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关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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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4 11:35:38关 于 宽 容
邓文初
20世纪最后几年，大约因为世纪末的迷惘，需要几声长啸与大吼来清理胸中的郁闷、发抒胃里的火气，汉文世界里，忽然冒出了几个“道德圣人”，高喊“全民忏悔”、“沉默也是一种犯罪”，掀起了一股文化批判与道德审讯的飓风。剑锋所及，余秋雨最先遭殃，尔后祸及杨绛、钱钟书、季羡林、冯友兰、张中行等等活着的与死了的，无一可逃，薰莸同焚，鱼龙一锅。仿佛要追三代、清历史，再来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味道。
国人是习惯于这样的审判的，做看客作壁上观甚至也来一两回暗中摇旗、乱中呐喊，助助威、吐吐鸟气，何乐而不为？于是这股飓风从现代文化重镇开始，泛滥开来，连古人也殃及了。而那时的思想界却个个面有喜色，为这样的“正义之火”、这样的无顾忌吐真言叫好。
在这样的喧嚣与狂喜中，闲居海外的甘阳，却奏异调弄怪声，说了一句“人有说谎的权利”。
“人有说谎的权利”，引用的是贡斯当对康德的批判。
贡斯当批判康德，乃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这次革命，雅各宾专政给法国社会留下的遗产，是“每个人在其邻居眼里都是有罪的，都做过帮凶”。相互猜疑、相互告密、相互仇视、相互都在想方设法将对方送入革命的断头台，而苟延自己的生命。但在康德式的道德高调要求下，人们却没有回旋的余地，社会也没有缓冲的空间，全民陷入狼奔豕突的揭发他人、被人揭发，自我解剖、解剖他人的疯狂之中。维持社会运转最低的人际信任都已解钮崩析了。但就是在这样的道德危机中，却还有人高呼“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要忏悔”，“沉默也是一种犯罪”，这是何其冷酷而残忍！何其地不宽容！
所以甘阳要提出“人有说谎的权利”，要说：“在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彼此忌恨的社会氛围下，如果一味高唱说出真话的道德要求，实际也就意味着人人说假话。人人都应该自我忏悔，深挖灵魂，这样一种巨大的道德精神压力，在贡斯当看来，不但丝毫无助于修复和重整社会的人际信任和相互尊重，反而适得其反，因为这种道德重整，一方面引发新一轮的相互谴责和彼此指控，另一方面更导致新的道德优越感和道德歧视感。从政治角度讲，这种道德重整，事实上恰恰可能走向新的道德政治专政，并不是建立自由政治之道。”
“人有说谎的权利”，也许与中国式的道德传统多有隔膜（其实，儒家也有“亲亲相隐”的说法），所着眼的却是在社会关系的修复。这，对于历经百年革命，人际关系已经完全成为敌我关系、利害关系，仅剩的一点灵性也早已千疮百孔了的中国社会，实在是必要的急需的。但这毕竟只是外在的修复，并未切入主体性思考。道德行为最终还是主体性行为，道德的价值最终要在主体上体现，没有主体的介入，社会或许“和谐”了，但随着这“和谐”而来的，确实大伪流行。
其实，对“人有说谎的权利”的认同，在人际角度看，是对“宽容”的注解。但宽容的真谛，却不仅在人际，更在人性，在主体的内在涵养与境界。
宽容，首先，便是对人性的理解。
1939年5月9日，美国纽约，世界笔会。在会上，林语堂作了一个《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在法西斯力量笼罩全球，人类一半以上陷入战争灾祸之中，人类文明几遭毁灭的时代，林语堂不失一个幽默大家的风度，以最简单且最优雅的口气，点明法西斯主义必然覆灭的命运：
法西斯政府蔑视人类自由，剥夺人民权利。凡此种种，我相信决不能永久。何则？不近人情故也。有人曾问我独裁之不能久持，其固安在。我说我们只是猴子的后裔。那人问道这话怎讲，我便道：“牛与独裁者可以相处无事，只是猴子与独裁者这就两样子。人类既自猴子演化而来，而并非牛的后裔，则我相信我们不会长此隐忍独裁政制的胡作胡为，不久总得与它决裂的。因为隐忍不是猴子的天性，亦非人的天性。”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者的戏言，但却同时也是中国式的历史智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真理战胜、正义战胜、或者强权战胜，而是人性战胜。人性是最后的，但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确实，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能看见人性的光辉，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能宽容人性的孱弱，而不以神人、圣人或英雄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常人。“人性乃是一根曲木”，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如是说。既然是“曲木”，那便无法凭强力矫正，因为这“曲木”乃是有弹性的。
“曲”而不正，无用之材，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弱点吧。但，正是对这弱点的正视、同情与宽容，才真正触及到了人类之本真。那是只有大智慧的头脑、大纯粹的直觉才能触摸到的人类灵性的力量。那样的智者，耶稣是，是“爱”；佛陀是，是“慈悲”；孔子是，是“恕道”；人文主义者是，是“同情”与“宽容”。
人文主义者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作者）说：
比较现实的人文主义观点，承认人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因此把希
望寄托在人的潜在创造性上，寄托在那潜在的力量一旦觉醒可能
完成什么样的成就上，而不是寄托在人的天性善良上，也不寄托
在人的天性邪恶上。
这就是人文主义者的信条，这信条强调对人的局限性与软弱性的同情。人终究只是人，是动物之一，而不是英雄或圣人、超人或革命家；这信条强调对他人的尊重。无论他人如何选择，是生存还是死亡，局外人都无权强加干涉，无权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决断。这种“宽容”，乃是社会存在的底线，越过这一底线，道德便会成为强权，善愿转会酿出恶果。
同情，对人性弱点的承认、对人能自我完善的坚信；“同情”更是“宽容”的基础，没有“同情”的“宽容”乃是“容忍”，是“纵容”。宽容是人文主义者的武器，这武器，打中的乃是生命之“肉”——只有肉才能感觉痛，痛痒相关；只有肉才能有这份弹性，曲而不屈。
宽容，就是对这份生命“肉体本质”的认同、与温情。
生命承载着一切，人类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也就超过一切，人类的价值。对生命的尊重，乃是对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回味、对自己的关爱、对物与同胞的感情。生命乃是实在，高于道理的抽象；生命乃是具体，重于伦常之推演；生命乃是基础，厚于文化之虚悬。厚德载物，没有这一基础，任何道德、文化、学理、纯思、精神，都只是空中楼阁、水中月华、雾中花影、海上街市。
天地之大德谓生，生生不息才能绵绵不绝。所谓世界，无非一草一木、一物一体；所谓人类，也不过饮食男女、老幼青壮。生命只有个体，没有整全；生命只有一次，决不轮回。活着的权力，也因此成为绝对的权利，成为一切命令之后的命令，一切原则之后的原则，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一切权利之最终的权利。生与死的选择，也因此成为了绝对的选择，绝对属于自己，属于个人，属于肉体的权利——无论是身外、还是局内，都无法、也无权代替。否则便是僭越、便是践踏、便是暴力、便是专制与强权，便是对人类的污辱与毁灭。
权力可以杀人，名教可以杀人，道德可以杀人，名誉也可以杀人。但这些杀人的利器中，最能见血封喉、杀人于无形的剧毒之物，乃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硬心肠、是正义在握的火气、是“得理不让人”的不宽容。
其实，我们很多的局外人，因为不关痛痒，而道德理想主义发作，道德越界为强权。他们的道德义愤，乃是没有同情之根的浮泛之气、嚣张之气，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稚嫩之气。这种“虚火”，这种没有同情与宽容的“义气”，乃是杀人的最好武器。不过在指责别人“不忏悔”时，他们是安全的，在可以疾言厉色面对他人与历史时，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逼到死生的歧路口，没有选择的恐惧与痛苦。他们的手是属于自己的，然而却用来批打他人的脸颊；他们的嘴是属于自己的，然而却磨尖了，专去撕咬那些血肉淋漓的受难同胞。他们的笔是属于自己的，但却蘸着别人的鲜血，蘸着那些可以做他们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右派、反革命分子、走资派、黑帮的已经干枯的血液，写下他们酣畅淋漓、才气横溢的煌煌雄文。
而那些饱经沧桑的血肉躯体，除了沉默，便是，再一次担当。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为了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然而，鲁迅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虚火旺盛的孩子们，在逃离这将倾的大厦时，却顺手，在他的肋骨处挠起了痒痒。
这是怎样的难忍之痛啊！
但还是宽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本来，恶恶善善（早期基督教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导，但也有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伸出去的训示）是人性，是人类道德情操的当然。但儒家却强调“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反对“以恶报恶”式的报复。原因何在？
大儒牟宗三解释说，恶恶相报，本是人情之理，但恶恶如果不能以善护持， 而走入“纯恶”，恶恶的正义就会毒害道德之心，毒害人性中的那份天良，是谓“丧德”。宽容，不是对恶的容忍，而是为了自己的那份善心，那份天良之机萌。人性之善需要护持，需要爱、温情的保护，需要把握住自我，不为流俗虫蚀。
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此处所谈论的，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实验的焦虑。但这样的焦虑却建立在充分的对人性的理解上。在这位对共产主义做过严厉批判的儒家哲人来说，尽管在政治层面，他绝对反对共产主义，但却在学理上，对这一思潮予以充分的同情。说，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它天然的革命性正义性（国人从来就认为造反为天然正义），但如果以阶级斗争为正义，以革命为目的，以造反为神圣，必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固然，那些“反革命”，是在所必杀，在所必死的，但那些革命者，那些“仇必仇到底”者，却必会在这样的“恶恶”过程中，剁丧自己的天良，残杀了自己那一份善根，而走到善的反面，沦为纯恶的造物。恶恶者丧德，没有善的护持，没有慈悲之心、哀怜之心，没有大爱、大同情，这样的正义，在流入“杀人”之后，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虐杀。
没有不忍人之心，是不配讲恶恶的，恶恶必丧德；没有大慈大悲之情，行不得救苦救难菩萨愿。硬心肠的革命，无非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做了一次注脚而已。
邓文初
20世纪最后几年，大约因为世纪末的迷惘，需要几声长啸与大吼来清理胸中的郁闷、发抒胃里的火气，汉文世界里，忽然冒出了几个“道德圣人”，高喊“全民忏悔”、“沉默也是一种犯罪”，掀起了一股文化批判与道德审讯的飓风。剑锋所及，余秋雨最先遭殃，尔后祸及杨绛、钱钟书、季羡林、冯友兰、张中行等等活着的与死了的，无一可逃，薰莸同焚，鱼龙一锅。仿佛要追三代、清历史，再来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味道。
国人是习惯于这样的审判的，做看客作壁上观甚至也来一两回暗中摇旗、乱中呐喊，助助威、吐吐鸟气，何乐而不为？于是这股飓风从现代文化重镇开始，泛滥开来，连古人也殃及了。而那时的思想界却个个面有喜色，为这样的“正义之火”、这样的无顾忌吐真言叫好。
在这样的喧嚣与狂喜中，闲居海外的甘阳，却奏异调弄怪声，说了一句“人有说谎的权利”。
“人有说谎的权利”，引用的是贡斯当对康德的批判。
贡斯当批判康德，乃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这次革命，雅各宾专政给法国社会留下的遗产，是“每个人在其邻居眼里都是有罪的，都做过帮凶”。相互猜疑、相互告密、相互仇视、相互都在想方设法将对方送入革命的断头台，而苟延自己的生命。但在康德式的道德高调要求下，人们却没有回旋的余地，社会也没有缓冲的空间，全民陷入狼奔豕突的揭发他人、被人揭发，自我解剖、解剖他人的疯狂之中。维持社会运转最低的人际信任都已解钮崩析了。但就是在这样的道德危机中，却还有人高呼“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要忏悔”，“沉默也是一种犯罪”，这是何其冷酷而残忍！何其地不宽容！
所以甘阳要提出“人有说谎的权利”，要说：“在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彼此忌恨的社会氛围下，如果一味高唱说出真话的道德要求，实际也就意味着人人说假话。人人都应该自我忏悔，深挖灵魂，这样一种巨大的道德精神压力，在贡斯当看来，不但丝毫无助于修复和重整社会的人际信任和相互尊重，反而适得其反，因为这种道德重整，一方面引发新一轮的相互谴责和彼此指控，另一方面更导致新的道德优越感和道德歧视感。从政治角度讲，这种道德重整，事实上恰恰可能走向新的道德政治专政，并不是建立自由政治之道。”
“人有说谎的权利”，也许与中国式的道德传统多有隔膜（其实，儒家也有“亲亲相隐”的说法），所着眼的却是在社会关系的修复。这，对于历经百年革命，人际关系已经完全成为敌我关系、利害关系，仅剩的一点灵性也早已千疮百孔了的中国社会，实在是必要的急需的。但这毕竟只是外在的修复，并未切入主体性思考。道德行为最终还是主体性行为，道德的价值最终要在主体上体现，没有主体的介入，社会或许“和谐”了，但随着这“和谐”而来的，确实大伪流行。
其实，对“人有说谎的权利”的认同，在人际角度看，是对“宽容”的注解。但宽容的真谛，却不仅在人际，更在人性，在主体的内在涵养与境界。
宽容，首先，便是对人性的理解。
1939年5月9日，美国纽约，世界笔会。在会上，林语堂作了一个《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在法西斯力量笼罩全球，人类一半以上陷入战争灾祸之中，人类文明几遭毁灭的时代，林语堂不失一个幽默大家的风度，以最简单且最优雅的口气，点明法西斯主义必然覆灭的命运：
法西斯政府蔑视人类自由，剥夺人民权利。凡此种种，我相信决不能永久。何则？不近人情故也。有人曾问我独裁之不能久持，其固安在。我说我们只是猴子的后裔。那人问道这话怎讲，我便道：“牛与独裁者可以相处无事，只是猴子与独裁者这就两样子。人类既自猴子演化而来，而并非牛的后裔，则我相信我们不会长此隐忍独裁政制的胡作胡为，不久总得与它决裂的。因为隐忍不是猴子的天性，亦非人的天性。”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者的戏言，但却同时也是中国式的历史智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真理战胜、正义战胜、或者强权战胜，而是人性战胜。人性是最后的，但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确实，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能看见人性的光辉，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能宽容人性的孱弱，而不以神人、圣人或英雄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常人。“人性乃是一根曲木”，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如是说。既然是“曲木”，那便无法凭强力矫正，因为这“曲木”乃是有弹性的。
“曲”而不正，无用之材，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弱点吧。但，正是对这弱点的正视、同情与宽容，才真正触及到了人类之本真。那是只有大智慧的头脑、大纯粹的直觉才能触摸到的人类灵性的力量。那样的智者，耶稣是，是“爱”；佛陀是，是“慈悲”；孔子是，是“恕道”；人文主义者是，是“同情”与“宽容”。
人文主义者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作者）说：
比较现实的人文主义观点，承认人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因此把希
望寄托在人的潜在创造性上，寄托在那潜在的力量一旦觉醒可能
完成什么样的成就上，而不是寄托在人的天性善良上，也不寄托
在人的天性邪恶上。
这就是人文主义者的信条，这信条强调对人的局限性与软弱性的同情。人终究只是人，是动物之一，而不是英雄或圣人、超人或革命家；这信条强调对他人的尊重。无论他人如何选择，是生存还是死亡，局外人都无权强加干涉，无权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决断。这种“宽容”，乃是社会存在的底线，越过这一底线，道德便会成为强权，善愿转会酿出恶果。
同情，对人性弱点的承认、对人能自我完善的坚信；“同情”更是“宽容”的基础，没有“同情”的“宽容”乃是“容忍”，是“纵容”。宽容是人文主义者的武器，这武器，打中的乃是生命之“肉”——只有肉才能感觉痛，痛痒相关；只有肉才能有这份弹性，曲而不屈。
宽容，就是对这份生命“肉体本质”的认同、与温情。
生命承载着一切，人类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也就超过一切，人类的价值。对生命的尊重，乃是对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回味、对自己的关爱、对物与同胞的感情。生命乃是实在，高于道理的抽象；生命乃是具体，重于伦常之推演；生命乃是基础，厚于文化之虚悬。厚德载物，没有这一基础，任何道德、文化、学理、纯思、精神，都只是空中楼阁、水中月华、雾中花影、海上街市。
天地之大德谓生，生生不息才能绵绵不绝。所谓世界，无非一草一木、一物一体；所谓人类，也不过饮食男女、老幼青壮。生命只有个体，没有整全；生命只有一次，决不轮回。活着的权力，也因此成为绝对的权利，成为一切命令之后的命令，一切原则之后的原则，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一切权利之最终的权利。生与死的选择，也因此成为了绝对的选择，绝对属于自己，属于个人，属于肉体的权利——无论是身外、还是局内，都无法、也无权代替。否则便是僭越、便是践踏、便是暴力、便是专制与强权，便是对人类的污辱与毁灭。
权力可以杀人，名教可以杀人，道德可以杀人，名誉也可以杀人。但这些杀人的利器中，最能见血封喉、杀人于无形的剧毒之物，乃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硬心肠、是正义在握的火气、是“得理不让人”的不宽容。
其实，我们很多的局外人，因为不关痛痒，而道德理想主义发作，道德越界为强权。他们的道德义愤，乃是没有同情之根的浮泛之气、嚣张之气，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稚嫩之气。这种“虚火”，这种没有同情与宽容的“义气”，乃是杀人的最好武器。不过在指责别人“不忏悔”时，他们是安全的，在可以疾言厉色面对他人与历史时，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逼到死生的歧路口，没有选择的恐惧与痛苦。他们的手是属于自己的，然而却用来批打他人的脸颊；他们的嘴是属于自己的，然而却磨尖了，专去撕咬那些血肉淋漓的受难同胞。他们的笔是属于自己的，但却蘸着别人的鲜血，蘸着那些可以做他们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右派、反革命分子、走资派、黑帮的已经干枯的血液，写下他们酣畅淋漓、才气横溢的煌煌雄文。
而那些饱经沧桑的血肉躯体，除了沉默，便是，再一次担当。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为了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然而，鲁迅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虚火旺盛的孩子们，在逃离这将倾的大厦时，却顺手，在他的肋骨处挠起了痒痒。
这是怎样的难忍之痛啊！
但还是宽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本来，恶恶善善（早期基督教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导，但也有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伸出去的训示）是人性，是人类道德情操的当然。但儒家却强调“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反对“以恶报恶”式的报复。原因何在？
大儒牟宗三解释说，恶恶相报，本是人情之理，但恶恶如果不能以善护持， 而走入“纯恶”，恶恶的正义就会毒害道德之心，毒害人性中的那份天良，是谓“丧德”。宽容，不是对恶的容忍，而是为了自己的那份善心，那份天良之机萌。人性之善需要护持，需要爱、温情的保护，需要把握住自我，不为流俗虫蚀。
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此处所谈论的，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实验的焦虑。但这样的焦虑却建立在充分的对人性的理解上。在这位对共产主义做过严厉批判的儒家哲人来说，尽管在政治层面，他绝对反对共产主义，但却在学理上，对这一思潮予以充分的同情。说，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它天然的革命性正义性（国人从来就认为造反为天然正义），但如果以阶级斗争为正义，以革命为目的，以造反为神圣，必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固然，那些“反革命”，是在所必杀，在所必死的，但那些革命者，那些“仇必仇到底”者，却必会在这样的“恶恶”过程中，剁丧自己的天良，残杀了自己那一份善根，而走到善的反面，沦为纯恶的造物。恶恶者丧德，没有善的护持，没有慈悲之心、哀怜之心，没有大爱、大同情，这样的正义，在流入“杀人”之后，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虐杀。
没有不忍人之心，是不配讲恶恶的，恶恶必丧德；没有大慈大悲之情，行不得救苦救难菩萨愿。硬心肠的革命，无非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做了一次注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