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四人帮”批“经验主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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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批“经验主义”始末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毛泽东针对“九个文件”所写的文章，把王明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1943年在延安高干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到了1975年，“四人帮”又借批“经验主义”之名，把矛头对向了周恩来，对准了老干部。
胡乔木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
江青等人是深知延安整风中的那段历史公案的。他们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党政部门的老干部。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
就在张春桥讲话的当天，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在1975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明显是对着周恩来的。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
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有的地方开始揪“经验主义分子”，一些领导干部被迫检查“经验主义错误”。这对邓小平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构成了新的挑战。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 “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会后，江青给毛泽东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 （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5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姚文元责成《红旗》杂志写作组以田春的笔名在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文中提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
5月3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关于反“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我没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讨。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6月初，江青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
在邓小平等人的强烈抵制下，此后，批“经验主义”之风稍有收敛。
（摘自 《党史博览》第2期作者史义军）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毛泽东针对“九个文件”所写的文章，把王明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1943年在延安高干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到了1975年，“四人帮”又借批“经验主义”之名，把矛头对向了周恩来，对准了老干部。
胡乔木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
江青等人是深知延安整风中的那段历史公案的。他们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党政部门的老干部。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
就在张春桥讲话的当天，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在1975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明显是对着周恩来的。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
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有的地方开始揪“经验主义分子”，一些领导干部被迫检查“经验主义错误”。这对邓小平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构成了新的挑战。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 “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会后，江青给毛泽东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 （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5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姚文元责成《红旗》杂志写作组以田春的笔名在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文中提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
5月3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关于反“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我没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讨。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6月初，江青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
在邓小平等人的强烈抵制下，此后，批“经验主义”之风稍有收敛。
（摘自 《党史博览》第2期作者史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