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货币的终结

The End Of National Currency
本·斯泰尔
2007年8月2日（上本网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误诊 与 货币国家主义的崛起
资本的流动已经成为全球化唯一致命的弱点。25年来，毁灭性的货币危机袭击了拉美和亚洲的各个国家，以及西欧的邻近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就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米什金这样一位支持全球化的、资历无可挑剔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向外国资本流动开放金融体系导致了造成巨大痛苦、苦难乃至暴力的一些灾难性的金融危机。”
经济学这个专业一直未能提供应付货币危机的前后一致的和令人信服的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人员20年来一直支持采取范围广泛的各种国家汇率和货币政策制度。但是后来，这些制度却遭到了崩溃和失败。他们指出了一个个罪魁祸首，从缺乏严谨的财政政策和对银行的管制不善到糟糕的产业政策和官员的腐败都有。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文献提出的政策建议瞻前顾后，而且遭到了普遍的批驳，因而实际上毫无用处。
反对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赦免了各国政府的罪责（华盛顿的政府除外），而是把爆发危机的罪责推给市场及其制度支持者，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说，就是“国际金融的独裁机构”——从而使这个问题颠倒过来。斯蒂格利茨写道：“各国实际上被告知，如果它们不遵守某些条件，资本市场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拒绝向它们提供贷款。它们基本上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部分主权。”
这对吗？市场是否失灵？使各国政府恢复丧失的主权是否会制止金融动荡？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诊。实际上，只有在各国开始要求获得货币方面的“主权”——使之与黄金或者被看作真实财富的任何别的东西相分离——之后，资本的流动才开始破坏稳定。此外，即使全球化的进军并非不可避免，由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方式，也不再有超出其范围的经济发展的一种可行的模式。
正确的方针不是回到享有货币主权的神话般的过去，使政府控制本国的利率和汇率，享受着对世界其余地方的无知的快乐。各国政府必须放弃一种致命的观念，就是认为国家特征要求它们制造和控制在本国领土上使用的货币。简单地讲，国家的货币和全球市场是不能相互混杂的，如果混合在一起，就形成货币危机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致命混杂，为具有破坏性的保护主义创造现成的借口。为了安全地实现全球化，各国应当放弃货币国家主义，废除不必要的货币，因为它们是今天的许多动荡的根源。
黄金时代
在上一个“全球化”伟大时期之中，就是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的流量是巨大的，即使按照当代的标准衡量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发生了货币危机，但一般并不严重，而且很短暂。这是因为当时的货币——就像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绝大部分人类历史上一样——是黄金，或者起码是对黄金的一种可信的索取权。资金迅速地流回到陷入危机的国家，因为人们对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将会恢复笃信不疑。与此同时，货币国家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迹象，而遵守举世公认的价值标准则是文明的标志。在遵守这一标准方面最值得信赖的国家（譬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所受到的奖赏是最低的国际贷款价格。而遵守情况最差的国家（譬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所受到的惩罚则是最高的贷款价格。
在一战到二战期间，这种联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的流动显然将会由于汇率不再在可靠的情况下得到固定而对稳定起破坏作用。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在值得信赖的金本位制度下，“短期资本流动总的来说倾向于缓解国际收支暂时的不利状况的初始原因所造成的紧张。然而，如果汇率是可变的，则资本的转移就会倾向于在这一初始原因的相同方向上进行，因而使之得到加强”——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
普遍的看法曾经是，全球化必须有硬通货，就是外国人愿意持有的某种东西。法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李斯特评论说：“虽然理论家试图说服公众和各国政府，使之相信最低数量的黄金……就足以维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而且无论如何，纸币，甚至不兑现纸币也可以满足一切需要，但是所有国家的公众都在忙着囤积据说可以兑换成黄金的大量国家货币。”持这一观点的并非局限于自由市场派人士。金本位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著名批评者卡尔·波拉尼认为，货币国家主义显然与全球化水火不相容。在重点论述英国19世纪在扩大世界贸易方面的兴趣的时候，他争论说：“只有商品货币能够服务于这一目的，其明显的原因是，符号货币，不论是银行票据还是不兑现纸币，都不能在外国领土上流通。”但波拉尼认为是无稽之谈的事情——以毫无内在价值的国家纸币（或“不兑现”纸币）为中介的、货物、劳务和资本方面的全球贸易——就是全球化今天像以往一样断断续续地推进的方式。
把货币的创造和控制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的政治神话在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蜕变中，找到了其在经济上的对应物。该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蒙代尔开创的。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减少国家货币数量主张的一位多产的倡导者。这项理论在以后几十年里成为货币国家主义的一项准科学的基础。
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一样，蒙代尔持有一种现已基本上丧失信誉的战后凯恩斯主义思维定式，他所笃信不疑的是，决策者在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对供求的“冲击”的情况下微调国民需求的能力。他的开创性文章《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的问题是：“货币区的适当范畴是什么？”他评论说：“乍一看来，这个问题也许是单纯学术性的，因为国家货币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放弃，让位于任何其它的安排，这一点看来并不属于政治可行性的范畴。”
蒙代尔接着主张在世界上的各个地区之间实行弹性汇率，在每个地区实行本地区的多国货币，而不是在国家之间。然而，经济学家们接受了蒙代尔对弹性汇率在解决对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的经济冲击问题方面的利弊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把现有的国家当作自然的货币区域来对待的一项理由。因此货币国家主义获得了合理的科学依据。从那时起，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偏离“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主张是错误的，起码在没有事先的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是如此。
由于经济学家们确立了货币和国家特征之间的联系（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使亚里士多德和耶稣得到调和一样），所以各国政府采纳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对货币国家主义的主要的知识辩解。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贯对利率、贷款的到期日，甚至还有信用的受益者实行严格的控制——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切断与世界其余国家的金融和货币联系，并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其结果是，这种流动的发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贸易失衡或者为直接投资而融资。而本国的金融体系却仍然薄弱和欠发达。但今天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做出投资决策。这种决策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融资和制订。（通过低成本的日元借贷，以便为在欧洲的投资提供资金，同时在美国的期货交易所针对日元的升值采取对冲措施，这已经不再是异乎寻常的。）因此，这个全球体系的不加限制和高效率的准入，而不是各国政府操纵狭隘的货币政策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但是，由于外国人往往不愿意持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所以这些国家本国的金融体系结果基本上被孤立在全球体系之外。它们的利率往往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其贷放活动往往非常短暂——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几个月。其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依赖美元获得长期信贷。因此，资本的流动变得很危险，不论有多么必要：在发展中国家，一旦货币贬值，本国人和外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打量抛售本国货币，因为货币的贬值使得该国更加难以偿还外债——由此产生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危险的不稳定状况。
虽然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没有解释其中的任何问题，但是从推进全球化的观点看，这些问题却是阻碍发展的严重障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国家主义与这一过程的本质发生矛盾，因而使今后出现金融问题的可能性增大。
危机中的货币
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一系列货币危机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只是从1971年，就是尼克松总统正式使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候起，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货币才不再是对任何实物的索取权。全世界的货币现在都是政府魔术般地变出的纯粹的主权表象。这种货币的绝大多数都是没人要的：人们不愿把它们当作财富，就是今后会起码像过去一样具有购买力的东西而持有。各国政府可以要求在与国家的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从而迫使本国公民持有本国货币。但没有受到如此强迫的外国人则会选择不这样做。人们只愿意持有美元（和少量其它货币），作为黄金货币的替代物，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神话是代价巨大的，有时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就是与全球化不相容。即使这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变得明显，情况也一直都是这样。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使本国货币丧失了内在的价值。
但是，作为货币学的逻辑与历史问题有悖常理，对全球化持批评意见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热情支持了货币国家主义，作为对货币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补救方法。当千百万人，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由于担心即将发生的债务拖欠而抛售本国货币时，斯蒂格利茨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本国货币与世界脱钩：降低利率、贬值、封锁金融流动，以及拒绝向借款人放贷等。恰恰是这种思维——朝着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的大倒退——乃是影响了现代全球化的危机周期的根源。
强势美元？
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经济大国来说，浮动汇率在经济上相当于一场微不足道的牙痛。它们经常需要填充物——其形式为公司金融对冲和积极的全球供应管理——但却从未动过任何大手术。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进口价格上涨时，美国人从国外购买的许多东西就可能会被国内生产迅速和廉价地取代。出口价格下跌时，他们在国外出售的许多东西就可能会被转移到国内市场。其次，外国人也乐于把美元当作财富持有。
对较小和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它们在增长，往往还有纯粹的生存方面依赖进口，但没有美元就不能为其付款。它们怎么办？就要收回它们据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市场夺走的主权，通过用美元替代没人要的本国货币（就像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5年前所作的那样），或者用欧元替代（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黑山的做法），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货币危机。就美元化所带来的好处来说，厄瓜多尔堪称楷模：这个陷入不断的政治动乱的国家却一直是经济稳定的堡垒，经济增长稳定而强劲，通胀率也是拉美最低的。无怪乎其新的左派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不得不放弃其去美元化运动，以便争取选民的支持。把厄瓜多尔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加以对比。后者于2004年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货币危机——一场不必要的危机，因为其85%的贸易都是与美国进行的（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一般的一个州与美国其它州之间贸易所占的百分比）。
人们经常争论说，只有对小国来说，美元化才是可行的。毫无疑问，国家小有助于使过渡简化。但是就连巴西经济也不到加利福尼亚的一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获取美元的更大需求可以毫无痛苦地（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而又不会以任何方式牺牲其对美国国内物价稳定所做出的承诺。美国政府如果是开明的话，就会在人们持有更多美元的时候退还它通过造币利差所获得的利润，从而使更多的国家在政治上实际上采用美元更加容易，代价也更小。（为了获得美元，实行美元化的国家把美国国库券等附带利息的资产送给美联储。对于这种资产，美国在其它情况下本来必须支付利息。）2000年的国际货币稳定法案本来会使这种退还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但是这项立法在国会中夭折了，因为克林顿行政当局担心，它看上去会很像一项新的外援计划，因而没有予以支持。
波拉尼断言，由于人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外国不兑现纸币，所以不兑现纸币永远也不能支持对外贸易。美元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全球货币出现的。
但是，作为今天的全球货币，美元的特权地位并非天赐。美元最终仅仅是通过信用支持的另外一种货币。而其它国家今后之所以愿意接受它，是为了换取与它过去所买到的东西不相上下的有价值的物品。这样一来，就使美国政府机构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必须证明这种信用的合法性。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承担这一负担。不顾后果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地位，甚至在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作用不断扩大的时候也是如此。
40年前，就在布雷顿森林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崩溃前几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写道，这个体系“达到了如此荒诞的程度，以致有推理能力的任何人脑都无法为其辩解。”今天，美元风雨飘摇的地位是类似的。美国能够维持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始终不会感觉到其影响。汇到国外的美元立即就会以贷款的形式，就是作为在国外毫无用途的美元回到国内。吕埃夫打比喻解释说：“如果我与我的裁缝达成协议，不管我付给他多少钱，他都当天就当作一笔贷款归还给我，我对从他那里订购更多的西装就不会持任何反对意见。”
由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占GDP6.6%这一巨额数字（为了维持它，每天必须输入大约20亿美元），所以美国处于一种值得庆幸的地位，就是成为中国裁缝的西装买主，而中国裁缝则立即以贷款形式——在美国的情况中一般就是购买美国国库券——退还了买主的付款。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预算赤字的刺激（后者每增加1美元，就会使前者大约增加20美分到50美分）。由于缺乏改革来限制寿命更长的人口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方面的联邦政府“应得权利”开支，所以在今后10年里，预算赤字将会猛增。因此，美国——实际上还有其中国裁缝——都必须关注吕埃夫所说的一件“荒诞事”的可持续性。由于缺乏财政上的长期审慎，美国冒着削弱外国人对其管理美元的方式所给予的信任——就是相信美国政府能够继续维持低通胀率，而又不必诉诸压垮经济增长的利率大幅度提高，以此作为确保资本大量流入的途径——的风险。
货币私营化
普遍的假设是，作为全球货币，美元的天然替代物是欧元。然而，人们对欧元的持久性的信心仍是脆弱的——袭击了美元的财政上的担忧也削弱了这种信心，但也有一种额外的不安，因为人们对意大利等国所面临的恢复货币国家主义的诱惑感到担忧。但还有一项替代选择，乃是世界上货币的最持久形式：黄金。
必须强调的是，管理得当的不兑现纸币体系与基于商品的纸币相比，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尤其是它不浪费宝贵的资源。如果从南非挖掘黄金，却在美国诺克斯堡将其重新埋掉，就没有什么可以褒奖之处。问题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管理得当的不兑现纸币体系能够维持多久。国家货币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的历史记录基本上是糟糕的。
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金本位的高潮时期——西梅尔评论说：“虽然在理想的社会秩序中，毫无内在价值的货币会是交换的最佳手段，但在达到这一点之前，最令人满意的货币形式则可能是与一种实物相联系的。”今天，由于货币不再与任何实物相联系，所以值得一问的是，世界是否哪怕是接近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是可以维持一种不兑现美元，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如果拥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的中国和持有大量美元的另外一些国家担心自己所持有货币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足轻重，那么就没有办法可以有效地防范全球失衡的出现。
那么黄金如何呢？恢复金本位根本谈不上。19世纪时，各国政府在一年中花费的国民收入还不到10%。今天，它们经常花掉一半或者更多。因此，它们永远也不会使开支服从于维持一个基于商品的货币体系的严格要求。但私营的黄金银行已经存在，从而使账户的持有者可以用真实的金条作为股份的形式，进行国际支付。虽然黄金银行业目前显然是小本生意，但随着美元的衰落，它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谈论一种基于黄金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听起来很离谱。但1900年时，一个没有黄金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使得通过私营黄金银行恢复黄金货币成为可能，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如此。
通用货币
几百年来，几乎每一项反对全球化的最新重大论点都是针对市场的普遍论点（并逐一被抛弃）。但在拥有150种浮动的国家不兑现纸币的世界上，反对资本流动的论点却根本不同。它很有说服力——以致就连全球化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把资本流动当作一个例外，当作知识领域中要加以隔离的东西——一直到能够开发出防范危机的有效疫苗为止——来对待。但是，认为资本的流动具有内在的破坏稳定性，这一观念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却是谬误。必须重温19世纪基于黄金的全球化的教训。纽约和加州是世界上最大的12个经济体当中的两个。正如它们之间每天的巨额资本流动十分平常，以致甚至于无人注意到一样，共享一种货币，譬如美元或欧元的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也甚至没有引起最激烈地反对全球化的积极分子们的丝毫注意。
其货币仍然遭到外国人厌恶的各国将继续对预防危机的政策进行试验，实行资本控制和建立美元储备的武库。很少有哪个国家会重复阿根廷失败的努力，即在没有美元协同动作的情况下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如果这些政策再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烦恼上几年，会很有益处。
但是，世人可以做得更好。由于全球化进程以外的经济发展不再有可能，所以各国应当用美元或欧元取代本国货币，或者在亚洲的情况中，进行协作，以形成一种在具有相应幅员与经济多样化的地区内流通的新的多国货币。
欧洲人过去常说，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国家的航空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货币。今天却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因没有这些东西而境况变得更糟。就连坏脾气的意大利也由于伴随着采用欧元而来的较低利率和永远结束了里拉投机而受益匪浅。今后如果实行一种按照与此相同的以很低的和稳定的通胀率为目标的原则加以管理的全亚洲范围的货币，会是最有希望的途径，可以使中国全面实行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而又不用担心会出现人民币造成破坏的投机（中国经济只有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经济加在一起的大小）。世界上大多数较小和比较贫困的国家如果单方面采用美元或者欧元显然都是上策，因为这样会使它们得以安全和迅速地融入到全球金融市场之中。拉美各国应当实行美元化；东欧各国和土耳其则应实行欧元化。广泛而言，这一处方所遵循的原则是相对的贸易流动，但是也有例外。例如，阿根廷在欧元区的贸易就比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要多。但是阿根廷人在理财和储蓄方面却采用美元。
当然，实行美元化的各国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再把它当作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工具。但是，由于货币政策长期而艰难的追求的目标，是使利率降低到与很低和稳定的通胀率相一致的最低的水平，所以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以此为依据反对实行美元化的论点都是轻浮的。有多少拉美国家能够把利率降低到低于美国利率的水平呢？拉美平均扣除通胀因素以后的贷款利率为20%左右。因此必须问一问，凭借在自行斟酌的基础上指导本国的名义利率上下浮动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可望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就像选择一辆安装着手动传送装置的现代牌汽车，而放弃具有自动传输装置的凌志牌的轿车：前者虽然使驾驶员获得较大的控制权，但却付出了在任何情况下性能都很低劣的代价。
至于美国，它需要长期贯彻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健全的货币政策，恢复长期的财政约束。这是使美国的拥有大量和越来越多的美元债权的外国裁缝保持富裕感和安全感的唯一有把握的途径。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是市场——市场所给予的，市场也能够剥夺。如果裁缝们退缩了，美元失灵了，市场就可能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对货币实行私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