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应对复杂是军事战略能力当务之急

    ●战略资源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石”，转化机制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的“桥梁”，战略筹划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的“灵魂” 

    “从军事力量的天平上看，钢铁至少和黄金一样重”

    西方军事战略家约米尼早就说过：“富有黄金的大国，其国防可能有时很差。历史证明，最富有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和最幸福的。从军事力量的天平上看，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

    我们渴望和平发展，但不能做和平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反对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威胁，但必须不断增强实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之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发展固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但军事力量与军事方式仍具有基础性、核心性重要作用，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可替代，军事战略能力必须成为其它各种维护方式的重要战略支撑。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安全环境又非常复杂的大国而言，拥有与国家战略地位相称、同国家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战略能力至关重要。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展开的。在普遍重视综合国力竞争的当今世界，如何适应国家发展的安全需求，科学提高和运用国家军事战略能力，仍然是战略研究的重中之重。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倏忽败亡的国家民族，莫不与其军事战略能力的弱化甚至顿失紧密相关，而国家强大民族强盛的法门，则无不在于自己军事战略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科学运用。

    时代的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我们今天面临的国家安全需求，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发展的安全需求。全球化给国家发展安全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即是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新的时代课题，对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正是着眼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特征和国情军情，胡主席一直强调要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要从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支撑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长远思考筹划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既深刻反映了从战争年代的革命军事制度向和平发展的国家军事制度转变的必然趋势，更科学揭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和军事战略能力的重心之所在。

    “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概念的一个核心，是强调“成功运用和胜利实现”。这里的“成功”和“胜利”，实际上就是有效性,既包括过程的有效性，更包括结果的有效性，这也为当今形势下我国军事战略能力的转型和提高指明了方向。

　　寻求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新的增长点，提升军事战略能力的可用性

    一般认为，21世纪的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提升，主要包括军事思维方式转变、军事理论创新、指挥控制得力、军事科技革命、武器装备水平提升、人才知识结构更新、军队体制编制调整、军队训练水平提高等许多方面。作为一个方方面面均处“后发劣势”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切实融入国家建设发展的总体大系统，按照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分步推进，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增强提升，担负起保障国家利益与国家发展安全的历史使命。

    积极寻求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新的增长点，是新时期“应对复杂”——提升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可用性的重要实践。近年间，我国军事力量按照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反恐演习、世界维和救灾、护渔护航打击海盗和多军兵种跨区联合作战演练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密切配合，改善中国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有效提升了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可用性。当然，我们积极寻求军事战略能力的新增长点，与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存在”、“军事威慑”等，在战略目的和运行方式上都有本质的不同。我国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升军事战略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积极防御战略的本质体现。

    提升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促成各要素的良性互动。基辛格说：“今天实力的含义较以前复杂了。具有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就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巨人在军事上可能是软弱的，而军事实力也许并不能掩盖经济上的虚弱……因此，只谈一种力量对比是错误的，因为有若干种力量对比，而它们必须是相互关联的。”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是一个大系统。作为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三大要素，战略资源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石”，转化机制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的“桥梁”，战略筹划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的“灵魂”。战略资源的多寡，并不必然带来军事战略能力的强弱，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转化机制这个介质。没有良性转化，客观性的战略资源与主观性的战略筹划难以发生有机联系。依据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必须建立预警机制、控制机制、协同机制、整合机制和动员机制。各个机制之间有秩序地密切联系，才会不断推动战略资源向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转化。另一方面，军事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谋略筹划之间以及这三要素内部各子要素之间，需要在时间上实施“有序链接”。国家军事战略能力是一种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的能力，一直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时间因素是其不可缺少的坐标。如果国家军事战略能力不能在有效时间内到达其需要施加的客体，就会引发迟滞效应放大，导致其作用因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不能实现其预设的国家利益目标；如果国家军事战略能力链条军事战略资源→转化机制→谋略筹划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在时间上中断，也就意味着国家军事战略能力形成机制的中断，即使恢复之后再运行，也需付出几倍的力量和代价，且亦很难再达到原来的水平。

    作战能力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核心，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的基础

    我国军事战略能力的转型提升，必须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综合考虑了世界军事变革新趋势，以及威胁国家发展安全各种现实因素，着眼于应对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下防卫作战准备而确立的军事目标。党的十七大要求军队着眼于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作为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基础与核心，军队作战能力既是应对国家发展安全多种威胁的切实保证，也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核心构成，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与懈怠。

    必须提升战略筹划和指导的能力。军事力量的战略能力，首先要求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备良好的战略素养，有很强的战略意识。战略意识又是全局意识，要求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宽广的世界眼光，谋全局大势为本，利全局大势为上，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利益大局筹划军队建设。战略意识还要求预见性和前瞻性，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先机、多谋善断、争取主动，有为维护国家根本利益而斗争到底的战略意志和坚定决心。

    必须提升遏制和打赢战争的能力。通过战略威慑遏制、延缓战争，最大限度地保持战略稳定，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打赢能力是遏制能力的前提，但遏制能力则在政治上要求更高。应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提高战略核能力的突防能力、防护生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建设可靠的战略威慑力量。应从传统的重陆轻海向陆海空天并重转变，坚持诸军兵种协调发展，提高夺取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电磁权、制网络权和制信息权能力。应加快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全面提高预警侦察、中远程机动、精确打击、信息对抗、联合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必须提升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当前，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不断上升，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国家发展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不确定性、突发性和防范难度大等特点。军队既要能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要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能应对战略力量对比失衡情况下的外部威胁，又要能应对国内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内部威胁；既要能遏制和打赢战争，还能处置突发事件和控制危机升级。（刘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