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一些人 转自谁能踏雪无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16:46
谁能踏雪无痕
-------闲话日伪时期的武林人物
近日,在旧书摊上看到一份材料,归类应属于日伪时期本市公职人员名册,内容很简单,每人一行字,包括姓名,年龄,家庭地址,职务(以警察为多,也有侦缉队之类),最后有一栏是“个人爱好”。不知有什么用处,多数人没填。也有一些人在格中写上摔跤或武术。可以想象这些人当年即使不是名家,也绝不是些草鞋没号的练家子。只是不知道他们当年只是为了生活才去混个伪事做,还是真心去为日本人做鹰犬,干过一些专把抗日志士往宪兵队里送的勾当。
一   霍殿阁与李际春
2008年第四期精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作者陈文祥,是八极拳在东北而且是李书文一派的传人。但对霍殿阁却没有丝毫的粉饰,直斥为汉奸。
1924年,霍殿阁由家乡河北沧州一个叫小集的村庄,来到天津。最初他只是四处走走,教授学员一些技艺。为了有一些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霍殿阁托同门许兰洲为其谋求一份职业。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北京,来到天津张园居住。其身边缺少人手,经许兰洲介绍霍殿阁来到张园,既是武术教师也是护卫。在取得溥仪的信任后,经许兰洲和霍殿阁介绍,又有若干批会武术的人由沧州来到张园。正是这批人从天津跟到长春,忠心耿耿保卫溥仪,成为了护军的基础。说起来溥仪还算是霍殿阁的徒弟,八极拳的传人。因为在张园,闲来无事的溥仪天天跟着霍殿阁练习八极拳。
1932年,溥仪 ,霍殿阁,霍庆云一行人溜到长春。其时日本人已经改称长春为“新京”。看到身前身后全被日本人包围着,溥仪心中十分恐慌,便把身边会武术的护卫召集在一起,每天操练一番。以增加保护自己的能力。霍殿阁压阵最后亮相,不料脚步都站不稳了,惹得人们大笑。溥仪问他原因,他解释说:“奴才平时腿绑二三斤的沙袋,今天摘取了,头重脚轻才站立不稳。”实际上到长春后,霍殿阁被授为三等侍卫官,每年津贴1800元。忘乎所以,不仅娶了小老婆,还吸上了大烟。
溥仪身边的护卫被称之为护军,以霍殿阁,霍庆云等会武人为基础。又从满族 蒙族找来一部分人。看到护军每日演练中国的武功,日本人感到恐慌。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护军大刀片全部取消上交,因为这常使日本人想起抗日战场上砍向他们的大刀。后来看到护军拿三八大盖步枪当武术的长枪来练,左拦右扎,日本人又下令把长枪全收走。最后留给护军的只有几只小短枪。在经历了几次日本人对护军的打击后,有些人明白了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因此他们便悄悄扔下军装溜之大吉了。但霍殿阁带侄子霍庆云却始终为伪满服务。霍殿阁还升为荐任官一等一级,月薪400元。金钱的诱使已经使霍殿阁这位名振一时的武术,家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舍去了人的尊严。
关于霍殿阁之死,有几种版本的传说。一说他的武功引起日本人的记忌恨,又曾和日本警卫发生过矛盾,因此一些少壮派军人合谋在沈阳下毒,将霍害死。一说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另外也不排除日本人用药,霍殿阁疯癫而死。最直接的说法是,他就是死于烟土和淫乐。当年李书文,张景星(罗瞳八极传人),霍殿阁,马凤图,这些名家都曾是天津中华武士会的座上宾,霍殿阁如此下场,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好在从民间的各种传说来看,霍殿阁在满洲国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他对日本人不仅有过不满,而且使他们对八极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还远渡重洋来学习。这一点也算是对武术事业的贡献吧。
岁月的远去,已经使我们无法对有些事情的细节进行考证。例如霍殿阁与李际春二人是否熟识,是否探讨过武术的技艺,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霍李二人同为沧州老乡,并精于武术。李际春的年龄辈分资历都是霍殿阁所不及的。但二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都生活在天津日租界。李际春直接效命于日本主子,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溥仪和霍殿阁则在土肥原另一只手的掌控中,后来这些人都逃亡东北。进入满洲国的上层。
二 李际春与张璧
1931年10月初,在天津日租界那须磨街的一所老式住宅门前,忽然进出的人多了起来。街头,人们正在示威游行。高喊着,“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侵略者滚出去”的口号。但谁也不会想到,他们身边就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联络站。而这些进进出出的汉奸们不久就要在天津挑起战火。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特务首脑土肥原便匆匆赶到天津。考虑到关东军正忙着镇压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入侵华北力量不足,土肥原出钱让天津青帮“悟”字辈地痞袁文会出面,收买大烟鬼,无业游民,地痞恶棍,两千余人组成一支便衣队,在日租界接受军方训练。那须磨街是汉奸们报名,领取津贴(每人每天日本老头票五元,当时可买面粉百斤)的联络站。这所房子的主人叫张璧,此人曾任北平警察总监。后随着北洋政府的变更,他也官场失意。此刻他正准备效命于日本主子,以重温昔日的富贵。土肥原任命他为便衣队的副司令,正司令则是李际春。
李际春,又名李鹤翔,生于1877年,祖籍武术之乡河北沧州,李天穆新庄人,后迁居唐山丰润。李际春家传的武功,其父就是因为武艺高强而当上了官府的捕快,并有了一些钱供李际春念私塾。李际春从小在家翻筋斗,拿大顶,练拳习脚,显示出了优秀的武功素质。十几岁身手就已不凡。许多人都认为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将。十六岁李际春当了兵,后考入开平武备学堂骑兵科。随一哥萨克人学骑马。1925年,李际春在军阀张宗昌手下任第九军军长。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打败张宗昌,李际春穷途末路躲入天津日租界隐居。
1931年11月8日晚10点,李际春张璧指挥两千多名便衣队在日军督导下,分三路向市中心区进攻。目标是市政府,公安局及各分局派出所,占领市政府后,他们将向国际社会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天津及华北自治。由于李际春的副官张璧的参谋,都是天津市公安局和保安总队打进去的特务,所以警察和保安大队做好充分的准备,击溃了便衣队的进攻。
在几经反复,激烈战斗后,到11月26日,汉奸“便衣队”虽有日军装甲车,日军武装的支持,但由于天津抗日军民的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另外也由于张学良在痛失东北后,认识到天津及华北的重要性,在其弟张学铭,王一民等一干人的正确指挥下,汉奸便衣队暴动失败。李际春,张璧退进日租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随溥仪等一起逃亡东北。此次事变,历史上被称之为“天津事变”。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李际春和张璧可以说是第一批投到日本人脚下的汉奸。但其后并没有被重用。其原因可能有三点。一,天津事变,日方失败后,土肥原遭到军方和国内的训斥和批评。认为他在尚无足够力量侵占华北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偷鸡不成反倒暴露了日本进一步侵占华北的意图。使中国政府和军民提高了警惕,土肥原则迁怒于李张二人。其二,日本主子认为李张二人都没有什么军事才干,所以后来把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位置给了另一个汉奸齐燮元。李际春曾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犯华北,但终不得日本主子的赏识。1936年,李际春在东北沈阳成立沈阳银行,自任总裁。解放后在天津以叛国罪被处决。其三,李际春张璧二人牌子虽老,但手下没有多少人马。其社会影响力也不大。这可能是促使张璧返回北平后开始混迹于武术界,与武林中的一些人物频繁来往的原因,无非是想培养自己的一部分势力,给日本主子看,以求得赏识。
三     张璧与王乡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占了华北,张璧溜回北平。此次回来他算不得衣锦还乡,实际上张璧的心中一直有着“大成”之梦。这个梦不是妄想,日本主子曾郑重许诺,一旦华北自治政府成立,李际春将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张璧则为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顾首天津,当年一起制造“天津事变”的搭档地痞袁文会,现在已是日本皇军的红人,天津卫跺脚乱颤的人物。不要说土肥原早忘了当年的承诺,就是自己回到天津也只能在袁文会手下俯首。为什么哪?就因为袁文会是帮会人物,黑社会头领,手下有着众多的地痞流氓,恶棍,形成了一股大的势力。而自己到哪里寻找这样一群人哪?
在汉奸们的眼里张璧是前辈,在日本眼里他是与上层有联系的功臣。8月6日,江朝宗,齐燮元,张璧等组成北平伪政府。不久,他又就任北平公用管理局局长。为了效仿袁文会,他还组织了“安清华北道义总会”,自任会长以发展势力。这期间,张璧常到两个地方去,一是白云观。在这里他占卜问仙,并常与一些道士攀谈,以求从心理解脱自己所犯罪孽的方法。一是新民会,在这里他又受到新的启发。
新民会是日本侵华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性群众组织。负责吸收组织一些民间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及群众加入。对外这些人迎合日寇的需要,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的理论。对内他们对“圣战”给予各种支持,包括提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情报,供统治者参考。当然,我们不能说新民会的会员都是铁杆汉奸,有些人当时可能只是出于为个人及家庭的安全,才加入到这一组织。据老年人回忆,加入新民会的人,马上发给一蓝色小牌。只要把这块牌挂在门前,日本兵见到就不会入户干坏事。在当时这就是一块护身符。
新民会的领导机构很多都是日本人,现在我们还可以见到的“通臂拳术”一书的作者武田熙就是新民会的秘书长。武田熙对内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对外他却表现出对中国武术的浓厚兴趣。同北京武术界一些人物来往密切,并借武术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张璧眼睛一亮,他想起了自己熟识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王芗斋。
王芗斋 ,河北省深县魏家林村人,名政和,号芗斋。关于生卒年月,一说生于1890年10月29日,1963年7月12日在天津病故,此说见于王玉芳女士发表在《武魂》上的一篇文章《从意拳到大成拳》。文中还提到“先父自幼习武,十四岁时正式拜在郭云深老先生门下,学练形意拳”。另据一些意拳传人的考证,王芗斋生于1885年11月24日,卒于1963年7月13日。这已不是因农历公历引起的误差,其他弟子是否还有新的说法,不得而知。
王芗斋是形意大师郭云深的弟子,这一点不存在疑问。当年王芗斋先生到天津中华武士会来,李存义,张占奎,以平辈相待。在技艺上也给予了指导。后来王芗斋提出要创立意拳,引进一些新的训练方法,也得到了大家的全力支持。实际上,李存义晚年就称形意拳为意拳,张占奎更是把自己的爱徒赵道新和魏美如的徒弟张恩桐,支援给了王芗斋。天津武术界有一种传说,到王芗斋手下练武必须认王为义父。王芗斋只收义子,不收徒弟。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也许早期是这样,后来又发生变化,不然干儿子不就太多了吗?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有忽悠之嫌的问题,就是王芗斋是不是郭云深的亲传弟子。天津《形意拳侠》一书的作者李瑞林曾多次到深州实地采访。李瑞林本身不习武,他的采访和报道是客观真实,也是可信的。
郭云深又名峪生,润身。直隶深州东安庄人,1820年生,1900年故于岳父深县西马庄家中。
郭云深死后,家境更加困难,王芗斋在经济上给了一定的帮助。这样经郭夫人的允许,王芗斋在碑前叩头,成为了郭云深的弟子。郭云深有可能给王芗斋说过拳,但从时间上推算王芗斋年龄尚小,因此说他的武功主要是姐夫李振山(李豹)所传,并得到过郭园(郭云深的义子)的指导。这种代师传艺的现象在武林中并不少见。当年张占奎就不是董海川的亲传弟子。实际授艺人是“眼镜程”。此事 从未有人小题大作,而张占奎更是凭借着高超的武功,稳坐八大弟子中的一把交椅。
有些人笔下生波,他们讲王芗斋九岁开始习武,然后把郭云深死的日期从1898到1901,1920甚至到1932一再向后顺延。孙禄堂文章中的郭云深“后隐于乡间,至70余岁而终”之说,被说成是不准确的猜测。而他们准确的考证是郭云深必须死于1903年以后。如果在这之前就死了,则郭云深,车二先生带众弟子照的那张合影,就是伪造的。因为那张相片照于1903年(实际上这张相片照于1898年以前),在郭云深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人能活到五六十岁就很不错,七十多岁已是古来稀了。为了让王芗斋多跟几年郭云深,或是为了制造某种神话,有人就不惜笔墨乱写一通。亲传不亲传有那么重要吗?
1926年,王芗斋在天津招收了一些弟子。大部分人为带艺投师。
1928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武术大会上,22岁的赵道新在比赛中获优胜奖。王芗斋在大会期间进行了表演。
1929年,在上海牛庄路成立“意拳社”。
1937年,应张璧之邀请,王芗斋一家人回到北京。关于王芗斋离开上海的具体原因,天津武林也有一种传闻。王芗斋闯上海滩,靠的是赵道新。初到上海就有一些黑社会“白相人”(流氓)来找麻烦。一个人自持力量很大,从身后搂住了赵道新,让赵露点真功夫挣开他。赵道新说,挣开你没问题,但需要你身上点东西。相劝无用的情况下,赵道新一掌将其眼珠打了出来。地痞们看了,果然不好惹,这样意拳才在上海站住了脚。后来王芗斋与赵道新师徒二人有了矛盾,赵 先离开意拳 社,后又回到天津。台柱子没了,王芗斋只好回北京。师徒二人反目的原因不详。
王芗斋回到北平,张璧带他去拜见治安部长,伪军事头目齐燮元。从此张齐二人成了王芗斋最有力的支持者。齐燮元安排王芗斋到自己义弟齐振林任会长的“四存学会”任教。
1921年由严修发起成立“四存学会”。所谓四存指“存人,存性,存学,存治”,这本来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儒学,理学的学术性组织,日伪时期成为了齐燮元手中的工具。张璧任董事长,齐振林任会长,王芗斋则在会址所在地东城区金鱼胡同,教授学员养生之道及拳术。在此期间,王芗斋招收了一批弟子。其中经武田熙介绍,泽井健一等若干日本人(大多为日军军官)也拜在王芗斋名下。
历史可分为文字记载的和口头流传下来的两种。武术的 历史不是正史,见于文字记载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像它的技术内容一样口传心授流传下来。近几年,各地出版了一些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包括各地政协组织一些老年亲历者写的回忆录。如“伪国民政府纪事”(作者席晓勤),“伪廷员要录”(作者游国历),“烟台文史资料汇编”等。文章中有只言片语触及到了王芗斋先生。第一点,说他借教拳网罗了社会上的地痞,形成了势力。第二点,提到他同日伪军政的一些人物(包括川岛芳子)的来往勾结。这些文章的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写作,没有必要造假。可以说写的比较真实。
人在社会上生活,各自有着不同的客观条件,日伪时期,梅兰芳可以蓄胡留志罢演。但就大多数演员来说,只要允许,还需唱戏。因为他们自己和家庭需要生活。天津中华武士会教务长李星阶返回定兴组织抗日自卫队。但城市练武术的大多数人还需留在本地养家糊口。王芗斋同样也受着自身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刻的去要求前人,但有一点他确实是受到张璧,齐燮元,齐振林的影响,并成为了他们的工具。
裘稚和先生是张占奎的弟子,也是一位武术名家,同裘老有过密切交往,并向其学过螺旋拳的一位武术名家。曾向我讲过这样一段真实的故事。王芗斋来到天津,大摆酒席,宴请武术界的朋友。裘老带着几位武林好友也来赴宴。门口放着一本贵宾留名的册子,每个人都须先签名后入席。大多人都是随便一写就进去了,裘老拿起笔刚要写,忽然灵机一动,他看到这本册子过于庄重,便顺手翻看了前面。看完后脸色有变,放下笔没有签名。随裘老来的几个人看裘老没签也都没签。解放后当年同裘老一起赴宴的几个人,见面就感谢裘老。裘老问,谢从何来。大家说,当初要不是跟着您,我们糊里糊涂为了一顿吃就签了名,解放后这就成了历史问题了。光剩交待挨斗了。这本签名册是谁印发,台头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超不出“安清会”“新民会”会员名册或拥护华北自治的内容。可以肯定的说,王芗斋先生在日伪时期,步子已经迈出武术圈了。
1940年4月,北平“实报”发表张璧“大成拳的命名”一文。这是他在“四存学会”内部的一个讲话,大成拳之名诞生。
张璧在文中写道,"吾以为道乃天,天乃慈,慈乃德。用慈为救世原则,或可消灭人类相互间的摩擦的残忍行为。大成拳淡远深长,平易近人,老幼习之,均易于收功。”
“吾人抱儒家泛爱终而亲人之意义及颜.李.学.实践.精神.以推广大成拳于社会而普及于人群则是人类健康保障及和平气象,必能洋溢于世界。”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被说成是人类相互摩擦,而面对强盗举起的屠刀,我们还需修炼自己的慈德。只有这样,才能换回和平气象。而要想快速培养自己的慈德,练大成拳最易于成功。把汉奸的理论同中国武术的一个拳种结合起来,张璧可算是第一人。
翻看当时北平的报纸,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亲仁善邻”“犯而不校”,到处都是齐.张二人这类的汉奸论调。其中,“实报”便是一家臭名昭著的汉奸报纸。实报本是一个面向华北地区发行的中小型报刊。日寇侵华,它最先投进侵略者的怀抱。当时的社长管翼贤率主编苏雨田.马家声.王贵亮.颜宝贤,一天到晚拍日本人的马屁。汉奸文人周作人曾为这家报纸撰稿。1944年5月1日该报停刊。
1940年6月至12月,“实报”开始对王芗斋进行采访。王芗斋被称之为“大成拳祖师”,内容陆续发表。
问:王先生拳术高超,素所钦仰,敢问先生对于拳学之抱负如何?答:承一般友好以大成拳之代表者相推许。真使我羞愧交集......愿趁此躯尚不十分颓唐之际,与海内贤达负起艰巨。将人生之固有之提倡而光大之。并革除误己误人之旁门左道,绝非博人虚誉,以图欺世盗名者比也。”
也许是出于对武学的执迷,也许是出于对意拳的情有独钟。王芗斋虽有些羞涩,但还是扭扭答答地上了。张璧给置办,“实报”给包装的这顶“大成”的花轿。历史上孔子曾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而且还是在死后多少年才得到的荣誉。现在王芗斋却早早地享受了一把。曾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撰文:张璧是一个最没有民族气节的人。实报是一家最无耻的报纸。而我们不无遗憾的说:王芗斋不应该去抢作当时那个最风光的武林人物。
中国武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真的有这样一位拳师,天下无敌,永不言败,更不会有这样一种拳种。可以说自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境界。大成拳一诞生,却真的出现了“无敌”的尴尬局面。
记者问:自前次报纸发表谈话后,轰动一时,度必不乏来访者。其中有无同道。答:........至于北京之名手专家,并无一人肯来见教。实出余意料之外。未悉我同仁何以吝教是也。”
问:先生意在研究真理,发扬武术,何以访者如此之少,其故安在?答:此事甚难索解.....生活问题恐亦受其影响。关系个人前途利害。即如此之大亦无怪访者之稀少也。
王芗斋为没有对手而感到沮丧。但他也隐隐想到了许多人因前途利害而不敢出来与他过手。同样的对话出现了多次。记者又问:前次报端发表谈话想,近日来访者必不在少。其中有无高明奇士。王芗斋只好回答:承诸位关心提介,鄙人甚慰。京师方面之同仁仍无一人肯来赐教。王芗斋感到困惑,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直至晚年,给自己起“茅盾老人”之号。不知道他是否有过深层次的感悟。如果有还不失为一代意拳的宗师。
中国武术同世界各国的技击运动相比较,发展速度缓慢,在心意六合拳的基础上,产生了形意拳。在形意拳的基础上创新了意拳。这些都代表武术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其中凝聚着诸多武术家包括王芗斋先生的心血,乃至一生的精力。作为他的晚辈传人们近年来出版了许多关于意拳的武学著作。这些也是可钦可佩的。然而应当严肃地指出“大成拳”这一名称的产生和它的外在包装都是日伪时期汉奸文化的产物。这不属于中国武术的进步,而是耻辱。作为意拳弟子们,对此应当在文笔上加以回避,或是坦然正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面。有人可笑的举起“大成拳”的旗帜,在他们的著作中称张璧为社会名宿.名流。凡张璧的名字后面必加“先生” 二字。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意拳著作中,对张璧.齐燮元更是加以无耻的开脱。“张璧不是汉奸”,“ 不论是张璧和齐燮元,并非是日本人的得意而忠实的奴才   ”。书中对张.齐二人双手是如何沾满了抗日军民鲜血的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利用他们早年的一些投机性革命活动,及社会关系(张璧与彭真有亲戚关系)来为他们辩解。熟知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汪精卫早年投身于革命活动,并立下过功劳。陈公博.周佛海早年还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他们自己投进了侵略者的怀抱。罪恶累累,能说他们不是汉奸吗?为了一个武术拳种,反来复去的粉饰一些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汉奸。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
1940年的中国,黑暗与血腥的气味在华北大地上飘荡。日寇制定了周密的“强化治安运动”的计划。这一计划从四一年开始实施,共进行了四次。包括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华北民众惨遭日寇“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毒手。其惨状和被屠杀的总人数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只不过许多惨案发生在偏僻的乡村,为当时社会所不知。
齐燮元.张璧之流领导者华北地区的伪军警,早在1937年9月北平伪政权就制定了“特别户口调查”“特种犯罪临时处理法”等系列法西斯政策,使之对城市里的民众迫害合法化。他们为日本人在津京等地诱捕青壮年,包括许多摔跤.武术.爱好者当劳工,送上了不归之路。例如:北京天桥艺人掼跤高手沈三的徒弟小李三(李德林),便是无数死难劳工中的一个。在日伪的重重压迫下,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谁还敢出来搞什么比武,练什么武术。1940年4月12日,著名武术家曾获全国武术冠军的少林派正宗传人何世珍在压迫和贫困中死去,年仅56岁。          历史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也许以后再历史的教科书中蒋介石的名字后面会出现“先生”二字。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江朝宗.齐燮元.张璧.这些人永远不会对汉奸的开脱与尊重。就是对历史与民族的亵渎与背叛,这是一条底线。在天津武术界,同略知一点历史的老人们交谈,他们会告诉你,大成拳是张璧搞的,张璧是个汉奸,事情就这么简单。
关于王芗斋是否也属于汉奸一类,谁也不能这么说,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日伪时期,同日本人有过来往的武术界人物还有一些人。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对罪大恶极者如齐燮元给予了严惩,判处死刑。袁文会被抓进监狱,判刑7年。对大多数人都没过分的追究。很多伪军还被编入军队。况且像王芗斋这样的普通百姓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人人都要三番五次地填表,写材料,过政审关。王芗斋也不例外,不然他的工作也不会发生多次变动。不知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是否有组织上所作的调查和结论。如果有,那应该是最准确的答案。
中国武术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武术家的民族气节尤为重要,眼镜程,大刀王五,不甘受辱,死于侵略者枪下。王毅夫只身济南,勇赴国难。韩慕侠甘受贫寒,不愿出来为敌伪做事。天津中华武士会两任教务长李存义,李星阶,一个刀劈八国联军,一个在河北定兴组织抗日自卫队,对侵略者进行反抗。这些事迹,都将永远被后人传颂。这里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日本鬼子放出一群狼狗,然后把一队俘虏推进场中,任狼狗撕咬,供他们取笑。俘虏中有一个年轻的一直昂着头的八路军战士,鬼子松了绑,把他推入场中。一只狼狗扑上来,张开血盆大口,只见小战士迎上去一个冲拳,把拳头直捅进狼狗的咽喉,并抓住舌头。另一只手抓住狼狗的上嘴唇和鼻子,上下二力一怔,把狼狗的嘴整个撕成两半。然后飞起一脚踢向旁边。所有的狗和鬼子兵全吓傻了。未等小战士扑向另一个目标,鬼子们一拥而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又把小战士捆起来。从刺刀刺进身体,直到咽最后一口气,这位英雄的八路军战士一直骂不绝口,这才是“中华男儿铁骨在,鲜血映红武林花”。
一个人的武功或许可以踏雪无痕,但历史不会。
于学龙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