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用货币调配国家资源为何遭失败？

（本文为韩毓海2009年底的演讲《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第三部分，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后续部分。）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用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一百亩，而且，这一百亩耕到六十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而且我们知道，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道说是王政了，汉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五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亩，当老子的简直不到60就可以在家喝酒了，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到了唐玄宗开元后期，其实就不行了，这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呢。太宗说，你这个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这个统计人口比较能做得到，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个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资治通鉴》里说，也就是在上面所说的玄宗开元年期间：“上以户部郎中王鉷为户口色役使，鉷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租庸调制实行的关键，就在于“户口色役使”这个重要岗位，而唐玄宗的时候，坏人王鉷窃取了这个关键岗位，他一味聚敛。怎么聚敛呢？这个人很恶毒的，就是出去为国打仗牺牲的烈士，人牺牲了户口并没有注销，于是王鉷就继续按照户口收他的税，收死人的税，甚至人死了三十年了，户口还没有注销，还在收税，这就是所谓的“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这样谁还愿意为国家打仗牺牲呢？这样破坏租庸调的同时，把府兵制也破坏掉了，老百姓也没有说理的地方，“民无所诉”，结果就酿成了安史之乱这么大的祸乱，安史之乱之发生，与租庸调之败坏，关系最为巨大。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吗。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按是个家族的关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这就是所谓：上有国法，下有乡约，上有朝廷，下有家族，上有国税，下有地租，上有庸官，下有酷吏啊！――如此两层绳索，民不堪命矣！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我们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啊，也有这样的看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伟大最现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不是没有，而是说光在那里忧而没有实际的办法，那是不行的，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就是所谓“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的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有人就说：那有一半人去当民兵，这不误了农时了，你不种庄稼了啊。陈亮空头文章写得好，毛主席当年表扬柳亚子，就夸他文章赛陈亮，意思是说老柳也是空话多。这个陈亮实话实说：关键在于王安石搞的这个事，大家都干不了，大家都不会干。因为司马光他们所代表的宋代的知识分子，念经读书还行，税收、财货都不会。所以他们所说的无为，实际上就是无能，干不了正经事。有个人是当着皇上面，决心表得很好，但好长时间不作为。王安石就问，你怎么不作为？他说，“其事繁扰不宜轻举”，就是说这个事还真有点难，所以不敢轻易干。范仲淹也是改革家，他就说，“十事之七不能行”，就是十件有七件连我都干不了。所以，更不用说国家用货币的手段来平抑市场这种事情。这个范仲淹说，“平市易”（用货币来平抑市场的办法）劳费心神，我学的知识都不能用来干这个。总之不擅长啊，不会干。王安石总算比较狡猾，他不会像范仲淹一样说，你们不会干，统统回家洗洗睡觉去。他将计就计说，这也是啊，咱们这些官员向来学的都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这个确实不会，难为大家了，那你们就去诗词歌赋吧。于是王安石就找另一批人干，这样一来，国家官员就更多了。而且还弄上一些小人。行政机构反而更加臃肿了，所以王安石想法很好，很天才，但是没有人会干，这是第一条，倒不是没人口头上支持他，而是大家不会干，支持也是口头支持。
第二呢，司马光他们讲的是对的，就是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行为——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给人民发钱，用货币的办法来调控资源，怎么能保证这些措施能得到下面小民的支持，而不是为国家聚敛。怎么能保证新政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这个施行起来有什么制度的保证吗？有什么基层的抓手吗？这确实是对王安石的一个考验。王安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的根本问题，其实就在没有基层组织的基础和动员能力，国家妄图通过货币的手段，直接来面对和组织千百万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小农，中间没有任何组织，这样的效率是很低的，这样反而把国家的资源和能力分散了，耗散了。最后，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仅仅变成了国家税收手段，通过这个货币方式，极大地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征税的能力。但是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好处确实没有制度保障，完全就是靠王安石以及他的执行者的好心。他觉得人民太苦了，应该让他们发展起来，这可能是王安石想的，但是他请的那一帮愿意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呢，却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太苦了，我们想要多捞一点钱。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的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结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唐宋之变，以及变的是什么。我们从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梳理一下，这些在我们历史上，都是真正的大关节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行进的步伐。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何那么困难，为何不能完成。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这是一点，但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我们常说，我们的事业，只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户，一盘散沙，他们即使衷心支持你，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表达意愿的办法，结果人民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件事连王安石自己也闹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