的女护士。
炮手高海元遭敌炮伤，刘亚玲背着多处负伤的大个子小高跑了一百多米，使他及时得到抢救。
1987年1月5日拔点作战，刘亚玲先一天赶到营指，要求到前指救护所，副团长不让她去。次日战斗打响，她跟着一个录像员上去了。在通过敌火力封锁地段时，臀部负伤，她没和别人说，自己跑到一个隐蔽地拔出弹片，便投入抢救伤员。在前沿救护所，刘熟练的包扎与穿剌（输液）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医务人员在这次战斗中救护25名伤员，无一死亡。有个伤员多处负伤，衣裤被剪掉，赤身露体，刘给他包扎输液，他大喊：“不，不！刘说：我都30岁了——其实她24岁，是你大姐姐，怕什么？一位医生说：“这回没她，有的伤员就救不活了！”
这次战斗后第三天，刘再次要求参加拔点作战。战士不让她再往前去，要通行证看。她掏出“光荣弹”——防身自卫小手榴弹，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战斗打响后，敌炮不断落在救护所的山洞内外，弹片飞进洞内，刘多次往返洞内外救护伤员。她忍着自己的伤疼，20多个小时没吃喝，参加救护伤员近40名。
一星期后，她的伤疼终于支持不住了，才回到师医院检查，师医院见她伤口已感染化脓，立刻送野战医院，在那里她一度高烧昏迷，后来作了伤口缝合，创面植皮手术……
调查回来，分部党委在听取汇报时都对她的事迹深为感动佩服，立即决定给她立一等功。又派我到医院广为宣扬。我开了八次座谈会，大讲特讲，对过去我们对她了解、关心、支持、宣传不够，作了检查，以此扭转一些同志对她不正确的看法和议论。
1987年八一，刘亚玲出席了全军的英模代表会。
现在使我们感到有点恼火的是，一些人对刘亚玲还是议论纷纭、冷谈她、不安逸她。刘亚玲自己也为此感到苦恼，不那么舒畅。给她的荣誉越多，宣传越多，统一思想越多，越加剧这种状况！
问题在哪？还不能笼统说出于嫉妒，出于“红眼病”，也不能怪她自己，她现在“注意”多了，“尾巴”是夹着的。归罪于领导，那也太冤枉。问题在一些记者的“起哄！”
对刘亚玲有过那么几篇报导。有一篇为了突出刘亚玲到前线的动机，把文山军医院说提无所事事，一个个闲得发慌，想到哪就到哪，唯独刘亚玲去前线不行，还给处分。文山军医院是离前线最近也是最大的医院之一，多年来都是超负荷收治伤员，一段时期，过道、办公室都设了临时床位，有的医生累昏倒了，爬起来又上手术台；有个护士正奶孩子，她妈妈抱了孩子找到病房，孩子饿得大哭，她还是抽不出时间来，把伤员们都感动得大声“抗议”：“喂孩子，喂孩子！……”几天几夜吃睡都在病房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医院也多次派人去一线救护，前运后送伤员……所以这个医院对刘亚玲的意见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对她本人的，而是对一些关于她本人的报导！（刘亚玲：是的，有的报导假得不能再假！）他们说，为什么要为“树”一个人搞灰了我们一个单位呢？
这个院老院长桑长祥，是个老边防，老模范，老黄牛，有的报导把他形容得不像样，给人一个武断专横、愚味无知的印像。他有次向我哭着说：整党要百分之百的党员参加，不参加的要根据不现情况处分，这不是你们上头的规定吗？文件规定的吗？我叫她回来，参加完整党再去。怎么就不可以呢？
由此，又引出对刘的处分该不该取消的分岐意见。有的人说，立一等功可以，但处分不能撤，功过分明嘛，她在前线抢救伤员有功，擅自行动就是不对的！——原先我也是这个看法。刘亚玲的严重警告处分分部虽没叫宣布，但事实上是处分了，如后来一次该她调级未调。现在医院主张按功劳给她晋级，但不能补调。我们准备宣布对她的处分无效，级别补调再晋级——不过分部党委还没最后决定，你先别说。
对“今日来信”的那位记者，我们也有个意见：他到前线采访刘亚玲后，来到医院找了桑院长，桑院长说明情况后，他曾明确表示：这个人——指刘亚玲—，不宜宣扬！……
桑院长表示：对刘亚玲，我们将全力支持培养，有什么意见不能对她来，但希望记者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搞这行的爱找戏，为了有戏就找个“白脸”，这不是培养年轻人，是给他们“下烂药”！
（采访回来，我从报上得知，刘亚玲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祝愿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也希望她周围的同志对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理解关怀，还有宽容。她己说，她主观任性，脆弱——有时感到孤独甚至绝望，克服这些缺点，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帮助。
刘亚玲，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一道枷锁？但愿不是这样！）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亲情篇
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有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我的一段罗曼史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个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国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等我们撤下阵地回家探亲才知道，她一点也不坚强。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岳母说，她天天跑43陆军医院，说是看伤员，其实是看有没有我或我们连的人。她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跑医院，加上经济不宽裕，她好几次累昏过去了。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我的家乡贵州湄潭风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环抱中，有小台湾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迁到那里，琼瑶也写过湄潭。
河水清澈，落叶随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叶。
我负伤住院时，文工团一位女演员送我一盘钢琴曲录音带，是外国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大山、荒凉的河滩、落日残照下的原野……
妈妈曾经问我：“你长大干什么？”我说：“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妈妈吓坏了，很伤心地说：“你真没志气，为什么不在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作个让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读初中时，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当兵了，都是有门路的人家子弟。他们穿起军装回校告别时好神气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刚想了个开头，我自己脸红了：你算什么？
我也有过一次意外的“走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湄河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没脱，跳起水里追了很远很远，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学校感谢我，县广播站也表扬我，学校叫我入了团，县委发了优秀共青团员的奖状。
妈妈见了盖大红印的奖状，抱着我哭了，说：“你真争气，可以后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点分数线，这时父亲的问题刚平反，说是“中右”，属人民内部矛盾。
我想报考军校。“妈妈，我想当军官，当将军！”妈妈说：“别说梦话，军事院校哪会要你？”她认为，爸爸虽然平反了，但在别人眼中我们还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她说，填了也白填。
结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陆院的录取通知，我高兴死了。从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妈妈无数遍说：“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
我认为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的悲伤与冷漠，开始了我无边无涯的锦绣前程。
在军校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览群书，立志当一个同时是政治家的将军。
假期，我穿了军装回家。妈妈看着我，总看不够似的，老说：“你真争气！”我说：“这算什么？你看我将来的吧！”
我自那时很狂。分到这个团，第一次见团长时你猜我想什么？“团长，不出十年，你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当排长。全排连我才六个人！我是学过营指挥的呀，怎么才给我五个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书上一句话：“挫折就是奋起的机遇。”
我注意军人姿态，值班时很负责，口令一发出，全连肃然，战术演习，谁的动作马虎点我立刻纠正。果然营团首长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调任一排长，有了三十几个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团嘉奖，同时宣布调任团侦察排长。
这时，侦察排已在老山前线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历来侦察排长都是排长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学院我就知道，老山前线的侦察兵和越南特工队是怎么较量的！
我很想和团里说，我不行，我才20岁，在家时，还从没离开过妈妈十里远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这时哪怕在人前皱一下眉头，我就从此被人看扁了！
连队领导和我的几位同学送我上火车。车一开，我悄悄地抹开了眼泪：在我面前笨有千万条路，我怎么就单单选择了这一条呢？小火车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杀场！这个侦察排长的任命呀，它不仅可能淹没我的将军梦，也许会把我的命都断送了！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作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个，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奖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于未婚妻赤诚炽热之爱，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我给未婚妻写了信，如实说了我的伤情，要她速来。同时我千叮万嘱，对我妈妈只说我来到昆明学习。我写了“我只希望你一人来，只有你能抚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伤疼与思乡之念！”
我把这封信给小J看了，她照样来，但来得不勤了。不久，她去了外地演出。
我天天盼着未婚妻来，从早到晚眼睛没离开医院门前的林荫路。但她不仅人没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
后来，我的母亲来了，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我与妈妈姐姐拥抱时，我含泪的眼仍盯着病房门，姐姐说：“看什么，她不会来了！”
姐姐告诉我，她和别人好上了，正忙着作结婚准备哩。
我根据姐姐提供的情况，掐指一算，我的“未婚妻”和别人交换彩礼的日子，正是我倒在敌人冷枪下的同一天，那一天是4月28日，我刚好满21岁。
小J从外地演出回来了。我在她回来前得知，她和一位英俊而有为的运动员好了。我对她说，我的未婚妻来过了。我们相互表示着“热烈的祝贺！”
我不埋怨她们中任何一个。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的安慰！我也不埋怨命运，我还年轻，面前的道路还长着哩！
战争，女人怎么走得开……
——王昌群（地主商业干部，烈士的母亲）
1979年，我老大刘光去打仗，我心里着急，但嘴上不说。白天上班，晚上睡不着。他爸爸那时在文山军分区当副司令，也到前面去了，都是几个月不见一封信，一个电话。我快疯了！
不久听说，前线要撤军，商业系统要抽一些理发、照相的人员到前面服务。我向文山商业局领导要求去带队，其实是想早点知道儿子的音讯，早点看到他。
部队多得很，找到儿子的连队不易。我饭也没吃，晚上悄悄跑到烈士陵园去看，划着一根根火柴照着木牌墓碑，火柴划完了，我的心碎了，腿软了，最后昏倒在那里。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我的刘光。
我找到他们团。一个干事说，刘光他们的侦察连还在那面，要最后撤。我好说歹说，要了伤亡登记簿看，还是没刘光。
又等了几天。我自己也知道心跳不正常，常常瘫在地上，脑子明白，手脚不能动，还不敢对人说，想着死也得等到儿子的消息。
那一天凌晨四时，我听到刘光喊：“妈，我回来了！”我以为是梦，还真是他！他头发多长，胡子也长出来了，奶声奶气又还是个孩子，多高兴地讲，他们连队打得好。
战后，刘光提为排长，保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走前他叫弟弟刘明给他的女同学段林送去一封信和他的战场日记。日记中写道：“为了祖国，我敢于流血献身，我死无遗憾，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向她表白我的爱情……”
刘明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吃惊，因段林比刘光大两岁半。
段林开始也觉得年龄不合适。
刘光又给她写信，讲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年龄不是问题。如你不爱我我就从此不打扰你……”
他们开始在一块散步。我想说服刘光，他说，除了段林，我谁也不谈。我又找人做段林的工作，她回答，我们已决心相伴走到生命的尽头……
老刘找儿子谈：“你们喜欢我们也喜欢。”规定了几条：“她比你大，女同志显老快，你现在喜欢她，将来也要喜欢她，要爱就爱到底；你现在要到南京学习，学习回来还要工作几年才能结婚。”刘光答应了：“爸，我们说定了，谁都不许反悔。”
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请了段林父母来作客。她父母工农本色，说话很实在：“这不现实，不班配！”老刘说：“我们都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刘光在南京学习，回来度假和段林形影不离，感情很好。
刘光成绩好。前年（1985年）12.9，他学院邀请我去作报告。他的教员都对我说，刘光各方面都表现好，学习成绩全优，跳高跳远游泳也是第一，有的记录至今还没人打破。
学校要留他，他坚决要求回连队。老刘也支持他：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是在基层锻炼成长。他回到云南，省军区要留他，因他学的侦察，那里需要他当教员。他不干。人家还来动员他爸爸作他的工作。他爸对他说：“人家确实需要，不是照顾，也不是走后门，你就服从吧！”我说：“如今谁不是往机关钻，厕所也比前面的指挥所强，你怎么就不实在点！”他说：“妈不懂，我身上有战友的血，我的文凭上也是战友的血凝成的。我有体会，一个指挥员的精明能干，能减少多少伤亡，尤其是侦察兵。正因为我实在，我才苦学了这两年，才选择了回前线这条路。”
这个死老刘，他又站到了儿子一边。他一句话定了盘：去吧，好好干！
（刘司令员在一旁听老伴数落，只抱头不语。）
他回连队当副连长58天，带部队出去侦察45次，抓了舌头回来。1981年12月5日，他牺牲了！
他牺牲时，老刘已调到保山。前两天我还给段林寄了两百元钱，叫她买点木料，多少准备点结婚的家俱。当我们赶到刘光师部时，段林已在那里等着。她穿一身黑衣，哭得泪人似的，瘦得让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下了车，我不能动了，是人家把我抬进屋的。
三个花圈，父母的、姊妹的、未婚妻的。段林不同意落未婚妻，要落上妻子段林。老刘说：“姑娘，你还年轻……中国现在还有封建思想，落上妻子，对你将来有影响，你应当还有自己的幸福。”怎么劝说也不成，最后只得依了她。
追悼会后，她又说“爸爸，妈妈，我伺候你们一辈子，你们不要我，撵我，我也是你们家的人，决不再嫁！”
我不能拂了她的深情厚意，把她带回了保山。
骨灰盒被她抱进她房里，房子布置得像新房。晚上，我怕她出事，打开她的门去看。她抱着刘光的骨灰盒睡。我说：“孩子，这不行，不行，太苦了你！”
她又提出：“妈妈，我要和小光去办个结婚证！”我当然不同意。“哪有这么办的？”她说：“是刘光叫我这么办的！”她摊开了刘光好几十封信，封封写着，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可能牺牲……我对你只一个希望，代我常看望、安慰我的双亲，代我尽孝！
“妈妈，我是怕你二老伤心，才一直没让你们看这些信呀！”段林说。
她真像个“儿媳妇”，家里什么活她都抢着干。
我也只想咋个对她好，对她一分爱就是对儿子一分爱。
但不能老这样呀！我们不能误了她的前程，她的青春呀！她在我们家，那日子也太难受了。关上门，她就看刘光的照片，听他弹吉它唱歌的录音。吃饭时，她加个碗……成天在眼泪中泡着，她这样，我心里哪受得了？
她住了四个月，老刘只好打电话请了她爸爸来。两人计议着怎么把女儿哄回去。她爸说：“你超假太多，人家要规定除名了呀！”她要老刘帮她调到保山来，老刘说：“这事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只有慢慢来。”
她怕丢了工作，只好回去了。回去了还是一两天就是一封信。我给她写信说：“不见你信我盼着，见了你信我泪流成河，孩子，当有一天我听到你得到了幸福，我的泪才会不再流……”后来，她终于结婚了。不是她听了我的话，而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有人说她抓住了一家当官的，人死了也不放！这些烂舌头的！
她走了，我们老两口守个骨灰盒，你说那日子怎么过？
分区陈政委来说，把你小儿子调回来吧，人家能理解。老头子不干。
小儿子刘明是1980年当兵的。哥哥的丧事他参加了。清理哥哥遗物时，有五发子弹，他拿去，用红绸包起来。这是二姑娘后来告诉我的。上级给他哥命名“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授二级英雄奖章。刘明代表我们家在命名会上发言表态，要为哥哥报仇，向哥哥学习。
要打老山了。我到昆明开会，知道了刘明的团是主攻团。老刘的一位老下级来看我，说：“你一个儿子牺牲了，我负责把你小儿子调出来。”老刘听说了，大叫：“怎么能这样干？这时候调出一个人，一个司令员的儿子，要搞垮一支部队的士气！”还骗我：“没关系，刘明的部队是打预备……”
打起来了，我再不跟老刘说话，他也没句话安慰我，有空自己端个小板凳坐在后院。
有一天，我在上班，老刘坐着小车来接我，——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刘说：“没什么，小明负了点伤。”“要紧不？”“伤重一点……”我说：“只要儿子活着就好……”到了家，我见到的是小明的指导员，没有小明，我一下子昏倒了！七天里我没吃东西，靠输液。
二女婿陈加勇本已确定参加医疗队赴前线，现在家里出了事，他医院的领导主动来说，加勇不去了，这不单单是院领导的意见，也是全院了解你们家情况的同志们一致要求。老刘只说，先不定吧，以后再说。后来二姑娘两口子对我说，加勇在军医大学外科，前线缺这方面的人，……不去，将来不好说……我一听，把针头拔了：“等我死了你再去吧！”老刘这回流泪了“我也不想他去，可加勇心里一团火似的，我怕这回拉了他的后腿，他会后悔一辈子，埋怨我们一辈子呀！”
加勇守在我床前，什么也没说，几天变成个老头样。我想，谁叫我嫁了个当兵的，如今又是全家皆兵呢？我说，加勇，给我拿上那瓶好酒来。他说：“妈，干啥？”我接过酒，交给他，说：拿去，叫全家给你送行，剩一半，到前线洒在两个弟弟坟前！
加勇去了半年，在前线立了功，入了党。
……
我给你说这些，不希望你报导。当今社会，什么人没有？省里、全国给了我好多荣誉：五好家庭、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俩孩子生前部队、学校要我去讲话。我回来，一个邻居喊：老母鸡上房了！……还骂孩子，你咋不死，死了我也捞分光荣嘛！你听听这话，还是个老干部家属哩。
我恨死了老刘，我十六岁参军，二十岁和他结婚，后来跟他守边防三十多年，我什么苦没吃过？一个女人应有的福我没享过一天，一个女人受不了的罪，我全都受了！
有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照我说，有战争，有亲人在战场，女人走到天边也走不开，走一辈子也走不开……
“阵亡者”回来了
——胡祖美（集团军宣传处长苏应奎的爱人）
（这是我在老苏家作客时女主人偶然摆出的一段“龙门阵”。）
你应该采访一下当家属的，写写男人在前方打仗时家里人心头是个啥滋味。
这滋味我可尝够了！当烈属的滋味我也尝过！
1979年打仗，老苏先来过一封信：这可能是最后一封信了……情况你会从最近的广播中听到的。
我当时在我们家乡当公社副书记。接到这封信时，南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一天到晚就抱个收音机，尖起耳朵听前线的消息。正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成天跑乡下，其实在躲开熟人的眼睛，不叫他们看出我心里的焦愁。路上我还是在听广播。明知广播里也不会传来他老苏什么消息可就是离不开它。
好几回，明明要往西，却走到东，走着走着，想不起自己要到哪，干什么去。但有一件事总也不忘，一早一午在公社门口等邮递员来，也是明知老苏这时不会有信来，但还是一回不拉地等着盼着。
广播上报上说部队已撤回国了，这就不是在门口等了，而是守在乡邮电所，等电报。全公社有十几个人上前线，十几家都有人在等。最后都等到了！只有我……也等到了，但比人家晚了两天。这两天我差点没疯了！电报上“平安”两字一下子抹去了我满心的忧伤，回到家我一顿吃了两大碗泡饭，把空了几天的肚子填满。等身上有了力气，我就开始在心里骂老；苏了：“你龟儿，既然平安嘛，为啥叫我多等了两天呢？”
这之后有十几天，我就不再等啥盼啥。部队回来了，仗打赢了，男人平安无事，我也就万事大吉了！一心一意搞我的工作。
这天，傍黑了，我从乡下回来，推开办公室门一看，有封信，老苏来的。我不急不慌展开一看，妈哟，你猜写的啥？
祖美：我但愿你永远不要接到这封信，如果你接到了，那就是说，我回不来了！我希望你坚强，代我孝敬老人，抚育孩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信奉共产主义道德，不信三从四德那一套。我希望你改嫁，祝你幸福！——这是大概意思。反正还写了很多：战争的正义，军人的责任，他死无遗憾，唯愿我能度过这人生最艰难的一步，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等等！
读完信，我大哭大叫。这时候我就再不顾我在公社大小也算个领导，要注意什么影响了。是别人把我搀扶到家的，我的两腿再站不起来，眼目前天旋地转的。
不用说，我的老母亲、小女儿也被这封信吓惨了，哭得天昏地暗的。
过后，还是我自己看出来，信是2月10日战前写的，电报是最近来的。可是，信上明白写着，如果我收到这信，那就是他回不来了，也等于说，如他活着，他就不会再发出这封信。无疑，电报是假的！是他的战友怕我等急了，为安慰我发来的？但会不会是这封信发错了呢？
我一连给他去了多少封信和电报，都不见回复，但他的一位师首长（我去部队探亲时认识）给我回了一电报：应奎外出，他平安，勿念！这电报解了我一层忧，又多了一层疑。
晴天霹雳是一次走在路上“遭遇”到的。
我碰见了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我和老苏都是她的学生。她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张口就说：“小胡，你要坚强些！应奎的牺牲，是我们学校的光荣……”我连忙问：“老师，您从哪听说的？”他没有发现我的身子在摇晃，回说是从县上一位领导那听说的。
好心的老师如不说从县上领导那听来的，我也许会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自己闹出的误会！”她一说县领导，我扑通倒下了。
（老苏指责妻子：县领导还不是听说你哭闹得死去活来，才闹得满城风雨的。
妻子反责：你还好意思说，龟儿把老子的心都在油锅里煎过一盘了。）
我当时哪还有脑子分析：“‘风源’在我自己身上！我跑去找县领导问，回答说只是听说，没有确切信函。从县到公社，领导对我都很客气，到一家，总是荷包蛋，麦乳精什么的端上来，这就更使我多了疑心——他们在瞒着我！
半夜，小女儿从梦中哭醒，又闹又叫：“爸爸，爸爸！”问她看见什么了？“爸爸一身血，死了！”
我老母亲迷信，说三岁孩子不会作谎梦，她在屋里又烧香又化纸，自言自语：应奎，你要赐梦就赐给我吧！你有啥丢不下的心事对大人说吧，别吓着你孩子！
妈吔，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五月端阳来了。那天我妈在厨房包粽子，大概是想到给女婿祭奠一下吧。我在自己屋里把我们影集又翻了一遍。
突然，邻居一个叫永红的姑娘尖诧诧地喊：“胡孃、胡孃，苏叔叔回来了，苏叔叔回来了！”
我隔窗看到了，是他！穿一身崭新的绿军装，头上红闪闪的五星，胸前亮灿灿的奖章。我没有立时冲出去，我在看，看天看地，看是不是又一个谎梦！
我妈才有意思，手里还提着一把剁肉馅的刀，迎着归来的亲人，又是笑又是哭。小女儿最先说话：“爸，你不是死了吗？”
一家人问候、欢笑、数落、解释，闹喳嘛了。
邻居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第二天全公社都跑来看“死人还阳”。公社干部想了一计，干脆搭起高台，请老苏给乡亲们作一场报告。
老苏开场白不错：我一不是功臣，二不是模范，我这胸前带的不是奖章，是打了这一仗的人都有的纪念章，不过我还是能给你们讲很多前线的事，因为我跟英模报告团跑了一路，又是个宣传干事，专给英模写材料的。
我们公社干部知道大家最想听啥，大声说，我们先请应奎讲讲他怎的要给家里寄来一份遗书好吗？大家好拍手。
老苏说，大家都知道，我奎娃子从小是个糊涂蛋，干啥丢三拉四的。打仗前，好多人都准备了一份交代后事的遗书，留在后方留守地，打完仗，平安回来的自己把遗书取回走了，负伤的由留守人员按名单把信退给他们。唯独我，把这事忘了，一个通讯员把几十封遗书一块投进了邮筒。我也再没想起，只以为给家里发了平安电报，又跟报告来到四川，不久就能回家来，也没给家再补一封信。
（老苏插话：你是老宣传工作，知道打完仗后宣传科那忙劲，战评通报，总结，英雄模范材料，接待记者、作家，来队家属，筹备庆功会……）
那次报告还蛮成功，讲了英雄事迹，也为我的哭闹作了解释，是事出有因，不是我得了神经病！
跟着老苏，我倒八辈子霉呀！他现在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家务事我一人担，原来我是公社副书记，现在在杂货公司收酒瓶子，我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思考篇
我虽仍穿着军装，但十几年不曾好好接触过部队了——也算是分工不同使然吧。十几年后重返，我对它有一种恍如隔了一个世纪的感觉。
外表上看部队的着装、内务、队列等等还是我熟悉的，但人员的精神面貌大不同了，最突出的印象是她再不像过去那样鸦雀无声了。
十几年前我们干什么呢？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个连甚至一个团集体背诵语录，背诵“老三篇”。
我给年轻的战友们讲这些，他们捧腹大笑。有人问：
“你当时干什么？你不觉得可笑么？”
“我……觉得可笑，但我不敢笑。”
“你打过仗么？你看不出那一套在战场上毫无用处？”
“我……看出了一点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得出，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这就是当年的鸦雀无声！
今天，我无论找个什么人来谈，在谈了他们的亲历与见闻之后，必有许多条他们自己的“认为”和“体会”，这是他们的议论，也是他们的思考。从战场感受到国家命运，从军事到政治、经济、文化，从现实到历史，对上级的批评意见，无论是在座的不在座的，是直接上司或高层领导，都指名道姓，有褒有贬，毫无顾忌！
我不认为他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对的，更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严谨确切，但至少这些意见总体是一个呼声——军队也要改革！值得上级认真听取，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
不能说我们军队这些年没有改革。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不复存在的本身，人人议军议政的本身，说明我们军队在响应和贯彻邓主席解放思想的号召和“鸦雀无声不好”的指示方面，已经腾飞到一定高度了。
对新时期建军思想的思考
——张又侠（副师长）
（他现在37岁、将门之子。1968年父亲被批斗时托昆明军区一位战友将他带到云南当了兵。他见我开宗明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沾了父亲的光，实际上我受他的连累可大了，我是自己打出来的！”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太狂！”但也不止一个人说：“该他狂！小子真能打！进攻老山时他指挥的团担任侧攻，七分钟拿下662.6高地，然后又扫荡了这高地前一大片敌人阵地——有友邻团一个营参加。7.12粉碎敌人大反扑，他的团在最前头顶着，打得漂亮，再建奇功。”
下面记下他的一段话，只是他与我四次长谈中的一小部分。不难看出，“小子”见解很新颖，也很大胆，个别话也许有点儿出格。但我在想，像我们这一代比他大十几二十岁的军人，终生都不曾说过一句出格话的人，不是除了比他多穿烂十几套军装，至今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作了什么，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吗？我们在十几年前他这个岁数的时候，什么时候说出过一句自己的思考，拿出过一个书上没有过的观点见解和主意？
希望在他们和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当然还有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但不能太晚了。因为世界不会停下来等着我们跟上去。）
……老山，从进攻到防御，到彻底粉碎敌人精锐师团大举反扑，是我军自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合成军作战程度的提高。
……中国军队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决不是这个样子，越南他岂止远不是对手，他跟本不敢动，他背后靠山再硬也不敢一味胡行！
宣传对越作战，这样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声势、规模、格调不能太大太高。不然老百姓会有这么个问号：这是你十亿人口大家的军队光荣么？
1979年打出去，邓主席提出“杀鸡用牛刀”。这不是他一贯的战略思想，他一向是主张精兵强将，出奇制胜。大概也是考虑到军队好久未打过仗，十年浩劫给它留下满身创伤等方面的因素。
那一仗，政治上是胜仗，达到了预期目的，军事上也比预想的好，至少部队没打散，但战术上不敢恭维，老观念指导现代化战争，暴露的矛盾很突出。有炮不用炮，提出要用奇袭突破敌前沿一线阵地，用这种笨招对付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越军，使它得以节节退却，在它熟悉的地形上对我阻击拦截。我们大兵团在依山傍水的小道上未能形成总体优势，打出很漂亮的歼灭战，更不可能像我们有的同志事先想像的出现我百万雄师渡长江后的形势，给他一个“秋风扫落叶”，而只是给他来了一次“赶鸭子”。相反，我们有的部队在一些地段遭敌埋伏，伤亡不少！这个仗，要放到现在是很好打的：集中我强大炮火，突袭前沿，让它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然后我大军长驱直入！那样时间也许用不了十几天，战果不知大多少倍！
有人说：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对象特殊，目的特殊……不能那么干。我认为，任何一次战争都是特殊的——一次与一次不同，何时任何一次战争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尽快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如此你就干脆别打，要打你就难免自己吃亏！
朱可夫说：打仗不用炮，那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没想到，他这话说了几十年后，我们还给自己开了这么个玩笑，天大的玩笑呵！
老山攻防战，虽不尽如人意，但在指挥上体现现代化战争观念与规律，在步炮密切协同，各部队支援配合上，应当说是我军初步实现现代化后一次最成功的战例，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标志，也是我们多年梦想的实现。当然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转折最集中的体现又是7.12大战。
我说是多年梦想的实现，这就不能归功于某一个指挥员。像科学家搞发明一样，是多少人的心血，是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实力有所增长的结果。
对比1979年那一仗来看，再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光喊口号，我们只能走清朝军队那条路——在任何敌人面前都一触即溃！
我们也不能再再拿建海军的钱去建颐和园了！
军队不能腐败。中国军队如果指挥思想再解放一些，把精力用在研究军事上更多一些，针对现代战争的需要把部队训练再搞好一些，我们定能创造出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邓主度提出栽军一百万，目的是加强加速军队现代化，决不是如有人误解的，世界从此太平无事了，我们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观念更新，要对军队从建军思想上、原则上、根本体制上进行一系列改革。
军队属谁的？首先是属于民族的！
我们的敌人是谁？谁侵犯了我们民族的疆土与利益，损害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剥夺了我们民族对世界应有的发言权，威胁着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权，它就是我们的敌人！
军队的最高任务是什么？保卫我们民族的“四化”建设与和平劳动，保卫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发言权与生存权！
我们过去太多地讲了阶级斗争，太少讲民族利益，我们讲了太多的国际主义，太少讲爱国主义。
过去，我们还以我们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为而自豪自夸。这个算我们的光荣吗？美国成立二百年起，国内无战争，它把战争引到国土之外去打，使美国今天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能说不是美国军人的光荣？
把战争引到国外去就是侵略？不说远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遍布它的军队，能说它是侵略？
朝鲜的例子不用举了，是说战火烧到了我们国门口才派了志愿军。假若它不烧到我们国门口呢？那当然就不能派了——这就是我们过去教育上的片面性！
种种陈腐的、僵死的、功利性的军队政治教材必须清理，对几十年来一贯制的建军思想、原则、体制都要重新认识，清除它不科学不合理的部份。这些部份极大地限制了、束缚了、阻碍了我们在近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对部队、对人民的动员工作。昨天你说的越南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今天你们又说它是仇敌加恶邻。支援柬埔寨？柬埔寨和我们中国多大关系，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们自卫？怎么我今天守的山头在越南这一边？指导员回答了：军人服从命令！叫你守哪你守哪！他服从了，守了，但他心里是否接受了呢？
一个仅仅依靠服从、上级叫咋就咋的军人是不能成为一个最好的军人的，他们是不能组成世界上第一流军队的！
我们不搞霸权，不会去侵略别人，这是对的，我们已经向世界宣告过了。其实你不发这种宣言更好，因为现在外国人谁不清楚：你中国有多大力量，搞什么霸权，谁怕你来着？
从现在起，我们不要向世界发这类宣言了。我们要好好建设我们的军队，要从现在起向每个军人响亮地提出：从你们这一代起，创造中国一百年国内无战争的历史！要尽快作到：当中国军队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敌人就不敢动，它只能打抖！到那时我们再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决不称霸，决不当超级大国！
信任——最高明的指挥艺术
——陈知建（副师长。陈赓大将之子）
我是刚打完老山那一仗来的，本无发言权，但接触了一些人，有点这样那样委屈的同志还最爱找我聊，我也就多少了解了一点情况。
我们这个军打得确实好，但战斗胜利成果战后都叫自己否定了。
战中，领导人揽权，指挥欲太强，不信任下级，“保姆式”的传帮带；战后推卸，胡处理干部……于是包括领导自己在内大家都“倒霉”！这是我最突出的感觉。
战场上，指挥员的思想压力不仅来自敌情，同时也来自内部，大量精力化在这上面。战后内部斗得更厉害，互相告状。尤其在听说要提拔谁的时候，一连串的告状信都冲他去了。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也不只我们这个部队有。恐怕和我们军队长期“运动”不断有某种联系。有的人打仗不行，平时三头六臂，很能施展。我老爹（陈赓）在战争中也很为“内斗”伤脑筋，他本人也受过这方面的压力。
“内斗”会不会坏大事，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掌舵。
领导包揽下级指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行，偏要他说了就算，那就只有一个结果：部队尸横遍野！
老山“7.12”打得漂亮，关键一着是指挥权集中到我们师，令出一门。几位师的主要干部都是打出来的，又经过院校培养，对地形熟，在部队威望高。当然我不是说指战员英雄牺牲的精神就不重要了。没有后者，再高明的指挥也等于零。特别是情报部门、炮兵部队应当这一仗的功劳榜上，名列榜首。
敌人在哪里集结，我们知道了，第一批炮火覆盖过去，差不多叫它报销了三分之一。——可在这之前呢，打两发炮弹你得请求上头。打这么几千发呢？上头要问了：你知道一发炮弹多少钱么？打错了谁负责？上头如还得研究研究，请示请示呢？敌人怕早上来了！
现在好了！师的几个主要指挥员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从接到情报到作出决定，三分钟，几句话，XX个炮营“万”炮齐鸣！
中国战史上哪有一个师长指挥XX个炮营的战例？
怪不得，当上头指挥所一撤，我们的参谋们高唱“解放区的天”。
有些干部没打过仗，有点怯阵是难免的。指挥员要善于教他、帮他、鼓励他，不要动辄就是：打不好，我毙了你！这是你对下级没有起码的信任与尊重。耍权威只能说明你无能，不懂指挥艺术。
又说到我老爹——我不避嫌。因为他战斗一生经验不是我的讲Φ绷舾颐蔷印Ｎ移涫狄裁蛔叛芯抗皇撬嬉桓鲎骷也煞檬碧倒牟簧俟适隆Ｒ桓龅蹦甑耐ㄑ犊瞥に担ブ葱幸桓鋈挝瘢依系捅鹚敝凰盗肆骄浠埃郝飞衔Ｏ眨阕⒁獾悖蘼廴绾我钭呕乩矗≌饣岸嗥匠＃甘旰笳馕煌ㄑ犊瞥せ匾涫笨蘖耍撼滤玖钤泵灰桓鲎痔崛挝瘢凰狄此榔椿睢５腋芯醯玫剑坏匦奈遥倚湃挝摇?br>    打仗，有胜必有败，这是千古常理。如何对待战斗失利的干部？我还是举一个我老爹的例子。有一次战斗，刚进入敌前沿，被敌两侧的暗火力点将我一个突击排完整地打倒在一处。战后，我老爹叫不准动战场，组织大家来看。他大骂团长：“你他妈为什么不事先侦察清楚？”还骂了一些难听的——我老爹这方面缺点严重哩。团长请求处分，我老爹说：“不是为处分你叫你来看，是要你接受教训。看看，你的突击排，有一个头朝后的没有？他们多勇敢！怪就怪你这个指挥员，你不是怕死，不是打滑头仗，你他妈是个瞎子！”说完，我老爹脱下帽，向烈士深深行躬身礼，又和大家一起抬烈士。那个团长挨了骂，但没受处分，接下来几仗，都打得很好。我老爹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狗日的总算把眼睛睁开了！”几十年后，这个团长还牢记着当了那回瞎子的教训，并以陈司令员后来的表扬引为终身荣誉。
最宝贵的是指挥干部的实战经验，光靠书本课堂培养不出真正的将军。打过败仗的干部，也比没打过仗的干部强！这也是我老爹的观点。
打老山，仗不算大，但地形复杂，打得确实残酷。二十六个山头同时攻击，哪能不在某一点受点挫折？我们有的领导不加分析，究竟是干部怕死还是某个环节上困难太大或措施不当，尤其不应当的是：明明自己决策不当，该罪已，却以罚人来推卸责任，撤了一大些干部，非常可惜！如像主攻团副团长向昆山，自1979年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被撤职后还带领部队冲锋陷阵，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仗，炸了敌人一座军火库。怎么能把“怕死鬼”的名字安在这样干部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家转业，叫人家怎么抬头？因为你不公正，伤害的不是他一个，而是伤了更多干部的心。
爱护部队，爱护干部，关键是危难中替他们担担子。我们不少干部不安心，想法很多，主要是一个：我不管怎么卖命，一仗打不好，彻底完蛋！实事求是说，不能完全怪罪某位领导，还有互相攻击。连师里的领导XXX也差点中箭落马。告状信一大堆，其实就是两个干部炮制的！还有一批干部损失在文凭上，他能打，但文化低了点，上头给你分来了一大批，他只好走。我们军作战最多，出的干部最少，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损失太大太可惜，再这样搞，今后谁跟你“玩命”，弄不好最后垮台。
我们老爹的“魅力”就在战时信任干部，战后保护干部。刘帅更不用说，他不但指挥高明，对干部是“老妈妈、老奶奶”！所以他们有那么大吸引力、凝聚力，不管在哪里留下伤员，他伤好了，千山万水也找回来。
领导的威信不是靠行政命令、靠处分、靠官职，而是靠同生共死的同志情、靠知心、靠危难中见真情！
布琼尼，老脑筋，指挥上并无新招，但在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大溃退时，他来了：我是布琼尼！大家就跟他上！靠的就是危难中挺身而出。
我们有的连长，爱发火，气头上也骂人，甚至踢人一脚，但没人告状，没人记仇，战士说：他平时好。
好在哪？过年了，没钱买鞭炮。连长说：“咱们放炸药！”领导知道了，一顿臭骂！你这领导怎么就不懂战士的心，你多扫战士的兴！
一个侦察参谋抓了一个俘虏，半路上枪走火把俘虏打死了。回来，我们的干部对他比对战俘还凶。他好伤心呀！他经历好大的艰险，是豁出命把俘虏逮到的，他何尝不想带回个活的。你安慰他几句多好，何必显示你的威风？这个侦察参谋叫杜边生，“文革”中父亲被关起来了，他带弟妹沿街拣烂菜叶过活，入伍后多次战场立功，是个“亡命徒”。从那后，他伤透了心，只有和老婆说。老婆原来一直支持他好好干，这回变了：“回家吧，你司令员拿钱不比我多，你在那干啥？”他转业了，给他作什么工作也顶不上那顿骂！
部队改革，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核心问题是从体制上保证选贤用能，提高指战员素质，最关键最首要的又在选好掌舵人！
我们的干部制度亟待改革
——赵中奇（团长）
我1970年15岁时入伍，当了八年战士才提干，但其后五六年我“一路顺风”，从排长当到团长，是战争把我推上来的。
（他如今当了三年团长了，但还是集团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15岁时我和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二百斤的打谷机我扛了就跑。18岁我参加侦察技术集训，获全队总分第一，结业时教员不敢和我对打。回连后我当侦察班长，代理排长，我们班是尖子班，八个兵号称“八大金刚”。我能砍三块砖头，射击比赛，军区专业射击运动员败在我的枪下……满了十八，我就开始申请入党，十一次党员大会通过，十一次批不下来，到后来四个排党小组一致提出：一班长（我）不入党，我们就再不讨论别人入党问题。
但我还是入不了党，当不成干部，我坚决要求走，指导员同意，连长不放。
关键是指导员认为我“骄傲”！这两个字压了我几年，什么才叫不骄傲呢？把牙膏挤到他牙刷上，他坐下你就得把他茶缸端来，他家属来了你去给他挑水扫地，这样的人不骄傲，入党提干都好办。
我来不了这一套！
我成长在军营，父亲是军校教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材。他的学生成了军师干部的不少，他还是团职教员，但办事仍一丝不苟，从无怨言。他从小教育我：挺起腰杆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问别人给你多少……他对我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影响。他后来得癌症逝世，临终前给我留下的还是这两句话。
最后一次提干，指导员还到团里告我的状，说我这人提起来就是“不问政治”的表现，但我在军区比武取得优秀成绩，扛回了几面奖旗，最后还是被任命为侦察排长。
我的那位指导员人并不坏，工作也很积极负责，就是观念陈旧，认为听话、老实就是政治。他转业时，我当侦察参谋，给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内疚，眼泪都流出来了，很真诚。但反映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
1979年打仗以后，我从排长到侦察处长，一直在前沿活动。我化装成当地少数民族，和他们滚在一起，喝血酒，吃带毛的开水烫鸡，从那时我学会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乡也喝翻了。在他们帮助下，我在全师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张铚秀司令通令嘉奖。
1979年出境反击，我排打了八仗，歼敌七十余名，打掉敌一个营指挥所。1984年我当侦察处长，还是亲自带侦察队出境行动。10月一次战斗，我们捕获敌一个工兵排长，歼敌四十，我无一伤亡。那一仗相当漂亮！在山岳丛林地敌阵前捕俘，无异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敌人高度警觉，牵一发而动全局。但我们对敌方地形与活动规律摸得很清，反复演练、最后还是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这一仗我分队立一等功，向好几个友邻侦察分队介绍了经验。
当侦察兵几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个山头我都跑遍了，我只带一件雨衣，无论什么天候季节，我猫到哪儿都可以睡。当侦察处长后，不认识的人仍叫我排长，别人介绍我是处长，对方还以为是开玩笑的。我大胆说：什么地方有战斗，什么地方有我，什么地方能搞清敌情，我往什么地方跑！我也多少积累了一点带侦察兵的经验，首先是平时训练要严，对敌情要清，在这个基础上，越到敌人纵深越安全。一次出境侦察，被敌发现，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敌人下怀，我决定再插向敌人纵深，换一个方向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了。
打完战，部队从第一线撤下来，开始精减整编，我又遇到了当战士时同样的难题——觉得自己“不适应”了！
有个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一个问题，我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评意见。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谈话是准备把我调到某个岗位的一次“考核”。有两个侯选对象，那一个答对了，“考核”上了！我答错了，落榜！后来还是另一位领导为我说了话，我才幸免于“刷”调到这个团当团长。
对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对当这个团长不满意，我很愿意在基层锻炼，何况这是个主攻老山的威名远扬的团。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会说话，我岂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却没有另一个领导为我说话——我可没找过他，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为对我的使用问题顶了上头——我岂不也就“向后转”了？
我决不是对那个“考核”上的人有意见，在这儿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别的方面比我强的干部。我发出这么一番议论也决不是仅仅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与体会。类似的现象我见过多了。战后成批处理干部，提拔干部，这是精减整编的大局需要，军队长远建设的需要，但确有为数不少不当减而减了的，不当提而提了的。有人说，这是难免的！也确实如此。但，这种“难免”的情况如果太多了，后果就不堪想象了。
有个副师长，在几年自卫反击战中屡建功勋，是有名的战将，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想到他会被处理，但被处理了。转业后，挤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还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师里一个当了专业户的战士，才给他一间偏棚安身。别人说：他从敌人手里不知夺回了多少山头，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后方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指导员，当年年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处作“讲用”报告，打起仗来，不敢出猫耳洞，连长牺牲了，战士们请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里……战后，他提升了，整编他调到一个新单位，不久又提升了。
联系到我当战士时入党提干所遇到的波折与我的一些见闻，我认为军队改革固然有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装备、编制等一系列问题要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去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但当务之急，是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对干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尽快结束一个干部——也包括战士的命运，取决于某一个人和他的关系，对他的一次印象，对他一句话的评价。
一般说，战争时期的指挥员看干部，选干部还是比较准的，“关系网”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他要打胜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择“将”。就像人们说的，谁走后门也走不进中国女排去！但战后呢？就不是每个当权者都像战中那么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听招呼的“将才”快快打发走，免得他碍手碍脚吧，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立个什么样的法？我说不来，但我喜欢最近盛行的“公开性”“透明度”这个词，公开评议，公开答辩，公开结论。
军校培养是军队干部生长的重要途径，但有文凭的大批下来，挤了有实战经验、有功劳的现有干部战士也不是办法。
生死面前的战士心态
——朱国保（营长）
我是1979年打仗前从南京军区补来的老兵。
1984年战前我是五连副连长，战斗中调机枪二连当连长。
战前、战中、战后我都搞过几道题，挨个找战士谈话，把他们的回答记在这本上，事后又作了个统计。
（他拿出了一个本。）
战前——
问题之一：要打仗了，你有什么想法？
回答：“服从命令呗。”占百分之四十七。
“惩罚越南小霸，为国争光！”占百分之二十一。
“接受组织考验，锻炼自己，争取入党！”占百分之十一。
“死没啥，只是怕父母受不了！”占百分之六。
“啥想法也没有！”占其余部份。
问题之二：你对组织有什么希望？
回答：“希望入党，立功，给家里寄个喜报。”占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我牺牲了，希望组织派人到我家，安慰老人，最好给份立功喜报，哪怕照顾一下……”占百分之七十。
“把X百元抚恤费交到我父母手里……”占百分之五十一。
“叫我弟弟来当兵，接我的枪！”占百分之五。
“抚恤金太少了！（当时战士500元）”占百分之三十。
“希望国家对打仗的有点特殊政策，回去安排个工作，死了给兄弟姐妹一个名额。”占百分之十七。（有这想法没说出的可能更多）。
“我家穷，父母年老体弱，吃饭成问题，希望政府定一个长期优抚政策，一月十元八元也好。”占百分之八。
问题之三：打起仗来你最怕遇到什么事？
“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占百分之六十一。
“伤了没人救。”占百分之十三。
“怕上级胡指挥。”占百分之九。
“我体力不行，怕冲不动上级说我怕死。”占百分之四。
“怕回不来，死了划不来、残了这辈子也不好过。”只有三个人直率说出——战前我共谈了九十八人。
战中——
问题：你现在想什么？
回答：“坚决守住阵地，为烈士报仇！”占百分之六十二。
“想家，想妈妈。”占百分之三十八。
“太可怕了，”占百分之十一。
“想吃一顿热稀饭，来点馒头花生米。”一个班八个人一致的回答。
“想一台钻洞机，把猫耳洞钻深点、大点、牢靠点。”一个防炮洞里五个人的一致回答。
“肚子饿，身上痒，顾不上想别的了。”占百分之七。
战后——
问题：“你对这一仗第一体会是什么？想什么？”
回答：“我们打得英勇顽强，吃了大苦，精神是超人的……”占百分之五十七。
“上级指挥有失误，穿插部队太大，路线没选对；主攻部队没得到必要的休息，还没全部到位就发起攻击；伤员没有得到及时抢救。”回答的全是干部，另有五个班长。
“通讯联络不畅。”干部都对86.1指挥机不适应山岳丛林地很有意见。
“想立功！但上级号召让伤员、烈士，应该！我不想了。”占百分之四十。
“想回家种地。”八个战士这么说。
“想给家里拍个电报：我平安。又怕烈士的家里人受不了……”五个战士这么回答。
“想去医院看伤员。”六个班长要求。
……
我也不认为战士们百分之百说的真心话，但大部分是不会对我有什么顾忌的，我和他们还是能交心的，他们也不认为我在作什么调查统计。
我认为我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它说明，我们的战士太好了，他们在准备奉献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时、所希望的是那么低，那么微薄。他们首先想的是祖国、亲人、战友，当然还有努力去争取荣誉的高尚目标。
我的原始记录都在，如你认为还要详尽些，准确些，我再给你写信。
这里面包括了战士们的呼声，如抚恤金、立功和伤残战士退伍后的待遇、改善战场救护，通讯设施等问题，希望反映上去。
我们一等功团大院坐轮椅的人
——王为民（团政委）
我们团还住着六个重伤员，都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安置的。
一个战士双目失明（1984年作战），一直住在连队，为了照料他的生活，我们给他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团后勤送了一套堪用旧被褥。婚后，连队的照顾只能是不收他的伙食费，团里再给他每月20元补助。女方没工作，两人就靠这20元补助和他的战士津贴与伤残费（加起来每月共40多元）维持生活。他抽烟，爱人给他拣烟锅巴抽，别人给他烟他不接。烟锅巴短，烧手了，爱人喊：烧手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很香。令人目不忍睹！成都军区一位副秘书长来，见到这情景，顿时泪下。自己拿出一百元钱买了一部“半导体”送他。
天冷了，晚上北风呼呼的。他叫爱人推着（轮椅）来找我：“政委，我冷呀！两床单薄被……”我立刻抱起我床上的厚被给他。他不要，说：“政委，我或不是给你找为难呀！”我说：“我也不是和你怄什么气呀，你把我的被拿走，等会我叫管理股长来，如实告诉他，他会让我冻着吗？”
小两口含泪抱被而去。这一夜，我确实没冻着，但我的心冷嗖嗖的。
另一个伤员，他的孩子病了，我去看。他要我写个条让卫生队给孩子看病。但长了好久，小屋里既无纸又无笔。我说你咋连个铅笔头也没？话出口，我后悔了，他尴尬地只抓头。我说行啦行啦，快带孩子打针去吧，我跟着叫人送条子去。我一直在想，就是在农村不识字的人家，也不会“干”成这个样呵！
还有个干部伤员，爱人无工作，在院里摆个小摊卖点瓜子花生贴补家用。有时也上火车站卖。这里离车站两三公里郊野路，晚上一个人走连队不放心，派战士去接她，有人说长道短的，传到她耳朵里，她找我大哭一场。
我这个政委不好当呀！平时比战时的生活还复杂，工作更难作。
咱们国家还穷，处处都有困难，干什么都得有钱，咱也不能老向上级叫唤，向国家伸手，但心里还是盼着对战后诸多遗留问题好好调查研究一下，定个政策，逐步加以妥善解决。
就说这几个坐轮椅的人，乍一看也没什么，他们对国家很体谅，对部队的尽力而为的照顾也心怀感激的。战士们对他们更是十分尊敬喜爱，见了他们的轮椅车就抢着推，见了他们的孩子抢着抱，看电影让他们坐中间，他们每到一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迎上来。然而这欢笑常常令我心酸，促我思索！
我老在想：这六个坐轮椅战友的形影，必将陪随我们团每个干部战士重上战场。这是比你一个政委，所有政工干部，整个政工部门的战前动员、战场鼓动更实际更深刻的“教材”！
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到了最好的时期么？不是大城市一座比一座高级的宾馆在兴建，一辆比一辆高级漂亮的洋车在逐日增加么？我们在战争中负伤的人不是极少数么？为什么就不可以使他们得到与国家经济建设相协调一致的安置？五十年代抗美援朝下来那么多伤员不是安置得很好么？至少我们比那个时候更有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炮火不都在前面
——罗甲和（后勤分部汽车兵指导员）
（这其实是一次座谈记录，但我未能全记下插话者的姓名。）
我1973年当兵就是汽车兵，就在这个营，近十年我们营番号有变动，但一直在敌人炮火下跑任务没变。原先我所在的九连——现称三连是军区授予的“老山模范运输连”，志愿兵李义华获得过“英雄汽车兵”光荣称号。
要我说说“炮火下的汽车兵”这个题目，晚上我想了很多，想来想去还是那几句“顺口溜”——几天几夜不睡觉，敌人炮火追着跑，往前运炮弹，回来拉彩号……那些情景叫人们见了确实胆战心惊，但写出来也就一般化，因为论艰苦危险，汽车兵到底不如步兵炮兵。
所以我想另讲一个题目——汽车兵遇炮不都在前头，后头也有。
汽车兵不同于其它兵种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流动性大。不用一天，个把小时内我们就能同时见到前方流血牺牲和后方歌舞升平的场景。前后方的差别在汽车兵里反映最强烈……（插话：写这方面的戏或电影，用汽车兵当主角最好。前一个多小时，他还在炮火下，生命时刻受着威胁，见到战友们冲锋陷阵，还可能是血肉横飞；一个多小时后，他放空返回，把车停上，坐到一个舞厅里了，眼前是轻歌曼舞，灯红酒绿，还可能有个女的跑到他面前来：“解放军同志，跳一个吧！”他不敢跳，也许是不会跳，只是来看热闹的，却回答人家：“不行，我这身上有血！”——吓唬人家。）确实，前方后方，战争和平，是两个境界，两种天地，但前方后方对汽车兵来说，都有考验他的“炮火”！是不是有进舞厅的，出事的，我没听说（插话：我也只是打个比方。）我见到的是这样一些事：
你车一停，有人过来了：“解放军，有油票么？”他要买军用汽油票。到哪去加油？他既然买就自然能找到加油的地方。来找你的不是一个两个，有时是这个走了那个来，一个比一个出价高。
你从前面拉一车空炮弹壳回来，要么你不在闹市停车，停了就会有一串人来缠你，五十元一个，卖么？或者：两个炮筒，我给你一块“海上霸王”（表）！或者，他先把表放进了你兜里，你不吭气，他就爬上车把两个炮弹壳装进他带来的麻袋瞳了。名牌表绝对是真的。他买去的炮弹壳也不是干别的，是打火锅。据说，大口径 炮弹壳打的火锅金黄金黄，一个至少买二百元。
还有。你在馆子坐下，要两碗小面，他给你端来了大肉大鱼，甚至山珍海味。你只要动了筷箸，他就说，我有个亲戚，到某地，请你捎带一下。其实不是什么亲戚，是行商，都是带了大包大包三七，火腿等什么的。当然给你的好处不一定只那顿饭，还会有别的，多少视情况而定。
说不定，某个商家从此和你交上了朋友，他要捎带什么也就更方便了，他对你的报酬也会接踵而来。
……
在我们去老山这条路上，好几个大街成了十里洋场，什么人都有，什么货都有。
我们国家需要发展商品经济，大家都靠吃国家的“大锅饭”是不行的，这十年的成就已经证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是对的。在讲清这一条的前提下，我们也大讲不是商品经济市场上一切现象都是好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搞改革。我们更多的是讲我们部队不是商业部门，我们只能“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你来服兵役，尽义务，只能奉献，不许索取，用任何方式赚一分钱也是犯纪律的，一经发现，轻者处分，重者追究法律责任！
我们“老山模范运输连”模范就在于，十年来她经受了前方炮火的考验，也没有一个人被后方这类没有声光的炮弹击中，这方面没人写过。
现在的麻烦在于，我们教育了这个连这个营，可是我们的车，我们的兵天天在外面跑，他们什么不知道？我们不敢干的，别人照干不误！我们推掉的生意，别人揽上了！确实，别的部队的汽车兵成队成批往外拉土特产，往回拉洋货“慰问品”，我们知道！这些慰问品是什么，分到兵们手里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于是我们部队也就有了反映：只有我们领导土、傻、保守、死板！……（分部张副政委：“是呵，这方面我们的压力大呵！老是说人家洋我们土，人家解放，我们保守。过去我们不敢摆酒，下面摆酒，赶快叫撤，怕告状，当典型，规规矩矩。后来人家对我们一个助理员也大摆宴席。这个助理员回来说了，人家不是对我一个人，是对我们部队表示热情呵！人家来了，我们也不能太寒酸了呵！找到我这纪委书记，我说：摆吧，第一不要过头，第二不能揣荷包……于是你来我往，大家都摆，越摆越大，招待费大幅度上升。”）
部队如何在新时期过好几“关”，不但靠教育，还在全军要有统一的法规，并作到令行禁止，不是纸上谈兵。
（插话：不能只要下面讲奉献，上面还得作好调查研究，给部队解决实际困难。前几年老山打得最激烈，伤员后运理最大的时候，我们用大解放运伤员，为防震防颠，我们想了先在车上装上沙，铺上麻袋的办法。可是路况不好，还要时开时停，时快时慢防炮。等把伤员运到地方，连人带担架都滚到沙里去了。伤员、医生、汽车兵谁不哭？谁不说大街上跑了那么多外国车，怎就没人想着给前线进口一些高级的伤员运送车呢？后来，这种车来了，有外国的，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汽车兵从心里高呼万岁！）
是的，要搞好部队思想教育，关键还在于我们整个党风军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