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战略

毛泽东与军事
敌进我进 翻边战术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1年底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并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妄图封锁、割裂、蚕食抗日根据地，进而消灭抗日武装。根据地军民广泛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敌人在多次"扫荡"中，不断翻新花样，一会"捕捉奇袭"、"反转电击"；一会又"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但无论敌人怎样翻弄花样，都掩盖不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当时刘伯承说的"腹地兵多、边地兵少和敌占区空虚"。如能抓住敌这一弱点，将我军一部分兵力结合游击集团坚持腹地斗争，而主力从敌人的合击空隙跳出包围圈外，奇袭敌占区要点，破坏敌人的交通，截断敌人的补给线，以与腹地游击战相配合；当敌被迫回撤时，则同时在敌占区给敌以回击，在敌补给线给敌以侧击，在腹地给敌以追击，诸方协同一致，则可以达到打击、消灭敌人的目的。为此，毛泽东指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敌处外线我处内线、敌处优势我处劣势、敌处主动地位我处被动地位的战略态势下，我军必须"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要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以最后战胜敌人。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即是遵循这一思想进行的。
日寇从1940年始就在晋察冀边区建造割裂根据地的封锁沟，到1941年形势愈益严重。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给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危胁，以致全区除北岳腹地外，其余部分都受到了日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单靠进行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已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和从根本上摆脱面临的困境。于是在1942年9月，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
"到敌后之敌后去"是指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的情况下，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针对敌人的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都深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在那里组织起大量的游击队，进行较大规模的游击战，把敌人压回到据点去。同时在那里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成片的占领。对已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的地区，努力争取成为游击根据地。这样，我们就能将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斗争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配合，在敌后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打破敌人向我根据地"蚕食推进"的被动局面。
据此，我晋察冀北岳区主力部队1/3到1/2的兵力化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封锁沟"、"封锁墙"，至1942年9月中下旬，杀出了根据地，到达敌后。他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建立敌后革命政权、革命组织的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散发各类宣传品、对敌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晓以民族大义，使他们走上正义之路。与此同时，武工队还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捕捉、惩罚汉奸，摧毁敌伪政权，通过广泛而又艰苦的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进一步孤立和瓦解了日伪军，从而使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的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严重受挫。
我军还进一步增派小股部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等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配合武装袭击，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把这些地区的敌伪秩序打乱。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路五京车站，烧毁敌人棉花10多万公斤。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把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全部捣毁。其他小分队分别袭击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迫使敌人从第一线抽调回更多的兵力来加强后方的防备。12月初，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工作队又发动对平汉路西几乎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的袭击，对所到之处，都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入了戒备森严的保定城，使惊恐万分的日军在保定戒严三天。我军还俘获了近6000名伪军和伪组织成员，使日伪统治在许多地方陷于瘫痪。从此以后，敌军困守据点，一般不敢轻易外出，连已经告示的所谓"庆祝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活动在大部分城镇也被迫取消。
1943年初，日寇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即拼凑一二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根据地守备比较薄弱的地区，得手后，立即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针对新的敌情，我军就趁敌兵力不足，经常在敌立足未稳时就给予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不到半年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由于实行"敌进我进"的战术，这期间，我军民在北岳区共收复和开辟了1600个村庄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扭转了从1941年开始的被动局面。
在冀中地区，抗日军民坚持平原战争，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400多次，毙伤日军1900多名，伪军2000多名，恢复整顿了各极组织。这以后，根据地的小股部队和干部已能在冀中区4/5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也渗透到了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
在冀东区，我军民在1941年敌人夏季"扫荡"时，一开始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接到军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后，冀东部队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的斗争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以后，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这种"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当时被大家俗称为"翻边战术"，即敌打这边来，我到敌那边去。在实践中，它日益包容了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大胆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开辟战场；二是大踏步地由内经转入外线，机动歼敌。它既包括为创立根据地和转入反攻而向敌人深远后方挺进的战略上的"敌进我进"，又包括为粉碎敌人进攻而在战线附近以一部或主力转入外线到敌人侧背作战的战役战术的"敌进我进"。它丰富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内容，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侵华日军，为配合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地制宜 广泛游击
"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朱德同志的话很确切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用兵原则。
许多侵华日军士兵提起华北游击战就头痛。侵华期间，一些日军士兵在其家信中这样描述："此处差不多就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并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敌袭"。"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冲锋前进，整天和饥渴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又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他们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之极，同时又长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对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这些哀叹反映了华北游击战的威力。
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5万多人，却担负着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艰巨任务。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电示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阐明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一）中国共产党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红军有执行国民政府战略计划之一切自由；（四）红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国民党当局曾居心叵测地要求八路军各部队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以图日寇与八路军两败俱伤。毛泽东在反复研究日寇重兵进攻华北的形势后，对敌情作了科学的判断。1937年9月17日，他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的主要负责人，明确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济南根据地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回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9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轻敌，主张八路军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运动战的想法，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以后他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在华北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上海、太原失陷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这样，毛泽东较早地预见到国民党华北战场即将溃败，因此他先人一步，在敌占太原以前，就设游击战争问题，并果断地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没有按照国民党的安排进驻晋东北恒山山脉地区，而将八路军三个师分散配置：一二○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适时进至吕梁山脉地区活动；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并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这样的部署，使我军在敌之侧翼较易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既能钳制敌人南下，又使我军能即时转移，为我军"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了条件。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成立的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分散了开来，抗日烽火燃遍了华北、华中及华南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这些抗日根据地主要有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北和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并在这些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在实践中，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这就要求指挥员充分利用自己全部的有利条件和敌方的不利因素。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神头岭战役即是这种游击战的范例。
1938年初，侵华日军集结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疯狂进犯，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二九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集中主力到晋东南的武乡、襄垣地区，执行钳制日军进攻黄河防线和破坏日军后方交通线的任务。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针对日军在晋东南的点、线式布阵形势，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方法来消耗敌人。当时邯郸至长治一线是日军主要的交通线之一，它从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至长治，横跨太行山脉，线上各点都有日本侵华军盘踞，经常有车队来往。经过侦察和研究，大家决定围攻黎城，诱潞城之敌出援而于中途歼灭之。
潞城驻有日军一○八团和十六师团的一部，约几千人，我如打潞城之敌恐难迅速奏效。而属敌人重要兵站基地的黎城却只驻有日军1000余人，我如围攻这一目标，既可少用兵力，又必引起敌人的惊恐，引潞城之敌出城支援。3月，当一二九师一部兵力突然向黎城发起攻击时，潞城敌军果然立即出动步骑兵1500余人前来援救。但伏击地点选择在什么地方呢？从地图上看，应选在神头岭，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峭，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确是个设伏的好地方。但当刘师长组织指挥员战前实地勘察的时候，却发现实际地形和地图上标示的相差很远。原来这条车路根本就不在沟度，而是在高高的岭上通过，而光秃秃的山梁只有一二百米宽，路的两旁地形也只略高一些和留有一些旧工事，但它们都靠车路很近，最近处只有二三十米。看到这种情况，一些同志泄气了，认为神头岭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部队展开，在此打伏击凶多吉少，主张另选伏击阵地。但刘师长认为，"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这里地形固然于我不利，但这也是麻痹敌人的一个机会，如我偏偏一反常规，可能会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另外，神头岭公路附近的那些陈旧工事，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米，敌人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要部队隐蔽好，敌人发觉的可能性极小。再有，虽然该地地形狭窄，兵力确实难以展开，但我们难，敌人更难。因为敌人的技术兵种在此难有作为，骑兵也不能活动自如。战争双方战场选择的利弊，不能只看一方，而要从双方利弊的对比中权衡。如此地是开阔地带，我军有了展开的余地，但敌军同样也可展开。于是，刘师长果然决定不改变原先计划，部队就在此设伏。
部队在严密封锁了消息以后，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8时许，敌人先是三辆探路的汽车隆隆开过，然后大队人马进入了我军的埋伏圈。日军怎么也想不到竟在这里遭到伏击。在我军猛袭之下，日军措手不及。激烈的战斗从早上8时一直持续到午后4时，我歼灭日军1500多人，俘虏80余人，取得了神头岭战斗的重大胜利。骄狂一时的日军受此打击，沮丧不堪，称这次战斗是共产党军队运用的"一流的游击战术"。
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指导下，根据地人民还创造了其他多种战法来歼灭或消耗敌人，使日军在中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推磨战、车轮战、地道站、黄蜂战等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尤以地雷战和地道战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因地制宜、出奇制胜的策略。
毛泽东讲："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社论，号召所有男女老幼，用洋枪、土炮、手榴弹保卫自己的土地房屋，把每一个洼地、坟地、房屋、树林都变为狙击敌人的阵地。应该"主动袭敌"，使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要用"麻雀战疲劳敌人，扰敌敌人，用地雷战使敌人寸步不敢移动"。这样，华北根据地各边区都开办民兵爆炸训练班，聂荣臻还亲自讲过地雷战术课。于是就有了1943年阜平城民兵地雷战的佳话。
阜平是北岳区的中心、边区首府，是1943年日寇"扫荡"的重要目标。一路奔袭而来的日军到处遇到了地雷的嘲弄。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也炸。庄稼地、渠道、沙滩等无处不炸。他们足足费了半个月，才到了阜平城下。此时城里的百姓已安全转移至山里，城里只留下民兵和早已布好的地雷阵。日军一到城门口，迎面遇着一个草人，手举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城里地雷五百三，看你小子哪里钻"，一路上被地雷炸得心惊胆战的日军怕那草人的诱饵，于是绕过它入城，哪知地雷爆炸声就此此起彼伏：走路，脚下的地雷炸；挖窖寻人，窖口的地雷炸；推门，门框上的吊雷炸；抓鸡，鸡窝里的地雷炸。还有的鬼子到菜地里伸手拔萝卜，萝卜下的地雷也爆炸。结果，日军在阜平城一夜也没敢住，当天下午就撤出了城。
针对敌人这次扫荡长期性的特点，民兵不满足于埋一顿、炸一阵，又提出"敌人到哪里，地雷响到哪里"的战斗口号。他们把游击组和爆炸组结合起来，互相配合，用步枪和地雷协同杀伤敌人，于是又有许多枪雷结合的战术创造出来，如"引诱爆炸"、"驻地封锁"、"迎头爆炸"、"尾追爆炸"等。在埋雷技术上也日益改进，创造出"连环套"、"迷魂阵"、"梅花群"、"空中跳"、"仙人脱衣"、"金蝉脱壳"等，敌人对此毫无办法。
就这样，地雷战有力配合了外线出击的主力部队，在粉碎日寇所谓的"毁灭大扫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后缴获的敌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的日记中记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到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敌之恐惧可见一斑。
当地雷战相得益彰的是根据地军民创造的地道战。此战法创造于日军"五一扫荡"以前。当时根据地领导普遍号召改造村落、修建地道，准备长期抗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但不待这项工作全部完成，日寇的"五一扫荡"便突然开始了。于是，地道斗争更有计划、有领导地普遍和秘密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形成了比较复杂和完善的地道网络。
晋察冀边区的地道一般高1-1.5米，宽1米左右（按土质而定），有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大地下室，室顶用木料支撑，较为牢固，并留有气孔便于与地面空气流通，在地下室周围又挖有许多小窖洞，有的住人，有的贮藏物品，有的作厕所。大的地道可容百多人，内备有开水、干粮、被褥、灯火，即使住上几天亦可。有些地道规模较小，仅容纳三五人，但亦有简易设备，这种地道不易被发现。还有些地产设有多处岔道和卡口，岔道分死道和通道，死道设有地雷，敌人如进入则必死无疑。通道内设有许多卡口，卡口处窄小的地方只能容一人匍匐前进通过。道口有土堆和木板，敌若放水或施毒气，可以迅速地把卡口堵住，以保洞内无虞。还有的地产挖成上下层或平行道，并设有翻口，可上下、前后翻动，翻口处设有坚固的木盖、石盖或铁盖，以便随时封闭，人们称此种地道为"天外天"、"楼上楼"。
地道的出入口一般极其隐蔽，敌不易发现。道口有的设在炕中，有的设在磨台和锅台下，也有的设在牲口糟里和门后。有的地区还创制自动口，人进入地道后，道口会自行复原。有的地道口是一处陷阱，内插竹刀或埋上地雷，道口用木板盖好并进行伪装，敌人如踏上去就会落坑送命。更多的地道为便于更好地保护自己，设有消灭敌人的战斗装置。有的在离出口不远处挖几个特别坚固的洞，民兵可以武装警戒。有的地道通往野外，充分利用坟丘、道沟、乱草冈等构筑射击孔、瞭望孔、突围口。村内的地道也可通向高房、暗堡，设有射击孔、瞭望孔、拉雷。这样，村内村外的阵地便联成一片，形成内外联防，可以互相配合打击敌人。
这种地道在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敌人来了，村民就坚壁在地道里，敌人走后即可出来照常生活、劳动。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日子里，坚持战斗的各极干部，在一些村庄里都有自己固定的地道堡垒户。我们的一些小型兵工厂、报社、印刷厂、医疗机构、通讯机要部门也都可根据情况需要，转移入地道继续工作。敌人的反复"扫荡"和破坏，使根据地的地道网络越来越完善。有些地方几乎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又能作战。广大的民兵组织常以地道为依托，与敌周旋，从村内打到村外，从地面打到地下，使人生地不熟的敌人道尾难顾，手足无措。后来敌人煞费苦心地破坏地道，最初敌人好不容易发现几个地道口后，便下去破坏，结果一去不回。后来日军一发现地道口便让伪军先下去，但伪军下去后，也是有去无回。最后日伪军就用水攻、火攻、毒攻，但也无济于事。冀中平原地道斗争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平原游击战的重要形式。
因地制宜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根据地军民在艰难的环境中保留了革命力量，保卫了群众利益，完成了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革命政权的任务，鼓舞了根据地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杀伤，使敌人对毛泽东的游击战闻之悚然。
转化矛盾 持久取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反击，从而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同时，有关战争前途的争论也在国内军事、政治舞台上开场了。
蒋介石在开战后不久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有的报纸即吹嘘此战之后的徐州战役应是中日的"准决战"，此战一胜，日阀"只有静候末日审判"，更有一些人鼓吹"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他们把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押在外国人身上，企图依靠英美的援助或干涉很快获胜。与此同时，也有人以"低调俱乐部"自称，讲"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然而，在中国西北的延安，却另有一种见解。
中国会亡吗？不会！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不能！战争是持久的。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提出了上述全新的观点，并就在这场持久战中如何用兵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认为，那些认为中国将亡或中国将速胜的观点，究其底蕴，是战争问题中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所致，是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
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有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贯穿于中日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在战争过程中它们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战争开始阶段，敌我双方力量强弱悬殊，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所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决定了日本不能在中国横行到底，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场战略上的持久战，它将分成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他分析道，敌人形成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则处于内线作战，以及敌强但兵不足，我弱但地大人多兵足，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我国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还有广大地区敌难于战领，这便给中国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活动地盘，给了中国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二是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我们可以利用地广兵多两个长处，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坚持持久战。这样，我们在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就应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则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中我方用兵的具体谋略，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一句话，"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他认为这是实行持久战最好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便要求战争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运动战，主要特征表现为流动性。它要求野战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要求既利用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须有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为了能求得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我们不惜丧失部分土地，不与敌做一城一池得失的争夺，而诱敌深入，创造条件，使强敌变为弱敌，然后择机击之。
但是运动战的重要性是就决定战斗胜负、决定战争命运这个意义上说的。就抗日战争长时期说来，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在外线进行单独作战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它将是大规模的，且将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它的作用简单说来是两项：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此，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将演示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
他还认为，人民军队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作用，主要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它和运动战一起，大量地消耗日本帝国主义，使战局变得旷日持久，逐步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待反攻时机成熟，一举歼灭已不堪消耗的敌军。所以，游击战将主要是配合运动战的歼灭性，来充分发挥自身对敌人的消耗性，并且这种消耗必须带有歼灭性的特点，以达到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的目的。为此，毛泽东又提出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述--不能包围其全部也要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要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 部也要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前者采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后者采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前者采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后者采用分散指挥的原则。
毛泽东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整套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是因为他是站在人民战争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问题的。他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是中国最终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所以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的持久战论，高屋建瓴，全面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前途和方法。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贡献了一部全新的兵书，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部兵书的全部正确性。
其疾如风 其徐如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胜利到达陕北，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会合，并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这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在12月中旬至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战争。为这个目的，党的军事策略也转变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并以"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把红一方面军和原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并于2月20日至21日，分两路强渡黄河，开始了著名的东征战役。
为防止红军东渡黄河，当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将其所部作两线部署：以4个旅又1个团的兵力，沿罗峪口至禹门口地段筑堡守备，以1个师又3个旅守卫太原，以2个旅据守临汾、襄陵地区。同时，为阻止红军向西安或向晋西发展，蒋介石将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用来据守宜川、韩城、郃阳、澄城、白水地区；将张学良的东北军用来据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中阳等地区。第八十六师从榆林、安边等地向南靠拢，企图占领瓦窑堡、安塞；第八十四师据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另有晋军4个旅布防于吴堡地区。
毛泽东对红军主力渡河作了周密的部署，开始想从冰上渡河，但由于这年当地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又决定改为船渡。为统一大队人马渡河时间，19日毛泽东向部队发布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20日夜20时，红军先遣队敌前偷渡开始，不巧，很快被敌人发现，偷渡立即变为强渡。红军各路突击部队犹如锐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河东防线。至21日清晨，红一军团从陕西关堡以南的沟口强渡成功，并迅速占领山西中阳留誉镇；第十五军团从陕西清涧河口强渡，成功后速占山西义牒等地。至23日，红一方面军已控制黄河东岸南北50余公里、东西35公里的地区，站稳了脚跟。河东群众纷纷传说："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阎锡山为了挽回败局，阻止红军向纵深发展，急调兵力加强对红军的防堵和反击。为此，毛泽东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推进到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孤线以内，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调动敌人援兵，然后集中兵力打援，消灭援敌一至二路，为在这个地区建立作战根据地创造条件。由由红二十八军乘入陕晋军东调之际，恢复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以配合红军主力在黄河东岸的行动。命红十五军团在石楼以南歼敌一部后，进占水头镇。
26日，阎锡山重组兵力向红军反击，我红一军团主动东进迎敌，并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当天下午将其第四团就地全歼。十五军团也打退了敌人向石楼地区的进攻。焦头烂额的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赶快增援，一面把自己14个旅的机动部队编为4个纵队集中向我反击。我红一方面军先以一部兵力钳制敌第一、第四纵队，待机分割敌人。主力于3月10日清晨向集结在兑久峪地区的敌两个纵队发动猛攻，毙伤敌人约2个团。但此战我军也遇到了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强烈炮火的轰击，后探明，敌人此次投入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我原先估计的四五个团，共有3个步兵师、1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兵力。这时我军过河还不久，特别是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地形又不利，要一下子消灭这么多敌人是办不到的。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从3月上旬起，蒋介石的增援部队陆续进入山西，编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军，下辖9个师，由陈诚任总指挥。为在蒋军入晋前，向南向北扩大战果，毛泽东命令红十五军团从灵石前伸至文水、交城县境，向太原方向佯攻。3月下旬，十五军团前锋一度逼近离太原只有五六公里的晋祠，以掩护第一军团的南下行动。接着，毛泽东将部队重又分为三路：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从太原岔口向西北进发，引诱阎锡山的追击部队到达晋西北的苛岚、岚县。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在毛泽东带领下，活动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等广大地区，牵制敌人。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为右路军，乘阎锡山疲于奔命之际，向汾河流域前进。他们在20多天时间里，先后突破了敌人的汾河堡垒线，沿着同蒲路东侧南下，先后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克了襄陵和候马镇。这时，阎锡山才知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但为时已晚。红军在汾河流域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并且扩大了红军队伍，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地方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随着蒋介石的军队逐步深入山西，敌情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控制了离石至石楼以西的渡口后，以11个团的兵力，从兴县、岚县、方山等地向红军左路军发动了进攻，并以15个旅的兵力，分别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红军右路军进攻。驻守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也沿黄河北上封锁渡口，妄图包抄红军后路。敌想以此态势迫红军背水应战，聚歼红军于晋西的隰县、石楼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红军决定左右两路分别向中路军靠拢，南北收缩。右路军一路经汾城、古城、吉县进到大宁、蒲县、隰县地区，并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黄河沿岸的敌军堡垒；左路军经白文镇、圪洞镇、金罗镇，尔后进至孝义大麦效休整。红二十八军也在攻克三交镇后，到康城附近同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
红军收缩兵力后，敌人以25个旅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扑向红军，妄图寻我主力决战。考虑到红军东征已震撼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基础，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且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基本达到了东征目的。为避免与优势的敌人作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将部队撤回陕北。从5月2日晚开始，毛泽东在河东指挥红军按方面军直属队、两军团直属队、第十五军团主力、第二十八军、第一军团主力、第八师、警戒掩护部队的顺序，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平地区。与此同时，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揭露国民党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径，申明抗日先锋虽能打破反动军队的阻挠，继续挺进，但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和损耗国防力量，红军撤回河西。中共中央敦促南京政府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幡然悔司，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如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红军的东征和回师，使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和决心，在政治上大大孤立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红军东征共击溃阎锡山31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约7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扩大红军7000余人。在晋中、晋南、晋西北省30余县发起了群众，宣传了我党抗日主张，不少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区乡等地方革命政权。此外还建立了地方游击队30余支。这一切都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后来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征战役结束后，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又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建立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往无前 有我无敌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并顺利通过了彝民区。然而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红军的面前，这便是大渡河。它宽约100米，深约30米，流速每秒4米左右，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蒋介石两次围歼计划均遭失败后，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再次围歼红军主力。他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以二十四军、二十军以及二十一军一部在泸定、源汉等地区构筑工事，阻止红军北进；另一方面，又令薛岳率主力渡金江，向西昌方向尾随红军而来，妄图重演7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4万大军在清兵围追堵截下于此全军覆没的悲剧。
然而，毕竟黄河东流去，红军决不做石达开第二。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歼敌两个连后，控制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并缴获渡船一只。第二天，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机关枪的掩护下，红军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乘着唯一的这条小船渡河成功，抢占了对岸的滩头阵地。随后，我后续部队利用陆续找来的4只小船，轮番过河。但船少人多，一天过后，一个团还没渡完，且该段江流极为凶险，架设浮桥也不可能。源源而到的红军部队被迫滞留在大渡河西岸。
5月26日，毛泽东来到了渡口，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反映按这样渡河速度太慢，要另想办法。这时，敌军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大渡河逼近，红军如不赶快过河，将面临巨大危险。因此，他立即决定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军，继续在安顺场过河，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从东岸北上；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为左路军，迅速在大渡河西岸赶赴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红军大队人马将改从这座桥上过河。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安顺场到泸定桥160公里行程，先锋团一定要在两天半内赶到，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按时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左路军的先锋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受命后，他们立即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急速奔袭。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多是羊肠小道和栈道，稍有不慎，便有失足落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且一路上还要不断对付敌军的阻击。第一天下午，先锋团紧走快赶，才走了四五十公里路。第二天一早，军委紧急命令先锋团，要其将余下的120公里路在一天内走完，于明日夺取泸定桥。军令如山，先锋团边行军边将军委的命令传达下去，部队紧急行动起来，到晚上7点，部队离泸定桥还有55公里。这时天下起暴雨，天黑路徒，行军更加困难。尤其紧急的是，敌人似乎察觉了红军的意图，也正在对岸向泸定桥猛赶，以阻击红军从泸定桥过河。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团部命令不到万不得已，不向对岸敌人射击，放开双腿，与敌人赛跑。然而因为是摸黑赶路，要在漆黑中按时走完55公里山路，确定困难重重。当时任先锋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说：事到万难须放胆，先锋团从对岸敌人点火把赶路中得到启发，红军也点火把赶路。如对岸敌人向我联络，我们就用白天捉拿的俘虏去回答他们的问话。于是大渡河两岸，出现了一种奇观，敌我双方的火把，如同隔江的两条火龙盘旋。在红军的迷惑下，对岸敌人与先锋团并行了15公里而不知对方究竟是谁。晚上12点，对岸敌人宿营了，而红军打着火把更加快赶路的步伐，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于29日早晨6时，准时抵达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
面对红军的是汹涌咆哮的江水和一架铁索桥。在嶙峋峭壁间奔腾的这段大渡河甭说放船，就是一条小鱼也不可能停留片刻。这条天然巨堑约百米开阔，两岸间唯一的通道便是红军要抢夺的泸定桥。说这是桥，那只是13根光溜溜的铁索，从河东岸拉到河西岸，80丈长，8尺宽，每根铁索碗口般粗，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扶手。桥面原铺有3尺宽的木板，敌人为阻止红军过河，早把桥板全部抽空，只剩下在风中摇曳的13根铁链子。铁索两端还筑有桥楼，东岸的桥楼上，敌军筑成了坚固的桥头堡。针对这种情况，红军先组织一个营的火力，封锁了河对岸从竹林坪到泸定城那条唯一的小道，切断敌军的增援。同时，立即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准备飞夺泸定桥。
下午4时，总攻开始了。在全团火力的掩护下，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1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10来颗手榴弹，如离弦之箭，直扑泸定桥。他们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溜滑的铁索，向敌人冲去。其后是三连组成的梯队，他们背着枪，挟着木板，在桥上边冲锋、边铺板。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从气势上压倒了敌人，对岸守敌左右不见援兵到来，便纷纷从工事里钻出来，逃之夭夭。临逃前，他们又在泸定城门前烧起大火，妄图用火烧退红军，阻止他们进城。然而，红军突击队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过桥以后，毅然冲过火海，杀进城里，子弹打完了，便甩手榴弹，手榴弹没了，抡起大刀砍。这时，红军后援部队越赤他们开辟的血路冲入了城内，很快歼灭了城内的守敌，占领了泸定城，并俘虏了敌军百余，补充了一批弹药。
打下泸定桥的第三天，中央红军主力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带着大部队走过泸定桥，进入了泸定城内。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指战员勇猛顽强的精神，为红军突击队员和团长、政委每人发了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奖赏了。红军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军队的成长有过重要的影响。44年后，年近八旬的聂荣臻同志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这场鏖战，并欣然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词："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桥后，继续北进，翻越了大雪山--夹金山，并于6月中旬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然后分两路穿过泥泞的草地继续北上。但由于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拒绝服从中央的命令，擅自命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南下，这样，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率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北上甘南。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坚持北上抗日。9月13日，部队从俄界出发，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向甘南前进。
甘南腊子口是红军北上途中最后、也是最险要的一道关口，由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一部把守，他们依仗这里的地理优势，凭险防守，企图阻挡红军北上。冲过这个关口，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便彻底破产，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即胜利在望。但如果拿不下这个险关，红军就要么掉头南下，重返草地走回头路，这是违背广大指战员的意志的，要么绕道西进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汉中，但敌人早已在那里张开大网，等着红军去钻。所以，对红军来说，突破天险腊子口是唯一的方向。9月16日，毛泽东发报给彭德怀，开头即言明："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当日下午，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打退敌人两次阻击后，到达了腊子口，揭开了红军长征中这场天险之战的序幕。
腊子口是一道约30米宽的山涧，中间有一条水流湍急的腊子沟，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四周均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走。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崖上筑着碉堡。碉堡下面，还筑有防御工事，在这两处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驻有两个营的兵力。谷地后面是终年白雪皑皑的腊子山，敌十四师3个团以纵深配置扼守在那里，切断了腊子口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封锁红军的去路。
根据一营与敌接触后敌人暴露的火力点，我军审慎地研究了地形和敌情，发现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可能敌人以为两侧均是峭壁，高入云霄，红军无法翻越，可不设防。根据这样的敌情，红军决定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腊子沟上的木桥；另派两个连，沿右岸的峭壁向上攀缘，迂回到敌人侧后奇袭，摧毁敌人火力点，配合正面部队攻占隘口。
红军攀缘的这面石壁，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七八十米高，与地面几成直角，连猴子也难爬上去，更何况是人。首长们带着这个问题下到连队，召集士兵开会，请大家献计献策。这时一位苗族战"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并说眼前这面石壁只要先上去一人，便可上下接应，最后上去一个连、一个营。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个战士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个树根，试着牢固了，便两手使劲握住竹竿，两脚脚趾用劲抠住石缝支撑，慢慢地往上爬。到了竿的尽头，则又向上寻找搭钩的地方，再继续往上。就这样，这位苗族战士爬上了山顶。
攀缘成功后，四团把战斗方案向上级汇报，并得到了上级指示：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我们的兵力展不开，必须坚决从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突袭，这样定可奏效。指示强调，这是攻占腊子口决定性的一着，要打得狠，奏效快，迂回的部队要多一些。上级同意由团长亲自率迂回部队插到敌人侧面去，由政委负责指挥正面的战斗。为了加强正面攻击的火力，军团的迫击炮也配给了四团。军团的各级首长还亲自到前方察看敌情，替四团作了周密的部署，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
9月17日傍晚，迂回部队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绳，拧成了几条长绳作爬崖用。勇士们个个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10多颗手榴弹，在团长的率领下，渡过腊子沟。那位苗族战士从山顶放下长绳，下面的突击队员一个个顺着长绳爬了上去。山下，从二营六连挑选的2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乘着朦胧夜色，慢慢接近敌人的桥头阵地后，立即向正面的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毛泽东和军团首长再次派人到前沿了解情况，查明突击部队的位置，了解部队遇到的困难和增援的需求情况。这时，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还在拼命阻击正面的进攻的红军部队，而迂回部队攀上山顶后，一时难以找到路径，也没到达预定位置。为了迅速结束战斗，我军又立即改变了原先的战法，正面改由小分队形式向敌轮番进攻，以麻痹和消耗敌人，然后再伺机夺桥。这招果然灵验，当敌人真以为红军进攻已是强弩之末而麻痹时，六连趁天黑马上组织15名突击队员，分作两路，一路循河岸崖壁前进，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桩到对岸；另一路先到桥头，相约待前一路打响，就一齐开火，从两面夹击敌人。战斗正酣时，突然右岸高峰上面升起了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这是迂回部队到达预定地点的信号，于是山上山下一起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六连战士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阵中左冲右突。山顶上的部队则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阵地，扔下成排的手榴弹，减杀敌人阻击的火力。到第二天晨曦初露时，红军总攻部队终于冲过腊子沟上的小桥，突破敌人设在腊子口后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随后又在崖顶部队的配合下，冲破敌在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防线。敌人抵挡不住红军的猛烈进攻，向岷州方向败退而去。红军斗志正昂，立即穷追45公里，在大草滩又消灭了敌军一个营，我侦察连马不停蹄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惊，以为红军马上就要攻打岷州了，急忙调后遣将，然而红军却再次出人意料地挥师东向了，他们越过岷山，到达了哈达铺。至此，腊子口一战结束。
抢夺泸定桥和突破腊子口两仗是我军战史上有数的硬战，为红军长征打开了胜利的通道。它们真切地显示了毛泽东这样的用兵思想："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