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重建，黄金起了多大的作用？

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黄金究竟用在何处


张光明(左)一九三九年毕业于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右图)二○○七年于美国洛杉矶


一九四九年一月，执行黄金运台机密任务的C-46空运机

一九八一年，笔者吴兴镛与当年亲历大陆黄金运台的父亲吴嵩庆

从和平饭店北楼顶，向东望可看到黄浦江，其邻楼即中国银行

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记录的黄金收入，大溪档案，财政：金融第四卷第二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运第一批上海国库金银到台湾及厦门的五百吨级海关辑私舰 “海星”号的同型舰


当年任职于上海江海关“海星”号上的船员范元健
核心提示：曾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的赵志华，1949-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
1948年至1949年，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一直秘密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转移黄金。在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下，国民党政府先后将700万两黄金分四批秘密运往台湾。
当年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是亲历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逝世多年后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深入研究、探访，首次向世人完整披露了60年前事件的真相。
深夜秘密运金行动
1948年12月2日凌晨，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他凭着专业的直觉，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提银元l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
上海黄金挤兑惨剧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事件。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台湾当局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快速贬值。以银元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元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元。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只能换回美金2角！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
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作序，他在书中写道：
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其实，在1948年12月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的第四批20多万两。
蒋介石幕后主持运金
前中国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在主持。
1948年12月谁是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1948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记载：
……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彷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
这段记述中有些明显错误，首先，由俞本人单独作此当机立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可能吗？这牵涉到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独立机构，像海关、陆海军，以央行总裁有权调动吗？其次，并非由海军的军舰运送，而是用海关缉私舰运送，军舰（“美盛”或“美朋”号）仅做护航的工作。
此件极为重要的关键决策，若无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在幕后决策，那位俞总裁就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相信俞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5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10月8日到上海,10月9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蒋11月的日记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即使1949年初他已下野，不再担任总统，但他仍以无线电台的电讯及密码遥控军政，幕后掌控国库“现金”运台及运用，坚持发行新台币，把国民党政府重心向台湾转移，作“有计划的放弃大陆”。
亲历运金的见证人
关于第一批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
……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关盛”号）随行护航……（由发行局密呈）
据当时任央行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主任、专办俞鸿钧交办公文的何善恒，在1985年4月18日写给台北《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的信中提到，发行局负责签呈的是副局长陈延祚，后来负责押运的是发行局襄理何骧及专员刘光禄。陈也负责安排戒严、防卫及运输。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据美国海军记录，此数十艘AN型舰是1941年3至7月由美国七个不同的造船公司生产的，它的总长度是163尺，宽度约30.5尺，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政府海军共有90余条军舰起义。因此，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关是“洋机关”，中共渗透比较少，俞在1948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元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第二批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5名关员及30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那天应该是民国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海星”号到基隆，当局安排了台湾央行的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据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于1975年12月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春，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即刻向税务司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
上述这一段26年前的旧事，海关同仁中恐怕知道的人很少，1978年王树德退休时，蒋经国曾颁发景星勋章，他是在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此勋章的，也许与黄金运台有功有关联。
当年担任央行总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曾参与押运第二批黄金去厦门，他回忆道：
……当时在上海，这批金子原来是存放在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四行储蓄会的仓库里，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国库局和业务局三方管，发行局的具体任务落实在调拨科，业务局是负责加工成一两、十两的小条、大条。库房管理制度非常严密，魏曾荫说，当时规定如他死了，发行局掌握的暗号就由局长来对。他记得运台黄金是由海关缉私舰装载，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先到厦门的中国银行仓库，再转运去台。装船都是深夜在警备司令部戒严下进行的。船上的押运人员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们互相监督，很严密。每艘船均由军舰护航。参与押运最后一批黄金去台湾的是调拨科一位刘姓副主任，黄金运到后，他也就归不得了。
现旅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安仲英女士，其父安震宇是当时上海中央银行职员，她在2004年11月13日回忆道：
……1949年4月间，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的父亲安震宇工作变得很忙，29日当天回家告诉母亲说，家人们须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下午四时她随家人抵台，住进台北武昌街的台湾银行宿舍。
……数日之后，安震宇带着还不及十岁的安仲英和弟弟，说是去基隆抓“黄鱼”，姊弟兴高采烈同行。安仲英说，当时还真的以为是去海边抓黄鱼。后来，她与弟弟在港口看见父亲们点收的箱子里，竟是一些金砖和做成鱼状的黄金（按：即l两、10两的金条），父亲告诉他们那就是“黄鱼”。……安仲英这才知道，那些是国民政府运台黄金的其中一批，安震宇后来才说出，那批黄金直接运到台北的台湾银行地下室贮放，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尚未在台设分行。
这第二批90多万两黄金及第三批空运的60万两，加上第一批的260万两，及1亿多两的银元及银砖，当然还有近亿的美金，就是今后支撑台湾和作战的经费。所以，“老先生”下野时，心中很镇定，举止“甚安祥”（按：指1949年1月21日蒋下野当日在杭州机场所见的生动印象）。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一位居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以及当年参与黄金空运到台湾的运输机大队长杨荣志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虽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记得十分清楚。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目前旅居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他指出，1949年他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文书上士，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当时中华民国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启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运台黄金用在何处？
新台币最初发行的准备金
上列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省主席陈诚），以中央银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一千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公告新台币发行办法。”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
据当年代表蒋介石在“财务署”管黄金的赵志华回忆：“曾在近9个月中经手约12次，每次以10万两黄金，以每两280元，换为新台币2800万元做为国民党军队薪饷”。从1950年4月1日到年底，每次10万两转给中央银行。此部分黄金如以280元一两计，这100多万两就已经超过3亿新台币。
请参看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中指出：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九年（1949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一亿六百万元，及三亿八千七百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第二批存厦门秘密军费黄金
1949年1月10日至月底，以军舰密运到厦门的“军费”部分，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1949年年内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据大溪档案，厦门军费黄金在1949年内用去786540市两，另有3000万块银元运到厦门，也做了军费。剩余约22万余两在8月运台湾后与第三、四批及美国运回黄金合存一起，约100万两以上，部分继续用于1949年内国民党军队作战。
军费在内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银元，近亿块，价值超过百万两黄金。其次还有1亿两的银锭，这些银子可能部分运到台湾，铸成银币才能用。有数据显示，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曾新铸银元3000万枚（因百姓信任银元，铸银元是划算的），以民国23年(1934)背面有帆船的“孙大头”或“船洋”为主。
这批黄金银元的支出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国统区”亲信部队。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支应各地军事需要，先父曾奉命各处奔走，与央行商量军费，5月里飞行了14次，6月11次。尤其是台北、高雄、马公、定海、厦门、福州、广州、重庆、成都及海口，都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控制区，蒋介石也随时随地会突然召见。
蒋介石下野期间的总裁办公费
曾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的赵志华，1949-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的两大笔收入。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他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蒋介石就用其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1947年成立国防医学院于上海，以军医署长兼国防医学院院长，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研究止痛药理的先驱，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所写《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
王惕吾系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系创办人，而王永涛即王逸芬，就是当年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1960年王以少将军衔退伍就变成了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是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如果没有王永涛的适时配合，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报”。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黄金、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民族报”创刊于民国38(1949)年5月4日，王永涛为创办人。……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这100根金条，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
……“民族报”创刊仅三个月即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同意复刊之后。时任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奉蒋指示着手调处复刊问题时，建议对办报颇有兴趣的王惕吾无妨考虑接下正待复刊改组的“民族报”。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这回共拔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以上所说如属实，《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
黄金支出总账
关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三年多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笔者以所公开的档案与先父有关军费的记录，来作一综合的总结。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总共“收入”黄金在465万至487万两，蒋介石把其中约160万两命财务署掌管，作秘密黄金军费，以避免立法院及李宗仁的监督与追讨，因而均不详见于大溪档案及两岸“中央银行”档案卷宗里，大溪档案里只有约300万两。但其他100余万两泄露于刘攻芸（央行总裁）、徐堪（财政部长）及周宏涛（蒋介石秘书）的记录里。
最为模糊的部分是金圆券发行之初全国向民间及私营银行金融机构所收兑的黄金量，这是中央银行档案里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也是央行内部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这批档案不在台湾，第一选项应是已被央行“别有用心”的人士销毁，其次也有可能在战乱中遗失。
这些黄金用在何处？如以全部480万两黄金来算，1949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155万两（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其余近330万两在1949和1950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110万两，政费为90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至今尚有约100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国库”里。
大陆百万两黄金造就新台币

核心提示：有来自大陆的黄金当靠山，新台币的改制遂于1950年7月1日起实施。台当局当时宣称，将仍保留银本位制度，并定新台币与银元之比值为3比1。1960年6月3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社论，颂扬刚去世的俞鸿钧：“他将库存数百万两黄金运来台湾，靠了这数百万两黄金，新台币改制，才能成功！这十多年的经济稳定，才有了基础。”
（本报驻台北特约撰稿人 王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失去政权的蒋介石从大陆运走总数额为115.1万两的黄金，这成为后来国民党建设台湾的资本。1960年6月3日，台湾《大华晚报》社论称：“靠了这数百万两黄金，新台币改制，才能成功！”
新台币本身到底有什么故事，如何鉴别它们的真伪，下面就向您一一道来。
“梅、兰”在台湾暗喻为钱
“梅兰 梅兰 我爱你……”，“你像兰花着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上世纪80年代，这首叫《梅兰梅兰我爱你》的歌曲传唱台湾大街小巷。这首曲子当中的“梅、兰”两字，在岛内暗喻为钱，所以这首曲子也被笑称有“钞票、钞票我爱你”的意思。
大陆朋友肯定一头雾水，“梅、兰”不就是梅花、兰花嘛，这两种植物和钱有何关联呢？原来，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台当局发行的新台币中，最常用的1元硬币，正面镌刻了一朵梅花，背面则是一束盛开的蝴蝶兰。古人把梅、兰、竹、菊隐喻为四君子，而梅花又是台当局明定的“国花”，蝴蝶兰则是早年台湾农业专家热衷培育的植物。台湾银行将这两种植物放在1元硬币正背面，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工薪阶层一个月的薪水大约为1万到1.5万元新台币。表面上看这比现在台湾的平均薪资差了一截，但是在那年头，台湾物资丰盛，1元新台币可以买一块大面包，5毛钱可以买一个比男人的拳头还大一倍的馒头，路边摊一海碗阳春面，也只要2块新台币。但如今，台北市普通的小面包，一个售价都在新台币30元以上；路边摊一小碗牛肉面，则要价100元。
2008年7月4日起，大陆朋友终于可以赴台游，大家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新台币的兑换问题。因此，新台币的渊源和新台币的辨识，就成了陆客必须先了解的基本常识。
旧台币只撑了四年
大陆朋友一定会推想，既然名叫“新台币”，自然有相对的“旧台币”。没错，台币是有新旧之分，但是目前台湾市面上只流通新台币，旧台币早在1949年回收停用。假如您到台湾，能见到“旧台币”，那些旧钞都已成了古董文物，反而更值钱。基本上，市面已完全看不见“旧台币”流通，大家不用担心会发生鱼目混珠的事情。
台湾光复之前，使用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发行的货币，叫作“台湾银行券”。日伪政权发行的这种货币，在台湾通行了47年（从1900年使用到1946年初）。“台湾银行券”仅限于台湾地区使用，日本国内则不准使用。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澎湖重回祖国怀抱。考虑到岛内几百万民众生活的稳定，国民党当局正式接管台湾后并未立即废止“台湾银行券”。1946年5月22日，台当局正式在台湾发行台币，与“台湾银行券”的兑换比率是一比一，它成为衔接台湾与祖国大陆金融体制的一座桥梁。但这套旧台币，只沿用了4年零2个月。
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地区发行使用金圆券。随着内战日益激烈，国民党节节败退，由于军费过于巨大及其它因素，金圆券日渐处于崩盘边缘。据现有的若干文献指出，当时台湾受到大陆波及，台币被拖垮，例如台湾明明是产米省份，但台湾本地米价，竟然比上海的米价还高。
为了维护台湾稳定，章君谷氏写的《俞鸿钧传》中记载：“俞鸿钧前后两次从上海抢运来台的黄金，使台湾金融迅即趋于稳定。民国38年（1949年）6月15日，‘中央’复以这一笔库存黄金的其中一部，移充发行准备，宣布台湾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旧台币4万元折合新台币1元，新台币5元折合美金1元，发行总额定为2亿元，一开始便奠定了新台币的坚实基础，以迄于今。”曾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在国共内战白热化阶段，奉蒋介石之命负责抢运黄金到台湾。
国民党当局拨交给台湾银行的“国库黄金”，总数额为115.1万“纯金市两”。凭良心讲，这为数百余万两黄金，绝大多数系取之于大陆同胞的纳税钱，或者在实施“金圆券”政策时期，当局以半强迫手段从大陆民间强行征收而来。这些金银，完全是当年大陆人民脂民膏。而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为求政权延续，进而立足台湾，徐图再起，这批抢运自大陆的巨额黄金，即成为蒋介石建设台湾的资本。
有来自大陆的黄金当靠山，新台币的改制遂于1950年7月1日起实施。台当局当时宣称，将仍保留银本位制度，并定新台币与银元之比值为3比1。1960年6月3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社论，颂扬刚去世的俞鸿钧：“他将库存数百万两黄金运来台湾，靠了这数百万两黄金，新台币改制，才能成功！这十多年的经济稳定，才有了基础。”
链接 / LINK
民进党曾对新台币动手脚
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发行的几套新台币，无论线条和色彩，都十分质朴单调。就以印行于1949年6月的第一套新台币来说，面额分成1元、5元、10元3种，而3种面额的钞票，全是直式钞票（即图案文字皆为竖着的）。钞票正面印的全是孙中山先生头像，背面则是台北市台湾银行的侧影。
直式新台币一共发行了4套，第4套发行时间是1954年9月。到了1961年5月，台湾银行发行了第一套横式新台币，面额分别是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图像仍采用惯常使用的孙中山先生半身头像，正面及背面的其它衬图，则以台北“总统府”，及台湾中部的西螺大桥为主。
到了1978年，台湾银行发行第3套横式新台币，实行小面额用孙中山头像，大面额采用蒋介石头像图形。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小面额钞票，面额分别是10元、50元、100元；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额，分别是500元券及1000元券两种。1978年，蒋介石已去世3年，同年蒋经国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行于1982年的第4套横式新台币钞票，只有3种面额，100元为孙中山头像，500元和1000元钞，均以蒋介石头像为构图。至于1元、10元、50元则为硬币，正面均镌有蒋介石头像。
2002年7月1日发行第5套横式新台币，当时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执政的民进党主导之下，仅保留100元钞票仍印有孙中山半身遗像，及200元钞票印有蒋介石半身遗像，其它500元、1000元、2000元大钞，都不用政治领袖图像。500元钞券的正面，是一群棒球运动员，背面是一群台湾梅花鹿。1000元钞券，正面是5位正在注视地球仪、显微镜的学童，背面则是两只台湾帝雉。2000元钞券，目前市面较少使用，正面是台湾一枚卫星发射的图样，背面印有两条樱花钩吻鲑和台湾中央山脉图像。
在防伪功能方面，目前台湾市面上通行的第五套横式新台币钞票，所有面额共有的防伪特征，主要有10个：1、上下左右衔接图纹；2、盲人点；3、固定花卉水印及白水印；4、变色油墨；5、正背面套印；6、折光变色窗式安全线；7、凹版印纹；8、连续调隐藏字；9、微小字；10、隐性荧光纤维丝。500元及1000元钞券拥有光影变化箔膜，荧光图案等防伪特征。2000元券拥有金属油墨防伪特征。
回顾新台币发行一页沧桑史，如今又适值台湾开放民众兑换人民币，当新台币在宝岛遇见人民币，不仅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机遇，更是两岸金融接轨的起步。抚今追昔，真教人既兴奋不止，也感怀不已。传唱多年的《梅兰梅兰我爱你》，如今已成绝唱，新台币能不能重回经济荣景黄金年代？在全球化经济时代，台湾若想再造经济奇迹，恐怕真要借助人民币的威力，才有可能一圆旧梦。
朝鲜战争让蒋介石得生机 大笔美金撑住台湾

核心提示：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原本不看好蒋介石的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朝鲜半岛上的这场战争，使得台湾又被纳入美军西太平洋防线的一环。此后，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美国每年提供一亿美元以上的援助。这不但疏解了因为剧烈迁徙，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也一度让蒋介石又燃起了希望。
凤凰卫视7月30日《凤凰大视野》：一九四九大迁徙：朝鲜战争让蒋介石得生机 大笔美金撑住台湾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淑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号，蒋介石从四川凤凰山匆忙上了飞机，飞往台湾那一刻的蒋介石，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再回到大陆。后来爆发的朝鲜半岛战争，一度让蒋介石重燃希望，不过那一场战争，却断了蒋介石回家的梦，换来的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让国民政府找到生存的契机。
蒋介石（1950年3月1号复行视事谈话）：希望全体同仁能够同心一德，开辟中兴腹地，并且共同一致的来挽救现在的危局，来完成我们各位同仁的台湾“建国”的使命。
解说：一九五零年三月一号着军服的蒋介石在妻子宋美龄的陪同下，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陪在一旁的陈诚清楚地理解，台湾的环境比一年多前接任省主席时更为复杂。
陈履安（陈诚之子）：能够来到台湾，当然也是他感觉到跟蒋“老总统”有些渊源，他才会来，本来就跟他不和的，他不来了嘛。这也是很自然的一种因缘关系，他会来，当然大家自然的听他的，很自然的。希望他出来再领导，所以事实上也就这样子，对我父亲来讲，本来没有太多牵制，人来得多了意见就多了。原来在大陆上已经分的派系，他也带到这里来了。
解说：那是一个没有“副总统”的场合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代理的李宗仁人在美国，很快就遭到监察院提案弹劾，成为“国府”追求责任的目标，紧接着蒋介石成立了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名单中，找不到CC派陈氏兄弟的名字。
刘维开（中国近代史学者）：你到台湾来以后，就是大陆丢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检讨，丢掉大陆的责任谁把大陆给丢掉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说党要改造的时候，这个CC或者就是说陈氏兄弟要负责任。
解说：CC派在内战时期极为活跃，主要灵魂人物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两人长期掌控国民党，被形容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委员会成立后没有多久，陈立夫离开台湾随后转往美国。当一九四九年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之后，“国府”部队的撤离其实并没有停止。这个阶段主要是经由东南沿海的岛屿，特别是海南岛与舟山群岛，其实这些地方的部队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起就分别从上海与青岛出发，然后又在一九五零年四月陆续再撤退台湾。
李连墀（桂永清部属）：发现喷射机是美国人发现的，告诉我们的。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就是准备大撤退了，我艇部队只有十多个人，舰队部也就是几个参谋作业，大概十个、八个人，这陆上的人很少，眷属要顾虑。各人管各人的眷属，比如说我艇队上有八个艇，这个艇上有两个眷属，你就搭你这个艇，眷属就搭你这个艇，这样分展开的。不能集中运输，集中运输没那么大兵力。
解说：对一九四九年前后，参与这场大迁徙的人们来说，抵达台湾是他们迁徙的终点，而在这之前，他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何金浪（十八军营长）：同事还带着冲锋枪，结果我们冲出包围圈,共产党就问了，在夜间，说哪个部队的，他说四中队，他说没听过这个番号，你派人联络。他就派人来，我们那个副团长冲锋枪一打，手榴弹一丢大家轰的像潮水一样，就跑出来了。当时那个场景那个场面，可能电影上你们看不到的，尤其那个枪乱打手榴弹乱丢，自己人打到自己人了，共产党也打到共产党了，我们也打到我们了，晚上看不见，因为看不见，对部队没办法掌握。掌握得不确实，有的兵胆量小的，趴在地下了不动了，胆量大的，大家拼命向前冲，有的打死了，有的打伤了，那就是鬼哭神嚎，那没办法那个情形。
衣复恩（蒋介石私人飞行员）：在重庆撤退的时候，因为重庆和成都太多官员等着离开，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都逼近了。他要离开以后飞机派不出来，人太多，我就是讲一个例子。我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包黄金，到我哪儿去带着说我要看我什么，他说我们这是大家凑的钱，请你无论如何派飞机，我心里当然一方面很难过，怎么可以要你的钱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说不幸，一起飞，他碰到一个压路车，匡就掉到地下去，下去了一阵火，唉呀,我一看完了完了，我说要救他的命反而都送了他们，难过得不得了的时候，那飞行员跑回来了，叫谭振飞，他叫大队长我一看我以为见了鬼，我说那飞机。他说飞机摔成两半着了火，但是一个人都没死。
赵靖东（流亡百姓）：从早晨的八点多钟走，一直走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走到明光，走到明光中间在路上有一个小的车站，叫做小溪河的车站，这个车站出了事情。就是被抢劫，有的人说是国民党的败兵，有人说是土匪，反正他们的手段非常残暴，就是杀人，有的人被打死在现场，妇女都被侮辱，被搜身，所有带的东西也都沿途被搜得一塌糊涂。
解说：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原本不看好蒋介石的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朝鲜半岛上的这场战争，使得台湾又被纳入美军西太平洋防线的一环。此后，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美国每年提供一亿美元以上的援助。这不但疏解了因为剧烈迁徙，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也一度让蒋介石又燃起了希望。
刘维开：他想回去，但是也不可能，蒋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人，大的环境就在那里。当美国协防台湾了，它就告诉你，我不希望你海峡两边发生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台湾方面它所需要的是美援嘛，它希望美国的援助，没有美援它的这个军备，怎么样能够充实起来？没有办法。
解说：韩战进行了三年，开启了东西方长期冷战的序幕，也阻断了两岸之间所有的联系。几百里海峡的阻断，一直要到三十几年之后才又有新的鸿雁飞过。
陈淑婉：一九四九年前后迁徙来台湾的人们，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却是被动的，例如一些流亡学生，他们迁徙来台的过程相当坎坷，适应台湾的环境，着实花了不少力气，而自愿到台湾来的“国府”官员，军人和眷属来台湾之后也是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源，随手以竹篱笆撑着当墙，就过起日子。同样背景的人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台湾特有的眷村文化。
解说：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这场大迁徙里，多数人是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黄如藻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十七岁的黄如藻进入济南第四联中，随着学校由山东一路南迁。
黄如藻（山东流亡学生）：当时这个兵荒马乱，所以我们这个学校也宣布了，这个校长就决定要把学要整个地迁到外面去，母亲不愿意让我们走，但是又不能不让走，所以我们自己，但是在我本人讲，我是一定要走，所以母亲也不能不舍。就这样子在两相矛盾之间，我们就还是跟着学校走了。
解说：从抗战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许多为了躲避战祸不断迁徙的学校和学生，温饱难求的时代里，流亡学生仿佛是那个时代的标记。对山东流亡学校的师生来说，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流亡。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八所山东流亡学校将近八千名的学生汇集在广州，当时陈诚已经宣布入台管制，烟台联中的校长张敏之，和其他几名校长急着四处涡旋，希望取得入台许可。六月二十五号，这些学生登上了济和轮。三天后学生们踏上了澎湖的土地，而今当时落脚的校址，早已改建。
庄惠鼎（山东流亡学生）：我们吃饭都是在院子里蹲到地下，一吃饭我们八个人一桌，一个桌啦一盆菜啦，那一个盆子又可以洗脸，又当菜盆子了。围在那里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子沙子，这样子吃饭。然后呢我们这个宿舍，我们那个教室就是宿舍，我们那个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一个被单子睡在水泥地下，晚上睡觉，白天前面有个黑板那是有的，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的，我们就写笔记，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笔的话，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但是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
解说：当时国府部队多半有严重的缺额，因此流亡学生总是部队补充兵源的对象，抵达澎湖不到两个礼拜，这群身高不及枪杆儿的孩子，被集合在大操场。
黄如藻（山东流亡学生）：那“国旗”那儿是司令台，我们原来就住在司令台后面那个地方，一个房子。房里边是日式建筑，那还是旧房子。到十三号那一天就开始，把我们都全部集合在那个院子里面。我们从前都是说这个澎防部大院要编兵，编兵我们那些同志都有些不服气，都要往外走。往外走呢，走到门口有警卫上刺刀，出不去。有的人还是不平，不平那个司令官就来了，司令官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告诉他，大家不要害怕，我们要跟司令官讲。结果他话没讲完，他往司令台先走，这一先走，后面一刺刀扎到这里，扎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在周围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鲜血往下流，流完以后大家一看，这个心里很惨，没见过这个场面。
解说：黄如藻、庄惠鼎和山东流亡学校的学生们，待在澎湖四年，直到他们被送往中台湾的员林。风和沙，是他们对澎湖共同的记忆。
从抗战到内战，流亡学生是中国那个时代的容颜，山东流亡学校只是其中之一。当年这些离开母亲，身高还不如一支步枪高的孩子，如今却已垂垂老矣。
一九五零年六月，“韩战”爆发，国府很快地在第二年的七月，宣布台湾实施征兵制，藉以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迁徙来台六十万的国府部队，大部分的人，正面临适婚年龄的困扰。当年到台湾仅有十九岁的夏敬恒，家乡虽有妻室，但是十三年后，他娶了台湾新娘周桂兰。
夏敬恒（退役军官）：那时候几十万人来的话，那是相对地那要结婚的对象，适合结婚的对象，这个适合现在结婚的对象，这个年龄层女的少啊，台湾女的少。那就是算起来差不多四五个一个男的就追一个女的，那时候感觉到这个女的在台湾来讲，三十几年很缺货。正好我找的这个老婆是独生女，她独生女等于说，就是她妈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将来真正反攻大陆，因为你叫的口号那么响，她们听到也听得懂。她说真正反攻大陆我只有一个女儿，你就给我带走了，我想看我也看不到。究竟在大陆那么大，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解说：娶妻成家，让这群大陆迁徙的人，逐渐在台湾安顿了下来。当时部队的家眷，多半是被安顿在营区的周边，或是借用学校、寺庙，甚至仓库作为临时的栖身之所。
许慧莹（军官眷属）：就是他们装甲兵的他们那个范围，就是这样他们筑一道水沟，然后他们的边嘛，就借给我们盖嘛。他们也不讲话，大家都是在外头逃难的，你想想没有好久就回去啦，过个一两年就回去啦，哪晓得那么久啊。
解说：这些军眷形成的村落，分散在各地，在台湾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眷村。而当时物资短缺，这些总数超过七百个的眷村，多半用竹篱笆隔起墙。竹篱笆内南腔北调，是全中国的缩影，竹篱笆外是他们安身立命，却又有些陌生的台湾。
解说：一九五零年代初期，朝鲜半岛的战火尚未停歇，蒋介石深知，必须要为台湾塑造复兴基地的形象。一九五二年发生了两件事，那一年的八月，香港调景岭部分的居民，搭着夏利轮到了台湾。
纪录片中解说：码头已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理事长谷正纲致词，欢迎投向“祖国”怀抱的忠贞义胞。
孙王嫒（调景岭难民）：在香港人家收容我们当难民，因为有个调景岭你知道吧，把我们收了很多人啊，收了有七八千口的人，在那个调景岭。
解说：三个多月之后，知名的学者胡适也从美国抵达台湾。
纪录片中解说：胡博士强调，解放苏俄是一切战略的根本，如此才能保卫欧洲和亚洲的安定。而我国也要和自由世界一起努力。
解说：这些都成为国府宣传的素材，藉以抚慰了岛内将近八百万人的不安。一九五三年，朝鲜半岛战争进入尾声，国府反攻的希望破灭。五月份，三万多名黄杰的部队，从越南外海的富国岛来到台湾，那一年年底，驻扎在滇缅北部属于李弥的部队也撤抵台湾。这些撤离，当时被认为会影响台湾的士气，始终未被重视，隔了二十几年才被拍成电影。
李弥的部队，有些人后来被安置在中台湾海拔两千公尺的农场。当时国府几乎只靠着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陈岛、马祖岛和金门列岛，为台湾拉起了一条防线。住在大陈岛的吴明德，读书生涯全是战火的记忆。
吴明德（大陈岛居民）：尤其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这个警报一响啊，我们就跑到防空洞里面去，把书包就背到防空洞里面在上课。同时我们看到炸弹，飞机上空的时候，我很有经验，可能你就没有这个经验。看到那个炸弹是长的，我们就不怕。炸弹是长的，因为就知道，这个炸弹是离我们很远，假如这个炸弹是圆的，那一定是在你上面。所以有一回我们就在这个山上，在办这个郊游还是干什么？结果这个炸弹是圆的，就一下子把我们防空洞这个洞口都把它盖起来了，里面出不来。后面就是我们自己挖，挖出了一个洞才跑出来。
解说：从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五年，大陈岛是国府手中位置最北，也是距离蒋介石家乡奉化最近的小岛。
吴明德：自从他们炸了一江山以后，我们大陈岛的全体军民写血书，我曾经割破手指头来写血书，与岛共存亡。但是后来就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美国考虑到，我们大陈岛跟台湾太远了，不容易防守。
解说：一九五五年二月七号，国府发表大陈撤退声明。其实在声明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航空母舰中途岛号，已经率领了第七舰队，超过一百三十艘舰艇，在大陈岛周围，布下了半月形的火炮防御圈。
陈善超（大陈岛居民）：第七舰队每支都很大的啊，它是容许载东西的，它的舱里面很深啦，都在舱底下啦。
解说：国府拟定了代号叫“金刚”的计划，撤离大陈岛上的两万名部队，与一万八千名居民。并且定二月八号为D-DAY，由蒋经国亲自执行。
吴明德：我们家做绍兴酒，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绍兴酒，做酒的话它一定有酒糟，酒糟的话一定用来就是养猪，所以我听我爸爸他们讲，撤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猪杀掉了煮了，然后酒啊，把它放在门口，让过路的人，就这样子来喝酒又吃猪肉。
陈善超：政府宣传说到台湾来，就有饭吃有地方住了，结果没想到也带不动啊，就背一个东西还要负责那个菩萨，没有带东西。
解说：短短六天，总计三万八千名大陈岛军民全部撤离，一人不留。后来大陈岛居民被分散到台湾各地，三十七个聚落。吴明德的家人，则在东台湾的苏澳落了脚。
吴明德：像我们到台湾来以后，每个县市都有我们大陈的新村，像我们家里面有七八个人，它分配只有十坪的房子，平房啊。而十坪的房子要住六七个人，这个是当时就没有想到说，会在台湾待这么久啊。都是说以为来了就马上要回去的，所以只有分配我们十坪的房子。
解说：而吴明德还有上百名的大陈岛中学生，则被送到中台湾的员林实验中学，在那里，吴明德遇到了从澎湖迁过来的那些山东流亡学生。迁徙的年代，人与人的错身或是相遇，连老天也不见得算得准。
陈淑琬：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在台湾找到了来自山东的流亡学生，也访问了一九五五年从浙江大陈岛撤离来台湾的居民。两个故事相差五年，原本应该不可能有关连，但巧合的是，我们发现这两批人，最后竟然在台湾同一所学校相遇，当起了同学。原来两个看似毫无关连的生命，在时代命运的巧妙安排下，竟然可以碰撞出令人赞叹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