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白银资本

这是年前的笔记,由于是电子文本,没有书页号,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补上.
作者：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
弗兰克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左派学者之一，对于东方世界做出许多不恰当的推崇。他认为，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从这一点来说，弗兰克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弗兰克更进而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主要作用。被理解作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这样，在弗兰克那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让人吃惊的是，弗兰克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激进的左翼立场、考虑到他曾经在拉丁美洲打过游击，他有这样的观点便是毫不奇怪的。
前言
第一章：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的社会伦理
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
第三章：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
第四章：全球经济：比较与联系
第五章：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第六章：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
第七章：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42:00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的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但我们却能看到，自从倍乃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皇帝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报（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
实际上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1995年我与南苗·豪厄尔在多伦多结婚。她在感情和精神上给了我无法言喻的支持，使我能够重新开展这项研究并写成了这部著作。如果没有南普，我就不可能承担这项工作，更谈不上完成富了。另外，她还在我们家的漂亮书房里给我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并使我能够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我没有别的机构支持）。
我至少有一点与费正清不同，即我无须担心我的读者会被愚弄，会在这里看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坚固堡垒。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注意到这部著作确实千疮百孔。但是我希望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我欢迎他们至少利用他们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来填补这些漏洞，同时也开辟出他们自己的新的研究领域。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1996年1月26日，8月8日和12月25日于多伦多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43:00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
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这条龙已经躁动了，这就改变了亚洲各国政府从有关区域贸易模式到制造业的种种问题的决策……这也证明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一带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1996年3月18日华盛顿《国际先驱论坛报》）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这家报纸连续两天的评论。我们在《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亚洲人的处事方式》这一标题下看到：西方人习惯于教训亚洲人如何行事。这种情况现在快要结束了。亚洲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建立和维护他们的自主机……如果还想用西方方式来改造亚洲国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还会引起亚洲人与西方的再一次冲突。……西方人需要承认亚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权利……并且肯定“亚洲人’价值观的合理性。
过了一天，同一家报纸在《争议的焦点是国际体系的性质》的标题下报道说：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切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着形成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争取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规则的努力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尔·盖茨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入任何公认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44:00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入这一滴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2．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有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乔治·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并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而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到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奇森看来，16-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擅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Halde）神甫（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利用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资料）还这样写道：（在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
他们注意到，例如，“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纪里，欧洲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游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的重要著作，20部关于亚洲群岛的重要著作，60部关于东亚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数不胜数了。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亚洲哲学受到推崇，但是艺术和科学较为逊色；医学、手工艺和工业以及这些方面的专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还往往被人们所效仿。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的历史例证。他曾经被德意志西部的一个君主挽留。这个君主担心邻近的路易十四入侵。于是，莱布尼兹给路易十四写信，提出一个建议：对于法国来说，与其超过莱茵河来实现政治抱负，不如转向东南，向奥斯曼帝国挑战，这样在政治上更划算：事实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来自东印度群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的权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实际上，它现在正在造成这种无法衡量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说，如果没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证据，不要大谈18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的“衰落’。我认为，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这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欧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一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第二个千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提）欧洲的财富才可能形成，欧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46:00
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因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所以经济史学家才是可信赖的。其实他们是最能胡作非为的。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学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余下的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视野。因此，他们的“经济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只是列宁后来才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也是起源于欧洲较晚的时期。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
在持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中，迈克尔·曼（1986，1993）是一个恢使者。他探寻“社会权力的来源”，发现它们（依次）出自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他认为：“欧洲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基督教）共同体”（Mann1993：35）。要害就在这里：无论在时间上追溯多远，归根结底还是所谓的欧洲来源！布劳特（197：51）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曼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能想象的不过是一列技术型的东方快车，这列火车沿着向西的轨道，从古代的中东出发，通过古希腊，驶向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欧。
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整个全球的社会一文化的、生态一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可能性”。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并决定着构成部分，所以任何具体研究的叠加或不同部分的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转变。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将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且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全球世界视野，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但是，建立一种世界视野、克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也是相当艰难的。
布罗代尔考察1500年以来世界时的“世界视野”比大多数人都广阔得多。但是，他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和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当然，布罗代尔也多少研究和描述了“其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在论述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3卷本巨著的第3卷中。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把第3卷中的发现融入各自第1卷提出的模式和理论中。而且，他们的疏忽是十分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做出的唯一让步是，欧洲及其模式会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但是，这种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材系模式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与我们真正需要的关于完整的实际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背道而驰。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还没有诞生，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韦伯、波拉尼，还有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再加上弗兰克，这些人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探望。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那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有许多人可能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只是盯着那个地方，因为--由于我们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欧洲和北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把那里照得更亮一些。
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第6章还将把本书的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推进到最后阶段，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如何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我用一部分篇幅考察在单一的全球经济中不平等的地区和部门结构以及支持着生产和人口增长的那种不平衡的暂时性或周期性运动。我的观点是，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种发展也是利用了1750年以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在这一章里，我将用一节来考察这种发展的根源和时间进程。另外，我提出，在这种全球发展的持续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天平已经开始再次倒向亚洲。
第6章的最后一部分更细致地考察了“西方的兴起”。我的论点是对布劳特的呼应和扩展：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我用一节考察欧洲人如何用美洲金钱来达到这一目的，并援引亚当·斯密的有关分析。
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每一个部分不仅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整个世界（体系）情况变化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全球性术语，而且需要全球分析和理论。
本书所提出的见解是支挣‘多样性的统一”的。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被定为中心；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资本主义”发端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商榷了。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48:00
这正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TomePires）的那句话的意义：“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可以回想一下，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他最初是为葡萄牙服务来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后来才接受西班牙的庇护。
再者，无论哥伦布、达·伽马以及后来的麦哲伦等人航海活动的直接刺激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欧洲人长期广泛接受的冲动。
总之，欧洲在获得美洲金钱时相对容易和廉价，如果没有这种资源，欧洲几乎不可能参与世界经济；但是欧洲一直有贸易赤宇，在世界经济中始终是一个边缘角色。欧洲新发现的收入与财富资源使欧洲本身的生产有所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增长。欧洲人口在14世纪的大萎缩之后，在15世纪开始恢复。在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大约平均每年增长0．3％，从1500年的6，000多万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或1亿4，000万，翻了一番。但是，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欧洲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因为整个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总数也大得多（见表4．1和表42）。
附带地说，在追求最大和优先的商业利益方面的这些外交。政治和军事上的纵横排阎、竞争策略和公开战争，完全戳穿了所谓基督教的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东方两军对垒、泾渭分明的神话。穆斯林们（马木路克、奥斯曼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互相厮杀，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与不同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例如葡萄牙人、法国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的结盟关系。而这些基督教国家也为了同样的利润目的而相互较量。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一再派使团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以结成反对共同的奥斯曼穆斯林敌人的同盟，后来又给予英国人商业特许权，报答他们在把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时提供的帮助。但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经向伊斯兰教的萨菲王朝供应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生产的武器，来对抗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
例如，当人们说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使波斯屈从于其世界贸易联系网时，不过表达了一种荷兰人和波斯人都不曾有的信念。因此，有时候我们必须看看历史现实，即实际上可能是怎么回事。……（历史现实）显示，欧洲人并没有把波斯人指挥得团团转，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迂回方式。……欧洲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本来会采取行动的，而且事实上也采取了行动，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活动了整整140年，他们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
不过，中国贸易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东南亚人手中（更不是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一直被人们称作“唐城”（Will1993：99，100）。许多中国的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到东南亚各地定居，构成了今天著名的海外华人集团（Taring1992：482，493-497z）。
孙来臣（1994a）证明，缅甸与中国的贸易有三个特别活跃时期，第一次是在13世纪晚期元朝征服活动之后，第H次是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这与我们关于自1400年前后起其他地区生产与贸易扩张的结论一致），第三次始于18世纪末。孙来臣强调，虽然缅甸对华贸易采取了某种“进贡”使团的形式（参见后面关于中国的一节），但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学者都很清楚它们的商业动机。每当这种贸易因政治因素或气候因素而暂时中断时，缅甸的“人民就会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缅甸不仅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丝、食盐、铁器和铜器、兵器和火药，而且进口布匹、绸缎、丝绒、针线、地毯、纸张、水果、茶叶以及铜钱。反之，缅甸则向中国出口摇减珍贵玉石、象牙、鱼、燕窝、鱼翅、粗黄糖、翡翠、儿茶、按椰子、烟草。另外，到18世纪，甚至还要早些，缅甸还向中国出口原棉。
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经济上比东南亚更先进，尽管许多东南亚的城市居民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包括钱庄等）。（Reid1993：129）
16世纪初，为了推进这种贸易，马尼拉的定居华人上升到2．7万人（有人说是3万人）。但是，他们成为几次大屠杀的牺牲者，1603年的那一次就有2．3万人被杀害（有人说是2．5万人），1640年又爆发了一次大屠杀（Yan1991，Quiason1991）。在本书第3章将对这些贸易中心在货币转移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日本还建立了本国面向出口的陶瓷业，以与中国竞争。趁中国明、清交替，南方政治失控之机，日本在1645年以后缩减了80％的中国瓷器进口，自1658年起日本更是成为一个面向亚洲、波斯湾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出口国。
诚然，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年后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年嘎然中止。其原因一直引起许多人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镇供应大米，由此也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和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年，迫于南方、尤其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与此同时，1571年，中国不再与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对抗，削减了2／3以上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确如此，只不过正如我在第3章中将要论证的，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49:00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抵达东亚的口岸，力图成为中国与其邻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中分得一羹。当然，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其中如玉米和红薯等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当时有一个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输出到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不过，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替增使得1645年后瓷器出口减少了2／3以上。尤其是从1645年到1662年这段时期，盘踞福建的郑氏家族依然效忠于明朝，几乎完全控制了已经大大萎缩了的出口贸易。萎缩了的瓷器出口贸易持续到1682年。在此之后，这种贸易的数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市场份额也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日本和1662年后越南的东京也成为重要出口地。简略地说，东京也向荷兰人供应丝绸，荷兰人再把丝绸运往日本换取白银（Kleinl989：80）。中国也向巴达维亚输出丝绸，从那里与孟加拉丝绸一起转口到日本。反之，中国进口印度的棉织品（其中一部分则转手再出口），东南亚的香料、檀香木以及造船木料或船只，以及其他地方的白银。与此同时，中国也生产大量的棉织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17世纪晚期抵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估计，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Xi人（HoChuimei1994：201）。
中国中。c论的观念不单纯是中国的偏见，实际上也是各个纳贡地区的共识。……中国人统治地区的周边藩属纳贡地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且这种历史还在延续。……因此，所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都保持着藩属纳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种连续的链条。值得注意的是，该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发是，它的基础是商业交换。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例如，逞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朝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责贸易几乎得不偿失。……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人”的迁徙，在历史上与这种贸易网络的形成发展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商业扩张和纳贡一贸易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应该指出，这种纳贡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纳贡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总而言之，整个纳责和地区间贸易区是以中国纳贡体系为中。。，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个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体系也联结着毗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滨下承认：“实际上，人们完全有理由把细贡交换看成一种商业交易……（它）实际上既包含着包容性关系，也包含着竞争性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一个覆盖广阔地区的网络。”的确，众所周知，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伪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朝贡”无花果树叶，其实是从事平凡的商业贸易活动。欧洲旅游者，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谈到这种情况，明代的官方文件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日本人也同样利用朝贡方式来享受甚至垄断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到通罗的中国商人，无论是否去纳贡，都完全是出于商业动机”。库什曼（1993）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滨下还认为：“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
滨下是根据明、清两代的制度性法规来阐释中国纳贡贸易体系的。这些法规区分和排列了--有时根据情况变化也修正了--“纳贡国”的地理等级，并明确规定了它们各自的进出口岸。在这种等级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西方的印度，最后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央之国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但中国人也讲究实际和实用，承认商业贸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动乃是一种他们称作“纳贡”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给他们某种东西。
虽然置身其中，但当时的中国朝廷（以及现在的滨下）基本上是务实的，因为外国人都不得不为了换取中国认为便宜的出口货物而倾其所有地支付给中国大量的珍贵白银，使白银每年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些支付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职能，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纳贡”。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这些纳贡国被按照各自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里的位置加以类分，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带有过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这种分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种基本现实：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起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纳贡”），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一边睡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滨下称之为这些地区之间的“藩属纳贡关系的连续链条”。可以推测，中国所处的中心地位使得它的国内价格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是否如滨下所说的，它本身就能“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所有价格，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它的影响应该受到远比现在更多的注意。
另一方面，滨下（1988：18）正确地指出，西方人要想做生意，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早已建立的“作为该地区一切关系基础的……纳贡贸易网……在其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据点”。但是，这与其是在谈论实际的对华贸易，不如说是揭示了亚洲的普遍规则：欧洲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们的贸易马车挂在亚洲庞大的生产和商业列车上，而这列亚洲火车正行驶在早已修筑好的轨道上（也就是陆上和海上网络上）。进一步看，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纳贡贸易网”两千年来一直是更大的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所做的不过是把美洲纳入这个网络。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启航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也获得了珍贵的支付手段！我们不妨看一看诸如汉斯·布罗埃尔的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中国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银和铜，通过中亚的内陆贸易获得一些银和铜（见第3章）。中国既进口黄金，也出口黄金，这取决于黄金、白银和绸之间比价的变动情况。总体上看，在许多世纪里，白银是向东流动（除了从日本向西流动和从阿卡普尔科通过马尼拉向西流动外），黄金是通过陆上和海上向西流动。有些向东流
作者：坚持也是病  回复日期：2006-2-16 19:49:00
王泽三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0:00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中国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银和铜，通过中亚的内陆贸易获得一些银和铜（见第3章）。中国既进口黄金，也出口黄金，这取决于黄金、白银和绸之间比价的变动情况。总体上看，在许多世纪里，白银是向东流动（除了从日本向西流动和从阿卡普尔科通过马尼拉向西流动外），黄金是通过陆上和海上向西流动。有些向东流动的黄金也流向欧洲。
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从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纳贡”网之外吸收商品。这就意味着，这个网络本身乃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滨下所暗示的那种自成一体、自我封闭的世界。但是，滨下以及中国人也同样持有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尤其白银）。”（Hamashita1988：14）值得争议的仅仅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究竟有多大。
池田禅洲（1996）也反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充分利用滨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模式”，提出一种适应今天的中国复兴的视角。
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性。魏斐德（Wakeman1986：417）写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观点，中国（17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中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因此能够比世界其他大国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丹尼斯·柏林对白银流向的研究也使他得出结论；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C）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纳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因为这一体系大概涵盖了世界2／5的人口。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在另一篇文章里（1995b。16，3）进一步指出；“我们把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因此，“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新货币财政体制的出现，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
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
罗萨比（Rossabi1990：352）认为，中亚的经济和内陆贸易已经“衰落”，但是他也注意到，内陆贸易到17世纪初仍延续不断，因而补充说：“有关这方面商业情况的准确资料十分贫乏”。其实，有关资料根本不难找；正如伊莱·韦纳曼（Weinerman1993）所评述的，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和中亚人整理出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由于以前的论争基本上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们歪曲地使用这些资料来为苏联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很难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了论证苏联政权在中亚的合理性，人们通常用沙皇统治促成“中亚的衰落”来反衬苏联政权的优越性。但是，当中亚的民族主义向莫斯科的统治发出挑战时，当局为了釜底抽薪却又声称，甚至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也不是一无是处。于是，又有大量的资料被整理出来，证明17世纪的中亚“衰落”受到抑制，到18世纪情况好转了。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亚人的“发现”更值得信赖，较早时期的“衰落”是否仅仅是俄国人最早编造的神话？俄罗斯人和中亚人在这些争论中各执己见。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跨中亚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罗萨比把这种衰落归因于两个因素：严酷的干旱（“小冰河时期”）和政治动乱。后者主要包括明王朝于1644年的覆灭和满清的取而代之，中亚西部帖木儿帝国的崩溃，印度北方莫卧尔王朝的困境。16世纪末，中国朝贡贸易使团到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到1640年以前，即明朝最后几十年，就更为罕见了。此时，吐鲁番也竭力控制塔里木盆地北部商路。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也再次恶化（Rossabi1975，1990）。但是，也有一位研究者把这种衰落的某些原因归结到商路的另一端，即更为遥远的波斯萨菲王朝内部的问题（Adshead1988：196-197）。
我们不难接受罗萨比从资料中得出的结论：“那种认为海运贸易取代了商队贸易的一般假定是需要加以限定的”（Rossabi1990：367）。但是，他接下来的说法却值得商榷。他宣称，17世纪的衰落应该归咎于“商队所通过的大部分亚洲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动乱。……总之，中亚南队贸易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原因”。
或许如此，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为什么不会是反过来呢，即干旱和经济衰落造成了政治动荡？这样讲通常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更为适用，也更能解释为什么“穿越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商业活动明显衰落”（Rossabi1975：264）。但是，在东亚和南亚，只是在1630年代，气候问题才特别严峻。17世纪初和17世纪末都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大扩张时期。这就使得“衰落’的说法是否适用于中亚也变得可疑了。更引人深思的是，随着18世纪其他地方的贸易扩展和“商业革命”，跨中亚贸易再次复兴。斯廷斯加尔德（1972）指出，这种贸易转到俄国和中国之间偏北的商路上。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1:00
本论文的宗旨是，对丝绸之路的衰落这一说法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证明（在17世纪）贸易和商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原先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中介角色的一系列国家消亡了。它们的消亡应归因于近代早期定居民族帝国的扩张。正是在这个时候（1698年），其中的两个帝国，即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彼此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因此中介国家丧失了原来的功能。结果，商人，具体地说是丝绸之路上的（布哈拉）穆斯林商人变成了帝国内的商人，他们更多地从事帝国内的贸易活动，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跨大陆贸易。（Togan1990：2）
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交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诱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爆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
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自远古时期就有了一个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14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指出：“如果在马格里布和伊夫里基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斯拉夫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就不缺少货币。如果在埃及和叙利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印度和中国就不缺少货币。……这种东西……经常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通过哥伦布及其追随者的航海活动，西班牙人又使加勒比海地区的黄金加入到这个市场中。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先后发现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这个市场。这些新增的白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对亚洲各个部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它“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在中国，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该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即黄金升值，白银贬值），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Yang1952：48）。但是，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金银比价通常是比较低的，有时要低出许多，而白银价格则要高出许多。正如全汉界在1969年发表的讨论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论文中所解释的：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
实际上，本书中的一些问题也与“低贱”的贝壳相关。西非早就使用贝壳，伊本·巴图塔曾报道它们在14世纪与黄金的交换价值。到17世纪，它们兑换黄金的价值下跌了；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供给增加得太快，超过了黄金的供给。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把大量的贝壳运到西非。贝壳的兴衰与奴隶贸易的兴衰是同步的。贝壳的生产中心在马尔代夫，印度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进行买卖。贝壳从马尔代夫运出有两条路线。一是运到孟加拉，一是运到锡兰，然后被当作压舱物分别装上欧洲商船，主要运往英国与荷兰。它们再从英国与荷兰转运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于购买奴隶。1732年，约翰·巴多门ohnBardot）就指出：每英担贝壳的价格忽高忽低，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欧洲的几个商业民族……把货物运到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去购买奴隶或其他非洲产品，……也相应地取决于去几内亚的欧洲冒险家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贝壳，以及当时在英国或荷兰恰好有多少贝壳。
因此，贝壳的价格不仅反映了欧洲和非洲的供求变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产地马尔代夫岛屿以及在南亚和东亚“消费”地区的供求变化。
另外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抱怨说：“原先用120英担贝壳就能买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这种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绝不会有用少于12或14英担购买一船奴隶的便宜事了”。再有，一个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说，购买一个奴隶的价格从100磅贝壳上涨到136磅，从12支枪上涨到16支枪，从5包巴西烟草上涨到7包，从25匹亚麻布上涨到36匹，从一桶（约40升）法国白兰地上涨到一桶半，从15磅火药上涨到150磅。不仅贝壳出现通货膨胀，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白兰地和火药的相对价格显然膨胀得最快！
在奴隶贸易最高潮的18世纪，有记录的进口贝壳达到2，600万磅或者说100亿个，平均每10年为200万到300万磅，实际上是100万到5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2:00
在奴隶贸易最高潮的18世纪，有记录的进口贝壳达到2，600万磅或者说100亿个，平均每10年为200万到300万磅，实际上是100万到5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界价格甚至是用贝壳，或者是在贝壳与金属通货（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或其他通货之间，或者是在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来换算和“平衡”的。
但是，这种货币是为什么和如何推动世界旋转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这种货币，以至于推动了它的价格上扬，而且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人们要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能够用货币来购买其他商品，包括资金属，如黄金和白银。无论在个人和商号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操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概莫能外。也就是说，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
本书的观点是，这种扩张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尤其在亚洲许多地方。否则，亚洲人就不可能对外国和本地货币产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货币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和本地货币。如果商品供给不能扩张，那么商品需求的扩大就会通过所谓的通货膨胀而使现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不会有进口原产地新货币的额外需求！也就是说，新的银、铜货币，乃至以这种货币为依托的补充信贷，使得世界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许多地方经济中的生产，即统一的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部分的生产越来越货币化，从而也刺激了这些生产。
“在美洲挖出来，又埋在亚洲”。
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在这里支撑着我的主要论点：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动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全球大赌场中，货币周游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转动，它不断大量地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机制。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曾估计，1500年时，欧洲有大约3，600吨黄金存量和37，000吨白银存量。雷乔杜里和哈比布调低了这些数字，认为在1500年时整个旧世界有3，600吨黄金和35，000吨白银。沃德·巴雷特（1990）在对1450年到1800年的世界金银流动情况进行总结时，考察了以前的各种估算（亚历山大·冯·洪堡、汉密尔顿勋爵、阿道夫·索埃特比尔、米歇尔·莫里诺、斯利施特·范巴思以及本书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奈夫、阿特曼、特帕斯科、科巴塔、山村和神木等人所作的各种估算），得出的结论是，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
亚洲的白银供应大户是日本。从1560年到1600年，它每年生产和供应50吨白银，从1600年到1640年，每年生产和供应150吨到190吨，最高峰的1603年为200吨。里德根据几种估算用表格方式显示，从1620年到1640年，每年为130吨，在17世纪40年代下降到每年70吨，50年代下降到每年50吨，到60年代下降到每年40吨。
但是，由于中国还获得了世界白银供给中十分隐秘的一部分，因此最终流入中国的世界白银的数量和份额应该比以上种种估算要高得多。里德（199：27）估算的数字是，在1601年-1640年这段时间，东亚共获得大约6，000吨白银，平均每年150吨，其中有4，500吨出自日本。几乎所有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在1641年-1670年这段时间，总供给下降到2，400吨，平均每年80吨，其中大约1，600吨，即平均每年53吨出自日本。
这样，根据巴雷特的估算，从1600年到1800年，亚洲大陆至少吸收了经欧洲转手的美洲白银32，000吨，经马尼拉转手的3，000吨以及来自日本的大约10，000吨。总数至少为45，000吨。按照阿特曼的估算，欧洲转运到亚洲的白银的比例更高，那么，亚洲应该直接从欧洲获得52，000吨白银，另外还有从大西洋转经波罗的海和利凡特而获得的白银以及从跨太平洋海运获得的白银。这些加起来，多达68，000吨，占1500年到1800年有记载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但是，亚洲（日本除外）也自产白银，尤其在小亚、波斯和中亚。其中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中国。另外，云南和中国其他地区也自产一些白银。
地图3．l主要是把巴雷特和阿特曼的估算加以平衡，示意性地表现世界各地的白银生产和流动，这幅地图显示，美洲在16世纪生产了17，000吨白银，几乎都运到欧洲。该图显示，美洲在问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对，000吨和巧，000吨，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所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3:00
综合上述一些有关白银生产和转移的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0，000吨，日本大约生产了8，000吨，总计38，000吨。如果减去留在美洲以及在转运中流失了的难以确定的一部分，最终流入中国的7，000吨到10，000吨的确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也就是说，即使按照冯格拉汗的保守估算，中国也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这个份额依然高于欧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分别占有的份额，更不用说非洲和中亚占有的份额了。（尽管还有一些也通过中亚流入中国，但是有关这后两个地区的资料较少。）
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虽然他们谈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但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前几个世纪。
再者，如果戈德斯通（1991a，b）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人口的增长比货币供应的增长更能推动物价上涨，那么物价也应该上涨。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章指出的和在第4章将要论证的，亚洲，尤其中国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数量也大得多。然而，实际的价格革命却基本上限于欧洲。这种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新的美洲和日本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了亚洲比欧洲更大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另外，也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货币的涌入是如何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人口的扩张。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只是在17世纪中期，由于气候、人口、经济、政治的综合危机和明、清政权的交替，这种扩张才暂时被打断（详见第5章）。但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又继续扩张。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这里仅需对中国南方的商业化和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作一点浮光掠影的提示：马克斯（1997a）引述了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交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或间接来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的农产品（Marks1997a）。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有两段特别能说明问题：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在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许多学者谈到通货膨胀；但是只有一位学者，即穆拉特·齐扎卡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而他的研究结论似乎不能证实其他人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说法，倒是能够证实我的基本观点：在亚洲，与其说价格上涨，不如说生产高涨。齐扎卡证明，这种“供给方面”的生产和人口扩张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领地上也是明显可见的。他对1550年到1650年布尔萨丝织业的价格作了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价格确实急剧上涨，但仅限于生丝，但是到了17世纪，虽然欧洲的白银一直持续不断地流入，价格却又稳定下来。在这段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丝织品价格则明显地始终保持稳定（Cizakca1987：249-251）。齐扎卡本人的“解释……和结论”是，最初生丝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新的白银供给使得欧洲人也能从土耳其购买生丝了。欧洲的这种需求很可能在欧洲的“17世纪危机”时期衰退了。另一方面，齐扎卡在解释“丝织品价格涨幅较小”的原因时认为：“价格上涨被丝织品供应的大幅增加阻滞了……（尤其是）由于境内的各种发展，例如传统的城乡工业的扩张，丝织品的境内供应也可能增加了”。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经济扩张、波斯萨菲帝国的经济扩张、当然还有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移民作出类似的解释。斯廷斯加尔德（1990c：18ff）的发现也值得重视。他认为，16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西班牙，面对超常的财政困境，几乎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财政改革。他认为，导致这种“巧合”的唯一共同的因素是，货币供给量突然增加了，尽管（与此相关的？）人口和生产增长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另外，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会看到，这种经济扩张在整个17世纪持续进行，并延续到18世纪。
另外一个发现对于质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解释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十分重要。那就是，各种迹象显示，欧洲人输入到亚洲的美洲货币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和支持了那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其作用大于美洲货币在欧洲的作用。这个结论至少可以用两个发现加以证实。第一个发现是，新增的货币驱使欧洲的物价上涨高于亚洲，而在亚洲，虽然新增的货币引起购买力的增长，但生产也能与之同步增长。人们对于这一发现所能提出的唯一反驳是，流入欧洲的人均货币多于亚洲。但是，本书第4章对人口、生产、贸易和技术所作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抵消这种意见。
第二个发现也能有助于抵消这种反驳意见，进而证实当时的亚洲继续优于欧洲这一命题：我们将在第6章里看到，亚洲人口的增长比欧洲要快得多，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6％，而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不变（大约为20％）。1750年，虽然亚洲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66O，但生产总值却是世界生产总值的80％（见第4章和第6章）。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具有比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与本章的论点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亚洲各地的经济比欧洲经济更灵活，生产能力更强，因此新增的货币能够刺激亚洲的生产比欧洲的生产有更大的发展。下一章将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这个命题。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5:00
虽然人们很难“准确地估量”近代早期亚洲的经济总产值……但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都证明，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例如，日本在16世纪后半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白银和铜的出口国，它拥有55，000名矿工，白银产量超过秘鲁，铜产量超过瑞典。虽然西方的资料往往强调理亚尔（西班牙银币）或每年进出日本的荷兰商船的作用，但事实上元宝和中国帆船远比它们更重要。南亚和东亚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
这两种商品的产量令人瞠目结舌。仅南京一地，众多的陶瓷工厂每年出产100万件精美的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在印度，17世纪80年代，仅孟加拉的卡辛巴扎尔城就每年生产200万磅生丝，仅西部古吉拉特一地的棉纺织工人每年就生产出口300万匹布。相比之下，欧洲最主要的生丝产地墨西拿每年仅出口250，000磅生丝……而欧洲最大的纺织业，莱顿的“新布业”，每年仅生产不到100，000匹布。在整个近代早期，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而是满清皇帝康熙（1662-1772）和“大莫卧尔”的奥朗则市。（泰晤士插图世界史）1．数量：人口、生产、生产力、收入和贸易
所谓的欧洲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是很晚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很不彻底的，从来没有达到独霸天下的程度。实际上，在1400年-1800年这一时期，虽然有些时候被人们说成是“欧洲扩张”和“原始积累”并最终导致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时期，但是世界经济依然主要是笼罩在亚洲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明一清帝国、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和波斯的萨菲帝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极其强大，只是从这个时期临近结束之时才在与欧洲人的对抗中日渐衰微。因此，如果说有什么霸权的话，那么现代世界体系当时是处于亚洲的霸权之下，谈不上什么欧洲霸权。同样的，在这整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实际动力大部分出自亚洲，而不是欧洲。直至1750年或1800年，亚洲人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和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人口和产量的庞大数量，而且还由于生产力、竞争力和贸易的优势，简言之，由于资本构成方面的优势。再有，与后来欧洲编造的神话相反，亚洲人拥有自己的技术，并且发展出相应的经济和金融制度。
亚洲经济活跃群体在亚洲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过分地强调欧洲在亚洲的经济和政治渗透。本章将论证和强调，这种欧洲扩张论是如何偏离了世界的真实情况。但是，这里的论证不会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对欧洲和亚洲进行比较，或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的重心需要转移到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这些联系包括生产力、技术以及它们所启动和支持的经济和金融制度。这些联系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而不是仅仅在某一地区发展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在欧洲发展的。与欧洲中心论的说法相反，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绝不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发展出世界“资本主义”。
在16世纪和16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至少从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这一点的。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第2章和第3章已经证明，实际＿，由于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这就导致了长期的支付赤字，从而也导致了金银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只有用欧洲在美洲的殖民主义势力范围才能解释欧洲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中还能生存，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欧洲就无法弥补它与亚洲的商品贸易的巨大赤字。即便如此，欧洲也从来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贫穷可怜的欧洲人的梦想，因为正如一个荷兰商人在1632年向国内通报的：“我们不是没有找到商品……而是我们没有造出购买它们的金钱”（Braudel1979：221）。这个问题直到18世纪末、尤其到19世纪才解决，此时金钱的流向终于颠倒过来，从东方流向西方了。
葡萄牙在东亚和东南亚规模甚小的贸易活动后来被荷兰人所取代。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尽管荷兰人竭尽全力想垄断至少东南亚一部分地区的贸易，但是他们从未取得成功，实际上，荷兰人在主要排挤葡萄牙人的过程中抢占的地盘又再次被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收复，当时后者在自己海域--更不用说自己领土--的支配地位从未受到严重的挑战。从17世纪晚期起，“欧洲人的渗透实际上被击退了”（DasGuptaandPearson1987：67）。欧洲人被中国人击败了。从1680年到1720年，抵达长崎的中国船舶增加了两倍；在巴达维亚发生对华人的大屠杀的1740年，抵达那里的中国船舶达到顶峰（DasGuptaandPearson1987：87）。例如，在1684年长崎港口重新开放后的4年里，平均每年接待近100艘中国船只，平均每星期两艘；到1757年为止的这段更长的时间里，每年也平均接待40艘以上。1700年，中国商船把2万吨货物运到华南，而欧洲商船仅装走500吨。1737年，欧洲商船运走的货物为6，000吨，直到18世纪刀年代，欧洲人的货运量才达到2万吨（Marks1997a）。
总之，直到19世纪为止，亚洲经济和亚洲内部贸易一直具有比欧洲贸易及其对亚洲的侵入大得多的规模。或者可以借用达斯·古普塔和皮尔逊在《150年-1800年的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的论断：
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是，当欧洲人在海洋上赫然出现时，他们却不是主角。毋宁说，他们是以各种成功的方式加入一个正在发展的结构中。……在16世纪的印度洋历史中，连续性比葡萄牙人的影响所造成的断裂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甚至欧洲主义者布罗代尔也一贯认为，直到优世纪末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才开始向西转移，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才转移到西方。实际上，“只是到18世纪末才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内部通婚的竞争。欧洲人终于脱颖而出，并且改变了这个结构，但是他们是从一个亚洲的历史环境里突围出来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20）。
因此，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另外，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依然是成功的竞争者。如果按照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见机’，亚洲人缺少科学、技术以及制度性基础，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亚洲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而且在这些领域里经常技高一筹。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考察现实世界中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发展情况，看看它们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所宣扬的东西是如何大相径庭的。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6:00
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第二卷承认并且强调，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书中复制了李约瑟（1954）的一个图表，上面列出中国的几十项创造发明与欧洲最初采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大多数的时间差长达10到15个世纪（铁烨犁则相差25个世纪）；少数的时间差为3到6个世纪；火炮和金属活字版印刷术的时间差最短，也有一个世纪。“基本上是模仿，有时对技术和原型加以改造，由此……西方的产品最终达到了完美”。
就中国而言，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但是可能由于它过于博大精深，因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考察。科林·罗南（1986）整理出一部四卷本的节本，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对一些人的批评作了明确的反驳：“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另外，李约瑟还认为，在中国，科学研究活动受到扶持，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在近代早期没有中断，在天文学和宇宙论领域、在解剖学、免疫学和药学等医学领域也都有所发展。李约瑟断然否定欧洲人的说法：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虽然他考察了东方和西方在某些方面的平行发展，但他也推测了它们相互影响和交流的渠道和程度。
欧洲人的枪炮更没有对中国和日本造成重大的军事冲击，倒是在火炮技术方面有相反的传播。在欧洲中心论的神话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不会利用它。李约瑟（1981）已经把这种神话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历数了最迟自公元1000年起中国军队如何广泛地把火药用于发射器、燃烧器和喷火器。而且，中国人还发展和使用了50多种抛射火箭，其中有两级火箭，在第一级升空后再点燃第二级推进器。最初的火箭发射装置是固定的，后来则改进成活动的。而欧洲人在13世纪末以前还没有把火药用于军事上，他们只是在东地中海受到火器重创后才醒悟过来。再有，正如杰弗里·帕克描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迅速地采纳和改造外国先进的火炮技术：火器、要塞、常备军和战船长期以来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军事传统的组成部分。铜炮和铁炮在1300年前后向西传到欧洲，在此之前已经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到1500年，西方制造的--由土耳其或欧洲铸工制造的--铜炮和铁炮比东方的火炮更有威力，也更灵活……它们大概最早是在16世纪20年代随着一支人数众多的奥斯曼使团而传到明代中国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第一次见到西式火器是在16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在福建一带活动的倭寇手中持有这种武器。……在1635年以前，中国北部边疆就采用了西方武器。
总之，人们通常认为，欧洲的“技术优势”可以追溯到1500年，而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只要把欧洲和亚洲的技术加以比较，至少就会对这个欧洲中心论的论点提出严重的质疑。
因此，所谓的亚洲“东方专制”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但是，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对制度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而在于对这些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否充分。因为本书的一个主题恰恰是，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也就是说，制度是经济进程衍生的适应性工具，而不是经济进程的原因或波拉尼所说的社会温床。而且，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不能把制度当作万应灵药，而是要用分析方法。本书所作的世界、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分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各种事件和历史进程，比用制度来解释更好还是更糟，读者将自有结论。按照本书的解释，即使说制度不是经济变动造成的，制度也必须使自己适应经济变动。
另外，波梅兰茨也对中国和欧洲的远程粮食运输作了比较，H者当时都需要由商业机构通过某种市场网络来分配。在18世纪的中国北方，每年的长途粮食贸易养活着600万到1000万的成年男子。这是波罗的海平常时期粮食贸易量的10到15倍，高峰时期的3倍。实际上，运到中国南方一个省的粮食所养活的人就比整个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养活的人还多
总的来说，这一章考察了全球各地的人口、生产、收入、生产力、贸易、技术以及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主要地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经济的市场结构和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产物。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再者，历史地看，我们的考察表明，与欧洲制造出来的流行“见识”相反，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性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的“见识”不过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相反，哪怕是稍微作些充分的研究，就必然会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和同时的发展所派生的结果。这正是后面几章要论证的内容。
为了总结我们的“比较”分析，在我们进行全球分析之前，不妨看看另一位考察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时间表的学者的结论。罗兹·墨菲为了估量东方和西方的相对“效率”，对军事实力、经济繁荣和扩张、技术发展和政治凝聚力的总和作了评估：
大概从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开始，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达到了一种上升状态，这个时间很可能与亚洲大部分传统（原文如此！）秩序的效率出现下降状态的时间吻合。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重叠构成了对立模式。
墨菲画了一条“西方’的上升曲线和一条“亚洲”的下降曲线，二者在1815年交叉。在印度的交叉点稍早一点，在1750年前后或更早一点，而在中国的交叉点晚一些。也就是说，墨菲对亚洲和欧洲的总体“效率”的这种印象主义的但完全独立的估计也支持了本书的论点：至少到1800年，亚洲在世界上还占有优势。
以上的论述只是构成了后面分析的基础。在第5章我们将分析世界经济的各不同部分是如何同时回应同样的、往往是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力量。这种分析又为我们在第6章的探索作了准备；亚洲各经济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同时衰落了，西方如何和为什么不仅仅是相对于亚洲而“兴起”，为什么说这种兴衰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力量，这些力量仅仅是在19世纪和周世纪才颠倒了东西方关系，而且从现象上看也是如此。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7:00
在那之后，约瑟夫·弗莱彻发出了更强烈的呼吁，即本章的卷首引语。但是他因过早地亡故而未能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按照他的建议开始去做。再有，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39年就说过，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机体的心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性心搏。甚至各种散见的证据也显示，这种周期性心搏是共同性的，甚至远至天涯海角，从而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证据：那些偏远地区也是单一的世界经济的真正组成部分。
但是，这种衰落仅局限于欧洲吗？否！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以及吉尔斯和我（1992；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探讨了它在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的反响--这种衰落导致了本书探讨的这个时期。再有，印度历史学家乔杜里也谈到布罗代尔把13世纪和14世纪柬埔寨的衰落归因于生态变化，并且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也在同一时期荒芜了。他还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锡兰在大约1236年后突然的灾难性毁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僧伽罗人的衰退不是独一无二的。从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是亚洲许多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一个时期。…毫无疑义，在印度洋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几乎毁灭性的人口灾难。…这些事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另外，戈德斯通（1991a）准确地指出，在16世纪，人口急剧增长，但粮食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结果至少在明代中国（164年）、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结构危机和政治动乱，甚至导致政治崩溃的局面。在欧洲，整个地中海地区，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衰落了。
在同一期的《现代亚洲研究》上，威廉·阿特韦尔考察了“东亚的普遍危机’问题。显然，他在整个问世纪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正如我在下面要援引的其他文章一样，阿特韦尔也发现了气候问题（火山尘埃和天气变冷），这种因素似乎导致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农业产量、尤其稻米产量大幅下降。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都一度严重恶化，包括饥荒不断、商贸衰退、企业倒闭、出口缩减和外销压价等等。另外，阿特韦尔（1986，1990）强调，中国和日本的短期经济危机是相互关联的：都有共同的气候问题；在贸易上相互依赖；都有共同的货币问题。阿特韦尔是“银货危机”的主要鼓吹者。他认为这种危机是促成1644年明王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将加以考察。
总之，很显然，根本不存在普遍化的长期的“17世纪危机”。阿谢德（1973：272）提出：“欧洲危机实际上具有世界性的反响”。虽然里德（1990跨门从亚洲整体的情况予以论证，但是这个命题肯定不符合实际。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和亚洲的情况看，地区性的或国家的危机基本上是局部的，而且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在该世纪中期就很快恢复过来，中国在17世纪末也恢复了元气。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了较普遍的衰落；但是尼德兰和英国却从中获利。在下一章我们将探究亚洲经济在17世纪的持续扩展对我们的主要论点有什么意义。这里我想先考察一下，既然没有一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那么这个世纪中有哪些短期的危机。
17世纪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国确实发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它们似乎主要是由气候与货币问题引起的，当然它们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下降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下降阶段通常持续二三十年。
白银进口的急剧衰减……对于晚明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人无法交纳租税和还债……由于军饷和装备不足，明朝政府……失去控制……先是无力镇压内部的起义，继而无力应付满族的入侵。……（这）肯定加剧了它的困境，破坏了统治的稳定基础。
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明朝的财政和政治统治早在17世纪初就被进口白银的供给增长削弱了。由于明代的市价以及税款额都是按白银来固定计算的，因此白银供给的增长使它们都贬值了。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则使银和铜、银和粮食之间的比价有所上升。实际情况很可能如此，但是也不必以此来否认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对明朝财政的进一步的打击。
但是，根据他们书中的表1，在1621年到1630年的10年里，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量从900万比索（23吨）下降到700万比索（18吨），在1641-1650年的10年间又降到400万吨。“（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唯一重大的衰减发生在1636-1641年”MolougheneyandXia1989：64）。但是，他们反驳阿特韦尔的论点，宣称明朝面临的问题完全归因于“内部因素，而不能归因于国际白银运动的波动”（MolougheneyandXia1989：67），却似乎没有被他们提供的数据所证明：跨太平洋而来的白银每年减少了13吨（从23吨减少到10吨），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7世纪40年代前半期减少到105吨，在1643年，即明朝结束的前一年甚至减少到70吨。而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原来在17世纪30年代末大约每年为180吨，在17世纪30年代初大约每年为120吨。根据里德（199：27）的综合统计，各种来源的白银的总供给量（几乎都输入到中国）在17世纪头10年平均每年为150吨，在20年代为178吨，在30年代为162吨。然后，这种供给在40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89吨，在50年代下跌到每年68吨，在60年代回升到每年82吨（其中40％是由欧洲商人供应的太
白银短缺的另一个标志大概是银和铜的比价。恩迪米思·威尔金森（1980：30，27-29）在讨论“1628-1660年的市场崩溃和金融波动”时强调尤其在歉收和饥荒年份米价的大幅上涨以及白银与铜钱之间比价的变化。用当时较流行的、后来更通用的铜钱来衡量，米价在1628年到1632年上涨了9倍，在1642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在高位上波动，到1662年降到原来水平的两倍，到1689年才低落。如果用银两来衡量，到1642年为止，米价仅涨了4倍，到1663年就恢复到17世纪明年代的水平。威尔金森还强调，到1642年，铜银比价逐渐上升了一倍多，然后就疯涨，到1647年高出原来的比价8倍之多。到1662年缓慢回落到前一水平，此后直到产世纪80年代都在更高或近似的水平上波动。
再有一个证据是，明朝政府在1643年考虑重新发行纸币的建议。建议遭到否定是由于政治上的虚弱，可能还由于担。心再发生以往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会进一步造成政治上的危害。鉴于白银继续短缺，甚至缺口越来越大，清朝初期被迫（或有能力）在1650年到1662年印发了有限的纸币。后来纸币又被废止--是由于白银的供给又恢复了吗？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8:00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欧亚许多地方都遭遇到气候变冷、疾病增多、人口增长停滞或地区性的负增长、贸易停顿、货币供给困难等等问题。已经衰弱的明朝政府更是备受困扰。这些问题引发了经济停滞、国内的动乱和政府的财政军事困难，结果是无力抵御满族入侵。1639年，日本限制长崎的对外贸易。虽然中国的对口贸易仍继续进行，并且实际上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但是中国商人却不能应付他们在马尼拉的债务，导致了1640年两万华人被屠杀。供应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引发了中国南方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与此同晚恶劣的天气、严重的蝗灾、涝灾和旱灾也破坏了其他地方的农业。内外交困的政府变本加厉地征税，但是手头缺少白银和现金的南方人虚与委究、尽量拖欠。另外一个学者这样描述：1644年初，拖欠的军饷累积起来高达几百万两银子，而从南方运来的税款仅有几万两。帝国粮仓实际上已经空虚。…叫凉被围困时，御林军已经5个月没有关销了。…军心涣散，军纪荡然无存。（明朝）居然能维持到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阿特韦尔（1986：235）指出，日本缩减白银出o使得已经减少的产量能够更多地用于国内，日本在管理他们的对内和对外的货币体系方面比中国更成功。日本禁止白银出口，提升了白银的价值，再次使出口黄金变得有利可图；但是日本的白银出口也并没有停止。有一点阿特韦尔和另外一些学者没有讲到，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那就是，由于日本可以获得的自产白银不断增多，因此日本统治者能够更好地管理他们的通货，抵御金融风暴，而明朝政府则在这场风暴中沉没。
明朝政府先是亡于中国北方的起义，然后又被满族征服--取而代之的清朝持续到1911年。但是白银短缺在其中起的重大作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莫鲁格尼、夏为忠与冯格拉汗否定这一点，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却是相反的。正如阿特韦尔所总结的：“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继续运转的资金”（Atwell1986：229）。但是，甚至清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1647年南方沿海的广东总督给皇帝的奏折）：“贸易（实际上）接近停顿。……因此，很显然，澳门来人做生意，广东就繁华；木来人，广东就遭殃”（意译），因为葡萄牙人没把白银带来（转引自Atwell1986：233）。马尼拉一澳门之间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30年代为43吨，但是在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后，葡萄牙商人不再与西属马尼拉做生意（Atwell1982：87），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对白银短缺的一种反应。1636年到1640年，对向马尼拉出口白银所征收的税额减少了一半多；从那时起，从中国开往马尼拉的船舶数量在1641-1645年从123艘减至83艘，在1646－1650年减至58艘，在1556－1660年只有25艘（Adshead1988：209）。
但是，戈德斯通（1991a：367，78-79）还对把白银与奥斯曼危机和1640年的英国革命联系起来的说法提出异议，而且还否认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把英国革命归因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困境。第二个因素是精英集团成员之间的阶级内部冲突--精英集团几乎都卷入商业活动（Goldstone1991a：80-81）。但是，与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在1640年也找不到足够的钱来供养军队。在这场“革命”之后，商业利益在政治上享有比以前更大的分量（Hill1967：99，129）。另外，里奇和威尔逊（1967：439-440）则强调，1639-1640年乃是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价格明显下跌的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另外两个时期是1645-1646年和1657年初）。因此他们强调：“在1640年到1660年间整个欧洲的这三个连续周期……是不能用地方原因来解释的。……整个经济节奏……肯定是全欧性的，甚至可能遍及世界。”
实际上，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量下降而引发的，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造反也可能肇始于此。（一位考古学朋友在巴塞罗那郊区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发掘出一个外国钱币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间埋藏的，显然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动乱。）与中国明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遇到金融困难，无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它的岁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为白银产量太多而导致白银贬值，接着在17世纪30年代因美洲银矿缩减生产和输出而导致白银短缺Flynn1982）。当马德里的宗主权受到西边的葡萄牙人和东边的加泰隆人的威胁时，马德里优先考虑的是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战，因而牺牲了在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西班牙史的权威J．H．埃利奥特在那篇论“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从1640年底开始的，当时西班牙及其国际势力明显地走向瓦解”。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19:59:00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总体上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经济增长的证据。
目前的讨论肇始于阿谢德（197）的建议：应该把中国的危机和1644年明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联系起来考察。但是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不能支持声称中国也有一场“普遍的”危机的说法。中国的危机肯定不同于阿谢德（1973：272）所说的“1590年到1680年欧洲经济的长期萎缩”，更不是由后者引起的。因此，尽管阿谢德首先提出中国和欧洲都对同样的世界范围的力量作出反应的论点很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的结论：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分道扬镖”（Adshead1973：278ff）。他不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而且还认为，中国和欧洲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是靠老办法而得以恢复，欧洲则是通过变革原有的制度结构而摆脱了危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国的制度结构也适应和促进、至少是不阻碍18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阿谢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不仅误导了他对世界通货危机的分析，使他贬低他也承认的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恢复和增长，而且还使他重复那种老调：欧洲的经济增长毕竟主要源于欧洲某些“独特的’喇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欧洲在回应“17世纪危机”时形成的--中国没有！这就再次把欧洲的果实说成先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树干。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谢德得出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塞维利亚是世界范围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远方的亚洲革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响。”（Adshead1973：272）错了，塞维利亚不是任何世界体系的中心。尽管白银从它那里出出进进，但依然处于边缘的欧洲不可能产生这种世界范围的深远反响。无论金钱可能产生什么回响（而且我们认为它确实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反响），但是任何欧洲中心论的眼光都会阻碍和误导对这些世界范围反响的分析和解释！
更近的情况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把世界范围的康德拉捷夫分析推至更远的时间，试图从公元930年开始确定大约50年一循环的周期。这就使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成为第1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第5个周期（康德拉捷夫的大多数追随者的看法），也不是大约第11或第12个周期（Fran1978a，Goldstein1988）。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930年到1250年的宋代中国发现了连续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但是从那以后（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所在），他们认为，康德拉捷夫波动的技术创新动力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西欧。在他们看来，推动他们所谓的19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是从1190年以后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开始从中国转移到欧洲：“继家代中国之后，变革的领导权转移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又向西转移到葡萄牙，最后转移到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Modelsk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225，表7．2，8．3）。
但是，根据前面所展示的许多证据，世界经济及其领导中心（如果有这种领导中心的话）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都始终在亚洲。这种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通过考察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所确认的技术创新部门来解决。最初的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印刷术和造纸术开始的，这些技术创新都发生在中国。从他们所谓的始于1190年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起，技术创新都发生在欧洲。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欧洲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始于1190年的第5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创新是香料市场。然后直到第12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结束的16世纪80年代为止，技术创新先后是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舰队、胡椒、几内亚黄金、印度香料、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在17世纪，第13和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中心分别是“美洲一亚洲贸易（种植园）和美洲一亚洲贸易”。最后，只是在1740年以后才轮到棉花和铁（但是似乎早了点，因为英国的棉纺织技术发明是从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19世纪的创新是蒸汽利用、铁路以及钢、化学和电气。20世纪的创新是汽车、宇航、电子技术以及信息产业。
也许就像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末刊稿1994：97）所说的那样：“世界强国在其处于学习阶段时就造成了大多数的根本性经济创新。’就此而言，欧洲人在学习上是很吃力的，因为，至少在欧洲人抵达亚洲后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强国还是在亚洲！因此，既然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提出“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波动的关键是“主导部门”和“创新”的情况，那么更多地看看亚洲在这些‘主导部门”和“创新”中的情况，可能会对人们有所裨益。说到底，正如第4章已经论证的，所谓的18世纪末之前欧洲技术的“领先地位”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的产物。
1774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会，当时一些反抗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3艘东印度公司货船，把船上的货物扔到大海里。这个事件虽小，却标志着殖民地--未来的合众国--与英国决裂的开球
另外，1770-1771年孟加拉大饥荒也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找到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它请求国会给它以救济，结果获得1773年的茶叶条例，授权它向美洲市场倾销茶叶。北美人则用布罗代尔提到的“茶会”方式把这些茶叶倾倒进大海。英国在1774年用魁北克法案和不可容忍法令进行报复，从而使经济冲突迅速演化为政治压迫。这反而激发了北美人民对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响彻世界的枪声”与1776年《独立宣言》的支持。
从结构角度看，蒙古人与欧洲人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处于（半）边缘或（半助腆地区，都向往并且侵入到“核心”地区与“核心”经济体--后者主要是东亚，其次是西亚。实际上，中国是引力的中心，也是这两个被蔡斯一邓息和霍尔（1977）称作“边疆国家”所觊觎的首要目标。中国也往往是世界体系范围创新的发源地。蒙古人不仅先后侵犯中国和西亚，而且先后在中国和西亚建立了元朝和其他蒙古人国家。吸引欧洲人的磁石也始终是中国。这是哥伦布和麦哲伦向西跨越大西洋所要抵达的目标。他们的后继者在多少世代里沉溺于开辟从北大西洋和加拿大北部抵达中国的“西北通道”的梦想（直到核潜艇与原子能破冰船出现，这条通道才“打开”），同时还沉溺于从欧洲经北冰洋到中国的东北通道的梦想。欧洲人最终设法在中国海的某些通商口岸撬开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门户”，并在沿路的西亚和南亚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与先前的蒙古人一样，欧洲人也连带地侵犯日本和东南亚。蒙古人的海上进攻声势浩大，但没有成功。欧洲人的海上入侵规模甚小，却更为成功（虽然在日本仅仅触动了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1:00
从结构角度看，蒙古人与欧洲人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处于（半）边缘或（半助腆地区，都向往并且侵入到“核心”地区与“核心”经济体--后者主要是东亚，其次是西亚。实际上，中国是引力的中心，也是这两个被蔡斯一邓息和霍尔（1977）称作“边疆国家”所觊觎的首要目标。中国也往往是世界体系范围创新的发源地。蒙古人不仅先后侵犯中国和西亚，而且先后在中国和西亚建立了元朝和其他蒙古人国家。吸引欧洲人的磁石也始终是中国。这是哥伦布和麦哲伦向西跨越大西洋所要抵达的目标。他们的后继者在多少世代里沉溺于开辟从北大西洋和加拿大北部抵达中国的“西北通道”的梦想（直到核潜艇与原子能破冰船出现，这条通道才“打开”），同时还沉溺于从欧洲经北冰洋到中国的东北通道的梦想。欧洲人最终设法在中国海的某些通商口岸撬开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门户”，并在沿路的西亚和南亚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与先前的蒙古人一样，欧洲人也连带地侵犯日本和东南亚。蒙古人的海上进攻声势浩大，但没有成功。欧洲人的海上入侵规模甚小，却更为成功（虽然在日本仅仅触动了边缘）。
从吉尔斯和我对世界体系范围的长时段周期的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蒙古人和欧洲人都是在亚洲这些原来的经济“核心’处于长期的经济衰落的“B”阶段时从边缘侵入东亚和西亚，并取得（相对和暂时的）成功。吉尔斯和我（199，1993）认为，蒙古人入侵最初取得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东亚和西亚被侵略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些地区的经济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呈现衰落景象--例如巴格达在1258年被蒙古人攻占之前的情况（Frank1992）。
此外，吉尔斯和我（1992）认为，蒙古人的“太平盛世”虽然改善了贸易环境，但毕竟是“昙花一现”。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基本的恶劣经济条件使蒙古人的庞大帝国不可能持久存在，而最终变成地区性碎片。有人认为，蒙古人因部族内江而在政治上虚弱无力，使他们不可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我们认为，那种经济条件比贸易保障或所谓蒙古人在政治上的虚弱无力更重要（顺带说，蒙古人从来也没有想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迄今为止，在亚洲处于又一个下降的“B”阶段时，欧洲和西方的冒险和入侵活动要成功得多，这应归因于它们（同时在世界范围）进入工业化的新经济阶段，但是它们也很快呈现出地区特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论述的，这种工业化的创新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周期的意义要么没有得到全面的估量，要么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此外，从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从1800年算起到现在毕竟不到两个世纪--关于这种西方的“创新”活动及其世界经济后果的最终证据还没有水落石出！
总之，尽管历史拼图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鉴赏它们。正如弗莱彻指出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各个社会或事件的‘借殊性。的含义。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东方‘衰落”和西方‘兴起”，就必须这样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一章就是“做”的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把“西方的兴起”与蒙古人的兴起加以比较是否有所裨益，“西方的兴起”也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比较确实提示我们，一个原先的边缘地区能够利用亚洲“核心’的政治经济衰落的（暂时的？）时机而再次兴起。
我在前面几章里试图逐渐搭起一个脚手架，目的就是基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动来建构一个初步的答案。第2章勾画了全球经济的生产和贸易轮廓以及地区间联系。第3章考察了金钱是如何在世界流通体系中运行并刺激世界旋转的。第4章考察了随之产生的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技术性质和制度机制，并且考察了亚洲几个地区是如何维持、甚至加强了它们在全球的优势。第5章提出了一种全球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和进程往往与共同的经济周期相关联。
这一章将要探讨1400-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否与如何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
世界经济的周期，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危机既产生了危险，又造成了机遇--正如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的含义。
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A’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B”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
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性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局势：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也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所谓“新工业化经济体”得以兴起。我们会发现，与这些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欧洲当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当时是在“主导”工业，即原先依赖亚洲进口的纺织品制造业），然后也逐渐实行“出口拉动”--先是面向西非和美洲相对受保护的市场，然后面向整个世界市场。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2:00
因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18世纪晚期是否从亚洲开始了世界政治经济衰落的“B”阶段，从而有利于原先处于相对边缘的、此时迅速上升的欧洲人。以前我们已经确认的世界体系周期（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暗含的意思是，众多大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清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同时“没落”，应该伴随着一场世界体系危机和一个“B”阶段。我们在这一章结束时将对这个长周期（其“B”阶段看来是18世纪末在亚洲开始的）的历史连续性进行一点反思。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将放在第7章。
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亚洲的政治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准确的时间）开始的，原因何在，这些衰落过程是不是一个长周期的“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涉及更深远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东方这些国家的衰落是由“西方的兴起’引起的，还是仅仅由此而加速？
阿里又认为，由于亚洲的收入被转移给欧洲人而不能落入亚洲统治阶级手中，因此亚洲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收支而不得不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当然就导致了大帝国的终结”（Ah1975：388）。然而，剥削的加强，尤其对农民剥削的加强，与其说是统治阶级收入减少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统治阶级有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剥削农民获得收入。这是种植园和其他农业出口经济的普遍经验（Frank1967）。这就使社会经济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后面我们还会看到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大量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济扩张伴随着收入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从而也导致了造成经济扩张的那种进程本身的萎缩。因此，亚洲帝国的政治稳定之所以会遭到破坏，主要不是由于阿里所说的欧洲人在这些帝国经济内的竞争。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愈益紧张，更多地是由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尤其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可想而知，这使得收入分配越来越扭曲，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从而导致对有效需求的制约以及愈益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
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最后30年，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衰落趋势才愈演愈烈。或许是由于波斯和印度自18世纪中期起先后逐渐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而且金银流向出现逆转（出大于进），因此这两个国家也就最轻易。最迅速地衰落了。
有关印度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孟加拉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先后发生的饥荒和工业凋零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西方观点的学者和印度民族主义学者一致认为，1757年英国在孟加拉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乃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持西方观点的人往往声称，英国把文明和发展带给印度。一些19世纪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和许多20世纪的苏联、印度及其他“反帝”学者（包括我过去的论著，Frank1978a）都认为，印度的衰落是那场战役失败的结果，那场战役导致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普遍化。由此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洗劫”、纺织业的毁灭、土地占有的柴明达尔（大土地占有）和莱特瓦尔（小土地占有）结构、对印度资本的“榨取”等等。
总之，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印度的衰落，尤其是孟加拉纺织业的衰落，早在门对年普拉西战役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莫卧尔帝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失序使亚洲人难以抵抗欧洲穷凶极恶的商人势力、海军力量以及最终的政治力量。18世纪中期，欧洲人从当地运输业和商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一带的贸易经营权，并在一个新的范围进行贸易活动。印度是第一个开始“落入”欧洲霸权之下的亚洲政治经济大国。
在清代中国，衰落来得晚一些。中国在18世纪无疑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由于明清之际的政权交替和国家重建，中国直到大约1683年才从第5章中讨论的17世纪中期危机中恢复过来。这个时候，台湾被重新收复，对于贸易的各种限制也取消了。接着，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经济繁荣景象。但是到18世纪20年代，白银进口突然急剧下降，到该世纪中期下降得更严重，在1760年以后才重新上升，在80年代达到了特别高的水平（Lin1990）。1793年，由英国赴华使臣马冥尔尼转达的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著名敕谕中写道：“其实大朝……种种资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199）把清代中国内部衰败的开端定在1744年的山东起义和1775年的白莲教起义（我们知道，这时正值前面分析的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期间的美国革命等事件）。只是到18世纪末欧洲人才在中国海域取代中国商人；甚至到这个时候，贸易平衡还是严重地向中国倾斜（Marks1996：64）。众所周知，只是由于英国人诉诸在印度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鸦片，才在19世纪最终扭转了这种形势。
因此，中国经济只是在19世纪初才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这种衰败过程在鸦片战争和中国“崩溃”时达到顶峰。维克多·利皮特的文章（中国低度发展的发展）主要讨论了19世纪中国的情况。利皮特言之凿凿地批驳了大多数有关中国低度发展的流行解释所依据的历史和理论基础。这些解释的基点是“家族制度”（马里思·利维），“前工业社会阶段论”（A．埃克斯坦，费正清，杨联险）以及“贫困的怪圈”（拉格纳尔·纳斯克）等。而这些无一能解释1800年以前中国的成就，也不足以解释180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取得过去那种成功的原因（参见Lippit1987）。
抵达马六甲的船只从1761年的188艘增长到1785年的539艘。其中，马来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4艘和242艘，中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5艘和170艘，英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17艘和37艘。所有的船只中几乎有一半，新增加的船只几乎全部来自夏克河，只有20艘来自中国，大约40般来自印度（Reid1977：tablesl，2）。
里德的评论是：“汇总的有关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和其他进口一样，恰恰是在文献资料最缺乏的18世纪末出现了新的上升趋势”（Reid1977）。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而--暂时--赢得这场竞争的呢？本书的导论考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和答案，而这些理论和答案都主张某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甚至是各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的综合。导论也指出，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韦伯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都有欧洲中心论的根本缺陷。布劳特（1993a）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和欧洲中心历史学》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十几种答案及其缺陷。我们在第1章也谈到古迪、赛义德、伯纳尔、阿明、霍金奇、蒂贝布、刘易斯和威根如何破除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对公开和隐蔽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第1章还谈到我本人（Frank1994，1995）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分别提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经济体系”的批评。但是，虽然我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提出另外一种世界体系解释，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也主要局限于提出批评。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3:00
本书的历史实证部分已经证明，从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世界的真实情况与流行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同。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认为或宣称的欧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片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更谈不上有什么欧洲人或西方引发、扩散、传播或维护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只是欧洲中心论的想象产物，甚至正如伯纳尔已经强调指出的，只是迟至19世纪以后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是否早已有某种‘贺本主义低度发展（的发展）”。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这种论点（Frank1966，1967）很可能还站得住，就非洲进行奴隶贸易的地区而言，也可能站得住。按照这种论点，只是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之后印度才开始这种进程（Frank1975，1978a）。但是，这种考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强加”给它们的。
前面几节中的数据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在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就一直叫嚷着要归顺它。正是这个原因驱使着他们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道路，尤其是最佳道路。但是，在这些欧洲开拓者（不是世界开拓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还是在十分艰难缓慢地爬行，勉强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他们只是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
（3）爬上亚洲的肩膀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究竟是怎么找到钱的呢？
最基本的途径有两个，或者说是三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第二个途径是，他们在那个最好的赢利行业中“制造”了更多的金钱，主要是开采出白银，更准确地说是强迫美洲当地人给他们开采白银。欧洲人也参与他们在美洲经营的或对美洲经营的其他各种赢利的商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西、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的奴隶种植园；当然，他们也经营维持和扩大这些种植园的奴隶贸易。按照布劳特的统计（1993a：195），在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中，欧洲人大概始终雇用和剥削着一百万的劳动力。欧洲人通过向美洲的这些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销售欧洲制造的产品而挣得更多的金钱。这些产品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市场的，因为它们在亚洲没有竞争力。
但是，凯恩斯所谓的收益增殖率也在欧洲起了作用：先是通过注入美洲金钱，继而又通过把从美洲、非洲和“三角贸易”（尤其包括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用于在欧洲投资。当然，欧洲也从前面提到的面向美洲和非洲的商品生产和出口中获取利润。在本书前面的实证论述中提示了欧洲的这些发现与制造资金的来源与机制。这里也无须再详细加以论述，因为有关的研究和阐释已经不计其数。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探索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后果，也没有得出相关的必要结论。
为了避免哆嗦，也为了避免使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汗”的说法，这里只须引用大家都宠爱的学者亚当·斯密的论述：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好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都在农业和制造业上有相当大的进展。第二，美洲本地是它自身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随着该地表业、工业和人口的进步……对金银的需求也自然增加得更快。英属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但是。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
正如斯密所了解的，正是美洲造成了欧洲居民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另外，斯密反复重申，甚至波兰、匈牙利以及欧洲其他没有与美洲直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也因此而使自己的工业获得间接好处。再有，正如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和分析的，欧洲人对土著奴隶和从非洲输入的奴隶的剥削，再加上美洲的资源，不仅给欧洲的消费与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源，而且也减轻了欧洲本身资源稀缺的压力。
另外，斯密也懂得贫穷的欧洲人怎么使用他们新近获得的钱财购买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接着前面援引的论述，斯密写道：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4:00
第三，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发现这些银矿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把白银运到中国更有利）。……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相隔遥远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东印度的贸易由于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或者用近似的说法，为那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就一定会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欧洲不再是面向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现在（1776年）已经变成面向美洲众多兴旺的耕作者的制造业者，和面向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面向他们的制造业者了。
正如斯密指出的，由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亚洲市场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与白银同样重要的东西。首先，白银是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其次，因此欧洲人的主要实业就是把白银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和交易。这是欧洲人从他们在亚洲内的贸易以及他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布罗代尔宣称，“作为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惊讶地”发现，18世纪晚期，红海贸易依然与16世纪一样是西属美洲白银流向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中枢渠道”。“贵金属的这种流向对于印度经济，无疑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活跃部分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实上在许多世纪里屈从于一种货币经济，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Braudel1992：498）。“据说，坎贝（古吉拉特的另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的一只手伸向亚丁，另一只手伸向马六甲”（Braudel1992：528）。黄金和白银“也是使整个庞大机器从其农民基础到社会顶端和商业世界能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机制”（Braudel1992：500）。布罗代尔自己的结论是：“说到底，欧洲人不得不求助于贵金属，特别是美洲的白银，因为这是进入这些贸易的钥匙”（Braudel1992：217）。“从一开始，西属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许不正是美洲……才是欧洲强大的真正原因吗？”。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1619年关于荷兰贸易的那段描述更为形象，也更经常被人们引用：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
如果没有这些白银--以及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在欧洲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利润--欧洲人就根本不能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插入一脚，甚至连一个脚趾也插不进来。只是由于他们掌握的美洲金钱，而不是由于任何“独特的”欧洲“素质”--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发现，欧洲的“素质”一直远远达不到亚洲的标准--才使欧洲人能够购买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获得一个三等厢的座位。这是从需求的一面来看欧洲人在亚洲的“生意”。从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的供给方面看，欧洲人掌握的美洲金钱使他们能够购买用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实用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转移的原因应该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这两个方面来寻找。对于“为什么与如何”这一问题，迄今流行的“答案”有三个缺陷。首先，它们错误地把原因归结到所谓的欧洲“独特性”或优势。布劳特等人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其次，它们仅在欧洲本身寻找欧洲兴起的原因，因而不去分析相关的（若干）东方地区的衰落。这两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还隐含着第三个错误：他们没有在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中寻找“西方的兴起”圩‘东方的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世纪欧洲为什么和如何在经济竞赛中大大落后，它是如何主要借助于获得与利用美洲金钱来购得亚洲列车的车票并逐渐取代车上的一些乘客，从而改善自己的地位。
亚当·斯密写作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初露端倪；他在“论劳动工资”一章的末尾写道：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跃、勤勉和敏捷。……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当发生）劳动工资增加时……雇用很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个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这些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不只是劳动量的减少所抵偿的。（Smith［177611937：81，83，86）
世界市场上的亿万次微观经济决策也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后果。这些宏观经济关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供给克’经济学家的分析，也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需求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帕西汉蒂（1981）等学者为了理解技术进步，熊彼特（1939）等学者为了追溯长周期波，都把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在此不能切实地对这些分析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经济学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如何重要。这种革命应该最终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供给方分析与需求方分析、周期分析与“发展”分析的两方、四方乃至六方联姻，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一人口一生态范围的经济分价‘大家庭’。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探索这样一种经济分析，请参见我以前的一些评论和一般性意见（Frank1991C，1996）。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5:00
欧洲人的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动同时既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殖民地市场，也给英国在本国工业的投资提供了资本。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生产力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也许到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还高于日本的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很富饶，在政治上还很强大，很难渗透进去，英国人不得不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迫使中国“开放门户”--尽管英国人在19世纪费尽心机，接管中国的企图从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让我们再次从全球人口和经济的角度来回顾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的过程。这种回顾会向我们显示，亚洲在前几个世纪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的扩张本身却反过来阻止1800年以后继续扩张。前面几章已经考察了长期的全球经济扩张，尤其是亚洲的经济扩张，指出这种扩张是由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支持的，但不是由此而启动的。我们还指出，这种扩张的程度在亚洲比在欧洲大得多。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新增的美洲金钱看来在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则造成了生产、拓殖和人口的较大扩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就一直较高；因此，在亚洲许多地区，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压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欧洲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正如下面要论证的，欧洲有更多的排放阀），那么全球性扩张就会扩大东方和西方之间人口一资源比例的相对和绝对差距。
伊俄可认为，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资源短缺，比劳力更珍贵：
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促成纺织业的技术发明和蒸汽机的改进（蒸汽机先是用于煤矿排水，然后也用于给纺织业提供动力）。在19世纪初，一个“A”阶段（康德拉捷夫所确定的第一个“A”阶段）和拿破仑战争促进了人们对这些新技术，包括对运输设备的大量投资和这些新技术的扩展，也导致了把越来越多的成本依然较高的劳动纳入“工厂体制”。生产迅速地增长；实际工资和收入下降了；“世界工场”通过“自由贸易”征服了外国市场。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还不得不禁止外国人自由地与印度进行贸易，而且求助于从印度出口鸦片来强行“打开”进入中国的“门户”。
我们的论证和证据表明，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愿弱项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在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与边缘的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开始的普遍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的这些中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这种经济优势在代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的绝对和相对的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生产和贸易也开始衰退。
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我们还可以再加上欧亚太监另一端的日本）有能力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场泛亚洲危机。它们设法成为新工业化经济体，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渐实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但是，这种成功是基于它们原先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相对“落后”地位，也会被证明是相对短命的。这些新兴的、但或许也是暂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现在也正经历着与原先的亚洲经济中心相似的绝对和相对的社会经济衰退，而一些原来的亚洲经济中心似乎正在恢复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力。
因此，与其他周期性衰落和过渡时期一样，18世纪晚期也是衰落的亚洲人与崛起的欧洲人之间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力的时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欧洲势力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才建立起来，并伴随着欧洲迅速的资本积累而产生了一个工业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这个19世纪世界霸权体系最终导致了欧洲内部愈益激烈的角逐以及与美国和日本的角逐。这些角逐最终发展成1914-1945年的普遍危机和战争，从而导致了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新霸权秩序和一轮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当代东亚的经济扩张首先从日本开始，继之体现在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现在也明显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长周期的延续过程。它的“B”阶段大概是在1800年前后从亚洲开始的。从亚洲的、或许更广阔的全球的长时段角度看，这个延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B”阶段的结束可以用20世纪中期开始的新一轮的“第三”世界的政治非殖民化作为标志，其中包括中国和越南的解放。这些政治事件自然也是西方以及西方所支配的世界所发生的长期政治经济变化的反映，其中包括霸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
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至少可以看到同时发生而又相互关联的两大趋势。首先，自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战后大衰退以来，整个西方的生产力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和尚未得到解释的减缓趋势。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经济中的平均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这次衰退和继之而来的1979-1982年衰退曾经被错误地归咎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Frank198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出口国并没有向西方发出另外的政治经济挑战，而且整个经济动荡，包括“调整”和“缩减”其生产活动，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崩溃，都是发生在西方自1967年开始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B”阶段。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6:00
另一个同时发生的、相互关联的趋势是，东亚经济的明显复兴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这种复兴始于日本，继之以第一批“四小虎”，包括日本的前殖民地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然后，这种经济增长的复兴蔓延到东南亚其他的“小虎’域“小龙”以及中国沿海的“大龙”。正是这个南（和东）中国海地区及其“海外华人”团体曾经在15-18世纪漫长的“A”阶段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显要位置。这是否预示着21世纪在那个地区，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会出现一个新的“入’阶段呢？
因此，可以设想，西方和东方会在不远的、已经隐约可见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世界社会中的位置。这种对过去七个世纪的长周期起伏的探讨和思考也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我们所说的长周期循环中各个阶段是如何互相替膻的。不过，最好还是在最后的“理论”一章讨论周期循环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当代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需要有新的更好的理论，才能给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提供哪怕是一些根基本的指南。我希望，本书所提供的与众不同的历史视野也能对这种现实和前景投射更多的光亮，因为过去依然参与着对现在和未来的创造与限制。因此，最后一章将阐述我们就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应该避免什么错误而做的历史说明究竟有什么意义，并且探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如何能做得更好。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一直被用于“辩护”和支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证明这些命题的虚假性也就会使这个欧洲中心论是帝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
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我早已多次提出这个主张；乔杜里（1990：84）在（欧洲之前的亚洲冲也论证了这一主张：“现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作的无休止的探讨，无异于炼金术士寻找能够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其实，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在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世界经济曾经具有什么地区性的生产和商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在亚洲，而且是以中国为中心。欧洲实际上完全处于边缘。
欧洲的任何一部分更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甚至行使什么经济领导权。16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这种经济领导权或政治强权、甚至“均势”（例如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之后）的概念本身不过是由“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近视眼光所产生的幻觉。这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有人会说，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可能先后是欧洲的或大西洋地区的小经济池塘中的大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贬低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欧洲和大西洋的经济体及其政体不过是世界经济的角落。它们甚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发挥什么重大的领导作用。在明一清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萨菲帝国的帝国政治棋局中，欧洲国家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面对这种史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和修改这整个“霸权”概念吗？
相反，任何“西方的兴起”肯定是在世界经济之内发生的。因此，仅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个部分来寻找这种兴起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效用”的话，那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效用，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因此，在欧洲，“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事件，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亚洲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周期性？）衰落使欧洲人更容易攀登。罗斯托等人所谓英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出现突然跳跃的说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证实。
唯一的出路是，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死结，从另外一个范式的角度来探讨这整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下面这样一个争论，就更需要这样做了：究竟是有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只有一场世界经济的“革命”和扩张。
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许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依附”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为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是在欧洲的特殊性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原因”、“性质”、“机制”以及“本质”。所有这些所谓本质上的特殊性，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出自同一种欧洲中心论视野，而根据本书的考察，这种欧洲中心论视野在历史真实中--即在“如其实际”的“普遍历史”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依据。它们都出自欧洲／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而这种欧洲／西方种族主义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传播到全世界。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7:00
当前，针对这两种种族中心论，也出于对政治经济危机的反应，非洲、印度、伊斯兰、再加上俄国、中国和其他的种族中心论正在四处蔓延，提供“西纳特拉式”的拯救之道：“照我的方式做”或“按各自的方式徽。许多人会至少欢迎其中的某些态度，视之为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一毒药的解药。但是，它们并不是良方--多样性的统一才是唯一的良方！
用一种欧洲的或中国的或其他的微观视野，绝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更看不清整个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尽管这样可能看不清远方的某些细节。不仅从欧洲或其他什么“特殊论”的角度观看世界势必成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一体系（或以中国为中心、以伊斯兰为中心、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也不啻坐井观天。借助一盏欧洲的（或中国的、穆斯林的）路灯的光亮来寻找“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兴起”或“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误入歧途。
总之，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视野和理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首先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其次是这二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最后是为什么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变化。人们过去一直错误地从微观的角度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所谓西方“内部”的变化，其实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把它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进程。前面得出的八个历史和理论的结论显示，流行的说法没有任何史实依据。但是这些相对容易得出的结论导致了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即引申出对于建设与史实相符的理论和分析有价值的结论。
只有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普遍的、全球的世界历史--“如其实际”--才能给一个更好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历史学的基础。或许这种整体历史本身也需要浸透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各种要素。二者都将会更好地处理下面所谈的这些还会继续争论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那么，如何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1500年以前还是1500年以后的这个全球整体？我在以前的著作中（Frank and Gills1993）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人们、包括我的著作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生态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经济基础，尽管有所谓的“经济史”。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还远远未得到应有的研究。经济史专家根本无视它。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说成是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把所谓的“民族”国家当作基本单位，研究他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体系分析家则仅仅局限于分析1750年以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欧洲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这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做的没有什么两样。研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学者，更不用说研究中亚和非洲的学者，几乎很少有人考虑把自己研究的地区放进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中考察。即使有人这样做了，也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近年来也有例外，如乔杜里（199）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由于在考察整个世界经济方面缺少足够多的先驱者，因此本书也就只能尝试着迈出几小步。不是仅仅从这个或那个地区（包括欧洲）的狭隘视野看，而是从一种真正全球性的整体世界体系的视野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
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差异！很遗憾，真实世界的这种情况使连续性的地方史或民族史的科学价值（且不谈意识形态效用）大大地降低了。它也对按时间顺序和跨领域的比较分析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因为这些比较分析局限于随意选择的分化出来的进程。所有这些多变量“因素”分析及其对某个因素的所谓“特征”的界定都侵犯了整体主义的科学法则，因此都偏离全球性真实世界。当然，如何把历史学对具体特征的研究或者如何把按照科学方法对变量的严格“控制”与真正的整体分析结合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很遗憾，几乎很少有人去尝试，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应该这样做。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8:00
（1）整体主义，还是部分主义
（2）共性和相似，还是特性和差异
（3）连续性，还是不连续性
（4）横向整合，还是纵向分割
（5）周期，还是直线
（6）能动性，还是结构
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进程置身于长周期中，但也因各种较短的周期而变得更加复杂。熊彼特（1939）试图分析大约三四年、10年和50年长度的周期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过于刻板，甚至不考虑20年长度的周期（库兹涅茨1930），更不用说想到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或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了。由于短周期及其各个阶段存在于长周期之中，就使各种周期不同阶段的识别和影响变得复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周期不存在或不重要。
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出的某种反应。如果要确信某种脉动确实是周期性的，就必须证明这些脉动的上下转折点或曲线的转折起因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也就是说，不仅上升之后有下降，下降之后有上升，而且上升本身就造成随后的下降，下降本身也造成随后的上升。（有关康德拉捷夫周期转折的内因和外因之争，参见Frank，Gordonand Mandel 1994。）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很少有历史学家考察脉动或周期，而像布罗代尔这样从这种“局势”乃至“世界视野”来思考的人也不在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范围的基础上来叙述它们，更谈不上分析它们了。人口学家也帮不了多少忙。他们没有努力去识别尽可能长的人p周期，更很少把它们与经济长周期联系起来。全球宏观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吗？
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此不可能加以解决，甚至不可能深入探讨。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究竟是个人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个人？马克思认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本书旨在勾画出近代早期乃至现当代世界经济史的基本经济结构与转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条件至少制约着我们过去创造和未能创造历史的方式，也制约着我们将来能够和不能创造历史的方式。
根据本书的历史考察和本章所作的结论，可以得出两个主要教训。首先，有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产生出多样性。其次，这种统一是连续的，但也是有周期的。这两个结构状况和进程状况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坦白地说，本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描述”，而没有充分地进行“分析”，更谈不上彻底揭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而揭示出这种结构，才能更好地描述各种特征和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
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王庚武曾仿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写了一段话：“历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过去，而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的确，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但“过去”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过去”是统一的世界历史，差异只是它的统一体中的组成部分。
白银在世界的流动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对微观经济谋利机会的主动反应。白银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政治经济体不够灵活、缺乏扩张能力的地方，生产的增长跟不上货币供给的增长，货币供给的增加就未能促成生产、消费以及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长促成了通货膨胀。欧洲就是这种情况。
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美洲货币--只有美洲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但是世界市场的所有活跃中心都在亚洲。从供给方面看，占有和利用廉价的--对于欧洲人实际是无偿的--美洲货币，使欧洲人拥有必要的钱财，从而获得世界各地供给的实际消费品和可投资获利物品：在美洲开采白银的奴役劳动和资源；出自非洲的奴隶劳动力；欧洲人眼中的美洲处女地和有利气候。这些资源被用于生产蔗糖、烟草、造船木料以及其他大宗出口物品，尤其是供欧洲消费的成本低廉的棉花。西欧通过波罗的海进口的东欧和北欧的粮食、木材和生铁，也用美洲货币和一些纺织品来偿付。当然，欧洲人在进口亚洲著名的香料。丝绸、棉纺织品和其他可供消费的实用品，以及转回输出到美洲和非洲时。美洲货币是他们的唯一支付手段，亚洲人生产这些商品出售给欧洲人，仅仅是为了换取他们的美洲白银。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欧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白银--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
此外，这种由欧洲之外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也解放了欧洲内部的相应资源，使之可以转为他用。美洲的糖和大西洋的鱼提供了卡路里和蛋白质，欧洲就可以节省出自己的农业土地；亚洲的棉纺织品提供了衣服，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不必使用欧洲的羊毛，节省出大片的欧洲牧场。否则，必须圈占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牧草，喂养更多的“吃人”的羊，以生产更多的羊毛。这样，用美洲货币换取亚洲纺织品，就间接地使欧洲人能够在西欧本土生产更多的食品和木材。这样，西欧人就能够利用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凭借来自西方的美洲和东方的东欧和亚洲的供给和资源来补充自身的供给和资源。这些来自欧洲之外的额外的资源供给也解放了欧洲资源，使之能够用于欧洲自身的发展。
如果用20世纪后半期的相似情况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这个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人为他们开采银币。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由此美国人就能对付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短缺”，用这些纸“美元”向前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购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有资料显示，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另外，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销售国债券。由此，美国人现在还继续获得用越来越不值钱的80年代的美元债务换取的如年代越来越值钱的日元和德国马克。这样，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己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的消费，奢侈地推行更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环境政策，从而拯救自己的生态环境￥欧洲在1500-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当然，西方后来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09:00
如果用20世纪后半期的相似情况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这个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人为他们开采银币。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由此美国人就能对付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短缺”，用这些纸“美元”向前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购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有资料显示，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另外，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销售国债券。由此，美国人现在还继续获得用越来越不值钱的80年代的美元债务换取的如年代越来越值钱的日元和德国马克。这样，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己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的消费，奢侈地推行更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环境政策，从而拯救自己的生态环境￥欧洲在1500-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当然，西方后来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义活动。
再回过头来看1800年的情况，欧洲当时依然落后的生产状况也能造成格申克龙（1962）所探讨的追赶“优势”。欧洲的落后产生了一种刺激，它的美洲货币供给使欧洲人能够追求微观和宏观经济优势。而这些都是由于1500-1800年欧洲人不断扩大对日益扩张的亚洲经济的参与而造成的。当然，欧洲人也利用了他们与非洲和美洲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是“三角”贸易。这一切，当然也包括把从这些海外政治经济联系获得的利润转手投资于国内，促进了欧洲的资本积累，更准确地优促进了欧洲参与“1482-1789年的世界积累”（我的一部旧作的书名：Frank 1978a）。
但是，无论欧洲的“投资”和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可能对欧洲参与世界积累有多大促进作用，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视野着，亚洲的作用还是更大些。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至少到1800年的整个近代早视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发达。其次，欧洲的积累（参与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本书第6章（援引亚当·斯密）显示，欧洲是如何用它的美洲货币来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当然，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或经济运动，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也就是说，欧洲还会停留在原先的地方：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在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寻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贫穷。
经过三个世纪在亚洲做生意的努力，欧洲最终抵达了（世界经济中的！）某个地方。其实，早在1500年以前，欧洲人就想方设法到亚洲做生意；亚洲财富的吸引力早就导致了12世纪以后欧洲十字军东征西亚的活动以及15世纪欧洲人到南亚和东亚的探险。本书第6章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的根源。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看，亚洲经济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我们的解释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把人口分析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确定，1750-1850年间，人口与经济生产力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而导致亚洲和欧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交换”。通过对世界范围供求关系的微观经济分析，我们证明，这种关系刺激了欧洲在节约劳动和资本、产生动力方面的发明、投资与革新。通过对亚洲和世界的周期性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有效供求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我们看到，这种有利可图的机会是由全球经济本身制造出来的。这些过程及其分析的结合就彻底打破了吉卜林所谓东方和西方永不相遇的死结。
当然，这个‘东方／西方”死结完全是由于割裂非洲一欧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而造成的。我们在本书卷首引用的希洛多德的名言早就警告过这种危险：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之间的界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西方人的一个虚构。真实的世界历史持续地（和周期性地？）往返跳越这种西方的“东方学”的想象分界线。在19世纪发生了这种跳越，在对世纪也可能再次发生这种跳越。
（8）文明冲突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圣战与大世界’
然而，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依然竭力否认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或者破坏和扭曲它。硕学鸿儒们甚至鼓动老百姓来反对统一性，利用报刊和其他媒体动员“我们”反对“他们”。最近一个时期，报刊成为西方硕学鸿儒们有意制造的耸人听闻之词的世界范围的载体与合唱。继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198，1992）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伯纳德·巴伯的“圣战与大世界”论（199，1995）、罗伯特·卡普兰的“无政府状态”临近论（1994，1996）和萨缀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1993，1996）。在“邪恶帝国”终结之后，这些论调敲响了西方的警钟，让人们警惕新的妖魔威胁，即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所有这些论调都是基于一种割裂了的历史观，即“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但是，在他们的眼中，这二者在一个遍布意识形态地雷的战场上相遇了，“西方”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世界“其他地区”（亨廷顿的说法）的侵害，尤其要防范伊斯兰世界的圣战。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是通过西方的“自由主义”获得的，但遗憾的是，“东方’和“南方”还受制于各种可悲的“传统的”‘育方专制主义”。卡普兰宣称，由于这些原因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其他裂痕，导致了“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临近”。
虽然巴伯发现了一种全球日益趋向“大世界”（Mcworld）的趋势，但是他也担忧各种相反的、对抗的离山圣战倾向。这些倾向竭力通过逃避向心力而获得自我解放。巴伯预见，从长远看，大世界会取得胜利，但是从近期看，圣战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巴伯根本没有想到，自古以来，分裂的圣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大世界造成的。《圣经》上就说：“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另外，《圣经》和《古兰经》都对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批判态度，鼓励受损害者和被剥夺者反抗和纠正这种结构。因此，巴伯所预示的前景--大世界的全球化将会很快消除它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圣战--是相当暗淡的。
作者：金三  回复日期：2006-2-16 20:10:00
亨廷顿走得更远，根本否定大世界的存在。他只看到悠久的“文明”（包括“拉丁美洲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间所谓的对峙。由于他根本看不到南北的经济分裂，发现再也没有东西方的冷战，因此把未来说成是“文明的冲突”。他的这种“解释”不仅针对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而且也针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冲突。因此，这种冲突使得“西方与其他地区对抗”，虽然亨廷顿断言，最大的威胁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和中国--又是“黄祸”！
这些煽动分裂的意识形态谩骂--很难更客气地称呼它们为别的什么--在学理上都植根于对统一的全球历史的无知或否认。它们都假设多样性是从来固有的，是反对统一性的；它们鼓吹自由主义的要求和普世主义的主张，宣扬独特的--其实是例外论的--多样性（据说由此而使“西方”与“其他地区”不同）。本书中所考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为这些分裂主义的言行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这种社会理论没有历史依据，只能以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
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采取了新的形式。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再次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加剧了他们在这唯一的世界上的生存竞争。一个直接结果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后现代主义者等等愈益感到有必要去挖掘证据，证明“这片土地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因此可以通过“种族清洗”来排除其他争取权利者，或者至少可以用‘哆元文化”来抵制其他要求权利者。遗憾的是，人们，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越是受到他们不能理解和控制的世界性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就越是不想去了解它们。世界在他们周围旋转得越快，或者说，世界越是把他们搞得团团转，他们越是坚持“制止”这个世界的旋转：“我要离开，做我自己的事情！”又是十足的“按自己的方式做”的“西纳特拉理论’。
本书的宗旨则是协助人们建立一个认知基础，使得人们承认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赞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遗憾的是，最需要这种认知基础的人可能对此最不感兴趣。而那些论证“文明的冲突”的人，即使他们意识到本书的价值，也会调动更多的文化学和文明论的论证来反驳本书的论点。这是因为，本书提供的证据会摧毁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根基。说穿了，他们的社会“科学”几乎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霸权意识形态的面具。可喜可贺的是，这种东西已经在受到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