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人的不确定性原则（1）

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它既帮助了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的本身不是关于钱，而是有关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结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在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完全没有一丝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了的检验就足以证伪（falsify），而再多的确认性的例证也不能够完全证实（verify）。科学原理的特征是假定性，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拥有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谬误的宣称，所以只能用强制手段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迫。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有自由持有不同的见解，并且依法治理，可使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德国和俄国占领下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而经济学中完美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有所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根据，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方面。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个性成长时期是在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十四岁，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只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要面对被驱逐和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远非均衡”的情况早有准备。他经过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成长经历。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出逃小组。他们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在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发生了俄国革命，他们又被卷入。经过一系列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给孩子们的价值观非常不同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没有愿望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相反，他只工作到够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去到他的大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会牢骚满腹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是到了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他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一些人搞了虚假的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与天使为伍，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过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统治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在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了匈牙利，十七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出生下来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有幻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有兴趣听我想说的话。但即使环境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了几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但业余时间还是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就这样我写了第一篇主要论文，题为《意识的重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模式框架，将自然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对应关联；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对应关联；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对应关联。 我未能很好地解答的是，思维方式与现实情况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这个问题继续吸引着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提出了相关反射的概念 （concept of reflexivity） - 下面我会做更详细的阐述探讨。
恰恰是相关反射理念使我对金融市场有了比现行的主导理论更好的新认识。这给了我一种优势，先是作为证券分析家，后来作为对冲基金管理者。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也许可以使我实现成为一个重要哲学家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生意生涯受挫时，我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哲学理念的研究。但是我太珍惜这一发现而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我感到相关反射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我钻得越来越深，以至迷失在自己复杂的思维之中。早上醒来时我无法理解前一天晚上写的东西。这时我决定放弃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在很多年之后做了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营者之后，才又回到我的哲学研究。
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是1987年出版的。在书中我试图解释自己看待金融市场的内在哲学理念。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很多人都读过此书，商学院也将其作为教材，但是其中的哲学论述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些论点被忽视为是一个成功商人的自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新的重大见解。毕竟我所涉及的主题是众多哲学家自古以来就在研究的。我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新的发现，尤其是没有别人这样认为？毫无疑问这个理念架构对我个人来说十分有用，但其他人似乎并不像我一样觉得有价值。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判断。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兴趣，但只将其作为个人爱好来对待。在我的生意和慈善事业中，我继续受这一理念架构的引导，而且慈善事业在我生活中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我每写一本书都忠实地引用我的论述。这有助于我拓展这一理念架构，但我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讲座的题目就是 《一个失败了的哲学家的又一次尝试》。
这一切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理念架构使我既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又能在它终于到来时可以应对。它还使我比大多数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发展。这使我改变了我自己以及别人对此理念的评估。我的哲学理念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应该被认真对待，也许可以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所贡献。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来做这个系列讲座。
好，现在就开始。今天这一讲中我将大致介绍易误论（fallibility）和相关反射论的基本内容。明天将这些理念运用于分析金融市场；然后用于分析政治问题，也涉及开放社会的理念。第四讲将探讨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区别。第五讲对眼下面临的历史时刻提出一些预测及对策。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我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和曲解的。这是缪误难免论即“易误论”。另一个是，这些曲解了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情况，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是相互影响的“相关反射原则”。比如，把吸毒成瘾者当罪犯对待会引起犯罪行为。因为它对吸毒问题的理解错误，而干预了对成瘾者的适当治疗。另一个例子，把政府看成是坏事则容易造成坏的政府。
两个命题其实都是人之常情， 所以当评论我的人说我讲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他们说的对， 但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的命题有意义之处，在于它们还没有被广泛认识接受。特别是相关反射的概念被故意忽视，甚至被经济学理论否认，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发达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我的理念架构值得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发现，而是因为像相关反射这样属于常识范围的概念，竟被如此故意忽视。相关反射论成了为要徒劳地追求对人类事务的确定性的牺牲品，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它与相关反射的概念直接冲突。我将在下一讲中说明，这两个观念如何导致了对金融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对易误论概念的争议要少得多。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对其认知理解的能力。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重大的新看法。主要的困难在于，参与者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诉诸于各种各样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笼统概括，两分法，隐喻，决策法则，道德戒律等，仅举几例。这些思维产物使它们所处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