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ck1015：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

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关系
一直想写一篇可以相对系统全面地阐述金融危机，二战后世界的金融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华盛顿共识形成后金融全球化趋势）以及金融危机对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冲击的文章，但苦于能力有限，到今天为止一直是有心无力，直到我看到了索罗斯最近在中欧商学院的系列视频演讲。
在索罗斯一个系列内五个主题演讲中，前四个主题演讲都曾在他过往的书中有所体现，对一些关注索罗斯的人并不陌生。令人赞叹的是他最后一个主题演讲The way forward（路在何方），这个主题演讲可以说是大师级的杰作，完美地阐述了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及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冲击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我相信即便是最挑剔的读者也会对索罗斯对一系列纷乱复杂事件的归纳，思考及阐述感到由衷的敬佩的。
下面，我主要以索罗斯的最后一个主题演讲为骨骼，附加个人对全球金融体系，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的理解，尽力阐述二战后的经济体系，华盛顿共识以来的金融全球化，07-08年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催生的国际体系的变化和中美国家领导人现在正在面临的选择。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
这个世界的人类活动是纷繁复杂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不确定的。虽然人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科学规律，但是由于这些事件过于复杂和人类个体之间的误解以及衍生出来的人类随机行为，想要准确地预知人类事件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但虽然如此，人类仍然努力去探寻，理解，预测人类事件的进程，谁能做得更好且依次而做出有远见的决定，谁就不但能够有更大的概率在现实中成为赢家，甚至可以引领整个人类文明的前行。
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与二战刚刚结束后但新的国际体系仍未建立起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非常相似，都处于新旧体系交替之际。
07-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如果用“量”来衡量，大于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如果用“质”来衡量，则只有日本上世纪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金融危机和美国大萧条时期能与之相比。其中日本的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长久地失去了活力，直到如今日本经济也没有摆脱那场危机的影响，但这场危机却被局限在了一个主权国家之内，没有蔓延到其他国家；大萧条始于美国，在1932年的时候，美国全部信贷额占GDP的160%，而2008年美国的全部信贷达到了GDP的350%，这还不包括任何金融衍生品。
面临如此大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国家政府不得不对金融系统和世界经济提供了人工呼吸，这些措施在过去的一年中出人意料地稳定住了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当前的主流情绪认为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混乱已经接近尾声，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常态”。但是索罗斯认为这种观点与现实相去甚远，现在还很难说世界经济会不会再次探底，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实际上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这不只是因为这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后面会详述），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变：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说任何国家的组合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但是这个单极世界并没有维持太久。新世纪以来布什政府过度地追求绝对权力，采取了单边主义，却适得其反失去了很多权力，美国正在不可否认地衰落。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加剧了美国的衰落，金融危机不但暴露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代表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缺陷，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已经难以维系，而新的国际体系雏形还没有出现，这一切都使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战以来的世界金融体系
当前主导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理论是有效市场假说（EMH），它假设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自由的金融市场可以自己调节自己，虽然扭曲会经常存在，但由于套利行为的存在，这种扭曲最终会被市场自行消化。且不论这种假说存在内在的不合理性，当我们谈论国际金融体系时，这种假说忽略了国际政治体系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性。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之上的，而雅尔塔体系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能成立的前提，由于美国在二战后超群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元被确立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当时还与黄金挂钩），这就给了美元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支配世界资源。而美国的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就自然地成为了国际资本。从此世界的金融体系按国家分为了两个层面（tier）：处于中心的国家和处于边缘的国家。处于中心的国家是像美国这样拥有硬通货货币的国家，可以用自己的货币发行外债（注意：是外债）；处于边缘（periphery）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只能用来支配自己国内的资源，不能以自己的货币来发行外债。在这个体系中，IMF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起初他负有平衡各国贸易帐户的作用，保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自从牙买加体系确立了浮动汇率为主的世界汇率体系后，IMF不再直接负有这个职责，而是在某国需要帮助的时候对其进行救援。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世界的金融体系逐渐从一个被严格监管的体系向去监管化（deregulation）发展，但这个转变过程起初并不迅速明显，罗杰斯曾经说过华尔街在60年代70年代是被遗忘的地方，这种情况直到美元彻底与黄金完全脱钩后多年的80年代。
80年代是金融资本国际化，去监管化的一个高峰期，金融资本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这与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自此美元基础货币的发行不再受其所有黄金的约束，美联储摆脱了多年来作为约束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行为的黄金peg，但美元却还是世界货币，依然能够支配世界资源。
这种去监管化在80年代末，也是苏联逐渐解体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华盛顿共识的达成。华盛顿共识明确了国际资本（包括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快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催生了国际资本主义，使用金融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相对不受监管地自由流动，应该说华盛顿共识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
80年代金融去监管以来的几次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我们知道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和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不断的发生，直到最近的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都是发生在金融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如80年代的拉美），最终发展到中心国家（08年的美国），频率越来越高。
先说说80年代初的南美国家债务危机。当金融去监管化在80年代初逐渐加快，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吸引国际资本来本国投资，借贷对一些急需发展的国家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些资本的进入意味着更多的被其支配的世界资源将可以被这些国家所利用来发展本国经济。但是后来南美国家由于对外资的利用不力，自己的国家财政又出现了严重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国家债务危机面临破产，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可能的局部货币危机。而国际金融资本如银行等却在南美放了大量的无法收回的贷款，这就威胁到了这些银行的生存。为了不使危机蔓延，各大银行在政府的帮助下聚在一起采取措施，实施了一种叫做“集体贷款系统”的政策，共同是给这些国家政府以援助，这样不但挽救了这些国家政府使他们不至于破产，而且缓解了货币危机，更重要的是使国际金融资本不至于破产，阻止了危机的蔓延。但这些国家在接受援助的时候也同意在未来收敛自己的财政开支，以保证不再出现类似的债务和货币危机，且被附加了一些条件（如私有化），这些政策使得南美国家失去了近10年的经济增长，“拉美化”也成了世界各国避免出现的情况（以上是对80年代拉美出现的债务危机的金融解释）。在此之后，国际银行不断重建自己的准备金（Reserves），重组了在拉美国家的贷款，逐渐走出了阴霾。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了97年，国际银行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他们证券化了自己的贷款，把这些“证券”卖给了投资人（这就好比08年的MBS，CDO等）。当与80年代初相似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这些银行通过证券化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己，但后果却是危机发生国为这场危机全部买单。本来应该分散在国际银行与当事国身上的损失集中到了这个国家的政府和“证券投资人”身上（就好像香港的雷曼迷你债券投资人）。
上面提到的这两次危机都发生在金融体系的“边缘”国家里，通过种种弥补手段，这两次危机都没有进一步演化为世界金融危机。07-08年的这场始于美国房贷危机的世界级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体系的“中心”国家（21世纪初的那场互联网泡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直到2008年雷曼破产后，整个世界才被卷入到这场金融危机中来。也正因为大家都被卷了进来，世界主要国家通过IMF集资了1万亿美元来帮助继续流动性的边缘国家，客观上帮助了很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在这一角度看，IMF很好地完成了她的使命。不止如此，在雷曼破产导致全球金融恐慌后，中心国家政府果断地向金融机构进行了人工呼吸，并且迅速地实施了相关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现在看，这些政策起到超乎意料的作用，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世界正在重返Status Quo或“常态”，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雷曼破产 – Game Changing Event
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首，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雷曼破产的重要意义：雷曼的破产使得人们对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产生了怀疑，大家突然意识到现在的金融体系已经烂到了骨子里，处于这个金融系统最核心的美国，英国及欧洲的支柱金融机构几乎全都面临破产，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已经面临推倒重来的最终审判了。最终世界主要中心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通过种种手段保证几乎所有能够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金融机构，行使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权，才力挽狂澜于即倒。
这场危机进一步蔓延的金融体系中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没有硬通货的发币权，也就无法为借入储备货币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担保，他们中的很多国家也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防止后来发生的货币危机。这其中，东欧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传统上依赖于来自中欧和西欧的国际银行的贷款，而金融危机不但使这些贷款失去了后续，而且大量资本在金融危机期间流出了这些国家，再加上整个世界需求大幅度下滑，使得这些国家面临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威胁。
上面我们提到，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国家通过扩大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来担保银行的金融机构，起到了稳定金融系统的作用，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较为成功。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在回归常态，但是这种想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现有（旧有）全球金融体系的固有缺陷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全球化是由来自于美国和英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推行的，这些人是一群极右主义分子，以最极端的声音反对几乎任何监管，要求绝对的市场自由，过去的30年也是美国不断向右冲的30年。由于美国是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在苏联解体后又成为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加上英国的协助，美国国内的金融政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的金融政策，构建了世界金融体系。由于金融资本不断的全球化，而金融监管却没有全球化，很多金融资本可以成功避税，逃避监管，这就使金融资本与其他资本相比处在一个特权位置。拥有了这些特权，金融资本在过去30年间不断膨胀，逐渐成为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核心部门之一，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权力。
诚然，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增加了全球经济活力 – 实际上，金融是现代社会的伟大创新之一 – 但现有的全球化金融体系却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现有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机构和参与者可以自我约束并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一错误假设的基础上的。
全球化的金融体系需要全球化的监管体系。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来实施的，巴塞尔协议几乎是唯一的全球性的监管体制，该协议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设定了最低标准，但即便是巴塞尔协议的权力来源和实施者也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全球化的监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危机出现，各种各样的金融保护主义就会出现，而各国不同的监管会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使当前这种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无效。
然而，由于世界上各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让他们同意成立一个全球监管机构是很难的。我们可以看一看欧盟的例子，在金融危机期间欧盟成员国自己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银行担保系统（像美国财政部那样的），这主要是由于欧盟虽然有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门，而税收和对银行进行担保却是财政部的功能，不是央行的功能。欧元区本来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成立进一步加强一体化，甚至成立一个共同的欧元区财政部，但是这一次德国成为了阻力。德国曾经是欧洲一体化最大的驱动力，但那是在德国可以为欧洲一体化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而如今的德国已与那时的德国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金融危机给了德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德国政府面临很大的民意压力不愿意去扮演“欧洲钱袋”的角色，这不但使欧盟进一步整合失去动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欧元带来了危险。
金融危机的赢家和输家
源于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这场危机在08年雷曼破产后蔓延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负面影响，短期看，没有人从这场危机中获益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一看这场危机对世界不同国家的长期，相对影响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场危机不但带来了输家而且创造了赢家。
这场危机创造的最大的赢家就是中国，最大的输家是美国。虽然其他国家的实力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发生绝对的和相对的变化，但是没有国家会比中美的得失更大。二战以来，美国获得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发钞权，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在70年代美国正式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的发钞权失去了最后一点名义上的限制。在过去30年以来，美国严重地滥用了这个特权，国际收支平衡帐户上连续近30年出现经常帐户逆差（赤字），这个年度赤字甚至一度达到8000亿美元（注意：是经常帐户赤字，不是财政赤字）。在过去，亚洲的小虎，小龙，大龙们和中东的石油出口国愿意通过资本帐户（如投资美国国债等）对这个经常帐户进行融资，使得其可以持续，但是这一次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严重被毁（很多人破产了）终结了这个过程。美国的居民地产（residential real estate）危机还远没有结束，而商业地产的大放血还没有真正到来，当它降临的时候，美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会进一步被毁坏，从而打击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将不再可持续，至少会大幅度下滑。美国经济会被上述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拖住，美国的消费者也不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再来看中国：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大体上被隔离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外。这场危机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内部发生的事件，而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外部冲击，主要通过对出口的抑制影响到了中国，所以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相对美国已经是一个赢家。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国都在通过借出自己积累的外汇储备来增加其他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刺激本国的出口。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主要的借贷对象是美国，但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后，由于前述的“美国消费者已经失去了巨大消费能力”的原因，中国正在向其他国家发放信贷，而这些国家会利用这些信贷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产生消费能力，购买中国产品。也就是说，作为外汇储备大国，中国还有除了美国这个经济合作伙伴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这些选择可能不会是最佳的。
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正在实施的带动国内消费政策都会使中国的消费者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事实上，中国已经在把自己的贸易伙伴拉出衰退，走向经济复苏，这些贸易伙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赞比亚等多个国家。
另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点是：中国的经济政策成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释放了很多被压抑多年的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和对财富的向往，这些最终都转化成了生产力。不只如此，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外资和自己固有的劳动力优势，成功地引爆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济体系。而在这个体系的中心，则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一起组成了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很多投资决定都是政治决定，而非商业决定，这就使得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非常地低。中国目前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在未来通过其他方式为这个国家创造高的经济增长目前看还是未知数。历史上，中国每一次政府主导的投资浪潮都会带来较大的银行坏账，但是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现在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地方政府不像以前一样可以掌控很多投资的决定权。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更大程度地参与到项目审核，批准，上马这样的过程中来，让这些投资项目相对以前来说更加可控，以免造成无效投资。即便如此，中国的经济政策成功仍然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Vs 美国的国际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Vs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由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与中国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前者在金融危机中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后者正处于上升态势。前者是一个多边的，诸多国家共同参与的机制；而后者主要是通过多个双边关系来运作的体制。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是通过双边国家关系来展开扩张和全球化运作的，这其中有着比较深刻的原因。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其中成功利用外资发挥自身优势，带动经济发展是开放伊始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却一直在保护，培养着自己的民族企业，其中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国有企业逐渐成长了起来。
中国对外开放的下一个步骤是逐渐参与到了国际多变贸易框架中去，这主要是通过最早的与美国每年一定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后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入WTO来完成的。应该说在全球化席卷全球的21世纪，中国已经加入到了世界贸易大家庭中来，这也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出口导向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在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渐成熟需要走出国门之后，中国却没有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其中在国家层面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中的参与一直有限，直到金融危机后才加强了参与度。在非国家层面上，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到了美国所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之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海油对优尼科收购和中铝对力拓收购的失败。由于种种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传统思维等原因，中国资本不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这就导致了中国只能通过双边机制，与各个国家（尤其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单独协商双边投资机制，而这种双边机制对话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如中国与产油国之间的贷款换石油交易，与非洲国家的投资合作，与澳大利亚的FTA谈判，与加拿大的双边对话等。
虽然这种双边机制非常实用，且在金融危机中给中国带来了外交成功，但这种双边机制却容易在国家之间制造冲突，如西方国家对刚果的不满。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健康的多边国际金融体系需要被建立起来，并且需要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上升趋势的国家纳入其中。
由于新现实主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国家间的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实践，一个和平的协议是难以达成的，但却可能通过一个大交易（grand bargain）来奠定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金融危机以来的几次G20峰会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但却被IMF的章程所局限（如IMF中各国现有的投票权不能反应目前各国的“啄食顺序”），而改变IMF章程（如增加中国投票权）却不是一时之功，这都会起到延缓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
所以，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必须通过像二战后布雷顿会议那样的大国交易场所才能完成的。通过这个可能的交易平台，各国可以给IMF“去宪化”（Deconstitute）也就是边缘化甚至取缔IMF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建立起可以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上升趋势的发展中国家容纳进来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能够反应当前国家间的“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 of states）。这个体系将决定如何对待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如何控制国际间资本的流动（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决定自由地移动是世界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源泉之一），如何建立起全球监管体制等重大议题。
特别取款权（SDR – Special Drawing Rights）
如今的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已经不再享有人们对它曾经的信任了，而当前却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取代它。因此很多投资者出于对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将大量的美元投入到了商品市场中，这种行为不仅会减少资金流入生产性领域，而且会造成人为的通货膨胀，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应该对SDR持开放态度，这样才能吸引中国逐渐放弃人民币与美元的实质挂钩。这样做也会减少中国对自己储备资产的忧虑，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却也给了美元自我调整的机会。
SDR的一个最大的作用是：它催生了真正的国际货币发行，尽管这个国际货币仍然是各主权货币的组合，SDR金融资产也暂时没有出现，但却是世界向新的国际体系卖出的重要的一步。SDR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它可以通过创造国际货币来将资金从资金富裕国家转移到急需资金的国家。通过SDR这个多边平台，富裕的国家可以帮助那些急需资金的国家，而不必通过双边机制进行交易，毕竟双边渠道往往带有其他显性或隐性的条件，容易产生国家间的冲突。
世界需要富有远见的美国总统，但需要更加有远见的中国领袖
前面讨论了建立起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有动力去推动这样的变化呢，毕竟美国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者。答案很简单：如果当今的全球金融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继续将主要新兴大国排斥在外，那么这个系统将会被逐渐边缘化，正因为美国是这个现行体系的主导者，如果该体系被边缘化那么美国失去的将最多。
为什么中国会有动力去推动这样的变化呢？答案同样简单：中国能够也只有能够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才能继续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前世界各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格局决定的。诚然，军事力量仍然是大国综合实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脊梁，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不和平的环境下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也很难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扩充自己的影响圈和经济领土。
美国需要在当前正在进化的国际格局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虽然更加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世界上的一些问题，但却面临着国内问题的压力。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宣称已经控制住了金融危机，但美国经济却可能在未来持续低迷，尤其是失业率一直高企，这都会改变美国国内的民调和国民情绪。美国人习惯了领导世界，习惯了富裕的生活，习惯了不受限制的自由，是很难去接受突然且残酷的经济现实的。而军事上依然领先全球（至少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军事上强于美国），却正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主导位置，这三点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已经逐渐走向沉沦，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一旦美国经济出现再次探底，不愿接受严酷现实的美国民众就会把选票投给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会受到民众情绪带来的政治投机机会的诱惑而努力把美国的国内矛盾和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向外转移，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在中国人眼中奥巴马代表了美国利益，在很多问题上与中国对立。但必须承认奥巴马上台对于中国来说至少比麦凯恩上台要好，至少奥巴马是一个相信国际合作才能解决问题的人，一个希望能够负责人地解决美国内部问题的人，一个不会轻易动用“帝国武力”的人。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却不一定在奥巴马的议事日程中，毕竟他的很多经济幕僚们依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固有的，而是百年一遇的天灾。这就要求奥巴马更加有远见，能够看到身边的人看不到的东西。
中国的领导者更加需要有远见
中国在过去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即便是最苛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面前注意措辞。个人认为中国目前之所以政治稳定主要有三个原因：
1. 经济发展迅速，向人民大众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且正在实质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这一点谁都能感受的到，这些成绩也在客观上解决了很多中国社会的矛盾。作为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愿意放弃一些自由和权利或者说上交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
2. 中国这届政府的确比较开明，胡温政权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照顾到了老百姓的利益和关心的事情。尽管老百姓对腐败和官员（尤其是底层官员）有怨言，但整体来看大家对中央政府还是比较认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
3. 中国政府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比较开明，允许公民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批评，但在一些涉及到国家政权稳定的关键问题上却坚守住了底线，这一点我们常上网的网友身有体会。
为了能够“人亡政不息”，在未来的某个点上，政府会逐渐放弃或者说调整一些权力，让法制在中国国家治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甚至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需要更加开放，对世界更加包容，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渐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过程中被世界所接纳，毕竟虽然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世界却有60亿人口，而世界人民是不会为了中国的崛起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
不过，也许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由于近200年来屈辱的近现代史，中国人民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牺牲品（考虑到中国经受的屈辱，作为中国人我当然认为中国人民有权利这样想），但却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中国自己已经飞快地走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位置。
恐惧来源于未知。中国人民和中国的领导者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认识到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已经走到了主导位置上，在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的变革中中国甚至坐在了驾驶位上。中国需要让自己的国民更加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自己，更加注意世界的观点，这样才能让世界接纳中国这个迅速并且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也只有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中国才能继续崛起的神话。
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领导者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