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广州的黑人们  切換成繁體中文

摄影·孙炯 实习生·郑璇　　全球经济化下，城市的社会空间正不断被瓦解、破碎，缘于国际化草根力量的“跨国移民”聚居区，开始在中国部分城市出现。
　　与北京五道口的韩国城、上海古北虹桥的日本人、台商居住区、义乌的“中东人一条街”不同，广州的跨国移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漂泊者，以男性居多。
　　这些讲阿拉伯语、法语的非洲人，轻易地勾画出其广州迁徙路线：从最先的三元里，到主流聚集地小北路，再到二沙岛、天河北、番禺等区域。而现在，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萎缩，还有中国对入境签证的收紧，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无签证无护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监控更宽松的地区转移。
　　南都周刊记者·炫风 沈玎 单崇山 特约记者·小范 实习生 郑璇 广州报道

广州宝汉直街,非洲人在这里聚集交流和购物。摄影·晓桐

一个非洲人在广州石室教堂做弥撒。摄影·孙炯 实习生·郑璇
很多人都说，小北路满街都是非洲黑人；走在宝汉直街，就像到了黑皮肤的耶路撒冷。很多报道都在描述，一条环形天桥把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地区联接在一起，而2009年7月广州查护照所引发的上百名非洲裔人员围堵警局事件，使广州的黑人闻名全国，引得记者纷至沓来。
　　在老广州人看来，这里一直不是单纯之地。
　　早在1980年代末，中国西北省份的穆斯林就开始聚居在此。之后，按照国际商人们的描述，中国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国家的商人，然后阿拉伯商人带来了北非穆斯林国家的淘金者；最后，在2000年初，非洲中西部传统贸易国家的黑皮肤商人，在北非同胞的指引下进占这一个区域，延续着这一片城市空间的繁杂与神秘。
从空中俯瞰，这里是一个铁路横向分割的漏斗形区域。在铁轨路基的南边，是越秀公园侧畔小北路的商用高楼，著名的天秀大厦；到了铁轨路基的北面，是一片典型的广州城中村。由南往北，当你在地面穿越铁道下一段漆黑的桥洞，你将从黑人商业区进入一个热闹的多国居住区，那种境况，犹如置身异国。

　　在两个多月前，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曾发表过一项调查：在这个漏斗形区域底部的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马里、多哥、冈比亚、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和刚果等七个黄金海岸周边国家；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与他们一起毗邻生活，互相交错的，还有那些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一条龙服务的中国人，一个“无微不至”的服务系统，这个系统的长度，可以从小北路一直延伸到新白云机场。
　　“现在的天秀大厦，可能是中国内地最国际化的大楼。”李志刚把广州黑人聚居区形容为“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而且这个空间的形成，缘自国际化的草根力量。这使广州的黑人聚居点与北京的韩国人聚居区、上海的日本人居住区、义乌的“中东人”一条街显示出分明的区别——这里更多跨国流动商贩，更多散居和漂泊者，他们主动聚集，和广州的本土社会划开一条隔痕。
　　这道隔阂还横亘在公安部门和非洲黑人之间。李志刚的调查是在2006和2007年间展开的，而现在，黑人们已经在广州市周边或者农村初步形成了新的聚居点。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萎缩，还有中国对入境签证的收紧，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无签证甚至无护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监控更宽松的地区转移。
　　新的黑人聚居地，通常有着像宝汉直街一样，如同城中村一般相对自由无序的环境，同时，那些在天秀大厦、宝汉直街为黑人生活提供支持的饮、食、住、行的生态系统，也被当地人迅速地建立起来。黑人的“外逃”给地方带来了像小北路一带的治安风险和管理压力：用一个刚果商人的形容，这对于广州的警察来说，可能是一场无尽头的“猫捉老鼠”。
　　灰色商务

一对非洲情侣在广州天秀大厦内挑选假发饰品。摄影·孙炯 实习生·郑璇
卫星地图上，红白色的天秀大厦矗立在越秀山公园旁边，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大概10年之前，36层天秀大厦还是该地段的高档楼宇，但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大量黑人由东南亚迁来广州。 当黑色皮肤的商人陆续增多，这里的本地业主也开始大量地搬走。
　　国际商人们相中这里是有原因的：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仅仅3公里，附近还分布着大量的轻工业产品批发市场。不过，地理距离并不是非洲黑人集结于此的主要理由。在这个有着长期民族混杂居住传统的地区，拥有着成熟的、几乎能提供外来非洲客一切需要的支持“系统”。
　　走在天秀大厦首四层，你会看到一个个简单拼装的单元，商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老板将服装像大白菜一样堆在过道里，忙乱时他们直接从上面踏过。这样的卖场集中了“中国制造”的特色——既有廉价的正牌出口批发产品，也有80元一个的LV包。
　　在中山大学的调查中，当问及职业，出没在天秀大厦的多数非洲人都认为自己是“商人”，他们经营着纺织品、电子产品乃至“任何东西”的出口生意，他们大多将在广州购得的货品运回所在国或周边地区，再通过本地销售网络进行销售。
　　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是这种出口生意遇到的经常性问题。在这里有一些做兑换生意的人，能够用比银行更优惠的汇率跟非洲商人做兑换。这些业务可以是“明目张胆”的：桌子上摆着点钞机，以及数叠万元一叠的人民币。“我们有几个同行就因此丧了命”，来自兰州的马新生对记者说，他每天都要背着钱往银行跑几次，冒着被抢的风险。
　　兑汇贩子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把美元与人民币进行两次兑换，两次兑换之间的汇率有差别，这就是利润所在。每换100美元能赚得五毛钱人民币，而商人们也乐得方便——按照现在的规定，不管中国人外国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兑换额度，这对做贸易的人来说并不足够。
　　在记者前往天秀大厦的采访中，曾数次遇到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把车停靠到门口的情形，因为他们抱怨非洲黑人的体味，也认为黑人们打车一般都很计较零头碎钱，不过，对于那些专门为非洲商人服务的小车来说，态度则完全相反。
　　深夜里，MPV汽车们会在这里的临时停车场等候货主。这些车其中一部分是私人的出租车，另一部分是某些贸易公司的专用车，它们能载人或载物去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非洲商人完成采购或者下完订单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夜，所以一些后续的物流工作，通常要拖到第二天一早来进行。
　　除了金融和物流有灰色从业人员的支持，天秀大厦还有很多针对非洲黑人而设的家政公司、外卖公司、中介公司，甚至按摩店??它们多数藏匿在在天秀大厦或者附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犹如非洲黑人们的各种“商务中心”，用李志刚的比喻来说，“势头直逼香港的重庆大厦。”

机场斗法

来自尼日利亚的frank（右）在向同伴展示他购买的服装。摄影·孙炯 实习生·郑璇

白云机场专门负责国际办票的F岛前，由黑人专业“托包佬”和普通客商组成的办票队伍。
　　这个队伍的特色是其中夹杂着大大小小的货物。摄影·小范
　　在天秀大厦这一类“黑人地标”以外，非洲商人在广州的集体行踪，也会出现在机场等地点，游移在商业物流的节点上。
　　就记者所见，每逢有飞往非洲方向航班的日子，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大厅的G、F两个办票岛就会被一大群非洲客商占据；用机场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黑压压”的一片。
　　利用客运班机尽量多带货物，是非洲商人节省成本、规避麻烦的一个有效方法。近年来，肯尼亚航空、卡塔尔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等先后进驻新白云机场，提供的航线和航班都比以前增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运力，这也是“黑人运输团”的基础。
　　事实上，聚集在办票岛前的非洲人，并非每个人都会坐飞机离开广州，因为这些人当中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的小群体——“托包佬”。这是非洲黑人组成的服务群体。所谓的托包佬，其实就是登机手续代办人，他们受客人所托，为客人在机场打点一切证件查对、登机手续、托运行李方面的繁琐事务。
　　在托运行李方面，托包佬可谓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托包佬会趁机场的工作人员不注意就做小动作，例如轻轻托起行李秤上的行李，使行李的重量有所减轻，以便托运更多行李；在行李实在是超重的时候，托包佬又会和机场工作人员周旋，费尽唇舌在超重费用问题上讨价还价，即便是一块钱也会舌战到底。
　　通常情况下，非洲商人在托包佬的帮助下，能用最低的代价尽量送走最多的货物，所以他们可以获取不错的报酬；因此黑人托包佬早已职业化，成为了专业的队伍。根据记者的调查，由于很多托包佬经常在机场露面，以至于和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有所熟络。
　　除了论斤两外，普通非洲客商在其它物流方面所花的心思相当缜密。机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非洲客商所携带的货物主要是服装和手机这两大类。很多人为了多带几件衣服，把很多件衣服都穿在身上一起过安检，到了登机口再脱下来；而很多妇女则在她们宽大的袍子下面隐藏众多如袜子、内衣等的小件衣物，以致远看上去体态是超常臃肿。至于托运手机电池，是空中交通的一个重要安全隐患，但经常有人一次就托运多达20公斤的非优质手机电池。
　　由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广州机场和航空公司经常要和这些非洲商客“斗智斗勇”，在各个环节上对他们做检查。但是，现在这种通过客机带货的手段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段，而且货运量不在少数，难免会出现半推半就的情况。
　　社区里的中非交际

年轻的非洲青年晚上在广州城市学院练球。摄影·晓桐
在商务楼和机场、港口之外，黑人们还有另一套生活中心。
　　除了商业区咖啡店，很多的好东西可以在宝汉直街吃到。夜越深，这里越是非洲人的天下。除了那些在黑人聚居前就存在的穆斯林餐厅、拉面馆，还有放映黑人音乐碟片，专卖嘉士伯或青岛啤酒的小酒吧。
　　有些非洲特有的食物材料也会在这一区的市场里买到，譬如木薯面，很多住在别处的广州黑人，会专门到这里来购买，一家叫作“登峰宝汉”的农贸综合市场，可以买到各种非洲菜肴和调配料。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狭窄繁杂的宝汉直街，更多的非洲女性出现了。由于宗教各异，她们有的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的穿着深色的服装，抱着孩子闲逛。她们有时会一家接一家地逛大号服装店或鞋店，而精品店里挂着大量色彩鲜艳的饰物也能提供给她们选择。
　　事实上，宝汉直街的店铺完全足以应付非洲人每天的基本消费。在一家“金山象商贸城”中，有专门提供国际长途机票的柜台、有可以拨打长途电话的网点、还有专门为黑人理发修指甲的理容店。宝汉直街上还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泰安诊所，坐诊的医生可以应付非洲人一般的生理疾病。
　　在小北附近的街头，很多人在沿路兜售电话卡。“外国人通常都是直接用手机打电话回本国，所以电话卡生意很好做。”一个小贩告诉记者，他一天最少能卖出1000元的电话卡，而他的熟客说两天就会花掉100元。即使是擦鞋的阿姨，也向记者反映他们的生意相当不错。
　　曾经有报刊调查，做这些“后勤”生意的多数是宁夏人和新疆人，他们懂得少量的阿拉伯语，能跟一些外国人进行简单沟通。很多学英语的大学生有时也会来给外国人做翻译，帮着他们经营生意和处理生活上的琐事。甚至，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保安的梦想都是在上夜班的时候恶补英语，争取某一天能成为某个档口里的翻译。
　　由于生活所需基本齐备，这个外国人社区已基本成型。有一个卖装饰画的老板生意格外好，他卖得最多的一种画是沙丘中的大象。“我知道非洲人喜欢这个，”他洋洋自得地告诉记者：“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家了吧？”
　　过了晚上12点之后，天秀宾馆已经找不到任何空闲的房间，宝汉直街上的登峰宾馆也全部客满，只有新登峰宾馆和宝汉酒店还有少量价格偏高的余房。非洲妓女们坐在天秀宾馆的左侧围栏上抽烟，期待某个喝酒晚归的非洲人能够把她带走。不过男人们一般都会带着黄皮肤的妓女回来。
　　对于非洲黑人召妓，在小北路干活的值班保安郭峰说自己通常没有办法干预——“值班的保安不会让妓女上楼，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亲戚’，最后只能随便登记一个访客名字，根本拦不住。”
　　无边界的黑色
　　拦不住的事情还有很多。由于贸易纠纷，天秀大厦附近时而会发生冲突事件。“每次打架，中国人总会越打越多，七八个人打一个外国人，有时却占不到什么便宜。”保安罗昱对记者说：“其实老外的脾气还好，但有些中国人不老实，有些人总是故意把次一些的货卖给他们。”
　　在广州，到目前还没有涉及黑人群体，以及为其提供生活支持的群体的权威调查，但是在小北路、三元里一代居住的中国人，认为黑人是治安隐患的基本上成为坊间的共识，其中以尼日利亚人的声誉最差。对黑人的体味、生活习惯和外形作风的不接纳，构成了这些隔阂的主要基础。
　　生意上的纠纷、互不理解所造成的或明或暗的对立，一直横亘在非洲黑人与广州社会之间。在李志刚于2006年在小北路调研的时候，就发现问卷的有效回收率相当低，几乎不到一半，因为黑人对于相关调查持着戒备心理；而且，他们的踪迹一般限于采购市场和居住点的生态系统之中，跟其他人几乎不打交道。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广州居民都倾向于应该对黑人进行社会管理，但这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境外人员原来是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统一管理的，但现在他们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派出所，公安部门没有多少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导致很多黑人入境后就‘消失’了。”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目前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并且这个数据还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有报道称这个数字至少20万。在天秀大厦等地方，部分黑人经营的生意多未经工商管理部分登记注册, 有些甚至是‘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经商) 人员。”
　　过去，“三元里”、“小北”等地段是广州人熟悉的黑人聚居点，但近两年，由于广州警方盘查非法居留的密度不断增大，再加上金融风暴造成的国际贸易不景气，很多黑人都选择离开传统的聚居点，越来越多的黑人出现在番禺、黄岐等广州周边的城乡交接地区，与“天秀大厦-宝汉直街”相仿的黑人社会生态系统，正在悄悄地在广州的其他地方建立起来，这对当地的社管系统来说，无疑是一项“新鲜”的挑战。
　　在每个星期天下午，广州的石室大教堂，数百个来自的黑人会聚集在一起祈祷、唱诗、学习《圣经》。他们出发来这里的地点将会越来越多，而祈祷可能是他们最独立又清净的时刻：没有人兜售货品，没有美金要兑换，没有成堆的货物要塞进货柜，也没有警察查护照——踏出教堂，他们又立刻会回复街头独行人的角色 广州黑人分布图

图·李峰 文·洪鹄
　　火车站-三元里
　　集中街道：登峰街（麓景路）、永平街（沙涌南）、远景路、广花三路、增槎路
　　集中商埠:唐旗服装城、迦南服装城、御龙服装城
　　集中居所：金麓山庄（登峰街）阳光雅居（马务）
　　登峰街多是尼日利亚人，下棠西是赞比亚人的聚居地，东至增槎路，北至马务，三元里大面积地居住着难以计数的非洲人。这一带的非洲客多在服装城里做生意，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倒卖大量服装贩回非洲，最主要的是牛仔裤。
　　三元里的非洲客中有大量人口，住在白云区无数不见天日的接吻楼、鸽子笼里，常常是十几个黑人住一间，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做搬运——为非洲或中东老板打工，以躲避警察对居留证的搜查。
　　广州的布鲁克林—环市东-环市中沿线
　　集中街道：越秀洪桥、小北路、淘金路、童心南路、建设六马路
　　集中商埠：天秀大厦、陶瓷大厦（中非贸易城）、登峰酒店秀山楼
　　1998年，第一批进驻广州的非洲兄弟就是以洪桥为中心开疆辟土的。如今这里依然是广州定居人数最多的黑人聚居地。
　　环市中路的天秀大厦有400多家非洲商埠，陶瓷大厦的租用者中则有30%以上的非洲人，一栋不起眼的远洋运输公司的住宅楼里一半以上的租户是非洲客。
　　在这一带常住的非洲人多数从事贸易，在写字楼里拥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批发衣服及手机等各种电子产品，也兼做物流和运输。小北路附近的居民楼里，很多非洲人是拖家带口过来的，多为常住，居住期在一年以上。
　　如今走在小北路上，俨然置身巧克力城。擦肩而过的黑皮肤比黄皮肤更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混合着中文和白话从耳边飘过。
　　石室教堂一德路石室圣心天主教堂
　　周日下午的弥撒几乎是非洲教徒的聚会。除了零星点缀着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多为工作人员），来做弥撒的90%都是非洲人。他们从三元里、小北路、东圃、番禺赶来参加每个礼拜日下午三点半开始的英文弥撒，唱圣歌，做祷告，与同胞和兄弟姐妹们聊天。不少非洲人已成为了石室教堂的工作人员，他们义务分发讲义，引导第一次来的兄弟姐妹熟悉环境，并以成为赞美诗合唱队的一员为荣。对于很多非洲客来说，这是他们在广州孤独的生活里最为动人的时刻。
　　番禺
　　集中居住地：丽江花园 、祈福新邨
　　入住丽江和祈福的多为非洲家庭，且是在广州已居住多年、可能还有定居意向的家庭。他们在广州打拼多年，不再选择与同胞聚居，而与中国人做起了近邻。入住环境优美、设施完备的大型社区，标志着广州的非洲客人由漂浮状态变为融入。
　　丽江和祈福都有针对外国人专门的管理条例。
　　东圃
　　集中商铺：天河广场
　　住在这一带的大多数是在天河广场做生意的非洲人，也有很多人每天搭乘公交来回于火车站和东圃之间。白马服装城中很多非洲业主都居住在东圃。
　　东圃一带的很多教师楼最先有黑人入住，教师们把自己多余的房屋介绍给黑人留学生住。久而久之，留学生们带来了他们的朋友和同乡，如今东圃也已形成了规模不小的非洲人聚居群。

Julio自传:Still alive in GuangZhou


julio和中国妻子及长女在广州租住的公寓楼前合影
尽管还会偶尔买木薯面做家乡菜，但刚果人julio和他的哥哥Mathew携妻带子已在广州生活了多年，中文也说得相当流利，除了肤色，他们与中国人没有多大不同。不过，很多人还是仍然只指认他们是“来自非洲的黑人”。julio说他在中国的20多年来，跟太多的中国人打过交道，而他在广州的故事，也可以说上几天几夜。
　　记者·炫风 实习生 罗婷婷 杨禹章 广州报道 摄影·孙炯
　　眼睛圆大，生活在广州的刚果人Julio最近有点烦：一是金融风暴让他的生意陷入了低谷，二是近来警察频频到他家查护照、签证，三是哥哥Mathew一家的照片出现在一份本地报纸上，成为了尼日利亚人在广州聚集事件报道的配图，尽管他们与此毫无关联。
　　我是Julio，来自刚果，42岁。小时候住在首都金沙萨，除了读书，我会跟伙伴们拿两条木棍做球门，光着脚踢足球。我也叫朱力，现在生活在广州。我有一个中国老婆，还有两个女儿。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最后留在了广州。
　　1990年代中期，广州还没有多少黑人，我已经在沙河顶（注：广州的老服装批发集散地）做生意。我爱广州，熟悉这里的酒吧，老婆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也曾在城中村被偷过裤子，在小北路（注：目前广州非洲人最密集的地区）开过公司，不过最近却被警察频繁地查护照。
　　世界在变。小时候我是天主教徒，现在我信基督。小时候我不想来中国，但爸爸跟我说“中国至少可以发射卫星”，所以我来了。小时候我和哥哥在教堂弹吉他，10年前我在东莞夜总会卖唱，现在我要为两个女儿还有车子与房子，在广州奋斗。我曾经差点崩溃——从香港到上海都找不到工作，我打国际长途向爸爸诉苦，但爸爸却说 “你是个男人，你回到刚果照样也没有工作，你必须留在中国”。
　　我在中国的20多年跟太多中国人打过交道，而我在广州的故事，也可以说上几天几夜。
　　哥哥说，我们的孩子就是Afircan Chinese，他们的中文都会说得很好，在中国的前路将会更顺利。未来他们的中国故事，大概也不会像我这样离奇。
　　中国印象
　　如今我在广州租房居住，一个月2500元。这是个炎热的城市，有时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我的故乡很少高楼，四野开阔，广州曾经也这样，很适合我，可惜现在广州的高楼也多了。
　　李小龙和《丁丁历险记·蓝莲花》是我最初的中国印象。动画片里那些带着飞檐的建筑，还有象形文字都是我感兴趣的。想不到，这些在几十年后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
　　刚果也有中国这样的官僚系统。我爸爸是公务员，他在首都国土局工作的时候，生活得很滋润，给我们几个兄弟每人都准备了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土地（将来盖房子），可惜后来一个一个地都卖掉了。
　　老实说，我在刚果时只对上海有好印象，因为留学归来的同胞说上海人思想很开放。后来我也到过上海找工作，当时上海人确实不排斥外国人，他们“排外”排的只是外地人，不过听说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刚来中国的几年，是在北京的大学里度过的。那是1980年代，街上基本上看不到黑人，很多人见到我都会“哇！看看看！”这样叫，让我有点不舒服。在学校，有的老师会告诉学生尤其是女生不要接近我们，说我们会传染疾病，所以如果我坐在某个位置，旁边是绝对不会有女生的。
　　即使是现在的广州，仍会有类似的情形。我哥哥说广州有两种中国人：一种就是主宰广州的人，他们觉得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另一些就会很在意你的肤色，如果你走近他们，他们会走得远远的。
　　我现在还记得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北京快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饭馆里被几个中国人围攻，额头都被打破了。当时我和一个中国朋友在饭馆里坐下来，就听有人喊我“滚”，接着先是有一个人拿扁担来袭击我，后来又来了三个人用凳子砸我。我没有反抗，拼命用手护着头，直到血流出来，他们才停手。
　　后来警察对我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些人早前被一些换外币的黑人欺骗了，希望我不要把这个事情闹大。我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其他非洲人的犯罪，要让我来承受痛苦？
　　1990年前后，我在中国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毕业后去过上海和香港，但找不到工作。香港对外籍人打工监管很严，上海企业则对我说他们只招本地人。那时我最大的乐趣是在酒吧里弹唱赚钱，酒吧里外国人多，在音乐中喝酒的气氛也很适合我，那些时刻，我就像回到了金沙萨。
　　夜场江湖
　　我住过广州的各种楼房。1996年我住在天河的城中村，有一天我的裤子被偷了，后来发现是窗外的小偷，用长长的棍子伸到屋子里挑走的。我在城中村住得并不久，因为警察很快就跟我说，我（非洲人）不能在这里住，因为不安全。于是我只得搬到更贵的地方。
　　活在广州，不免要跟派出所打交道。我当时住的一个小区，就只有我一家黑人，我入住时还主动去派出所登记。我就算接待故乡的朋友，也会主动带他们去派出所登记，但警察还要到你家里查，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是的，他们对我不信任，他们太紧张了。
　　在中国最艰苦的一年，是1990年，当时刚毕业的我在顺德打工。公司安排我住农民房，整个冬天都没热水。我跟上司经理出去谈业务时，必须说英语，不准说中文，还要自称美国人。这个经理不喜欢我跟其他人接触，甚至不让我跟董事长接近，但我开始交朋友了，学会吃狗肉、吃海鲜，董事长秘书还开车带我去兜风。
　　1990年代下半期到2000年年初，我是个到处跑场的非洲歌手。我到过很多省份唱歌，有小城市的小剧院，也有大都市的酒吧。在有些地方，人们来看演出只是为了围观我，广州曾经很旺的“非洲吧”，也是我1995年驻场唱歌时带红的。东奔西跑地，很多人请我喝酒、洗脚，我还曾经很纳闷，中国人为什么要专门去洗脚呢？
　　在夜场唱歌，基本上没遇到过警察来盘查的情况，反倒是在一些小城市里，文化部门会来演出现场找碴，然后说我是外国人，又没有演出证那样的要罚款，有一次还把我的护照给没收了。不过，经纪人还是能通过关系或花钱把我的护照给弄回来。
　　弹琴唱歌的那些年，我才二十多岁，月收入上万，花钱很随意，每个月交给广州移动的话费都有两千多。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东莞的夜总会演出的情形：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列在大门口，好架势，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些大的夜场，我还跟一些明星同台过，譬如香港艺人“大傻”，成奎安。我当时好奇地问他，你能演这么多黑社会角色，而且演得这么像，他回答说：“我自己就是黑社会，当然演得像啊！”
　　在夜场的台上，我要唱歌，要搞笑，有时客人还要你陪喝酒，有的客人喝疯了，把一叠叠港币、澳（门）币、人民币拿出来甩，成千地给我小费。有的客人喝多了也会乱说话，有一次，我穿了八路军的演出服唱歌，一个观众就走上台来，抢了话筒，说你们外国人敢侮辱中国的解放军！还有些客人，会用很难听的话来挑衅我，但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
　　放浪的生活始终不是长远之计。我经常两三点才能睡觉，偶尔被迫喝醉，而且我遇到的人都是素质比较低的，站在台上还得不到尊敬。在2001年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我真的想放弃那种生活了。
　　风月过后
　　我是有梦想的。刚果有很多河，很多水资源，却没有人知道利用，刚果人不会用机器，只会用手去劳作。我和哥哥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买一些养殖设备，将来运到刚果去发展农业。
　　但是，在中国的头十几年，我几乎把自己的信仰都抛却了。在我想离开夜场，离开唱歌岁月的时候，我又重新接近了上帝。是的，我感觉到孤独，我想跟上帝说说话，得到他的指引，而且我很想安定下来。
　　这时候我想结婚了，但在中国找老婆并不容易。第一个跟我玩得好的女生，是在北京读书时的大学同学，班上同学都对她说外国人很会骗中国女孩子感情，但她觉得我人很好，而且她找我也是为了练习英文。在夜场唱歌的时候，我也交过一些女朋友，但我知道那些都是短暂的——很多只是想我给她买东西，或者懒得干活，住在我家而已。
　　我曾经对一个中国女孩动过结婚念头，她叫阿兰，我在1996年开始跟她谈恋爱。她是一个开美容店的广州人，从来不要求我买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懒惰或者随意。我们断断续续地在一起，直到2001年的某一天，她跟我说，她交了个可能要结婚的男朋友??结果我参加了她的婚礼，当然，新郎不是我。
　　2002年认识我太太时，我也没想到会与她结婚。她是在小北路做服装生意的北方人，粤语说得很好。除了阿兰，她是第二个会帮我洗衣服、做饭的女孩子，也不喜欢看我在夜场的那些演出。我一直跟她说，我很想安定下来，好好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但如果你的父母不同意找一个黑人做女婿，我不会勉强与你在一起——很幸运，这次跟过去的女朋友不一样，她父母并不反对接纳一个非洲的女婿。
　　2005年，在拍拖3年后，我们结婚了。我到太太的老家去时，她家里来了好多亲戚，四乡的人都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我。那真是很奇妙的事情，那种感觉，跟过去在北京，或者现在在广东的农村被围观的感觉不一样。我爸爸妈妈也过来了，他们不懂中国话，但两个不同种族的长辈能坐在一起，真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长得既像她们的爸爸，也像她们的妈妈。我每天给他们看英文儿童碟片，逗她们玩，教她们说中文、英文和刚果话。我会带女儿参加基督教小组的活动。我的大女儿说她将来要做个医生，每天都要给我打针，我则学会了用打针来吓唬其他小朋友，无论他的皮肤是黑的，还是黄的。
　　在我的故乡，家庭的关系就是像弹簧一样，可以无限地拉长，却不会断裂；亲人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决不会断绝关系。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故乡让老人家抚养，我们刚果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生意难做
　　我做的第一笔贸易生意，是在2002年。那次我为一个刚果商人采购了一万多人民币的货物，她给了我100美元的酬劳。哈，当然，她不知道我在采购时，其实也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吃了回扣。当时，广州向非洲的出口正在起步加速，小北路开始有非洲商人聚集，我已经能带着同胞在沙河顶一带采购货品、运回刚果了。
　　广州周边的轻工业、电子工业发达，又有很多批发市场，加上离香港很近，很多非洲人都来做生意——有的是穆斯林国家的商人带过来，有的是香港的非洲商人转移过来。广州不像香港那样空间密集，生活成本也低一点，买货、发运都很方便，而且，广州的警察长期以来对我们也算友好。
　　2005年，我的公司也开到了小北路附近。那时候生意真是好啊，很多非洲下家的采购者一来，就有很多人——无论是非洲人或者中国人拥过来抢生意。我很聪明，把公司稍微开在附近非洲人没那么密集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客人被撬走。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从去年奥运会之后开始变得糟糕的。之前很多事情都很好，生意很顺利，非洲商人来来往往，但奥运之后，很多人从非洲的中国大使馆那边拿不到签证了。既然没有签证，非洲客户也来不了，加上金融海啸，所以对于我来说，2008年真是很坏很坏的一年。
　　金融海啸加剧了一些贸易纠纷，收了钱没出货，给了定金不付款等事情经常发生。其实，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的质量未必过关，非洲经济也不稳定，非洲客户签了合同也会有付不起的时候??唉，很倒霉，我的公司现在也有个生意官司缠身，已经花了十几万（打官司及赔偿），还有几万（花销）在后头呢。
　　我是个良民，每年都会去工商部门办执照年审，不过也有小部分商人不办手续，一般是那些没有固定办公室的皮包客。你想想看，不办执照，在天秀大厦里每个月租金就要3000多，被查封的话损失该有多大呀！而且有了营业执照，你就可以办就业证，这样你的签证就可以有效了。
　　今年六月和七月，人们不知道的是，警察查非洲人护照的次数突然增加了很多，这让我很不习惯，我经常跟那个早就认识我但又三番四次到我家查证的警察说：“你明知道我不会跑路，为什么还这样不信任我呢？”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是非洲国家的榜样。中国30年之前和现在的非洲国家一样，我们到这里，是想知道中国是怎样做到（目前的样子）的。连你们记者都不懂，这里面有复杂的东西，但很多非洲人却以中国为豪。
　　在尼日利亚人聚集的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媒体一下子都来关心黑人问题了。其实对于黑人，记者是应该多报道的，这么多非洲人在中国，又有哪个中国人肯坐下来好好跟他们谈谈，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呢？人们总是懒得去寻根问底。我猜测，尼日利亚人并不是针对中国人在游行，而是针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为什么你们（记者）只去写非洲人的不好呢？
　　去年金融海啸到现在，我公司的生意很淡很淡，我曾经请过三个中国雇员，现在为了节约成本，只留下了一个。生活还是得继续，我还得养大我的孩子。我还得寻找安哥拉的大客户，他们有石油、有购买力，我想继续把医疗设备和电器交易卖到非洲去。

6楼 发表于 2009-08-18 11:52:43 | 只看该作者
mathew一家在广州番禺丽江花园住所内的合影。
　对话Mathew
　　一个跑，一个抓，永远都没完
　　
　　Q：你最近上了报纸却是负面新闻，怎么看？
　　A：你是问我对尼日利亚人聚集事件的看法吗？这涉及了很多问题，很多外国人住在中国，尤其是广州。但我刚来广州的头两年都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唯一的一次还是因为我的签证过期了，我要去警察局续签。当时也没有警察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示你的护照。
　　Q：你与中国警察相处很好？
　　A：是啊，他们很好，我不怕警察。不过到2007年、2008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会不断地检查护照和签证。但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国家都是要检查的，需要查看你的passport，你的常住居民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这种检查后来变得不是很正常了。去年，我居住在另一个小区，尽管他们知道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四年了，很多人都认识我的家人，也知道我有工作，但他们每个月还是都会来检查我。
　　Q：你会感觉不舒服吗？
　　A：我说了，我生气了。有一次我下去买东西，他们都要查我，甚至你上厕所他们都要查护照，真的很生气。到底是什么事？现在我每次看到警察，都会觉得他是来查我的。以前看到警察，还会和他打招呼，说“hello”、“how are you”，但是现在看到警察就头疼，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很多外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签证的环境也在变坏，包括香港和澳门的签证，过去经常很快能签到短期的，但现在已经很难了。
　　Q：有没有朋友因为签证而被抓过？
　　A：有的，警察看到他们的签证过期了，就会把他们关进监狱，然后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联系，帮他们买好飞机票，另外交5000块钱，然后警察会送你去飞机场。很多朋友都这样回家了，然后就没有再过来。
　　Q：你觉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A：如果你去问所有的外国人，他们都会说，噢，中国政府不喜欢我们，尤其非洲人反应更强烈。但是，中国人对白种人的印象通常比较好，提起黑人，有些中国人就会说，“啊！他们很臭。”其实，如果你不能将在广州的非洲人召集在一起讨论问题，了解他们，你就不会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困难，你就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的做法，就像Tom and Jerry（猫和老鼠），一个跑，一个抓，永远都没完。

尼日利亚人的新居点

 

 

一个刚做完弥散的非洲人在广州石室大教堂前照相留念

 

越来越多像Miky这样的尼日利亚人，成了邻近广州的佛山南海黄岐镇的新住客。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比广州小北路等传统聚居点更可靠的地方：生活成本更便宜，当地的居民对他们还相对友善。

　　记者·炫风 实习生 黄薪儒 广州、佛山报道 摄影·孙炯
　　8月9日(星期天)下午，尼日利亚人Miky和Johnson去广州的教堂去做礼拜。他们从居住的地方——佛山南海的黄岐出发，到广佛公路边的公交车站坐车。天气潮热，公交车很挤，当这两个肤色黝黑的非洲人上车时，司机开始习惯性地不耐烦了——他皱着眉头，撇了他们一眼。
　　上车的地点，距离广州著名的石室大教堂大约7公里，而非洲黑人大约半年前才开始经常出现在这条行车路线。也正是这短短半年间，Miky和Johnson所居住的黄岐，逐渐有黑人聚居，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尼日利亚。
　　不过自从上个月在广州三元里一带发生了尼日利亚人的聚集事件之后，尼日利亚人群体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对他们不利的社区情绪也开始在这里蔓延。
　　“黑客来了”
　　7月31日夜晚，在黄岐商业街，第一次见到Miky时，他拿出了一张广州中院的旁听证。“我的朋友和中国人打架（的官司），今天我去旁听。法庭上只有我们两个黑人。不过他下周就会被放出来。” 说话时，他有点腼腆。
　　对于住在三元里、小北路附近的广州人来说，仅从外貌上，尼日利亚人的样子和其他黑人并无二致，但他们有个特点——往往离不开“打群架”、“犯罪”或者“治安问题”这些字眼。不过，对于非洲人来说，尼日利亚就像香港，由于大量进非货物要经由尼日利亚转到其它非洲国家，所以尼日利亚人几乎就等同于进出口商人。
　　“他们更‘国际化’，穿着得很随便，通常都是牛仔裤T恤，像我们这些其他国家的非洲人，穿着会更民族一些、鲜艳一些、讲究一些。”在广州居住的刚果人Mathew说从衣着上可以简单辨识尼日利亚人。
　　在黄岐商业街，不断增加的尼日利亚人给房产业主们带来了生意。记者探访的一栋四层高的商用楼里，上面三层已经住满了尼日利亚租客，而一层则是士多，为这些黑皮肤租客们提供啤酒、香烟和饼干。在几天前，又有两个尼日利亚人过来租房子，但包租婆陈太太实在腾不出地方，只好把他们转介给其他有房产的当地朋友。
　　这栋商用楼的楼主，是自称“黑人居委会主任”的包租公陈德（化名），他把每一层楼都划分成若干套房，每个房间分租给一到两黑人。“一般外地人出400元租的房间，他们出到600都没问题。”据其介绍，从春节开始陆续有不少尼日利亚人到这里租住。在几天前，又有两个尼日利亚人过来租房子，但包租婆陈太太实在腾不出地方，只好把他们转介给其他有房产的当地朋友。
　　尼日利亚人的消费力对于陈德来说潜力无穷。一个半月前，他在一楼开了一个有英文标识的杂货店，还专门买进嘉士伯、喜力等适合非洲人口味的啤酒；现在，他的房子每天晚上都坐满了黑人，既有Miky和Johnson这样在黄岐居住的，也有很多专门从广州小北路等地跑来玩耍的尼日利亚人，他们与商业街上日渐增多的小贩混杂在一起，演绎着这一带今年来最明显的变化。
　　在商业街附近，大多数楼盘（无论属于广州或佛山）的住户都表示，由于担心治安隐患，他们不容纳非洲黑人入住，尼日利亚人只能在商业街这类流动性更大的地段寻找聚居点。黄岐商业街的物业这几年的租售情况很不理想，所以楼主们对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租客，多数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在半年前，黄岐商业街还是一段空空荡荡，零星分布着夜宵排档的步行路，现在两边已经陆续出现了长途电话店、发廊、非洲食品店，24小时几乎都有黑人来消费。这些电话店的资费一般都比电信运营商要低的多，而发廊则多数由黑人师傅打理——你付上30美元，就可以做一个富有非洲特色的辫子头。
　　开会自治
　　8月4日晚，阵雨。二十多个尼日利亚人围成一圈，他们正在“开会”。其中的一个人站起来激动地申诉，他的一个同胞向他买手机但迟迟没有付钱，经过一轮激烈的争吵后，他们达成协议要给欠款者施压，以平息这个内部的纠纷。
　　自称 “黑人居委会主任”的陈老板在会后还热心地表示，如果尼日利亚人有需要，他可以帮助解决纠纷。“（尼日利亚人）有什么生意做，我都会揽下来；想解决的，都可以帮忙解决。”
　　对于Miky们来说，警察无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在社会上遇到矛盾，通常都要靠“Nigeria Union”解决。“这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有尼日利亚人聚居的地方就会存在，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很怕坏的同伴破坏我们的形象，Union甚至会把做坏事的同胞揪到派出所。这是在尼日利亚人坠楼事件前就有的。”
　　根据多个被访非洲人的描述，从去年末开始，广州警方针对外国人的查证行动有所增加，而中国对非洲人的签证及延期则日益严格，这使很多无法获得正常居留条件——尤其是那些有护照，做小本生意但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因此得不到签证保证的非洲人，不得不离开小北路等传统的市区聚集点，向更偏远的居住点转移。
　　很多非洲人都说，他们不应该全被当作小偷一样的“坏人”。“如果警察要查小北路，他们会马上逃出小北路。他们想补办他们的签证，继续留在这里做生意，但现在补办签证已经变得不可能，所以他们陷入了麻烦，也开始制造麻烦。他们人太多了，你没办法一次抓住他们，而且你早上来检查，前一天晚上他们就已经躲了起来。”在广州居住超过十年的刚果人Julio说道。
　　Miky无疑是黄岐尼日利亚人中备受尊重的一个，因为他得到了广州执法部门的信任，还邀请他去法庭旁听涉外案件。在与记者聊天时，Johnson曾把Miky的中国妻子以及混血孩子的照片给记者看，其他人都流露出赞叹的神色，他们谈到Miky的妻儿，通常都会显得十分兴奋。
　　国际Store
　　8月9日晚有切尔西与曼联之间的比赛。Miky是切尔西的球迷，他押了两百块钱赌切尔西获胜。通常，尼日利亚人对拥有众多非洲球星的切尔西队怀有好感，他们多会聚集在商业街一带收看电视转播。
　　这个夜晚，就像记者和他们共同坐在露天躺椅上的多个夜晚一样，Micky们坐在露天档摊边，时不时会用简单中文买啤酒、香烟，甚至打电话叫麦当劳的外卖或者粮油店的大米。这是他们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间。
　　Miky的朋友，母亲是尼日利亚人的南非人Ossy，也住在黄岐，很胖的他在商业街聚居的黑人中很突兀。Ossy的“职业”是按照家乡亲友发来的短信在广州采购各类电子配件。“在我的家乡，我也开了这样一家‘Store’，我买的东西就是托运过去让那个‘Store’卖。”他指着陈德的小店说，“陈老板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除了喝酒，Ossy经常做的是打电话以消解无聊，已经30岁的他目前还没有在中国找到女朋友。在黄岐，一些尼日利亚人已经找到了女朋友，住在同一栋楼的年轻人KC，就跟一个广西女孩住在一起。“只要你能讲中文，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难。”KC对记者说。
　　陈老板的英文不好，他没有辨认尼日利亚人的居留资格。他对每一个黑皮肤租客的身份查核，就是看看他们有没有护照，并告诉他们“如果‘搞事’的话，就到附近的河边去弄”，否则他这个“黑人居委会主任”会取消他们的租住资格。
　　看惯了香港电视新闻的黄岐本地人，有些还记得十年前尼日利亚人在香港制造了多起罪案。不过，对于尼日利亚人来说，中国人也是危险的。Johnson就对记者说，他曾经下单买10000美金的手机，结果拿到的都是假货：“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中国人。他们不但骗外国人也骗自己人。他们99%都是坏人。”
　　尼日利亚人坠楼后聚集的那天，情绪激动的Johnson就在现场。“当时的情况是，警察并没有跟那两个尼日利亚人说清楚意图，两人情急之下只能逃跑，结果一人不慎掉了下去。”
　　对比之下，黄岐的警察以及为尼日利亚人提供生活空间的陈老板们，与尼日利亚人之间的关系目前还算融洽。尽管近两个月，在黄岐商业街一带巡逻的警察也多了起来，但目前，他们仍只是在巡逻时跟陈老板们打个招呼——“大家都系两餐，只要不闹事就得啦（大家都是为了谋生，只要不闹事就可以了）。”
　　但似乎谁都没有底，这种目前尚算融洽的状态能维持多久。
很近，很陌生——广州人对非洲裔客人的印象调查

一家居住在广州的刚果人坐公车去弟弟家做客。 摄影·孙炯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到广州的这些非洲籍人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城市的客人，而正在主动地参与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发展进程，他们的需求、权利和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本地居民和非洲裔外籍人口这两个种族群体在身体和文化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虽然目前尚没有出现种族的对立，但部分的、局部的紧张关系已经初现端倪。
　　这一点从广州人现在对非洲裔外籍人口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来。本用于泛指外国人的“鬼佬”，在广州现在几乎成了“黑人”独享的代名词，更多的人则直接称呼为“黑鬼”。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本地人在提到非洲裔外国人时常常要极力表现出自己没有种族歧视，面对调查者询问时往往称呼其为“黑人”，但稍微不注意在讲话中就直呼“黑鬼”了。虽然这样的称呼在广州人那里并不带有歧视或蔑视的意味，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人们的称呼中感觉出居住在广州的中国人对非洲裔外国人与其他外国人态度的不同。
　　本地媒体和公共传媒对于广州非洲裔外籍人口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能反映出公众对于黑人的态度。广州城市的开放性、文化的多元性和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宽容性使得国人或公众对于非洲裔外籍人口相当包容，极少会表现出种族的或群体的歧视。但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公众对广州市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形象塑造过程，以及在这个塑造中所呈现特点：
　　其一是在报道过程中尽量避免出现种族歧视或族群歧视的口气和字眼，尤其是在传统媒体上，这个特点更为突出，而在网络上则表达得更为自由一些；其二即强调非洲裔外籍人口在广州的总数多，而且增长快，必去重视黑人问题；其三，即提示目前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如非法滞留、社区内的违法和犯罪行为、黑帮、毒品、艾滋病以及中非人种的混血等问题；其四是部分网民开始表达对大量非洲裔聚居广州的不满，并开始讨论种族歧视等敏感性问题，也有部分人在网络论坛上表现出对非洲裔的种族和族群的不满和歧视倾向。
　　公众对在广州黑人的不满和负面评价情况在调查中也有所体现。在不同社区的对与黑人有过近距离接触或互动的10名本地人的访谈中，几乎全部被访者都提到了“黑人体味较重，不习惯与他们近距离接触”的问题，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不愿意跟他们做邻居。
　　在小北路天秀大厦、环市中路陶瓷大厦中非商贸城、登峰街批发市场、广园西路迦南服装城等对10名中国商户的访谈中，全部都提到黑人缺乏诚信的问题，并提醒与非洲人做生意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中有4人是自己遭遇过被骗，其余都是听熟人说起存在这种情况。
　　在对10名随机抽取的出租车司机的访谈中，全部被访者都提到黑人体味的问题；全部被访者都说从礼貌和素质上来说黑人不如中东人、印度人和日韩人，中东人、印度人、日韩人不如白人（西方人）；全部出租车司机都说黑人小气，打车的时候常常少给钱，并且不给1元钱的燃油附加费，而且还常常要求违规停靠；有8名出租车司机表示不愿意拉黑人，如果是其他外国客人和黑人同时打车，他们优先拉其他外国客人。
　　由于是初步调查，很多更为深入的问题还没有展开分析。但这些情况表明广州市许多公众已经开始对部分非洲裔外籍人口表现出不满，并且有一部分人开始把这种不满投射到整个非洲裔群体上面。
　　当然这些问题不是出于种族歧视或族群歧视造成的，其中有些是因为文化差异、生理差异、有些是因为沟通不充分或缺少沟通造成的。因此，在这些问题未激化为种族问题和族群冲突之前，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尽早出台一些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以全面地或部分地改善族群紧张的程度与实际和潜在的种族冲突的强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到广州的这些外籍人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城市的客人，他们正在主动地参与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发展进程，他们的需求、权利和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包胜勇）   广州市民谈黑人：“别对他们笑，笑了他们会求爱”

　　旅居广州的广大非洲裔客人的存在影响着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形象也被日益鲜明地塑造出来。记者采访了部分与黑人有过亲密接触的普通市民。也许每一个人的观感都是片面的，只要综合起来，我们或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广州市民心目中的黑人形象。

　　记者· 洪鹄

　　罗欣欣 (小北路外国食品专营店Hayat店员)

　　我男朋友是赤道几内亚人，在天秀大厦做贸易。前几年他还是跑腿的，现在算是老板了。他批发衣服带回他们国家卖，我经常陪他一起去三元里看货。

　　为什么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懂礼貌、负责任，而且他中文很好，我们很谈得来。很多中国人对非洲人有偏见，觉得他们粗鲁啊，不讲礼貌啊。但我男朋友就是一个特别勤奋负责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有看法，觉得中国女生居然傍老外，还是个黑人。我不想解释。在美国，白人和黑人结婚的不是很多么？中国人有很多偏见和不信任，相比之下，我男朋友简单多了。

　　江兴华(出租车司机)

　　平时我经常跑机场。接的黑人那太多了，三元里这儿的角落旮旯我都熟。很多黑人不会中文，我也不会英语。大部分时候还算平安无事吧，但有种情况很讨厌。广州出租车你知道不能超载的，后面只能坐3个人。常常有一个黑人在路边招手拦车，我一停下来，哗，突然窜上来五六个黑人。他们多高大啊，把整车塞得满满的。我让他们下车，他们不听，在后面乱骂乱吼。反正只能是我拉他们走。

　　有时几个人坐在后面一起唱歌，我挺受不了的。我儿子念小学，班上有黑人小朋友。他好像跟人家处得还挺好的呢。小孩子比我们少一些成见吧。

　　谢晓娟(新白云机场安检处地勤)

　　我在国际口做地勤，每天都和黑人打交道。几乎没有人不超重的，他们回一趟家不容易，中国物资多，他们总是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几十条牛仔裤、几十瓶洗发水的，超重了我当然要给他扣下来。他们特别能耍无赖，不高兴就不吵大闹，常常搞得我们地勤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来二去也熟悉了其中一些黑人，有些可以称作朋友吧。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过分热情，有点吓人，和我们对感情的态度不一样，很容易就要约会你，向你求爱。也不能说这样就是坏人吧。感觉他们在广州，大部分都很寂寞，无论是三元里还是小北路，黑人多归多，但和整个广州当地社会生活并没有融入。

　　江文婷(罗欣欣同事)

　　小北路的中国女孩都经常被非洲人搭讪，千万不要跟他们有眼神交流，一交流就麻烦了。有次我搭电梯，对面站着个黑人老外，那时我小，又紧张，而且他长得还比较面善，我就朝他笑了一下，结果后来每次偶遇，他都缠着我要电话号码，还总说一些我爱上你了我可以约你吗我想和你结婚之类的话，太夸张了。

　　张先生(三元里黄沙岗一带治安巡逻)

　　（这一带黑人多？）是啊。（对你们的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影响？）没有。矿泉派出所的事情，那是特例，你们记者不要一天到晚拿出来说事了。有几起偷窃、抢劫啊，那都是正常啊。中国人也干这事对不对啊？这一带很正常，你们记者不要渲染得那么恐怖。我巡的这一带没有黑人闹事，你不要乱写。

　　陈老板(环市路报刊亭老板)

　　我住的这栋楼，是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环市中路住宅楼，原来这里很安静的，现在住满了黑人！晚上吵死了！上次我儿子跟一个黑人吵起来了，他们大半夜的音乐放得好大声，敲门根本听不见，我老婆气得每夜睡不着。我儿子说，他们讲的英语里全是脏话，而且动不动就想挥拳头。

　　李澳(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

　　我们华工有很多黑人学生，我实验室里就有一个，是刚果（金）人。平时上课做实验很少见他来，上学期他挂了好几门课，导师让他暑假留下来补修，他说自己忙着去实习。其实我们同学都知道他又去满中国的玩去了。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中国读书，几年读下来还是一句中文不会讲，听也听不全，我们学校大部分课还是中文开的嘛，等于他们连课都上不了，不知道学校怎么会招收这么多非洲生。

　　成伯(三元里工人)

　　黑人后生仔挺好的！我们仓库很多临时工就招的是黑人啦。你看刚才那个，我们喊他马利啦，他们力气很大，干活勤快。

　　下班了我们还一起喝过酒。我老头子也不会讲英语，就看他们几个黑人小年轻在那边喝得很开心啊。他们好像无忧无虑的，虽然没什么钱，又背井离乡。

　　前年有个后生仔是卢旺达的，会说中文。他跟我说中国很好，又和平又安全。他们家好像还在打仗呢。我觉得广州不应该对他们有歧视，广州一向是包容的嘛。

　　方师傅(出租车司机)

　　我也载过一家黑人，住天河北，男的高高大大，彬彬有礼，女的安安静静，小姑娘黑溜溜的长得特可爱。他们行李特别多，我就下来帮他们搬了一下，然后人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的。这样的黑人太少了。 黑人涌动，裹挟五大问题

7月15日，广园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当地派出所。摄影·杨曦
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居在城区和郊区，已经成为广州市的一个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居留，这些来到广州并定居在这里的非洲裔外籍人口都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这个群体，如何面对可能引起的新问题，既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既不能有畏难情绪，采取自由放任、不管不顾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堵截、打击政策。这既是一个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政治层面的问题。笔者于去年12月份到广州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研，对于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做以下罗列。
　　文·包胜勇 （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一、原住民认同障碍
　　黑人的聚集对于原有社会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突生社会结构，会令本地民众产生一定的认同障碍和文化震惊。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关系相对简单的国家和社会，大量的外籍人口聚居空间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社会空间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这个过程发生较快，对于原有社会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突生社会结构，会令本地民众产生一定的认同障碍和文化震惊，接受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而能否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则取决于这个过程中外籍人口与本地人群之间族群关系的发展。广州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集在特定区域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种族问题的隐患
　　当这种聚集产生一些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并带来利益竞争时，反应会更加强烈，也容易埋下日后种族问题的种子。
　　尽管广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开放性、国际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城市，但非洲裔外籍人口聚居与本地人所形成的一种族群关系对于现代的广州来说也是一个新生现象。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况，也不同于今天国内各民族之间相处的关系。这种新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个新型的族群关系，是基于种族关系的。
　　非洲裔外籍人口在身体上与中国人具有根本不同的种族特征，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像生物界的物种外侵时一样，本地人具有一种本能的应激和反应，尤其是当这种聚集产生一些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并带来利益竞争时，反应会更加强烈，也容易埋下日后种族问题的种子，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社会反应过程，因此不得不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新型族群关系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及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立场、态度和措施。
　　三、国际人口非法迁移
　　在非洲裔人口聚集区，形成相对排他的社会空间时，客观上也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提供了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所谓外籍人口迁移中的“三非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应对这种情况，但是效果却十分有限。对于我国民众来说，从国内偷渡到国外，或者非法居留国外发达国家等诱发的案件屡见不鲜，而对于外籍人口偷渡到国内或者在国内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则相对陌生。对于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来说，对于此等情况的处理和应对也尤其缺乏经验。
　　从有关官方部门的统计来看，目前广州居住的非洲裔黑人大多是持我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签发的旅游、学习、访问或工作签证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士，还有一部分是入境后签证过期造成非法居留的，也有一部分是有意过期滞留或故意遗失、损毁护照、签证等入境身份证件非法居留的，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非法偷渡入境的非洲裔外籍人口。
　　据有关学者和媒体调查，现在广州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尤其是当非洲裔人口开始形成聚集区，形成相对排他的社会空间的时候，它客观上也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黑人提供了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由于非洲裔人口相对突出的身体特征，他们在本地居民区出现和活动时非常易于辨认和发现，而在黑人聚居社区活动则很难发现；同时，非洲裔外来人口之间也常常互相掩护，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同胞提供各种帮助、交流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洲裔人口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这种情况使得警方打击非法移民的工作异常困难。
　　此外，大量聚居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很容易形成一种社会生态结构，也容易产生有组织犯罪和组织化的非法移民活动，这就为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外籍人口管理和城市社区管理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四、城市资源新压力
　　人口密集使得社会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不堪,而很多本地人希望能够与非洲裔外籍人口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近1400万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管理具有极大压力，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显得十分紧张和缺乏。尤其是非洲裔外籍人口不同于一般国内的流动人口，巨大的身体、文化和心理差异使得他们对城市管理、资源配置和社会环境有着特殊的需求。
　　首先就是语言方面的需求。多数非洲裔外籍人口不懂汉语，甚至大部分也无法使用英语交流，他们当中很多人说法语、阿拉伯语或者自己的民族语言，更多的时候其中一些人还是使用土著语言。这样要满足与这些人口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中的沟通需求，就需要大量能够用外语交流的管理人员。在登峰宾馆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越秀区登封街境外人口管理站的标牌目前也是使用汉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标示，其中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可以使用这些语种工作的。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警力还是其它部门的管理人员，精通外语并能够与非洲裔外籍人口沟通的各类人才的缺乏和准备不足依然是城市管理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硬件资源配置和生活空间紧张的问题。大量涌入的外籍人口在这里出入、活动和工作，使目前这些社区本来就颇为紧张的硬件设施配置显得格外紧张，人口密集使得社会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不堪。目前公众对非洲裔外籍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是“不讲卫生、体味重”，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被访者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很多本地人不愿意与非洲裔外籍人口同时使用电梯，并希望能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在三元里地区的一些非洲裔外籍人口居住的城中村，一些基本的社区卫生条件还无法很好保证，社区环境脏乱差，垃圾处理也不及时；由于警力有限，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条件也得不到保证。此外，还有诸如面向外籍人口的社区医疗和城市医疗服务的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等等。这些都凸显了大量非洲裔外籍人口聚集对当前广州城市管理和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新的压力。
　　五、群体权利需求以及其它
　　不仅会争夺部分就业机会，在非洲裔人口内部也会产生各类犯罪，甚至是涉黑组织。
　　在当前国际移民的新形势下，还会产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对于政府、城市管理者、本地居民和公众来说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社会对此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应付措施。
　　在这些新问题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格外注意。其一是，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非法就业”问题凸现，外籍人口的非法就业可能会出现与本地人竞争有限就业资源的问题。在白云区的永平街仓库集中区出现非洲裔外籍人口与外来农民工抢夺搬运工作的问题。
　　此外，新的人群的新的服务需求也在改变一些传统的农民工就业结构。如很多中东人开办的面向外籍人口和非洲裔的餐饮、咖啡馆等服务机构也更多地雇佣来自宁夏或新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不是广州最大量的湖南或四川的农民工。天秀大厦下面的快餐店、咖啡馆以及登峰宾馆附近地区的很多餐饮店都是这样。
　　其二是，很多非洲裔外籍人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调查时就发现在这些区域活动或工作的非洲裔人口中很多都是来自北非、西非的穆斯林。在天秀大厦，我们可以看到由广州伊斯兰协会张贴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广州地区每日五时拜时间表》。在这些区域集中活动的非洲裔穆斯林、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人以及来自中国宁夏、新疆的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穆斯林”社区，这种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认同性社区会改变原有的社区结构和城市文化，也会形成许多新的需求，需要慎重对待。
　　其三是，跨国犯罪在走向组织化和集团化也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跨国犯罪是国际移民的伴生问题，随着境外人口大量入境，在这些外籍人口集中的社区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据有关研究者的研究，目前居住广州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帮派等涉黑组织；此外，传统的国际性难题“黄”、“赌”、“毒”在这些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地区也不容忽视。
　　如2008年6月9日《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以“黄流涌动城中村”为题报道了外籍人口、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登峰街辖区存在严重的涉嫌卖淫嫖娼事件。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三元里等地区调研时，经常可以发现张贴着提醒路人的启示，如近期警情通告、犯罪特点等。这些都表明了这些地区存在的问题。
　　此外，还应当关注广州外籍人口入境以后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且随着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增多，他们的群体权利需求和自我认知也逐渐加强，甚至有些非洲裔已经表示不愿意离开广州，希望入籍中国，渴望获得公民权利。不管这些需求是否符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也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种需求是否合理、甚至是不管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群体权利需求和置身于广州社会之中的群体认同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必需引起高度的重视。
　　2009年7月15日，广园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当地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他们的一种主张权利和维护权益的表现。此外，还有一些由国际移民和境外人口大量入境、聚集引起的其他问题和新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观察。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