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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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
联合早报   2010-1-20
面对他者,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什么。
研究学术的人,喜欢高举“必也正名乎”的大纛(dao,第四声),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反复“正名”的结果,往往把看似单纯的事物弄得复杂不堪。
“定义”一个名词或一个概念,就可以写一部书,一部学术发展史。
“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对大众而言,都是指中国的学问。
学者会追究:“中国”指什么?“古来”的时间限度?怎样才算“学问”?
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已经区分了“自我”与“他者”,从固守自我,“师夷长技”来从事改革建设。
就像日本把日语称为“国语”一样,“国学”这个语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受日本的影响(例如梁启超想办的《国学报》),转变了它“朝廷太学”的教育机构及制度性质,成为国家意识之下的新产物。
由“一国的学术文化”而相应出现“国故”、“国粹”、“国渣”等等褒贬不一的词汇。对“国学”一词的质疑或拥护,显示了学者的知识立场与学术态度,殊途同归的是,关心国学、讨论国学、参与国学,形成“一国学术之兴亡即国力之盛衰”的集体思维,甚至认为“国可亡而学不可亡”。宋儒“为往圣继绝学”的主张,是惟恐学之断灭;而20世纪风雨飘摇的中国,“学”则更有“救亡图存”的寄托。
也如同“国学”的意思偏离其本义,原来指称汉代的学术与治学方法(与“宋学”相对)的“汉学”,在19世纪末(1882年)成为Sinology的中文译名。Sinology的语源,又与日本把中国称为“支那”有关。
汉字的“中国”或“清国”,换成音译的“支那”,是日本从语义属性转向语音属性的实例之一。从字面图象式的认知,转为声音式的符号。使用汉字的“中华”或朝代名称如“唐国”、“清国”,是站在汉字的系统里思考;而“支那”则带有他者对中国注视的目光。
1907年京都大学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支那学社”,以及其后1920年的刊物《支那学》,确立了“支那”与中国在学术上的关系。原来属于日本古典文化教养的广义“汉学”(指汉字书写的典籍及学问)中有关中国的部分,以及针对中国的研究被独立出来。
20世纪中叶,“支那”被染上军国主义色彩,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禁止使用“支那”一词。
比“支那学”还适用的“汉学”,用以指称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进而把研究的范围从古代扩展到现当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比“汉学”还能包容新的学科,例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等等。
从“支那学”、“汉学”到“中国学”(或“中国研究”)也俨然揭示了学术重镇的地盘移动,从日本、法国到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比如: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风潮。
那么,“华学”又是什么呢?
有的学者认为“汉学”的“汉”字太过种族取向,或局限于汉字典籍;“中国学”又有政权国家意味以及地理区域性,不如用“华夏”的概念统摄一切。“华学”包括蒙学、满学、藏学,源于俄罗斯,受到饶宗颐先生的支持,有《华学》学刊倡导之。
近日读刘正先生《图说汉学史》一书,收获与迷惑兼之,遂有感而作本文。
若要问我归根结底,我想说:
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不能减损她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