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快评：新瓶旧酒的经济增长方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易鹏
这次中国两会中最热门的词汇，无疑是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重点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媒体的热炒，通过众多专家和官员的齐力解读，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只要政府开始重视，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在不久后就可以成功实现，一个美丽的中国经济新蓝图就要绘出。
但在笔者看来，很多人都得了健忘症。早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就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6年，李鹏在做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1年，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而到今年，温家宝还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显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口号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喊了很多年。即使如此重视，但残酷的摆在大家面前的一系列数字却是：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3%~10%。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这样低效率的巨额能耗，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地球峰会上，被众多国家施以巨大的压力，这种低效率被认为是推动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在去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6.8%，最终消费率降到了48.6%，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率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跟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却是倒退到历史峰值。为此，在几个月前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通过“要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段话，变相的、无奈的承认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这么多年几乎是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性进展。
有了上面的这些记忆，这些数据，这些基本判断——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那些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老调重弹，充满太多的期望和信心。不如对这样的新瓶旧酒、老调重弹看得再淡些，将其理解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望改变，或者将其理解为让全社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难。有了这种认识，会让各界明白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因为对未来蓝图的过度美化而诞生“速胜论”，那只能说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必须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有深刻的认识，因为这会影响到中国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最终效果，甚至还可能出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退。
在笔者看来，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难以达到目标预期，甚至还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主要原因既有包含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因素，更有中国体制性的原因。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上：观念转变、技术进步、深化改革是目前的共识，但这些共识最终的落脚点都还是集中在中国的体制上。
以技术进步为例，中国这些年在技术上的进展速度远远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中国最高水平的科技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9年的特等奖和一等奖的第一获奖者，绝大部分都是单位领导。从这种领导能够在百忙之中，还能研究出中国最高水平科技成就来看，就不难理解中国科技水平不能大幅进步的原因了。这种科技界的官本位就源自于现在中国的体制。技术不能进步，再谈经济方式转变就是空话了。
再比如，由于中国体制中的中央集权，地方政府必然会将政绩做给中央看，“面子”工程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这就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过于依赖投资而拉动经济的短期行为，唯GDP之上的政绩观更是比比皆是。也很容易让地方政府忽视民生，没有多少动力去增加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从而拉动消费改善经济结构。
可以说，中国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这次两会上温家宝也承认，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当发展经济方式的体制性改革改到政府自己头上，需要政府弱化资源配置权，放弃更多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的时候，来源于政府内部中有形或者无形的巨大阻力就会油然而生，直接站出来顽强的阻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此刻的中国，由于体制性的原因，导致没有外力可以强力的制衡、约束政府，迫使中国政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所以，不进行体制性的根本改革，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调整经济结构，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单纯喊口号是永远实现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如果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也许又一个几十年过去，还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还停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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