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风起印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9:00:00
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在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印方的挑衅动作明显增多。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6月9目的国会演说上表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会继续与中国加强关系，但在彼此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印度绝不妥协，会继续加强边境防务，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随后，印度军方也放出消息：开始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增加两个师共计5～6万人的兵力部署，同时将派驻两中队最精锐的苏一30MKI战机，每个中队约1 8架战机……这些举动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去审视和回顾喜马拉雅山后面这个不太安分的邻居。
“婆罗门”式的世界观
领土问题和涉藏问题并非中印两国利益的核心，但却是中印关系发展的瓶颈。从历史上看，可以认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于印度——印度人在对外战略的制定上，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还存在有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其涉藏问题的判断就存在着典型的英式思维——在两个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即谋求西藏独立。
在观察中印领土争端问题时，非常有必要考虑其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民族主义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一股是世俗主义的，另一股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就是印度教的。两者原本对立，但在某些方面却又存在着统一性，譬如在领土问题上。
就世俗主义来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存在任何有形的政治、社会或宗教上的统一，印度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完成的。而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精英阶层始终在强调印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也就是说印度的边境是早已存在的——以此作为支持其对政治权力要求的论据。之后，这一说法进而演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反过来变成了左右印度政府决策的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
而宗教性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于，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l司样影响了他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以这种“婆罗门”式的世界观出发来评估世界，使得印度人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可现实是，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都面临着同一项任务——把“边疆”转化为“边界”。这是前现代国家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步骤，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区域，而现代国家需要的是边界。
自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至今，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的，即首先声明某些区域尚未划定，需要鉴别：之后以协定的形式维持现状；在未来时机成熟之后进行谈判。迄今为止，中国与周边国家(譬如*、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罗斯等国)在解决划界问题上都沿袭了这一模式。
在那种没有理智可言的民族主义的左右下，印度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像其它国家那样需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在印度精英层看来，他们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所以谈判是多余的，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印度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标在地图上。这种“我认为是，所以是”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与孟加拉以及*的领土划界问题上，印方所持的都是与之类似的观点，这对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印度人曾让非洲各国像自己一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独立，这一主张同样让印度在非洲碰了一鼻子灰——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印度政府这种单方面的做法在国际法上显然是无效的，这种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印领土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处——并非是具体界线应该如何去划，而是在“领土问题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6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渊源就在这里。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印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谓的“巴伊、巴伊”的时代。从印方的角度来说，以国土、人口、经济条件而论，印度在前英属殖民地中处于领头羊的位置，而这又进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盟主”的位置，当然，按照当时的概念，准确地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首脑国家。不结盟组织在当时是独立于苏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这使得印度人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印象：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出于进一步壮大不结盟运动组织、扩张自身影响力的考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对中国采取了相对比较友好的态度，1955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友好仅仅是“相对”的，这一期间印度从未停止过对争议区领土的蚕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问，我边防部队与印方情报部门控制的巡逻队曾有过数次小规模交火，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于1959年10月，印方巡逻队被我方击毙9人，其余悉数被俘(这次事件的一个影响是，1959年之后，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地区的巡逻任务被印度军方接管)。
从心态上而论，当时印度人对中国始终抱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不结盟组织中的一员，是被领导者。这一方面源于印度人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源自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的颓势——在印度人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是靠美英等国才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而从实际国力看，早在1928年前，国联就把印度列为世界8大工业国行列。而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上的各项软硬件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令笔者无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鲜战争在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同时，似乎对印度人并没有太多触动，印度的领导集体更像是象牙塔中的产物。
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同样可以看作是这一心态下的产物。冲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战争对他们而言却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认为只要自己在边境上不断增兵，中国人就会被吓跑，对于大规模交火并没有做太多认真的准备，更遑论后期自己会处于挨打的状态。简单地说，印度人从一开始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对手的软弱上，仅从这种心态来看，战场上一边倒的态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辩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1962年的这场自卫还击战并非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争，毕竟，这支军队曾面对过太多比这要险恶得多的战事，甚至这场战争的进程都有些平淡无奇。但正是这场“平淡”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按照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说法：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遭到了“耻辱的失败”，这“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1962年对印自卫还击战之于印度，其影响类似于甲午战争之于中国，最大的伤害都在于在世人眼里一个“大国”被打回了原形。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虚弱表露无遗，于是列强的瓜分接踵而至。1962年一战同样如此，“堂堂世界第三”、“亚非拉的领袖”竟然被中国人揍得魂飞魄散，领导人不得不向苏美等国寻求援助，尼赫鲁曾亲自致信肯尼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们甚至做了迁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国高姿态地开始撤军，印军都还没有组织起反击。此战使得印度的国际政治资本和影响力一落干丈，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创。于是在无意之间，中国成了1947年独立以来对印度“伤害最大”的国家，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印度人心目中成了战争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敌视其实不亚于日本右翼势力，印度媒体鲜见对中国的真实、客观的宣传。在很多印度人眼里，他们的北邻仍旧是一个充满了带着竹斗笠、留着山羊胡子、露出一脸阴险笑容的中国农夫的落后国家。
除去心理，从经济方面算账，我们会发现结果仍旧是对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战争与经济之间是否建立一套正循环体系”为依据来审视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那么可以用“恰当好处”来形容：适时后撤，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消弭的民族仇恨，于国民经济发展，省去了一个大包袱；坚决打击，一仗打出了40多年的相对稳定，使得经济建设免去了许多干扰，这都是战争所带来的红利，就是所谓的“战争一经济”正循环。反观印度，1962年一战于实际控制土地面积确实基本无损，但为了一个次要利益，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来，进而影响到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一直到斯里兰卡一系列方向，为国家带来的是沉重的军事开支负担，这不是正循环，而是一个“死循环”。
当然，这场战争对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不利影响。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当时印度在国际主流社会中确实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中国被抹黑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滞后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意思：对手的聪明程度和他给你制造的麻烦大小并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死结之一
在笔者看来，印度的文化、经济、政治三者间的影响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平衡状态，虽然很稳定，但的的确确很“别扭”。而很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
话题从印度的种姓制度说起。简单地说，在印度社会中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我们多数人都有所耳闻，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实际上每大种姓F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记全这些亚种姓、亚亚种姓的名称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没有必要记，因为那是专家的职责。
王伟
该文章转自 华程网www.huachengnz.com 原文链接：http://www.huachengnz.com/forum/view_97935.html
“婆罗门”式的世界观
领土问题和涉藏问题并非中印两国利益的核心，但却是中印关系发展的瓶颈。从历史上看，可以认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于印度——印度人在对外战略的制定上，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还存在有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其涉藏问题的判断就存在着典型的英式思维——在两个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即谋求西藏独立。
在观察中印领土争端问题时，非常有必要考虑其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民族主义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一股是世俗主义的，另一股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就是印度教的。两者原本对立，但在某些方面却又存在着统一性，譬如在领土问题上。
就世俗主义来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存在任何有形的政治、社会或宗教上的统一，印度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完成的。而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精英阶层始终在强调印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也就是说印度的边境是早已存在的——以此作为支持其对政治权力要求的论据。之后，这一说法进而演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反过来变成了左右印度政府决策的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
而宗教性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于，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l司样影响了他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以这种“婆罗门”式的世界观出发来评估世界，使得印度人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可现实是，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都面临着同一项任务——把“边疆”转化为“边界”。这是前现代国家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步骤，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区域，而现代国家需要的是边界。
自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至今，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的，即首先声明某些区域尚未划定，需要鉴别：之后以协定的形式维持现状；在未来时机成熟之后进行谈判。迄今为止，中国与周边国家(譬如*、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罗斯等国)在解决划界问题上都沿袭了这一模式。
在那种没有理智可言的民族主义的左右下，印度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像其它国家那样需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在印度精英层看来，他们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所以谈判是多余的，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印度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标在地图上。这种“我认为是，所以是”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与孟加拉以及*的领土划界问题上，印方所持的都是与之类似的观点，这对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印度人曾让非洲各国像自己一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独立，这一主张同样让印度在非洲碰了一鼻子灰——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印度政府这种单方面的做法在国际法上显然是无效的，这种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印领土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处——并非是具体界线应该如何去划，而是在“领土问题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6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渊源就在这里。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印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谓的“巴伊、巴伊”的时代。从印方的角度来说，以国土、人口、经济条件而论，印度在前英属殖民地中处于领头羊的位置，而这又进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盟主”的位置，当然，按照当时的概念，准确地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首脑国家。不结盟组织在当时是独立于苏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这使得印度人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印象：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出于进一步壮大不结盟运动组织、扩张自身影响力的考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对中国采取了相对比较友好的态度，1955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友好仅仅是“相对”的，这一期间印度从未停止过对争议区领土的蚕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问，我边防部队与印方情报部门控制的巡逻队曾有过数次小规模交火，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于1959年10月，印方巡逻队被我方击毙9人，其余悉数被俘(这次事件的一个影响是，1959年之后，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地区的巡逻任务被印度军方接管)。
从心态上而论，当时印度人对中国始终抱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不结盟组织中的一员，是被领导者。这一方面源于印度人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源自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的颓势——在印度人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是靠美英等国才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而从实际国力看，早在1928年前，国联就把印度列为世界8大工业国行列。而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上的各项软硬件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令笔者无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鲜战争在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同时，似乎对印度人并没有太多触动，印度的领导集体更像是象牙塔中的产物。
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同样可以看作是这一心态下的产物。冲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战争对他们而言却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认为只要自己在边境上不断增兵，中国人就会被吓跑，对于大规模交火并没有做太多认真的准备，更遑论后期自己会处于挨打的状态。简单地说，印度人从一开始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对手的软弱上，仅从这种心态来看，战场上一边倒的态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辩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1962年的这场自卫还击战并非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争，毕竟，这支军队曾面对过太多比这要险恶得多的战事，甚至这场战争的进程都有些平淡无奇。但正是这场“平淡”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按照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说法：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遭到了“耻辱的失败”，这“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1962年对印自卫还击战之于印度，其影响类似于甲午战争之于中国，最大的伤害都在于在世人眼里一个“大国”被打回了原形。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虚弱表露无遗，于是列强的瓜分接踵而至。1962年一战同样如此，“堂堂世界第三”、“亚非拉的领袖”竟然被中国人揍得魂飞魄散，领导人不得不向苏美等国寻求援助，尼赫鲁曾亲自致信肯尼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们甚至做了迁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国高姿态地开始撤军，印军都还没有组织起反击。此战使得印度的国际政治资本和影响力一落干丈，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创。于是在无意之间，中国成了1947年独立以来对印度“伤害最大”的国家，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印度人心目中成了战争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敌视其实不亚于日本右翼势力，印度媒体鲜见对中国的真实、客观的宣传。在很多印度人眼里，他们的北邻仍旧是一个充满了带着竹斗笠、留着山羊胡子、露出一脸阴险笑容的中国农夫的落后国家。
除去心理，从经济方面算账，我们会发现结果仍旧是对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战争与经济之间是否建立一套正循环体系”为依据来审视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那么可以用“恰当好处”来形容：适时后撤，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消弭的民族仇恨，于国民经济发展，省去了一个大包袱；坚决打击，一仗打出了40多年的相对稳定，使得经济建设免去了许多干扰，这都是战争所带来的红利，就是所谓的“战争一经济”正循环。反观印度，1962年一战于实际控制土地面积确实基本无损，但为了一个次要利益，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来，进而影响到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一直到斯里兰卡一系列方向，为国家带来的是沉重的军事开支负担，这不是正循环，而是一个“死循环”。
当然，这场战争对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不利影响。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当时印度在国际主流社会中确实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中国被抹黑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滞后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意思：对手的聪明程度和他给你制造的麻烦大小并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死结之一
在笔者看来，印度的文化、经济、政治三者间的影响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平衡状态，虽然很稳定，但的的确确很“别扭”。而很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
话题从印度的种姓制度说起。简单地说，在印度社会中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我们多数人都有所耳闻，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实际上每大种姓F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记全这些亚种姓、亚亚种姓的名称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没有必要记，因为那是专家的职责。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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