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读《此地无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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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性一样疯狂——读《此地无人生还》
2008年06月13日 11:43南方都市报
大学的时候，“ChannelV”音乐台是我们这些小年轻的最爱，因为它动感十足，华丽奔放。我迄今还记得它那句超酷的宣言：不要麻药，不要酒精，我们“naturalhigh”！事实上，在琐碎以至无聊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naturalhigh”，所谓迷狂状态与巅峰体验不是那么轻易便可到来。吉姆?莫里森（1943-1971）同样如此，所以他要酗酒嗑药，因为伦理禁忌已被塑构为人的本能，突破绝非易事。大门乐队，曾被誉为“美国的滚石”，没有吉姆?莫里森，便没有它的辉煌。尽管同伴们才华横溢，吉姆却始终是乐队的灵魂人物与精神领袖，凭着他目空一切的气质与彻底决绝的魄力。追求真实与突破界限是吉姆?莫里森短暂一生的主题，这在少年时代便已露端倪，就像他对自己优雅华贵的母亲所说：“其实你不是真的关心我的学习成绩，你只是希望我考个好分数，好拿到你的军官俱乐部里去炫耀。”其父莫里森先生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年轻的上将，在他眼里却不过是个平庸的中产男人，精心维护着父亲的权威与苛刻的清教伦理。1960年代美国的现实仅仅将吉姆看做一个特立独行的现象并不符合1960年代美国的现实。作为反文化潮流的一员，和众多的嬉皮士一样，他出生于富裕的中产家庭，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却抛弃了温暖舒适的生活开始放荡叛逆的旅程。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叫“吃饱了撑着没事儿干”，然而很少有人可以想像他们身处的现实：白人至上主义在南方牢固坚守着，质疑此传统的人常遭谋杀；社会处处维持着男性至上，妇女被假定为热衷家务的生物；文化领域受到道德家们严酷的审查；在纽约，只有因通奸行为才准予离婚；大学校园里，性别隔离与强制宵禁是通行的规则。电视上，年轻生命在越南战场的死亡被媒体铺天盖地渲染着，刺激所有人的神经。1950年代塞林格笔下歪戴鸭舌帽的小子被奉为青年的偶像，虚无主义在蔓延。1960年代的吊诡在于：忽然之间，全世界的青年们都爱上了革命。闹得最凶最热烈当属美国的嬉皮士、法国的极左派和中国的红卫兵。而前二者常常被联系在一起，用程巍先生的话来说，这些闹事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然而，细观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可看到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艾伦?布鲁姆曾这样评价：相对于欧洲学生对卢梭和康德的了如指掌而言，美国的年轻人十八岁时才开始接受教育，他们的早期精神生活是一张白板。美国的嬉皮士们疯狂，他们尊敬马尔库塞，却极少有人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相反，法国的极左派不仅怀有对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狂热想像，对“西马”与存在主义更是烂熟于胸，对他们来说，观念先于行动，“让想像力夺权”。所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如一场灿烂的烟花，突然迸发，转瞬熄灭，并直接影响了法国思想史的后现代转向；而美国的嬉皮士们却用自己怪异但毫不妥协的力量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研究大众心理学的歌手1950垮掉的青年在1960年代突然愤怒起来，吉姆?莫里森是他们的代言人：性解放，迷幻药，摇滚乐，民众狂欢，抗议越战。这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乃至宗教的倾向是1960年代情感的基调，但这一切并非空想。迪克斯坦在为其新版《伊甸园之门》所作的回顾中写道，“这些价值最终得以确立：性自由；妇女、少数族裔和残疾人权利；对权威的健康的怀疑，甚至某种嘲讽；对不同性偏好的宽容；反对军事冒险；保护环境；以及一种更加随意和不拘一格的新型社会生活。”在吉姆?莫里森的疯狂背后，是对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秩序与心灵自由的追寻。除了时代因素之外，吉姆?莫里森作为艺术家的癫狂与他清醒的洞察力并行不悖。气质上他亲近尼采，倾慕亚历山大大帝；庞杂的阅读包括兰波、凯鲁亚克、金斯堡、麦克卢尔、乔伊斯，乃至巴尔扎克与莫里哀，这塑造了他个性中知性的一面。大学时期他主修了一些具有颠覆倾向的思想家，并全力研究大众心理学。吉姆?莫里森对他人残酷的控制与侵犯完全出于理性：“我可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诊断出他们心理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引发群众的骚乱。”这使得他在今后的演唱会中深谙如何引导听众之道，聚集他们的力比多，目的只有一个，煽动他们挑战作为权威与秩序象征的警察。正如《此地无人生还》的作者评价的，“吉姆的学识、智慧和出身使他和很多歌迷有隔膜……他博览群书，而且有着强烈的天主教品位……深深打上了南部中上阶层家庭的烙印：有魅力，目标明确，很多时候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这使得他拒绝大众的崇拜与商业的包装，甚至在演唱会中对疯狂的听众明确地表达唾弃，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歌迷可以独立思考，而不是“用漂白中毒的脑子来听我的音乐”。在吉姆?莫里森和终身伴侣帕米拉逃避至巴黎时，他对朋友说，“我对这一切都厌恶极了。人们总是把我当作摇滚歌星，而我实在不愿意再扮演这个角色了。”他真正愿意成为一名诗人，以匿名的身份。当吉姆?莫里森怒唱并歌颂着“杀父奸母”时，社会还可以带着几分好奇与崇拜容忍着他；然而，当他在迈阿密演唱会上试图脱裤露阴时，一场对大门乐队的抗议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并且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认可。对他的审判成为一场对法律的嘲弄，更成为政客们借以攀上权力高位的阶梯：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吉姆被判重罪。他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他走得太远，政治的触角终于伸来。而这一切，几乎是吉姆预先的设计―――他要让自己从灿烂但虚幻的舞台上跌落。残酷的天才，疯子的逻辑，清醒的理性，这些构成了吉姆?莫里森。与其说他是摇滚歌手，不如说他是吟唱诗人。李皖在《民谣流域》里写道，“如果第一个诗人就是歌手，那么，吉姆?莫里森无疑使诗歌回到了根源”，他的演唱甚至近于“儿歌和口令”，在轮唱式键盘和布鲁斯吉他的烘托下有了更多的波折与张力；他还是一位戏剧诗人，在某些乐评人看来，“吉姆没有歌手的头脑，他更关注戏剧性的表现”，这尤其体现在他对舞台的巨大控制力上。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吉姆已经成为一个关于反叛、异化与追寻的符号，这是人类精神的永恒主题，关乎疯狂，关乎理性，关乎它们的水乳交融。 《此地无人生还》，[美]杰里·霍普金斯 / 丹尼·萨格曼著，董楠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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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性一样疯狂——读《此地无人生还》
2008年06月13日 11:43南方都市报
大学的时候，“ChannelV”音乐台是我们这些小年轻的最爱，因为它动感十足，华丽奔放。我迄今还记得它那句超酷的宣言：不要麻药，不要酒精，我们“naturalhigh”！事实上，在琐碎以至无聊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naturalhigh”，所谓迷狂状态与巅峰体验不是那么轻易便可到来。吉姆?莫里森（1943-1971）同样如此，所以他要酗酒嗑药，因为伦理禁忌已被塑构为人的本能，突破绝非易事。大门乐队，曾被誉为“美国的滚石”，没有吉姆?莫里森，便没有它的辉煌。尽管同伴们才华横溢，吉姆却始终是乐队的灵魂人物与精神领袖，凭着他目空一切的气质与彻底决绝的魄力。追求真实与突破界限是吉姆?莫里森短暂一生的主题，这在少年时代便已露端倪，就像他对自己优雅华贵的母亲所说：“其实你不是真的关心我的学习成绩，你只是希望我考个好分数，好拿到你的军官俱乐部里去炫耀。”其父莫里森先生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年轻的上将，在他眼里却不过是个平庸的中产男人，精心维护着父亲的权威与苛刻的清教伦理。1960年代美国的现实仅仅将吉姆看做一个特立独行的现象并不符合1960年代美国的现实。作为反文化潮流的一员，和众多的嬉皮士一样，他出生于富裕的中产家庭，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却抛弃了温暖舒适的生活开始放荡叛逆的旅程。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叫“吃饱了撑着没事儿干”，然而很少有人可以想像他们身处的现实：白人至上主义在南方牢固坚守着，质疑此传统的人常遭谋杀；社会处处维持着男性至上，妇女被假定为热衷家务的生物；文化领域受到道德家们严酷的审查；在纽约，只有因通奸行为才准予离婚；大学校园里，性别隔离与强制宵禁是通行的规则。电视上，年轻生命在越南战场的死亡被媒体铺天盖地渲染着，刺激所有人的神经。1950年代塞林格笔下歪戴鸭舌帽的小子被奉为青年的偶像，虚无主义在蔓延。1960年代的吊诡在于：忽然之间，全世界的青年们都爱上了革命。闹得最凶最热烈当属美国的嬉皮士、法国的极左派和中国的红卫兵。而前二者常常被联系在一起，用程巍先生的话来说，这些闹事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然而，细观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可看到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艾伦?布鲁姆曾这样评价：相对于欧洲学生对卢梭和康德的了如指掌而言，美国的年轻人十八岁时才开始接受教育，他们的早期精神生活是一张白板。美国的嬉皮士们疯狂，他们尊敬马尔库塞，却极少有人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相反，法国的极左派不仅怀有对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狂热想像，对“西马”与存在主义更是烂熟于胸，对他们来说，观念先于行动，“让想像力夺权”。所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如一场灿烂的烟花，突然迸发，转瞬熄灭，并直接影响了法国思想史的后现代转向；而美国的嬉皮士们却用自己怪异但毫不妥协的力量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研究大众心理学的歌手1950垮掉的青年在1960年代突然愤怒起来，吉姆?莫里森是他们的代言人：性解放，迷幻药，摇滚乐，民众狂欢，抗议越战。这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乃至宗教的倾向是1960年代情感的基调，但这一切并非空想。迪克斯坦在为其新版《伊甸园之门》所作的回顾中写道，“这些价值最终得以确立：性自由；妇女、少数族裔和残疾人权利；对权威的健康的怀疑，甚至某种嘲讽；对不同性偏好的宽容；反对军事冒险；保护环境；以及一种更加随意和不拘一格的新型社会生活。”在吉姆?莫里森的疯狂背后，是对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秩序与心灵自由的追寻。除了时代因素之外，吉姆?莫里森作为艺术家的癫狂与他清醒的洞察力并行不悖。气质上他亲近尼采，倾慕亚历山大大帝；庞杂的阅读包括兰波、凯鲁亚克、金斯堡、麦克卢尔、乔伊斯，乃至巴尔扎克与莫里哀，这塑造了他个性中知性的一面。大学时期他主修了一些具有颠覆倾向的思想家，并全力研究大众心理学。吉姆?莫里森对他人残酷的控制与侵犯完全出于理性：“我可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诊断出他们心理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引发群众的骚乱。”这使得他在今后的演唱会中深谙如何引导听众之道，聚集他们的力比多，目的只有一个，煽动他们挑战作为权威与秩序象征的警察。正如《此地无人生还》的作者评价的，“吉姆的学识、智慧和出身使他和很多歌迷有隔膜……他博览群书，而且有着强烈的天主教品位……深深打上了南部中上阶层家庭的烙印：有魅力，目标明确，很多时候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这使得他拒绝大众的崇拜与商业的包装，甚至在演唱会中对疯狂的听众明确地表达唾弃，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歌迷可以独立思考，而不是“用漂白中毒的脑子来听我的音乐”。在吉姆?莫里森和终身伴侣帕米拉逃避至巴黎时，他对朋友说，“我对这一切都厌恶极了。人们总是把我当作摇滚歌星，而我实在不愿意再扮演这个角色了。”他真正愿意成为一名诗人，以匿名的身份。当吉姆?莫里森怒唱并歌颂着“杀父奸母”时，社会还可以带着几分好奇与崇拜容忍着他；然而，当他在迈阿密演唱会上试图脱裤露阴时，一场对大门乐队的抗议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并且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认可。对他的审判成为一场对法律的嘲弄，更成为政客们借以攀上权力高位的阶梯：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吉姆被判重罪。他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他走得太远，政治的触角终于伸来。而这一切，几乎是吉姆预先的设计―――他要让自己从灿烂但虚幻的舞台上跌落。残酷的天才，疯子的逻辑，清醒的理性，这些构成了吉姆?莫里森。与其说他是摇滚歌手，不如说他是吟唱诗人。李皖在《民谣流域》里写道，“如果第一个诗人就是歌手，那么，吉姆?莫里森无疑使诗歌回到了根源”，他的演唱甚至近于“儿歌和口令”，在轮唱式键盘和布鲁斯吉他的烘托下有了更多的波折与张力；他还是一位戏剧诗人，在某些乐评人看来，“吉姆没有歌手的头脑，他更关注戏剧性的表现”，这尤其体现在他对舞台的巨大控制力上。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吉姆已经成为一个关于反叛、异化与追寻的符号，这是人类精神的永恒主题，关乎疯狂，关乎理性，关乎它们的水乳交融。 《此地无人生还》，[美]杰里·霍普金斯 / 丹尼·萨格曼著，董楠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作者: [澳]帕特里克.怀特
译者: 倪卫红, 李尧 出版社: 中国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