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法律的浪漫骑士──学生眼中的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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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ffy.com　2004-5-9 19:26:26　作者：王昭祥　吕夺印　来源：东方法眼
媒体关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东西太多了，给他罩上的光环也太多了：《中国青年》之“可能影响２１世纪中国的１００个青年人物”；《经济观察报》年度十大人物；杨澜访谈录誉之为“现代商鞅”，两次登陆凤凰卫视之“世纪大讲堂”；更有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贺卫方现象”……“贺卫方”三个字曾几何时悄然间居然成了一种现象，一种符号，一种定义，一种象征……于是人们对于他的要求甚至苛求也随之愈来愈多；于是，人们对于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理解与支持便愈来愈少。笔者尝试着去了解先生的平凡生活，先生作为平常人的状态，所以便有了以下这些平庸的文字。
大学时代的贺卫方
贺卫方教授的大学生活是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度过的。他入学时１８岁，在年龄差距极大的７８级里是最小的学生之一。“是的，贺卫方小伙子很帅气，有点儿害羞，乍一看确实没有梁山好汉的气魄。”当年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杨联华先生的描述，让我确证了贺教授曾经的形象。
先生好酒，而且海量，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早在大学时，先生就已经与酒结缘了。“当时我们宿舍的３位同学，戏称‘三家村’，常一起到一家小饭馆凑５块钱去饱饱地吃一顿，也喝酒，还喝醉过，不过是微醉，主要是没钱。”先生对我的提问总是很坦诚。和先生一起喝过酒的罗军老师就说：“贺卫方好酒！但不滥酒，这才是品酒之人！”
先生读大学时绝活儿还多着呢！譬如快板书等等。“贺卫方的快板书绝对专业，简直就是个演员，有一次在电影院庆元旦联欢，他上去说了一段，我平生也只听了一次，但却永远也忘不了！”当年先生的大学同学徐国栋先生谈起先生的绝活儿时，仍津津乐道。“贺卫方是７８级９班，我是７９级９班，属于对口班，搞活动他准出来说快板书，思维很敏捷，一般都是现编现演，现场感很强，很会活跃气氛，总会引来很多掌声，女生掌声较大一些，可能是因为看他帅吧！呵呵……”先生当年的师弟王人博先生忆及先生的表演仍是很快乐。
先生喜欢淘书，更喜欢读书。“虽然读不懂，但阅读本身也就是一个提高过程。”先生如是说。大学时先生偏爱杂食，各种书刊，文艺、法学、宗教、神学皆有所涉猎，尤喜启蒙时代的哲学和钱钟书，至今一些篇章还能背得出来。由于当时图书馆条件有限，很多书就经常被同学借去而没有足够的复本。“贺卫方总是提前来‘挂号’，不管啥时候，见到我就提书名儿，他最会提。”当年图书馆的肖廷秀老师犹忆先生争书之风采。由于先生的好读使先生好思吧，先生的外法史老师林（向荣）老，以及两位杨老（杨联华、杨和钰）都说，先生时常“追”问问题追到家里，刨根儿问底。“他一问问题，我就有些冒汗，怕被他问住。”“当然，他有时候挺喜欢钻牛角尖儿的。”
那个时候先生的文娱生活虽单一却不枯燥。他常花８分或１毛钱到沙坪坝、学校附近的无线电厂、军营去看电影，一部《追捕》就看了四遍。先生喜欢“在下雨天撑把雨伞去解放碑那些早已无迹可寻的小巷里，默默注视来往的重庆百姓”。他说：“很有趣，这种文化差异。”
学生堆里的贺卫方
近几年，先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地方政府、民间社团，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周游列省“布道”解惑，其中间或也有大学。有人说，先生如此，已离大学、离学生渐行渐远，先生本职应该在大学、在学生、在研究。
而先生一直说：“我首先是一个教师，一个学者，我对现实现状的关注首先是以一种研究的态度面对，从而严谨地论证，以求更有效的解决方法。”可见先生其实是为研究而讲道，而非以讲道为本职。先生作为一个教师离我们一直很近！学生堆儿里的贺卫方有学生堆儿里的感觉与风采。
我有幸听过先生的“比较司法制度”这门课，我也亲自感受过先生的五次演讲。先生面对学生，尤其是在小些的课堂，与他在外讲学迥然不同。在公众面前，闪烁的镁光灯后，先生永远是风趣、渊博而且潇洒；在学生面前他却似乎深沉得多，沉重得多。对于司法现状中种种尴尬的一连串诘问，有时候让他自己都寻觅不到答案。额上的血管突突地跳着：“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呀！不知道呀！我们何时能够看到真正的解释与解答？我们期待，我们希望啊！”每每先生在课堂上这样自问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他眼里噙着的泪水，一点不假的泪水！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受到的是老师为了实际问题而承受的煎熬与痛苦，而不是来去挥一挥衣袖的洒脱与儒雅。
先生是受学生爱戴的。课堂上，他总是习惯于将冷色调的法律概念置于澄明爽朗中再去分解，总是习惯于赋予法律理念以浪漫的诗情画意。有学生说他是“行吟法律的浪漫骑士”。确实，先生蝉联四届北大十佳教师称号，兼之最有风度奖。１９９９年，先生因某些不如意欲“转会”清华，北大学子联名上书挽留先生，文字撼人心扉：“……先生如大鱼，我等如小鱼，同游正酣，今大鱼将去则小鱼又当如何？……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近万分的努力，目的惟有一个：先生，请留下！”这应该是一个教师最高的殊荣吧！先生作为“巡回教授”，在中国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等十七八所大学兼教，虽“力不从心，多以讲座形式”，但这种“资源共享”也足以让这些大学的学子们为之狂喜了。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先生做客“西南法学论坛”，学校的学术报告厅大门被生生挤下来一扇，点评嘉宾张志铭教授居然无法进场。请先生签名的同学更是围成水泄不通之势，论坛的主持人张绍谚教授感慨说：“原来学术的魅力一点都不亚于流行歌曲、影视大腕儿，你看看卫方就知道了。”
何为师？何为生？最优秀的老师如何定义？先生告诉了我一句谚语：“‘学生是学一次的人，老师是学两次的人。’最优秀的老师可以将第二次学的效果最大化，可以让学生有更大空间去思考。”然而先生却因为学得不够努力而遭到了学生们的谴责，先生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先生坦言，自己的社会活动由于过多，常常处于一种“讲而不思”、“讲而不学”的状态了。如今，先生正坚持和弟子们开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先生和大家商议书目，有经典的也有他未及读的新书，每次提前定“议题”，由两人作主题发言，其他人提问。先生其实也正努力做一些事情。然而当面对一起起践踏法制、藐视法律的恶性案件引起社会共怒的时候，一些法学家们仍忙于大部头著作的时候，血气不减少年的贺卫方还能在书斋里静静地坐着吗？
《经济观察报》记者写道，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身上折射出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的合理冲突，而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和迫切需要的。
有趣的现象是，学生虽有谴责，但更有爱戴。其实，先生对现实的具体而细微的关注却从未老套，先生展示给学生他的研究：或探讨“具体法治”，或反思司法改革，或思量法律教育方法和法学研究范围，或建设法律职业化道路……“贺老师的课，不同群体会发掘出不同的东西，这里面是有深度和新意的，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一位博士生听完了先生的课如此评价。
先生在他的“大学讲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学术自由传统下，借着法学角度对社会问题具体事件的关注，无不与我们的国家、社会民主自由和宪政等背后的更高价值相呼应。
先生的课堂没有老，先生更没有老。学生堆儿里的先生痛苦哀愁有之，然而思想更有之。
友人眼中的贺卫方
每每先生讲学一地，若友人在彼，皆必躬临拜访。别时亦自然少不了“劝君更进一杯酒”的百结愁肠。其实，先生的朋友并非很多。我问先生朋友们怎样评价他现在的状态？答曰：“极少交流。”然而，要想先生所有的朋友都谈一个大概，确实难能况且冗杂。关于先生之角色与使命，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之间的尴尬选择，我们不妨听一下友人们关怀的声音——总结起来，不外有两种：反对与支持。
徐国栋先生是先生本科同学，研究生阶段的学弟。他的率直与谏告让我大为惊讶：“无疑，卫方是聪明绝顶的人！他知道他现在在走什么路。他痛苦，是因为他还活着！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呀！但是没办法，这就像唱京剧一样，没办法，一看到段子，一听到掌声，他就上瘾啊！‘杀君马者道旁儿’——卫方在编《比较法研究》最后一期的编者语——我很想亲口对他说一遍。作为一个学者‘只出不进’、‘老调重弹’，我为他揪心啊！”先生敬重的导师林（向荣）老也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中国现在需要有人为司法的改革问题疾呼，卫方干得也确实不错。但是以他的资质，能够兼顾一些学术专著，我想会更有意义。”先生确实是优秀的，正因如此，有人说他是“中国法治的悲怆”，“为了责任而牺牲了学术”。从某种角度来说，恰是人们为先生把可以谱写更好的学术篇章的才能用在疾呼上而惋惜吧。国栋先生回忆：“贺卫方大学时学术水平一直很高，比我们一些同学都好。本科时其他同学都是指定题目论文，只有他是惟一一个自选题的——《论教会法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研究生毕业他作的还是这个题目。在中政读研时，我８４级，他８２级，他又是老生迎新介绍学习经验的惟一一个。以前他的学术论文《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对抗制与中国法官》、《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也是作得很漂亮，很有价值。”也许正因先生曾在学术上优秀，让朋友们为其现在扼腕叹息吧。
同为先生敬重的老师杨（联华）老似乎对他的学生的选择就很支持：“西南政法７８级一届都非常顽强，贺卫方就是其中之一，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就一定成功！”关于先生在学术上“创新”的问题，王人博先生给了我一连串的反问：“何以为学，何以为人？什么是学术的创新？学术的忠贞？躲在阁楼里书生意气？把自己的所学心得投诸于社会，影响社会？谁是对的，这些定义是谁定下来的？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态度苛求他人。关于卫方，我们是朋友，批评的话我要当面说更好，鼓励的好话我也不敢说，别人笑我！”作为先生的挚友和学弟，张绍彦先生也曾关注过贺卫方先生的“方式”。“学者、学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和路径。对于他的状态，我曾经也当面和他提出、交流过最后会留下什么东西或贡献一类的问题。但随着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还有年龄的增长，我理解了他，理解了他的方式和价值。”
“谢谢朋友们的爱深求苛。我正在检讨自己的角色与使命，我知道自己的缺陷在何处，我想弥补，却又苦于难以与自己从前的积累整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许，让我感觉到经常顾此失彼，我从心里感到学者之间的差距，退隐，退隐——可是，这喧嚣而沉重的人世间，哪里是我的去处？看来我还是要留在这学术、思想与现实之间，那路径盘错的花园里。”面对真诚的朋友，先生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想法。
先生一面在“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的激励下走自己的路，一面又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困惑中煎熬着。
“卫方的这个状态，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这主要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某些评判标准驱使。多少法学名宿、名家在类似学院的开张活动中到场捧场喝彩，学术的贬值与社会的诱因是一体的。”徐国栋先生如是说。
“作为学者、真正的学者，其使命正如费希特所言，应当‘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自然，促进这种发展需要知识、学问和学术的力量，但我以为和这种使命相比，所谓学术、学问和那些庸俗的成果、著述是渺小而苍白的。卫方就是以自己的智慧、方式和勇气践行了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学者的使命。”张绍彦先生说。
梁治平先生说：“其实，大家更应注重不同类型学者的观点、思想，而不是具体到这个学者个人身上。”
萧瀚先生则对先生说：“你无需抱歉什么，你没有欠这个社会、学术界什么。你在全国到处演讲也许比什么原创对中国更有贡献。这是一个连常识也要拯救的时代，我们能够把别人的东西都学得像样就不错了，刻意追求原创学术真有必要吗？”
张绍彦先生看完凤凰卫视杨澜访谈录采访先生的节目后，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卫方老得真快啊！”先生并不轻松。本以为他四处讲学，收入必不菲薄，然而看着毫无装潢痕迹却被各种书籍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客厅兼书房，想起平日里关于先生收入的种种猜测，心中颇有几分尴尬。我问他的儿子博文：“现在能和爸爸一起经常做的事除了吃饭还有什么？”“我爸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现在也不多了，能在一起做的事儿——也就是偶尔偎在沙发上一起看场球。”他的回答着实让我心酸。
行文至此，仍无法完整地将先生的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只好借用张绍彦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结尾了：正义的运送和传播少不了贺老师，法律职业的建筑和振兴不能没有卫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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