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好大学”要让专业评价说了算

“何为好大学”要让专业评价说了算
熊丙奇
不少大学喜欢用校园面积、学生规模、论文数、成果数、经费数来标榜自己的“实力”，而“大学要大气”“大学要有大爱”，“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等话语近年来在大学出现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之后均反复提及，这些都表明教育界还未形成“何为好大学”的基本共识
评估泛滥和造假，根源在于管评办不分，在政绩和利益的纠缠中发生变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关于大学评价方面提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这是关于大学评价制度改革的创新与突破。众所周知，如何对大学进行评价、评估，是一个令公众关注的话题。上一轮为期五年的本科教学评估，虽然在促进高校改善办学条件、重视本科教育质量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评估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问题，评估组织和评估形式，曾经饱受质疑。对此，教育部也有明确认识，2008年4月，在教育部召开的“规范评估工作提高评估质量”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高校教学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
评估泛滥和评估造假，是大学评价被批评最多之处，而其根源主要在于评估以行政为主导，管评办不分，在政绩和利益的纠缠中，发生变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
“何为好大学”至今未有基本共识
对于大学评价制度改革，一直以来有四种思路。
一是取消一切评估，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行政评估弊端重重，而社会中介评估，缺乏公信力，与此同时，我国的大学制度并不成熟，不少大学喜欢用校园面积、学生规模、论文数、成果数、经费数来标榜自己的“实力”，而“大学要大气”“大学要有大爱”，“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等话语近年来在大学出现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之后均反复提及，这些都表明教育界还未形成“何为好大学”的基本共识。
二是逐渐取消(或淡化)行政评估，培育社会中介，发挥社会中介的评估作用，真正将教育评价由官方评价转为社会评价。因为有官方评价存在，就难免出现行政干涉学校办学、学校行政色彩浓郁、学校没有特色与个性、“千校一面”的问题。
三是在行政评估无法取消的背景下，应改确定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不同等级的行政评价为“合格、不合格”评价，即行政部门从审查学校的办学资质、监管大学的办学出发，评估哪些学校合格，可继续办学，哪些学校不合格，应整顿、缩小规模或者停办，并及时向社会发布合格与不合格信息。
四是对现行行政评估进行改良，具体方法包括建立分类评价，不能对所有大学，用一个标准；丰富评估形式，改“专家进校”评价的单一模式，为自评、互评等多种方式；取消评估结果与利益的关联。
以上四种思路，第一条显然行不通，因为不对办学经费主要源自国家投入和受教育者学费的大学进行评价和监督，这对纳税人和受教育者是不负责的，而纳税人和受教育者也有了解大学发展的迫切需要；而第四条是在行政部门不放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折中设计”，但由于其还是基于行政评估，因此基本上很难做到。第二条和第三条则被认为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但同时被普遍认为很难做到。教育部在总结上一轮评估工作时，还曾部署抓好以下几点：一是继续坚持评估指导思想和政策，维护评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二是狠抓规范，强化纪律，落实好既有的规章制度；三是边评边改，以改促评，进一步完善评估工作体系。
问题在于怎样切实推进专业评价，真正实现“社会评价”
《规划纲要》的描述，实际比以前的思路都更进步，没有谈到保留行政评估、精简行政评估，而直接谈到“推进专业评价”，这是与《规划纲要》提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一致的——如果继续推行行政评价，就意味着政校难分、管办难分。行政评价只要存在，权力寻租空间就必然广阔，评估的结果也必然与利益相连——行政部门会以更多的“优秀”来显示自身办学的成果；学校也会想方设法努力争取“优秀”为办学贴金；行政的“优秀标准”就将成为干涉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重要指挥棒。
很显然，依据《规划纲要》，对于行政评估将不是“规范”和“完善”，而是逐渐退出评估领域。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切实推进专业评价，真正实现“社会评价”。在专业评价中，存在三方面的现实问题，其一，由于过去行政评估的强势，社会中介生长空间有限，因此社会评价的公信力尚需确立；其二，由于信息不公开，公众获得的教育信息有限，造成社会中介机构的评价，可在数据上做手脚，国内的一些大学排行榜被指存在“钱名交易”，不独立、不客观、不阳光，每每排行榜放榜，都会遭遇争议；其三，教育部门在过去几年来，也尝试推进评估的专业化和社会化，但一些由政府机构改制建立的社会中介部门，其实还带有政府背景，严格说来，还是行政评价。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并如《规划纲要》所言，“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事实上，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大学信息的透明，增加考生的选择权，这会让结果评价变为过程评价，大学的竞争性会加强，质量意识也在受教育者的选择中进一步提高。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