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 迹 徽 州 作者 断戈

墨 迹 徽 州     作者  断戈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以徽商经营而发达，却以文人志趣来闻名。
也许是缘于徽州还出过程、朱两位儒学大师的影响，徽州商人格外钟情程朱理学的儒家教义，正所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可以说徽商是最具传统文人气质的一个地缘性商业群体。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家园”的建设，?或是那些古民居，或是那些大祠堂，那是那些石牌坊，都少了些张扬，多了点儒雅，其选址理念、建筑风格、局部雕饰，无不打上深深的“士”文化烙印。
而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用黑白两色，淡雅笔触，勾起多少乡土的情思，描出多少文化的惆怅……
陈酿繁华旧梦的　民居
宏村村落　水墨意趣的文人风雅
宏村之美，美在水墨浓郁，美在浅彩淡雅。
通体粉墙，俏致黛瓦，飞挑出一组檐角，点缀来几个兽脊，再加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于是，一个水墨意境的宏村便线条明快地勾勒出来。若往远处延伸，有濛濛青山、翠翠竹海作衬，若走近细赏，那汪汪碧水充沛得要溢出画面，清徹得胜若明镜，湖上架一座弯弯的拱桥，湖畔立几株歪脖的斜柳，于是，一幅构图考究的水墨画卷便在真山实水间灵动起来。若是三月的桃花怒放，或是四月的油菜花遍野，或是六月的荷花铺塘，或是十月的红叶漫山，宏村的美，又被四季分明地抹上几笔淡彩。
好吧，远观之后，还是让我们轻轻地走进这“中国画里的乡村”美景，融入这画里，用心体验那风水的意蕴，细节的感动。你看那平滑似镜的月沼，深藏着大户人家几百年的倒影；你看那碧波荡漾的南湖，默观着写生的青年和濯衣的村妇。让发亮的青石板作你的向导，在古朴幽深的巷道里漫无目的漫游，只是别忘了和探出墙头的青藤打个招呼；你也可以参拜雷岗上参天丛葱的古木，感悟风雨沧桑炼就的宠辱不惊；你若愿意，也可追寻庭院那丛百年的牡丹，惊叹芳颜依旧惊艳，花枝依旧风流。
这宏村的美，印象中是大写意的潇洒，感觉里却是细工笔的俏雅。那错落有致的飞檐青瓦，那风雨斑驳的瘦高白墙，简约得只能说是大方，漂亮得只能说是潇洒。可在细节处，那门那窗那梁，那砖那石那木，那楼那亭那坊，多是不厌其烦地雕、刻、镂出许多繁复的花样。自然，前者透露出曾经主人的文士风雅，而后者就表现出商人的骄奢荣华。这种“儒”、“商”合一的建筑，不但成就了独具气象的“徽派”建筑，而且预示了一种超越传统的“新”文化体系的诞生。历史上，虽然徽商没有象与其并驾齐驱的晋商那样把“商业”做得那么纯粹和宏大，可在内心世界里，徽商却把“儒商”做得有滋有味，不忘风雅。正如这宏村的水墨的境界，酣畅淋漓地挥洒着浓郁的文士情结。据说，这与宏村的历史渊源有关。宏村汪九是唐皇室的后裔，当初躲避战乱而来到此地。也许是因为这样正统的身份，使得宏村人把文化教育看得格外重要，那南湖岸边的南湖书院，立有雅致的文昌阁，还有93岁翰林侍讲梁同书亲题“以文家塾”匾额便是明证。
可是，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压力极大，读书作官的机会也不可能太多，若不能读书博取功名、光宗耀祖，那么，“寄命于商”，靠经商而富甲一方，有所作为也好；便是不能立起功名的牌坊，那就用金钱砌一座精致的宅院，享受此时此世，也让这砖木石瓦刻下曾有的辉煌。
譬如那汪姓大盐商所建的承志堂，精雕细刻，描金画翠，极尽繁奢精美。其中，竟建有专用于搓麻将的“排山阁”和专用于吸食鸦片的“吞云轩”，由此可想象当年富贵的疯狂和奢华的排场。此外，正堂上方建筑呈“商”字形，暗喻无论为官为士，必从“商”下过。这种精神式的自慰，细细琢磨，依然是带着商人面具的文士心理的辛酸调侃。
自然，也有想得开的，不求名利，宁静淡泊，过得非常潇洒。如那碧园的主人，因祖上行医而别具风雅。园小却精致婉转，房屋西侧临水，波碧有鱼，鱼戏花影，影壁圆窗，门侧隐然可见绿竹。这园的正堂唤做燕诒堂，木扇门窗雕花也极是简洁。那堂前有一水榭，里设美人靠，可凭栏垂钓，也可悠然饮茶。其趣其乐，自是调整心态后传统文人理想的隐居生活。
也许正是文士情结的熏陶和经济富足的可能，才使得宏村的布局和规划格外讲究。譬如那极有特色的环村水系。挖“月沼”，建渠圳，引天然溪水，借地势落差，组成一个活水系。那水，或是在池塘中汪汪一碧，或是在渠圳里潺潺流淌，既可滤除飘尘，又可调节气温。那水圳九曲十弯，以石砌之，尺余宽，水清见石。水自村外吉阳水蜿蜒引入，穿庭入院，水在清澈的水圳中流淌，悦耳的声响，似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歌。正如诗云：“何事就此卜邻居，花月南源画不及。浣汲未妨溪路远，家家门巷有清泉。” 这样的水系工程，不但科学得令人叹服，而且浪漫得一蹋糊涂。这样的杰作，也只有“上晓天时，下知地理”的传统文士才能想得出，做得到。
如今，这个水系工程还被提升到仿生学的高度，演绎成“牛”型生态村落而大力宣扬，说得是有模有样。然而对其真伪及渊源无法考证，也许只是当地老百姓极具想象力的意会吧。
岁月悠长，人世沧桑，这座村庄曾有的富贵和雅趣，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风干，如今的宏村，人文斑驳得只剩下中堂上悬挂的水墨字画，或许还应算上，古巷里隐约传来的几声浅吟低唱。
西递民居　细节雕镂的商人梦想
西递是一座古老的村庄，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
村落位居黟县城东8公里，夹溪而建，三百余幢的明清民居挺拔依然，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从远处望去，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层楼叠院，鳞次栉比，黑白相间，错落有致，颇有一番古老的意韵和情致。
西递是胡姓世居之地。据说，明清时期江南大富豪之一的胡贯三便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着几十家的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因为一个有钱的胡贯三，聚族而居，注重血缘关系的西递村也因此走向一个极盛时期。
当你走入西递的老屋，你会发现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比，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徽商虽然有钱，可在明清时期，对民间建制有着严格的规定，无论规模、形制，还是用料材质，都不可“僭越”，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休宁县的溪头村，有一座“三槐堂”，是明万历年间一位王姓举人的故宅。当年就是因为超标准、超豪华，被惩罚性地易名为“茅厕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富有的徽商也只敢在细节上下功夫，在精巧上做文章，把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投注于雕花梁架、楹联字画上。无论正厅、厢房，还是书斋、卧室，每一处建筑用料都极端考究，装饰也近乎奢侈。譬如说那宅院大门，除却黑色大理石砌成的门坊，上面还建有或砖或石镂雕的门罩。再如屋内天花板或栏板等木雕，也极尽匠心艺巧，或竹梅或松石或花草，无不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自然，徽派建筑的精美绝不是粗俗奢华的张扬，徽商浓郁的文人情结，使得奢华的厅堂又多了几份儒雅的情调。譬如西递村的履福堂，厅内摆有八仙桌，桌上陈列文房四宝。厅堂两侧的板壁上挂有古代名人字画，或如黄元治的书法木雕，或如郑板桥的竹黄贴画等。而在中堂两侧及东西列柱上，更是挂有诸多泥金木制的楹联，或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或如“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或如“孝悌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等。其实，不单一个履福堂，几乎徽州每一处民居，都能找到许多蕴味无穷的楹联。毫不夸张地说，楹联已成为徽州民居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增添了普通民居的文化气息，而且通过楹联中所表达的程朱理学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无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一方水土的生活习俗和人情世故。
有人说，中国人的大厅，就是西方人的教堂，这话不假。正如徽州的老房子，建筑构件、细节雕饰、厅堂摆设都颇有讲究及章法，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再以履福堂为例。中堂悬挂一幅很大的“松鹤”画，画中松枝虬蟠，苍茂古朴，一只引颈白鹤仰视而立，画面取“松鹤延年”之意。靠正壁陈设一条“压画桌”，桌上东侧置放一托底花瓶，西侧摆设一古境，取谐音“东平（瓶）西静（镜）”之意。中间摆放一古钟，准点自鸣，与东西瓶镜的摆设，共同组织“终身（钟声）平（瓶）静（镜）”的意韵。此中以物寓意，不但蕴含着徽商祈求家庭和睦安康的意义，也折射出四处奔波的徽商在内心深处对平静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古钟两侧，还各有一个圆柱型的古瓷摆设，这就是古代的“帽筒”。古人戴瓜皮帽，回家即脱帽放在帽筒上。他人来访，从帽筒上有无帽子，便可得知主人是否在家。这一点细节讲究对于现代人讲，已经遥远得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难怪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时，竟没有几人能猜出它的用场。
徽州人虽以经商著称，但他们“贾而好儒”，最令他们骄傲的并非赚钱多少，而是读书的才情和雅兴。很多时候，他们“驰儒而张贾，或驰贾而张儒”都只是一种无奈的现实分工或生计策略罢了。也就是说，做生意不是最终目的，赚钱只是为了有条件或有更好的条件去读书。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个很好例证。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思营建而成。分中前、中、后三进，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居所，三进则系儒者所居。三进院落，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既有商家的奢华，又有儒家的儒雅。譬如二厢房的屏门，是一组雕饰精美、做工考究的漏窗，而上面雕刻的却是耐人寻味的“冰梅图”，显然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寓意，也可能寄托着贾兄对儒弟十年寒窗，终会金榜题名的美好期望。
身为“程朱阙里”的徽州人，坚持“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的文化理念，并力图把徽州打造成一个崇“仁”尚“礼”的地方。他们也一直认真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并试图以儒家的教义经营经济，规范商道，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儒商文化。譬如说，在他们看来，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那么“存天理，灭人欲”，买卖绝对公平自然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能做到这一点，便算良贾，也称得上“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良贾何负于闳儒”，也恰恰印证了王阳明孜孜以求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
在徽商的精神世界里，儒与商有机融为一体，他们也终可以心安理得、气吐眉扬地打理他们的生意了。反之，取之有“道”的钱财，也帮他们物化着理想，那些建筑的细节或精致的局部，密密麻麻爬满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渴望。
唐模庭园　游园惊梦的文化痴想
中国文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西湖情结，附庸风雅的徽商自然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们对于风景的把玩，不同于一般文士，好的风景，他们总想独占或买走，甚至会当作礼物送人，这一切都缘于他们太过有钱。如果说徽商富可敌国，那可不是夸张的说法。清代扬州盐商的资本，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的国库存银七八千万余两之数大致相等，因此连乾隆皇帝也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那时的徽商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使得微商的文士幻想或疯狂梦想，也因此成为不可能的可能。
譬如有野史记载，徽籍盐商巨头汪石公的妻子“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而在乾隆抵扬州前一天，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古今中外，能把风景当礼物送皇上的，也大概唯有徽商有这样的资本和气魄。自然，不是每一个徽商都能这么阔绰，能把风景随意搬移仿造，不过，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譬如歙县北岸有个吴姓的商人，早年在杭州开设当铺，晚年时返归故园。因为西湖妙景时萦梦怀，所以特地派了一名画工前往实地写生，然后将写生画再临摹雕刻在自家祠堂（叙伦堂）的石栏上，以供他来慢慢欣赏。
还有徽商干脆把西湖美景搬回家来。唐模的檀干园便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相传，清初唐模有一位姓许的富商，他在苏浙皖赣一带经营36爿当铺，时称36典。其母想往杭州西湖游览，苦于山高路远，年老体衰不便成行，于是这位孝子便不惜巨资在村边挖塘垒坝，模拟西湖景致，修筑亭台楼阁、水榭长桥，湖堤遍植碧荷紫刑，供母娱乐，并报答乡邻相助之恩。许姓的商人觉得还不过瘾，又引经据典，取《诗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之意，在园内遍植檀花，又引一泓小溪缓缓绕流，并为花园取名曰“檀干园”。
园林既然是按西湖仿造，自然要有“三潭印月”、“湖心亭”、“白堤”、“玉带桥”等这样的风景，并且以“玉带桥”为界分外湖和内湖，形成“外西湖”与“内西湖”的格局，这一切都与西湖胜景别无二致，只是规模小些罢了，正因为如此，此园也有了“小西湖”的美称。自然，许姓的商人也不忘记给风景打上自己的烙印：园中心3塘相连，宽亘10亩，灌田60亩，这样把自己开当铺的“36典”也巧妙地隐喻进去。
拥有了自己的后花园，许姓商人的文士情结终可以撒着欢地渲泄了。譬如园中心的“小瀛洲”（镜亭）挂有一幅颇有意境的楹联，上联曰：“春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下联曰：“看紫霞西耸，飞布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小西湖”的四时美景、山形地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给人无限想象空间。
再如镜亭内四壁的书法石刻，有18块之多，俱是历代书法大家世擘之精品，或如朱熹、苏轼、赵孟頫、文征明等人的行草；或如米芾、蔡襄、黄庭坚、陆岳等的草书或篆刻。铁画银钩，可谓是气势恢宏，龙蛇隐壁，算得上石刻极品。由此不难看出，许姓商人还是个狂热的书法爱好者。这大概也是徽商独具的“士”者特点。因为对于文化的推崇和敬拜，才使得当新安商贾财力如日中天时，他们没有肆意挥霍，而是把大把大把的金钱投入文化产业，使得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人文郁起，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才可以精致而优雅地展现，并如此密集地汇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游走在徽商的后花园里，恍然觉得这里的点点滴滴都反映出他们丰富却尴尬的精神世界。是啊，没有比徽商更不象商人的商人了，虽然他们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可在他们骨子里，并不认同商人的角色。他们“虽为贾者”，却“咸近士风”，他们更渴望一种近乎文人志趣的幸福，或叹世情，或吟风月，或放马四海内，或神游天地间。自然，这种潇洒，只是缘于社会地位尴尬的无奈，他们无法在商人的角色里获得心理的满足，虽然他们认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可生活的现实却容不得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么，建一座精致的后花园，把自己疲惫的灵魂放养在里面，也不失一件乐事。
窖藏家族精神的 　祠堂
对徽州人来讲，祠堂是关于血缘的根祖记忆，是关于自我的精神归属。牌位、匾额、楹联、族谱，甚至是一草一木，都详细记录着祖先遥远的记忆和传奇。时至今日，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依然对祖先有着绝对的敬畏和虔诚。便是作为一个游客，当你走进那一座座关于家族的精神殿堂，在那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你也会被穿越千年的文化智慧所感动，也会被传承百世的家族精神所激动。
―――题记
胡氏宗祠
徽州人有着浓郁的根祖意识和宗族情结。
便是今天。徽州同族人还常说，彼此原先是“同一个祠堂的”，实际上也就是指族众间的血缘关系。而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便是象征性和符号化的祠堂。
徽州人重籍爱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查阅史料，你不难发现，中原人三次大规模的迁入徽州，都是缘于政治动乱。辗转漂流的新移民们来到这块“山高地狭”的陌生土地，为对付社会和自然的新困境，他们最普遍的诉求就是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保持本族本姓的凝聚力。于是，他们聚族而居，和睦相处，连绵千载，悉心种植下一棵棵"血缘树"，祠堂也就成为维系并强化这种关系的最好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徽州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光宗耀祖，让自己张脸，为宗族增光。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回乡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到祠堂告祭拜，如果可以重修祠堂，那更是无上的荣光。譬如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便是这样一个记录家族神话的地方。
对于胡姓子孙来说，绩溪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这里胡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我们不妨逐一数来：唐代出了个散骑大将军胡宓，宋代出了个以两劾秦桧而名垂青史的监察御史胡舜涉，明代出过奕世尚书胡富、胡宗宪，而到了清代，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翠著作丰硕，蔚成“三胡理学”流派。另外，还有徽墨名家胡开文、红顶商人胡雪岩、著名学者胡适……这一个个耳熟能详名字，无不青史留芳，无不为胡姓生色。
胡氏是绩溪的望族大家，据记载，清末绩溪全县胡姓祠堂多达30座，而龙川胡氏宗祠仅是“尚书胡”一族的家庙。这座古祠位于绩溪县城l0公里外的赢洲乡大坑口村(旧称龙川)，所以便被称作龙川胡氏宗祠。宗祠后枕龙山，前伏狮山和象山，一条古道横陈前门，道外龙川溪水环绕，端的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站在小溪南岸往北看，宗祠中轴线上的影壁、平台、门厅、正厅、前后天井，寝厅和特祭祠等建筑物，左右均衡对称地排列着，纵深近百米，加上东、西、北三堵无一窗口的高墙，十多米的三重檐门楼以及从平台到寝厅逐步上升的地平、门楼、正厅屋脊和寝厅屋脊又在空中形成三个高峰，这种深邃、高大和宽阔的比例关系，使得宗祠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行走其中，心中也会渐渐升起一种沉重的肃穆和浩渺的压抑。
如此恢宏壮丽的宗祠，全拜族人胡宗宪所赐。胡宗宪是明朝人，曾官至兵部尚书，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倭寇。他不但曾亲自用计毒毙倭寇700余人，他还施“离间计”诛杀海盗王直、徐海、陈东等，廓清海上妖雾，另外，也是他发现并启用了戚继光，帮助他招兵买马，草创“戚家军”，所以历史学家称：“没有胡宗宪就没有戚家军”。
正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胡宗宪，因为劳苦功高，因为权大气粗，所以才可能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立起这座富丽堂皇的胡氏祠堂。这一点，完全可以从祠堂精致的木雕及庞大的建制看出。先说这木雕，不论门楼、正厅的落地窗门，还是梁勾梁托及后进窗门，均是工艺繁杂、做工精细的浮雕或镂空雕图案。因为均用优质木料雕刻而成，所以距今400多年，古祠依然找不到一个蜘蛛网。再看那建制，便是正厅14根直径达166厘米的银杏树圆柱已经令我们赞叹不已，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祠堂呀。在对民间建制有着严格规定的古代，这就说明胡宗宪若不是格外受恩崇，那就是贼大胆。
当地民间就有胡宗宪偷造金銮殿的传说，说是胡宗宪与倭寇打了几个胜仗后，皇帝恩准他回乡探母。他在母亲面前尽夸金銮殿的堂皇富丽，引得母亲心血来潮，一定要看金銮殿。于是胡宗宪决计欺瞒皇上，以总督七省漕运的权利，调一省钱粮作军费，在赢洲王村登源河畔，建了一座有九十九根木柱、九十九级台阶、九进厅院、九间门楼、前有午门、后有宫殿的“胡氏皇宫”，终于满足了母亲的愿望。谁知此事被绩溪父母官------“烂脚知县”告了一状，说胡宗宪挪用军饷、私造金殿、图谋不轨。最后军门大人吞下剧毒"鹤顶红"，一命呜呼。故事当然是故事，然而事实上，龙川胡氏宗祠也确实没有给胡宗宪带来好运，就在这座宏伟的建筑落成仅三年后，御史汪汝正弹劫他勾结严嵩、自拟圣旨，被明世宗捉拿入狱，病死牢中。七年后才获平反。
虽然那座“金銮殿”在清同治年间被山洪冲毁，可它告知我们胡氏先人曾有过那样一个光宗耀祖的“非常”梦想。如今，游走在这座气势磅礴的龙川大祠堂，早已淡去那些关于宗族的教化和想象，引起兴趣的，还是因为它是雕刻精美、玲珑剔透的“木雕艺术殿堂”。
郑村祠堂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祠是一个家族的族徽，是维系一个家族的精神纽带。建立宗祠，除却拜祭、缅怀祖先外，其实更是为了窖藏和宣扬一种家族的传统和人文精神。
譬如说歙县郑村郑氏宗祠。这座号称“江南第一祠”的祠堂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规模宏大，雕饰工丽，主要是为颂扬发元朝至正年间郑氏文人郑玉而建，宣扬他在朱元璋攻入徽州后，因“耻事二姓”，而甘愿为元统治者殉节，用全家人的性命为一个逝去的王朝奏响挽歌。郑氏族人以此为家族显荣，建造这座祠堂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光大他们的"贞白家风"。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这座祠堂果真成了郑姓子孙维系家族精神的圣殿。纵看明、清历史，徽州各地，名仕辈出，达官贵人，代不乏人。就连与郑村毗邻数里地的各村庄，无不是常出状元探花、进士举人、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好不热闹、好不风光、好不令人羡煞也。而唯有集聚在这座祠堂里的郑姓子孙，淡泊名利，羞于仕途，东篱采菊，以隐为乐，始终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贞白家风"这面旗帜下，始终不与明、清两代统治阶级为伍，坚持独立的人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清高孤傲的生活。
譬如说明初郑村人郑文，诗画俱佳，满腹才学，但继承了家族的“贞白精神”，因为“无君之痛”而终日蓬头垢面，把自己刻意装扮成狂放不羁的样子。每当有人说起前朝旧事，他就大哭不止，望空跪拜。他“饥则以画换米，愁则作诗自况”，凡有慕名来访的达官贵人，或大哭不止，拒人于千里之外；或事先躲藏起来，任你怎么请也不肯出来。这样的气节或许可嘉，然而仅为了证明家风“贞白”，便一味排斥社会，拒绝与时俱进，自然就显得太过迂腐了。
贞白家风让郑氏子孙背负的思想包袱太过沉重，除却郑文之外，还是有许多郑姓的优秀子孙，因为受这种家族精神的禁锢太深，从而失去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机会。不过，他们终是找到解决困惑的办法。他们主动退出仕途功名的竞技场，转而在科学技术上寻求突破，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譬如说清代歙县郑村的"贞白人家"子孙郑梅涧等人发展了中华喉科医术，而徽籍科学家郑复光则发明了中国第一架测天望远镜。他们不但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留下郑氏的姓名，也在郑氏家族的历史上添上浓重的一笔。
有关徽州的郑姓后人，还有一位不算“贞白”的传奇人物。她叫郑彩云，是徽州黔县上轴郑村人。说起郑彩云，知者甚少，但提及她的别名赛金花，几乎无人不知。赛金花曾嫁给同乡、歙县桂林的清代状元洪钧为妾，并陪洪钧出使西欧，充当“公使夫人”，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当时欧洲上层社会的贵族名流。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弱女子赛金花为百姓免遭更多凌辱，深入虎穴，凭其流利的德语及其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交情，劝其不可滥杀无辜，务必保护文物。平心而论，她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可因她是妓女出身，身子不干净，所以功劳也就一笔抹消了。有敢说公道话者，连鲁迅都斥之为这是在把镜子“捧为九天护国娘娘”。这位郑姓的子女，晚年很是凄凉，蒙冤获罪被发回原籍徽州黟县，后又再次嫁人为妾，到1936年去世的时候，穷困潦倒，境遇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这般景况，不禁令人顿生唏嘘之感。如今，一切是非荣辱都成烟消云散，惟有传奇依旧鲜活。不知现在的郑氏后人如何看她，觉得她“配不配姓郑”，是否真的有辱“贞白家风”？
棠樾女祠
做个有趣的假设，那就是当年的赛金花真是清白之身，没有辱没贞白家风，也配姓郑，但她依然进不了郑家的祠堂。因为祠堂作为封建宗族制度的堡垒和圣坛，从来就不是为女人建造的。
如果女性真要进入祠堂，机会也有，那就去学《儒林外史》中的王三姑娘，去学绩溪伏岭乡的那个烈女。《儒林外史》中那个徽州秀才王玉辉正是打着为宗祠争光的旗号劝女殉节的。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在女儿绝食气绝后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朋友也都称颂他“生了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今天有不少人可能以为这只是小说家杜撰的情节，其实不然。旧时徽州人为了给宗祠争得这个荣耀，可算用尽了解数。譬如说绩溪伏岭乡的那位烈女。她在未婚夫天折后，被家人送入宗祠暗室，四门紧闭，摒绝饮食，族中还派人日日夜夜在伺堂周围巡视，不许闲人靠近。理由是只有保持肃穆气氛，她才会绝食七天而死；如果受到人声惊扰，就会延长死期，增加烈女的痛苦。这样的故事听来令人毛骨悚然，然而旧时祠堂里，却是曾经发生过的活生生现实。
也许是徽州男人的良心发现，也许是他们的老谋深算，他们在"程朱阙里"的家门口，建起了这么一座名之为"清懿堂"的女祠堂，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这种貌似提高女性地位，对传统道学提出挑战的做法，其实也不外乎是变相鼓励女人多做节妇烈女罢了。把女人当作男人面子的附属品和牺牲品，那有平等可言？
这座位于歙县棠樾的女性祠堂，与男祠相对，坐南朝北，三进五开间，是为当地望族――鲍氏家族的鲍启运所建。据说当年他有感于鲍氏家祠旧奉男主，末把女主，鲍氏妇女死后，神位无处存放，所以甘愿出钱，遗命其子鲍有莱重建，因此才有了这座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懿堂。而在鲍氏家族修建清懿堂时，有一位女性功不可没，她就是鲍启运的兄长鲍志道的妻子汪氏。当听说家族决定修建女祠的消息后，她将平时积蓄下来的钱，全部捐给女祠堂，购田百余亩，作为女祠公产，称之为"节俭田"。然后，她以很低的地租让族中妇女租田耕种，对贫困的妇女，按祠规每年救济她们干谷二石(约合300斤)，同时还发给她们一定数量的"脂粉钱"。她的这些做法，使"清懿堂"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正是她的这些做法，才使得这座女性祠堂有了一丝人性的温暖。
如今，因为怀旧，因为思乡，徽州的大祠堂竟成了旅游的新热点和新卖点。这座棠樾的女祠，也被整修一新，大门外有精致纤丽的砖雕门墙装饰，墙外有院落，栅栏门内入室三检，中进"清懿堂"匾额高悬。廊屋环匝，据柱皆石，轩敞宏丽，端庄洗炼。“清懿堂”内，又开始列祀女主，那些早先被扫地出门的祖宗牌位，又从厕板上取下洗净晾干，重新堂堂正正地陈列到祠堂里，去接受人顶礼膜拜。除此之外，祠堂内还有重现当年祭祖情境的塑雕作品。只是这样被包装、被粉饰的祠堂，作秀的成分太多，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如今被列祀的女主，不知是否也有什么纲什么常的要求？据说，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曾来次参观过，不知她们对这样的祠堂持何感想？但愿只是来找寻一段历史，体验一种别样的心路旅程，至于其他的感想，我想还是一笑而过。
装饰男人体面的牌坊
1
徽州的牌坊，触目惊心，尤以歙县为最。
据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建有的牌坊达四百多座，至今留存下来的依然近百十来座。在这片土地上，许多地方的牌坊都是成群成片的。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往往有几座乃至十几座牌坊，连绵一体，蔚为壮观，成为徽州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歙县旅游，人们会骄傲地告诉你：这里保存有好几处牌坊群哩!或是三坊一线的“郑村牌坊群”，或是四坊耸立的“稠墅牌坊群”，甚至还有七座牌坊弧形排开的“棠樾牌坊群”。
据说，树牌坊在古代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也是人们一生的最高追求。而徽州的牌坊，以表彰妇女贞节的最多，几乎占了一半。当然，立这么一块贞节牌坊，需要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虽然立牌坊、做节妇是一件很苦很苦的差事，可在徽州想做节妇的人又实在是太多大多。一本民国《歙县志》，人物志共九卷，烈女传竟有四卷，几乎占到一半。资料表明，从唐代到明清时代，歙县的烈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到清代，烈女数竟是明代的四倍之多，而在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
烈女数的增长与明中叶徽商势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时代徽商的鼎盛息息相关。以淮扬盐商为例，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一方面在扬州一带提倡风雅，文酒聚会，纷纷“以儒饰贾”，用儒家伦理给自己贴金，以期跻身绅商阶层，另一方面，则在老家徽州，殚精竭虑，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营造一个“程朱阙里”的理教重镇来。于是，徽商妇的贞节，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
由于徽商常年在外，所以对于妇女贞节一事，有点莫名的恐惧，有些神经的敏感。也许正是这一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使得徽商披着理学的外衣，在对徽州社会礼教的重新规范时，刻意放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观念，甚至要求更为苛刻和强烈。
因此，道貌岸然却又内心脆弱的徽州商人，怀着心照不暄的目的，开始大肆宣扬变了味的“纲常礼教”，让你耳濡目染，让你铭刻于心，于是，女人的贞洁也迅速被异化成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如今，当你翻开徽州的方志、族谱和其他资料，处处还可见类到似于“程烈女”、“汪贞妇”、“鲍烈妇”之类的记载，而单单从表彰的语句，如“婆媳同孀”、“三世苦节”、“未嫁守寡”、“夫亡投井”、“殉夫自缢”等，就不难判断出这“纲常”血淋淋的吃人本性来。作为常年奔波在外的男人，也许只有女人用清苦和血泪换来的贞洁，才能给他一些体面、一些荣耀，甚至一丝欣慰，一点安全感。
2
史书记载，说东晋皇帝司马唏每适宴会，常令娼妓扮作新安人，载歌载舞演唱离别之辞，其声凄婉悲切。如果用这一点证明1500多年前的徽州人就已经时常外出经商，自然有点牵强，但却能大概推算出那时的徽州妇人，已经被标上了悲剧的格调。
这一点，与徽州的地理特征及传统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徽州地处皖南腹地，群山环抱，地狭人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自然是“能着生业于地者，十不获一。”因此，为了觅求生存和发展，以贾代耕，经营四方方是治生之良策，自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当地有句俗谚说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便是说明徽州这种尴尬的人生惨淡。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就明清时期，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的输出地区，70％以上的成年男子就要离乡从事商贸经营。那时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说的就是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等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人生凄凉。
人说“歙是商贾乡”，又说“嫁到檀模，檀越，饿死也情愿”。檀模、檀樾也就是歙县的唐模和棠樾，这两处都是明清时代商贾辈出的村落，更是清代众盐商巨擘的桑梓所在，因此，这里的传奇就多，悲剧也多。
譬如当地留传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新婚刚三个月，丈夫就要远出经商。从此，妇人独守空房，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将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岁。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打开妆匣，里面已积聚了二十几颗珠子。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一颗珠子一年泪啊，这里头凝结着多少相思和哀怨!
因为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所以身为徽商妇的徽州女性，只好长年累月生活在窗迎冷月、灯摇残照的闺怨情愫之中。有多少花容月貌在相思中灯枯油竭，有多少良辰美景在等待中晓风残月。凄风苦雨中，一代又一代烈女贞妇青丝变白发，送不走的是点点心愁，等不回的是出外丈夫。
于是，无限情思，几多心愁，渐渐都被沉淀。稍有才情的女子，会将心事付诸词曲。正如徽州女诗人程凤娥在《鹧鸪天.有怀》中写道：“一点愁心指上弹，梅花羞带病中看，相怜早被湖山隔，空对孤灯带影残。情没绪，思无端，更深犹自倚朱栏，长空独有天边月，为我勾留伴晓寒。”而不会作诗的女子，面对空寂寂的深宅大院，也只有闲倚雕栏，独赏孤月，嫣然顾影自怜，或靠解脱“九连环”，聊以消愁破闷，忘却这长夜漫漫；最不济的，便撒上一地铜钱，一一捡起，再撒开，再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直到东方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成白发老妪……再难奈的寂寞，再火热的激情，都会被岁月消磨，都会付诸一江春水向东流。
几百年前的徽州女子，如果看过舒婷在《神女峰》中的描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不知会有何感想？据说当年徽州商人妇发明了一种“香枣”，就是将两颗枣子剥叠而成，其中撒上茴香粉，再用蜂蜜浸渍。这种香枣是用来寄给丈夫的，意即“早早（枣枣）回乡（茴香）”。那么，除却送香枣之外，她们能不能有更多的选择？
3
有时候很难想象，徽州女人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和寂寞。
面对常年奔波在外的丈夫，徽商妇承担的不单单是漫长的想思之苦。很多时候，她们需要面对的是没有结果和终点的等待。特别是在丈夫突然亡故后，她们大多不会改嫁，也不会逃脱，而是选择守寡，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清苦和寂寞换回一个贞节的名声，换取一座镂刻精美的牌坊。可纵是牌坊再美，那也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呀。遥隔百年，我们已经无法明了那些妇人们的内心世界。
也许礼教的束缚，环境的制约，使得她们没有别的选择。无法解脱，索性就认命，就把清苦进行到底。在这块程朱阙里的礼教土地，她们可效法的，能知道的，也只有那些贞节烈女。于是，当地的“妇女节烈之风尤甚”，竟达到了“相竞以贞，故节烈著闻多于他邑”的疯狂地步，据《民国歙志》记载，明清两代，仅棠樾一个鲍氏家族，就有贞节烈女59人。
在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中，七座中就有两座与贞节有关。其中一座叫“吴氏节孝坊”，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是为了表彰族人鲍文渊的续弦、嘉定人吴氏的“模范事迹”。她22岁远嫁到棠樾，29岁开始守寡，直到六十多岁死去。在这漫长的三十多年里，吴氏恐怕没有时间寂寞，她太过辛劳，先是将丈夫前妻的孩子抚养成人，后又修了鲍家九代的坟茔。族人深受感动，从而为她立了这块牌坊，上刻“节劲三冬”和“脉承一线”，前者是颂扬她的贞节不二，后者则表彰她尽心养育前妻之子。令人困惑的是，在这座牌坊落成五年之后，她才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旌表，不如是申报环节上出了问题，还是办事效率不高，或是县上、府里还嫌她的事迹不够感人。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我想无论外人如何看，她应该是无悔的，也应当是满足的。而鲍家也应该是满意的，毕竟，吴氏几十年苦熬换来的这块贞洁牌坊，圆满了鲍家的“忠孝节义”的道德理想，也为祖上增添了无尚荣光！而在吴氏节孝坊落成的九年后，棠樾牌坊群的第五座牌坊又出现了，这就是"汪氏孝节坊"。这座坊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石坊坊额上写着“矢节全孝和“立节完孤”，它是为了表彰鲍文龄之妻汪氏25岁守寡，45岁去世，守节整整20年。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九年相隔的时间也不算长，榜样就在身边，故事还算鲜活，甚至有可能言传身教，或是暗自较量。也许，寂寞女人的悲哀，也惟有在这块招牌下还能较一较劲了。
虽然贞节牌坊型制一般都较小、貌不出众，可徽州女人要修成正果，树立起这样一座流芳百世的牌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有点可怕。它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丈夫必须死掉，另一个就是丈夫死后必须苦撑苦熬。假如丈夫不死，或是自己又熬不得几十年的清苦寂寞，那就不会有这份"光荣"了。若是害怕苦日子熬得太久，那也可以选择在丈夫死后，绝食、上吊、服毒、跳楼、抹脖子，“随他去也”，也能争它个殉节的“美名”。
譬如歙县甫乡水竹坑“朝考亚元”柯钺的女儿，从小许配给中堂李鸿章的儿子。不幸李公子未婚而死，李柯两家合议：让豆蔻年华的柯小姐捧着李公子的灵牌拜堂成亲，还称这是为了成全女儿“节烈”。不管柯家小姐心里到底愿不愿意，活着的时候快不快乐，但死后这块牌坊却是立定了。
还如歙县许村有一座双孝节坊，旌表的是本村商人许俊业的继妻金氏和小妾贺氏。许俊业虽然也是徽商，可生意却做得一蹋湖涂，家中全靠两个老婆纳鞋底挣钱维持生计。后来许俊业穷困潦倒，客死他乡，金氏、贺氏也都没有改嫁，而是相依为命，坚守这极其清苦的贞洁。她们常常枯坐灯下、对影啜泣，每日在千针万线中艰难度日，终是在穷困愁苦中先后了却一生。二妇人死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发现了一些零碎银子，那是她们一针一线、年复一年辛苦积攒来下来的。后来邻人商定用这些银子为她们建一座简陋的牌坊。毕竟，在那个时代，这是对她们最好的褒奖。因为积银很少，所以这个"双节孝坊"也像她们的房子一样狭小寒碜，也就成了如今徽州遗留下来的最小一座牌坊。这样的牌坊，太过辛酸，太过难堪，然而，那个叫许俊业的徽州男人，却因为他的两位女人，就这样被不尴不尬地夹在历史书册的边缘，被感慨了几百年。
如果你想知道徽州女人心头的“雷峰塔”有多重，那么你就不能不去看看歙县城内新南街的那座砖坊。这座牌坊叫做“孝贞节烈坊”，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距今不足百年。它型制简陋，用材寒碜，是大清王朝覆灭前唱给徽州妇女的最后一首挽歌。别看它貌不出众，坊额上的文字却惊心动魄，上书：“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你看，一次就集体表彰六万多名节妇烈女!这个庞大的数字里头蕴含着多少辛酸和血泪。所以有人称它是旧时代徽州妇女的集体祭碑，是压在徽州“白素贞”们头上的“雷峰塔”。
凄风苦雨，百年寂寞。如今，节烈坊犹在，徽州女人心头的“雷峰塔”自然早已崩塌，她们终可以自由地寻找今世的幸福和快乐。可是面对这些“黝黑的躯体”，默然感慨外，不禁遥想几百年来，四海奔波的徽州男人，是否曾为牌坊上的女人流过热泪？而那些独守空房的徽州女人，是否考虑过，除却死后牌坊上冰冷的荣光，这一生的温暖和幸福，到底向谁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