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　尬　天　津 作者 断戈

尴　尬　天　津     作者 断戈
天津是一座尴尬的城市。
因为常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所以名气很大。可区别在于，说起北京或上海，你可能脑子里满是或传统或现代，或大气或时髦，反正是与其相匹配的大都市符号。可提及天津，印象中的城市符号却只是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津味小吃，也许，还要加几个传播率极高的津腔笑话。这种令天津人心里多少有些“皱巴”的世俗心态或直觉判断，均缘于一个惨淡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文化影响力还是经济辐射力，与其名气相比，天津都太过“局限”、“小气”。于是，谈及这座城市，现实尴尬和尴尬历史都是我们避不开的人文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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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最大尴尬之处，便是缺乏城格的独立性。这需要从天津的历史谈起。
600年前，即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刚开始是一座土围的军事城堡，后在卫城基础上砌砖包城，兴建城门，渐渐初具城市的规模，此后天津成了离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到了清代，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加上河海航运的交通便利，南北各地商货大量吞吐，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同时，渤海湾西岸盐业也日渐兴旺发达，天津商业空前繁荣，正所谓河水一响，黄金万两。清朝津门举人杨一崑在他著名的《天津论》中开篇即赞：“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由此可见当年桅帆林立，漕运繁忙的盛况。但不论如何，天津充其量只是北京城的“畿辅首邑”，其地位和角色，也不外乎是拱卫京师的军事棋子和经济筹码。近代以来，依附于北京的政治角色城和地理特征，也就决定了天津多灾多难、大起大落的悲剧性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间，在三次大沽口之战中，列强均直取天津，目的就是以图威胁清政府，迫其签订城下之盟。根据1860年10月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随着天津的开埠，洋人其实已经到了家门口，西方文明不再是呈铁舰洋炮、座钟手表等“奇巧淫技”的一些片段性的偏见或认识，而是以租界为单位的整体模板，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距京城近，更多的官员能够更方便、更深刻地体验这一文明落差，这使得清政府深受刺激，不但心理安全界线被完全打破，而且自闭自大的狂妄心态也被狠狠地校正。不论源于民族的自尊心态，还是皇朝的自强意识，都使得“师夷技之长以制夷”很快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于是，迫于无奈的开放，缘于自强的革新，终使得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反思自己，求取再次焕发生机。
这时，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小心翼翼，开始认认真真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将天津作为学习西方的试验基地，先后在天津开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又引进新式机器设备，延聘西方技师，兴办颇具规模的军事工业与船舶工业。１９世纪末叶天津的城市公用事业诸如发电、电报、电话、邮政、电车、自来水、下水道以及道路、桥梁、港口建设，无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洋务运动二十多年时间里，天津成为中国最具活力、也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那段时期，也是天津最值骄傲的一个时期，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邮电局，第一家商场（劝业场）都是在那个时候在天津一一精彩亮相，坚挺了民众的自尊心态，激励着国人的“强国”梦想。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天津的人口已经猛增到一百多万，超过了北京，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
由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文气人脉，使得天津成为滋生阴谋或阳谋的政治温床。离京城近，便于打探风云走向或对手虚实，又有租界，便是失败或曝光，也容易脱身或保命。因此，凡是不愿放弃政治梦想的人士或政党或团体对于天津都是偏爱有加。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即天津是北京的政治后花园，或说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那时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北京，可实际上幕后的策划都是在天津。譬如说当年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运动，当时深陷圄囵的蔡锷将军便是化装来到天津，在其师梁启超的饮冰室里策划密谋的。
也正是缘于这一点，满清显贵、民国遗老、迁客骚人、革命志士，都纷纷来到这里，追寻机会，耐等时机。是的，要寻欢，要归隐，天津都不是最佳选择，这里伏蛰的是求变的激流，隐匿的是动乱的祸根。也正是缘于这种畸形的兴旺、飘摇的发达，天津历来都不是富商巨贾的青睐之地，因为这里的繁华和荣耀，风险太多，诱惑太多，绝不是投机的大好之地。
然而，无论风云如何激荡，时局如何变换，天津充当的永远只是政治驿站的角色，风波过后，当北京不再需要天津时，天津也随之迅速沉寂，留下的唯有市井里褪色的传奇，还有贴上标签的名人故居。据统计，天津共有名人故居五百处左右。《近代中国天津名人故居》一书上做了细细的梳理，不过拣的都是有名的介绍，可也有147处。这些藏在里弄深巷或是闹市一隅的名人故居，如今大多面目全非。曾经引发无数运动狂飙的策源地，如今你能看到的，只是有些破败、有些杂乱的公房民居。历史的风采和辉煌，俱躲在建筑的沧桑深处，史册的寂寞书里。其实，历史从没放弃点滴印记，只是有些事情，我们拒绝想起，有些事情，我们轻易忘记。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马场道是老天津最有故事、最漂亮、也是名人故居最多的地方。其最东头的重庆道小学，是美国总统胡佛的故居，儿童医院对面，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朱启钤的别墅，吴家窑附近，有张学良的别墅，而和新华路交界的地方，则是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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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近百年的文化冲撞突变，近百年的政治风起云涌，天津既没有象上海那样被“洋”化得特色鲜明，也没有象北京那样被“政治”化得霸气十足，只是几近“格色”地留守着局促的特色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格局里，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世界里，对北京而言，天津早就失去其军事屏障、政治后台以及经济附属的作用。于是，天津曾引以为豪的漕运、洋务、通商、开埠都失去赖依生存的基础和意义。于是，一切风光都如过跟烟云，天津依然是个有水陆码头的城市，不大不小，不尴不尬。
从城市自身发展角度讲，天津历来缺少城市文明营建的主动性和深虑性，从城市性格讲，天津是那种表面洋化，骨子守旧的一派。或兴旺发达，或悄然没落，天津都不会有太多的感慨，而是乐天知命，安然享受现在。如果系统、深入地分析天津的城市文化，你会发现，天津犹如一个文化浮萍，再丰富多样的文化种子，也多是随时代之波任意逐流，无法扎下根来，更不用说结出“果”来。且不说作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并没有积累下工业的基础或人力资本，且不说作为重要的老牌商埠，天津也没有积下雄厚的商业文明或经济实力，便是曾有剧作家曹禺、导演石挥、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等鲜亮的人物大家，可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却没起到应有的积极意义。
与上海海派文化的洋气相比，与北京京味文化的大气相比，天津的津味文化就显得太过单薄和土气，显得太过零碎和俗气，俨然撑架不起一座大都市的精神骨梁。稀少现代文明的精神张扬，缺乏本土大家的文化梳理，使得这座城市体面的文化长衫下，一不小心，便促狭地显露出“市井”的痞劲和土气的文化品相来。
从前有一句俗语：“保定的狗腿子，天津的油嘴子”。讽刺的就是天津的这种市侩习气。当时的天津卫，居民五方杂处，三流九教，无奇所不有，加之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而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天津无不首当其冲，因此，为活命计，为发财计，为出人头地计，早就炼得一副“铁齿铜牙”，天津人的那张嘴，油滑、刁蛮，可若是稍稍点拔升华，也多是句句妙趣横生，满口丽彩华章。这一文化特征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有名的津味相声。
津派相声最大的特色便是市井气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容易从琐碎的生活小事里挖掘平民的幽默和乐趣。也许是大风大浪中的大彻大悟，也许是风雨过后的平淡从容，天津人更容易乐知天命，更喜欢笑对人生。满口跑牙的嘻笑怒骂里，其实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生活智慧和人生感悟。市井百相，人生百态，都会被有心而细腻的天津人捕捉到，并加以艺术地放大，然后，一个个津味十足的笑话便诞生了。他们爱开自己的玩笑，而且会和你一起笑，或畅意的，或会心的，一笑之中，开掘了生活的无穷底蕴，咀嚼着人生的百般况味。
这座平民化的城市，最大的特色便是没有特色。平淡得太过寂静，朴实得太过从容。他们不喜欢太过张扬得生活，他们不愿意思考太沉重的话题。都市再大，变化再多，他们唯一不变的，便是自甘平淡中寻找快乐，要坦然面对真实的生活。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都市怎样发展，天津人的心态和胃口永远不变，他们依然自得其乐，满足于耳朵眼扎糕、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里的“平民”滋味。
那些稀松平常的街头小吃，却常常被天津人做得绝妙精到，或如松软清素的喇嘛糕，或如酱香醇厚的罗汉肚，或如粉糯软滑的鲜果馅汤元，或如酥软香脆的贴饽饽熬鱼，都是好吃得紧。
天津的小吃有名、津道，就在于这近百年的慢磨细理，硬是把普通的谷类杂什、市井俗物，调制得如此有形有色、有滋有味。譬如说这知味斋的水爆肚，且不说它健脾养胃的功效，单表这滋味地道，你要蘸着佐料，趁热大口痛吃，那个鲜、那个脆，那个嫩、岂一个爽字了得？再如杜称奇的火烧，靠着炉火纯青的“绝活”，把烧饼烤得是外焦内嫩，加上里头热腾腾、香腻腻的馅心，咬上一口，真是口艳醇香，满腹舒畅。
天津的风味小吃如此好吃，制作自然大有讲究。譬如1921年由时文德创建的恩发德蒸饺，属清真风味，做起来可便是大有文章。先说这制馅，用洗净的西葫去皮去瓤，羊肉末用开水烙透，然后搅入酱油、花生油、香油、精盐、葱姜末，最后将西葫馅投入拌匀，然后将擀成的面挤捏成道士帽形的饺子生坯，上屉用旺火蒸熟。待这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且看一个个肥头大耳，坦腹端坐，就等你来下口。送入口中，哇，真是外皮劲道耐嚼，内馅肥而不腻，尝起来个个鲜嫩味美，真不亏名家小吃。
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津的小吃太绝妙、太好吃，才使得天津人这么容易知足，这么容易幸福，这么容易平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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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天津人也举办了个建城600周年的纪念，并沾沾自喜地拉出许多古人、名人来捧场，可依然撑不起天津若大的门面。没有大气的精神气象，没有浑厚的人文力量，除了僵硬的规划，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城市形象依然是一个尴尬得有些不愿细说的话题。
天津人的知足和平淡，使得这个城市落寞得甚至有些心甘情愿。津味文化，便是没有影响和辐射的欲望，可局限于一座城市的的文化，局限于一座城市的喜乐，便是五味俱全，便是有声有色，可也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产物。这种封闭的心态，与这座有着悠久开放历史和雄厚开放资本的城市格调，本应是格格不入的，可这么多年，天津却依然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文化裂变，城市文明依然干瘦得可怜。
一个城市的文化架构，只有“逗你玩”的小智慧、小趣味是远远不够的。“天津“本是一个很大气、很贵气的名字，为明成祖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本不应该这么促狭和小气。而且，今天的天津，无论地理方位、政治角色、还是经济张力、文化资源，本都有很大潜力可挖，本都能大有文章可作。
看待天津，很容易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看之视之评之判之，埋怨天津不求进取，哀叹天津的自甘平庸。其实，抛开文化不谈，就一种生存状态而言，天津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逆向反思。大家都知道天津的杨柳青年画非常有名。大红大绿，俗到极致，艳到极致，却也漂亮到极致。那欢快的民间色调，那喜庆的富贵娃娃，不求太多的人文意义和深刻命题。图的就是个欢乐喜庆，图的就是个吉祥如意。我以为这一点与天津的性格有相似之处。寻求快乐和幸福本是多元的，阳春白雪有高雅曲调的妙，下里巴人自有通俗歌声的好。
对于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我以为也没什么不好。大都市的浩大野心，大都市的高楼林立，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大都市的暄闹繁躁，本不应该，也不绝能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有时候，选择一种回归，选择一种沉默，可能更是我们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