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为何运往台湾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蒋介石不得不开始为自己和国民党寻找一条退路。孤岛台湾，成为了他的选择。国民党从大陆处心积虑搜刮来的黄金，是如何历经辗转运至台湾？数百万两大陆黄金，又为困守一方的国民党提供了多大的助力？台湾在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一批黄金？大陆黄金，在台湾历史上究竟写下了怎样的一笔？
目标台湾 蒋介石最后的寄身之所

核心提示：一九四九年六月陈诚发行新台币，并且停止大陆金元券，在台湾进行兑换。这是两岸经贸中断的开端，部分商人的离去，并没有影响国府在台湾的军事部署进度。
凤凰卫视7月28日《凤凰大视野》：一九四九大迁徙：“活着”的挣扎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淑琬：一九四五年，国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六百万人口，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局势越来越不利，涌入台湾的人口数在在短短三年内暴增了将近两百万，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省主席的陈诚，在面临台湾这扇门，究竟要不要就此关上的决策时，内心面临极大的挣扎。
解说：一九四八年十月，国共双方在锦州展开攻防战，当时已经离开东北，并且辞去参谋总长军职的陈诚，胃部刚开过刀，他来到了台湾，住在台北近郊的草山养病。
陈履安（陈诚之子）：他就想着，开刀之后到哪里去休养呢？上海还是很复杂，不能休养人家都要来找他，我父亲也告诉我们，他那时候是蒋老总统就说你到台湾去吧，那他想很好，就在十月一号，一九四八年十月一号，他就到了台湾了。
解说：十一月陈家老老少少从上海飞抵台湾。
陈履安：十一月我们孩子们就说，要到台湾去看父亲，我们就大家就到台湾去了，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记得。我跟兄弟们我们谈起来，我们想到的是说，唉呦，知道如果是不回南京的话，我们有的小玩意就可以带去玩，泥巴娃娃啦玻璃的这些小玩意，就只有那些东西。一直到今天还记得那一幕，有些东西放在哪里还记得，忘了带了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台湾才十一岁。
解说：陈诚，浙江青田人，出身保定军校，东征期间因为惠州战役，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三岁就当上了军长，后来宋美龄甚至将干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
陈履安：我外祖父，就是母亲的父亲，是谭延闿先生是清朝的翰林，还去见过慈禧皇太后，但是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时这个大舞台上面有很多人物的，他也是很特殊的一个人，那么他是个文人但是也带兵。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也做过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长，但是外祖父五十三岁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就把我的母亲托付给蒋夫人，所以也是老总统，跟蒋夫人他们做媒，让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
解说：一九四八年底，国府在长江以北全面失守，蒋介石面临交出领导权的压力，他注意到隔着几百里海峡的台湾，十二月二十九号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接到了蒋介石的人事派令。
陈履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号，魏道明到阳明山来说要见我父亲，有重要的事情，我父亲还想了一下，什么事情要发生，这个年底时候要看到，结果魏道明进来之后就讲，得到电报几个字要我父亲立刻接省主席。魏道明就先开口讲话，看了电报之后就讲话，他说这个事情啊，事前我不知道，辞公（陈诚）你也不知道，是不知道，很突然，但是必然有重大的因素，原因在里面，而我们都是蒋公的部下，你就赶快接吧。
解说：接手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面对的局势和一年多前二二八事件完全不同。
一九四五年国府接收台湾后，往返上海和台湾的航线出现了另一波的高峰。当时基隆港曾经一天之内涌进五十五艘的船，其中中兴、太平和华联三艘轮船以搭载乘客为主，司马秀系媛当时就搭上了太平轮。
张典婉（司马秀媛之女）：太平轮是个豪华客轮，在光复以后曾经是一个很棒的商船跟旅游船，但是在逃难的过程里，据我的母亲形容其实并不是那么舒服的，因为第一个风浪大。因为那已经是下半年了，就是秋冬的时间下半年了。第二个是这个风浪大了以外，整个吃食环境、居住环境都非常地差，每一个人都挤上船，能够分到那个船票就已经不得了，就是逃难塞上那艘船，每一个人其实你也知道，当时上船的人都是所谓当时的社会菁英嘛，每一个人都以难民的身份到了台湾。
解说：不过当太平轮将司马秀媛送抵基隆之后，在回程的路上，竟和上海荣氏家族的货轮光元轮相撞。
虽然在日据时代，台湾就以盛产稻米和甘蔗著称，但是一九四九年初的台湾，米和糖的价格却一再地飙涨，当时台湾的农粮和土地问题和国共内战爆发前的大陆极为类似。因此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决心标本并治。他很快地宣布了一个叫“三七五减租”的计划，以安定农村，避免共产党势力介入台湾。
陈履安：他发现台湾的农民占的比率非常高，才六七百万人里面，有三百八十万是农民，而这个农民绝大部分都是佃农。佃农那时候跟地主之间没有合约的地租大概是多少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就是你送来的榖子百分之七十五要给地主，所以我父亲节把他在湖北推行的“二五减租”改为“三七五减租”而到台湾来实施。什么叫“三七五减租”呢？就是这地主不能拿百分之七十五，只能拿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个农民一下子收入就增加一倍了。
解说：这项措施同样增加了粮食生产动机，另一方面陈诚也决定对迁徙入台展开管制。
我父亲非常知道突然之间不是什么几万人来，不是几十万人来，是超过百万的人到台湾来，也知道中共方面它的宣传的厉害，它有人潜伏在里面。你怎么样保护台湾的安全？还不光是这些人来粮食的问题，怎么安顿他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所以就毅然决然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就决定来实施，一个叫“入镜管制”。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诚的这项管制，限制了部分国府高官进入台湾，管制的气氛弥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
1949旧闻新解：国民党败退台湾 逃命一般的撤离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２日电(记者张汨汨、白瑞雪) （１９４９年旧闻：新华社北平二十五日电　由南京逃到上海的国民党匪帮首要分子继续丧魂落魄地向广州及台湾等地逃命。二十四日上午，何应钦等人大言不惭地宣布：“政府有确保大上海的最大决心。”但这个会刚刚开完，何匪就溜往广州。匪首蒋介石据传已于二十四日自上海乘军舰逃向厦门。顾祝同、翁文灏、孙连仲、陈雪屏、阎锡山等人则于同日逃往台湾。台北松巴机场从早至晚机声隆隆不绝。飞机不断自上海抢撤匪帮高级人员。停留在上海的飞机不敢留在上海过夜，均于天黑前逃至台北。）
亲历者说：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推进，国民党退江南、退华中、退华南，一退再退，退无可退，只得越过海峡，栖身于孤岛台湾。“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逃离大陆前，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痛心疾首。
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大撤退”时正在国民党的王牌军５２军中供职，时隔６０年之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败退台湾的那一天。
“那是十分狼狈的溃退。”王楚英说。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战役爆发。“蒋介石希望借上海战斗达到三个目的。”王楚英说，“第一，尽可能地拖住解放军，给对方造成一定的损耗，局势可能会有变化；第二，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二线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需要通过上海的战斗为他们争取时间；第三，上海是国际性金融都市，涉及西方利益，希望通过上海战斗引起国际纠纷从而让英美介入。”
蒋介石对上海的要求是至少坚守半年，为此，早已“下野”的他亲临上海部署战斗。而他的爱将汤恩伯亦信心十足：“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可没有想到，仅仅１５天我们就溃败了。”王楚英回忆。
王楚英所在的２９６师是５２军的预备兵团。“上海第一枪是我们师打响的，我们也是最后一个撤离上海的。”王楚英记得，他于２７日凌晨３点最后一批撤离吴淞。
那是“逃命”一般的撤离。
“码头上拥挤异常，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王楚英回忆，挤得冒火的人开始盲目地开枪，轮船上，“上层的人朝下开枪，下层人的朝上开枪，舷梯根本看不到了，有人被挤得掉进了江里，还有人干脆跳到水里然后游泳上船”。
王楚英是被两个卫士抬起来，从人头上爬上船的。回看码头，“一箱箱的银元散落一地，没有人顾得上去捡”。
“登船时，上面说可能去广州，也可能去台湾。到了定海以后才接到命令，去台湾。”王楚英说。当时，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武汉，他空手上船，没有带任何财物。“６月１日，我就这样两手空空、孑然一身地到了台湾。”
“从到达台湾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陆各地都传来起义的消息。我们听说后，口头上谴责，但心里会想，如果换作我，也会选择他们的道路。”王楚英说。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王楚英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当时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们是失败者。加上８月份美国发表白皮书、抛弃了蒋介石，我们这下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孤岛上的孤儿。”王楚英说，“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过了１００多年，这个时候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了，我感到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作为中国人还是很高兴的。”
王楚英１４岁参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先后６次获得由蒋介石颁发的忠勇勋章、海陆军奖章，还获得过英国政府的丰功勋章。 １９４５年８月，王楚英又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扛起枪走上抗日战场，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我是军人、但也是中国人，我希望国家富强。”王楚英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１９５４年，王楚英借到香港考察之机回到人民怀抱。后来，他还担任了南京市政协专员的职务，从事抗日战争史尤其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史的研究工作。
上海1949：比战争更宏大的较量

文章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18期
核心提示：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无论对接管干部，还是对军队，接管上海都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验。
主笔◎朱文轶
“瓷器店”
丁公量向本刊回忆，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围后攻，切断军队的供应，但这一来，上海500万老百姓会吃不消，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创新。围不行，强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沪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从那儿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烂了。讨论来讨论去，陈老总才有了‘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一著名说法。”丁公量说，“最后大家就想，既然进城打怎么都会打破‘瓷器’，有没有可能把汤恩伯军队调到城外打？”
“汤恩伯数次向我父亲‘征借’石子，用于修筑、加固碉堡。”赵国通向本刊回忆说。赵的父亲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
丁公量说：“上海因为城市本身的防御条件并不好，因此历来的工事构筑都极为坚固。从‘8·13’、‘1·28’开始，德国人、日本人就是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充分利用并加固它们。”
但后来丁公量的部队攻入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来，但是我们举着枪过去，等了半天也不见人从地堡中走出来。”丁公量回忆说，“我们走到地堡后面才发现，这些地堡的门全部被从外面反锁的。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守在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送死的。”
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了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建国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中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又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对我们回忆，“我当时负责8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对我们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回收全部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元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10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黄金挤兑惨剧：揭秘国民党手中如此多黄金从何而来

文章摘自《黄金秘档》 作者：吴兴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核心提示：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天里）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种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最高面值国币为金圆券500万元）快速贬值。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圆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圆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圆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此外，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总裁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圆，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那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其实都对（此书为读者细道来龙去脉）。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黄金秘档：第一批国库黄金如何运往台湾

第一批国库黄金运台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SterlingSeagrave,TheSoongDynasty(《宋氏王朝》),HarperPerennial,1986,第441页]。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在巡航监视。从江边往西看,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
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提银元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载《民国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季刊,下同)1989年第1期,第53页],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GoldRush)事件。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黄金挤兑惨剧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元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种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台湾当局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
银元又流通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快速贬值。以银元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元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元。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3个月,就不到美金1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元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元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元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元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另一个视角：数百万两黄金秘密迁徙到台湾全过程
凤凰卫视7月29日《凤凰大视野》：一九四九大迁徙：数百万两黄金运送到台湾的幕后故事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淑琬：一九四九年，这一场百年中国最大规模的迁徙，两百万人颠沛流离，离乡背井的背后，有着令人动容的故事，同样在这一年里，有两种“物”的迁移，长久被外界忽略，一种是当时“国府”的黄金，一种是故宫的文物，其中又以黄金的运送过程，更为神秘，对于这一段被刻意封锁的历史，我们进行了华人电视圈，首次的大解密。
解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共双方在江苏和安徽一带的淮河流域展开会战，庄惠鼎当年才十四岁，随着父亲离开山东老家，往南穿越了这块战场。
庄惠鼎（流亡家庭成员）：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当初的七十八军的，我记得那个军长叫余锦元，军部的人跟我家里，跟我家父是朋友，所以他们撤退，我们就以老百姓的身份，随他们部队撤退，我们住的那个村庄，距离它这个司令部大概有十公里的样子，周围嘛他几十万人嘛，被困在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村庄，打了几天，晚上的时候，这我亲身经历的啊，这个炮呀，你们没有经验啊，炮就听着对方这个炮，喀隆，就出了炮口了。然后就听到炮弹的声音，咻咻咻，就这样，越来越近，咻咻咻，到了头顶上，轰，就爆炸了。
解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号的晚上，“国府”的杜聿明部队，开始撤离徐州。
庄惠鼎：我哥跟我爸，架着我一个人一个胳膀就提着走，最后回到徐州，沿途看到都是伤兵，废弃的武器啦，汽车、坦克车，沿途都是这样子。我们撤退出去以后，我们碰到一批部队，我们就问他，你们出来几天了，他说出来三天了，撤退了三天了，离徐州只有十公里，三天走了十公里，那时候我父亲就讲，糟了，完了，撤退不掉了。
解说：就在近三十万人，连夜撤出徐州的当晚，一纸密令送进了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室，第二天十二月一号，年轻的水手范元健参与了一项神秘的任务。
范元健：我在这个海关缉私船上工作，晚上十二点，船长就讲开船了，那我们也像普通一样，普通它就往浦江一直下去，开到长江口，往右开，结果它往左，那我们觉得奇怪纳闷了，你往左没有路的，这样子结果它靠到，中国银行的码头。
解说：范元健工作的“海星号”，吨位大约是七八百吨，是美国巡防舰改装的缉私艇。
范元健：里面的工人就是两个人扛一箱，都是木箱，扁扁的很重，是吧，一箱一箱从银行里面运出来，运到我们船上来，拿到我们才晓得这是金子，因为这个箱子，这个颜色是装金子，而且是从银行里面运出来。
解说：两天后，“海星号”抵达台湾的基隆港二号码头。当时“海星号”上，大约有两百万两的黄金，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府”在长江以北全面溃败，要求蒋介石下台的声浪高涨，蒋介石决定加紧速度，运送黄金到台湾，一月十号，蒋介石命儿子蒋经国重返上海和俞鸿钧会晤，十六号更亲自召见俞鸿钧。俞鸿钧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后来接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一九四八年起专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号蒋介石宣布下野，俞鸿钧也离开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但是运送黄金的行动，完全不受影响，到二月初，估计已经运出数百万两黄金。蒋经国在二月十号的日记里说“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蒋介石下野之后，由李宗仁代行职权，虽然李宗仁后来，曾经要求行政院，将运往台湾的黄金银元，运回大陆备用。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却被送进了档案柜内，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
回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号，蒋介石任命当时在台北养病的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同时也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两项任命，多少和运送黄金到台湾有关，因为后来证实，两周之后，蒋经国到了上海和俞鸿钧研商运送黄金事宜。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号，解放军渡过长江进入南京，下游的上海陷入混乱，五月中旬蒋介石任命，已经卸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从香港秘密飞到上海，与当时“国府”驻守在上海的汤恩伯会面，汤恩伯后来亲笔留字条，要中央银行“除暂存留黄金五千两，银元三十万两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而所谓的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当时在上海招商局工作的江源，接下了这个任务，在运黄金前两天，单身的江源结了婚。
米绳祖（江源之妻）：当天十五号讲，十六号晚上就请客吃饭，然后好像我十六号，十六号还十七号，我们就上船了，就到船上去了，那艘船是叫“汉民轮”。
解说：匆忙结婚的米绳祖，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米绳祖：一个是“军统局”的身份，一个是黄伯韬部队的身份，都是上校身份，一个是上校参谋，我事先都不知道。
解说：从决策到执行，黄金迁徙的过程，反映了当时国府在大陆的形势，以及蒋介石心中的不安，当时蒋介石的私人飞行驾驶衣复恩，领着八架飞机，从上海江湾机场起飞，飞往台湾。
衣复恩（<生前访问>蒋介石私人飞行员）：我们当时接到命令，说空军总部总司令是周至柔将军，就打电话说，有一批东西要从上海运到这个台湾，大概七架飞机八架飞机，那时候派了七架飞机八架飞机，那就到了上海，他就后头当面讲说是黄金，我们飞行员都不知道，因为你晓得，而且我们飞行员都很天真，也没兴趣对这个事情，黄金黄银他们也没兴趣，就运过来就好了，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任务完成就好了。
解说：黄金运送，只是衣复恩在一九四九年那一年，数百个任务中的一小项。从一九四八年年底，到蒋介石父子离开大陆为止，到底运了多少趟黄金，并没有正式的统计。根据《李宗仁的回忆录》记载“在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府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单黄金部分，有三百九十万盎司被送到台湾，共计美金五亿元。如今这些黄金，被放置在北台湾山区的金库里，而运送黄金的故事，就如同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被尘封在这山坳里。
陈淑琬：毫无疑问，从一九四八年开始，陆续运到台湾的黄金，的确对当时的台湾经济，提供了稳定的作用，让急需安顿的人们得到喘息。但同时，蒋介石也面临，他如何在战乱中，取得统治的正统，故宫文物提供了他最好的支持，现在在台北阳明山山脚下的故宫博物院还静静地展示着这些文物，同时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台湾鉴赏中华文化的宝藏，而这些文物也仿佛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
解说：一九四八年年底，国府在华北情势危急，已经有黄金悄然运至台湾，展开运送黄金的计划不久，热衷文化道统的蒋介石，也同步研拟将距离南京总统府，仅有几里路的故宫文物搬到台湾。当时约有五十万件的故宫文物，存放在南京的朝天宫。
索予明（押运故宫文物人员）：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要搬的时候，就要找个地方集会啊，要找个地方集会，找哪个地方，就找行政院院长的官邸，那个时候院长是谁啊？就是叫做翁文灏，这个人听说过没有，翁文灏也是个学者，其实他也不是，真正实际的负责人，实际负责人还是傅斯年他们那几个。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跟政府也蛮有渊源的，他除了主持博物院的事情之外，主持博物院的行政业务之外，他们是本来他也在政府做官。
解说：这项决议让当时反对搬迁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他的学生庄严，几乎断了师徒关系。
庄灵（庄严之子）：马衡院长是我父亲，北京大学的老师，我父亲对他一向非常地尊敬，师生的关系也非常地好，可是在运台湾，文物运台这件事情上，显然是双方是有歧异的，因为后来据我大哥告诉我，马院长是不赞成古物，就是这批文物运到台湾，而且院里面有很多高级的同仁，是跟院长持同一个看法。那我父亲还是遵照政府教育部的指示，所以他很忠实地执行，文物运台的这个政策。虽然他不一定能够做决策，但是他是很愿意，押运一部分故宫文物到台湾来，所以当然这样子一来，可能师生的关系，后来就会受到影响。
解说：庄灵是庄严最小的儿子，对日抗战期间出生于贵阳，当时他的父亲庄严，负责保护文物离开北京。
庄灵：那“九一八”之后明显的就是说，有武力的冲突或者武力的侵略，就是有战争的危险，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想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文物的安全问题，虽然故宫博物院已经成立了，那么文物的管理也都制度化，一切都非常上轨道，但是万一北京沦陷了以后，那这一批文物，将来会不会受到影响，不知道。那当时的政府是这样子考量，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样子考量，所以把这些东西，早早的就是说，往西南疏散。
解说：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文物在南京汇集之后，一九三七年，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分三批从南京出发，分别坐铁路从西安到峨嵋，另一路走长江经重庆到乐山，第三条路线分别搭船和上公路经贵阳到巴县，这一趟流浪了大半个中国。而庄严所走的，正是最艰难的一条路线。
庄灵：比如说我们放假不上学的时候，也许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的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华严洞去，所以我们知道，文物是在华严洞里面，往往趁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把书画，特别是书跟画拿出来，到空敞的地方来晒晾。那各位也许讲，空敞的地方，那不是很多人围过来看，对文物会不会损害，在当时不会，当时那个环境非常单纯，通常都在乡下，在华严洞的时候，当初也是等于是非常乡下，何况都有一连的军人，就是国军来守护，所以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
解说：文物历经了十年的漂泊，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没想到掌管文物的理事会，又决定让故宫文物迁移台湾，而这个结果让庄严一家人，再度收起行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庄严来到南京下关的码头边，此时南京的街头，已经弥漫着不寻常的气息。
庄灵：那这个银元那时候就很重要，因为逃难的时候尽量，要不然就是黄金，没有黄金那就只有银元，很多人就做这个生意，等于黑市买卖，就在码头上，他知道很多人要逃难了，就可能要拿现金金圆券，去买这个袁大头，他就穿那长袖的袍子，然后手上就是，平常没人的时候，他就拿一摞在那里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很多人，那印象很深。
解说：第一批故宫文物，被运上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的“中鼎号”。
庄灵：当时的海军总司令叫桂永清，他应该是上将，他没有坐这个船，可是他养了一只狼狗，很大的狼狗，我记得那个短毛，毛亮亮的，眼睛很大很神气，这个狼狗，那水兵要招呼总司令这条狼狗，因为它跟着登陆艇一起走，登陆舰一起走，没想到这个狼狗晕船，这船一开了以后它就叫，叫得很难听，因为它不舒服嘛，然后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睡觉我们也睡不好，老是在那个船头上有个狗，水兵一直招呼它，它不但叫得很难听而且还吐，吐了水兵拿桶子去接，所以印象非常地深。
解说：这是当时十一岁的庄灵，第一次的海洋之旅。但是船上七百七十二箱文物，其中一部分，曾经在一九三五年出过洋，赴英国伦敦展出，可以算是故宫典藏中的精品。
庄灵：登陆舰中间本来是什么战车啦什么物资啦，这些在大统舱，统舱里面这些文物的箱子，就摆在统舱里面，当然它可能经过固定，然后它上面呢，这木箱或者是铁箱，上面把它落得很整齐，然后下面用那个油布喔，大的油布把它包起来，那我们睡觉呢，等于就睡到古物的上面，就睡到国宝的上面。另外就是这个船，我后来知道，它那个推进器还坏了，只有一个推进器，本来有两个推进器，有一个坏了，所以是一个推进器，好像跛子一样的，就是瘸了腿一样，这样勉强开到台湾来。
解说：“中鼎号”在海上跛行前进，五天后，文物才被运抵基隆码头，七百多箱的文物，在基隆港上岸后，很快地就用火车，送到北台湾的杨梅暂时存放，“中鼎号”这一趟运送文物的任务，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随着国府在大陆的情势吃紧，南京的故宫文物，正加紧步伐，连夜打包。
解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中鼎号”运送七百多箱文物之后，两个星期不到，第二批的故宫文物，总计三千八百二十四箱，又被送上了招商局的“海沪号”运抵台湾，当时人在台湾杨梅的庄严，接到了老师马衡的一封信，信上说“故宫文物运台，余在北京，时正患病，毫不知情，亦不赞成文物运台，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第三批故宫文物的运送出现麻烦。
索予明：东西运出去，对于南京总是不利嘛，你们把好东西都搬走了，那些码头工人，有人一鼓吹，他自然就反抗，就不肯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很烦恼的一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事前跟他们码头工人有约，订好了约，这个东西上船去代价是多少，可是我们不知道，正是过年那个时候来，过旧历年过旧历年大家都是，蛮隆重的啊，那个时候过年，就觉得过年的时候，还要我们去搬这个都不肯，就是这个借口，虽然订了约码头工人反抗，后来我们船长说加钱，他说加钱，过旧历年反正你们这个，加班费啊，过年费对不对，我给你钱。
解说：索予明是押运故宫文物迁台，仅存的几位历史见证着，他是押运送第三批文物的工作人员。
索予明：我们要开船之前，我们有一位先生，就是杭立武先生，我刚才提到他，他是中央博物院的这个主管，他忽然间想起来，他说有四箱东西很重要，一定要加上去，我们跟他讲，密密麻麻的箱子四箱东西，还要加上去，真是不好开口耶。
解说：尽管不好开口，在杭立武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加装进四箱文物，其中一件就是这扇翡翠屏风，这是中国打败日本唯一的赔偿物。第三批故宫文物，总共有一千两百四十八箱文物，上了昆仑舰。
索予明：我们是准备运两千箱，可是搬到一千多箱的时候，舱位就满了，舱位就满了，因为它少了一个前舱了嘛，舱位就满了，舱位满了怎么办呢？那个人还没有地方坐，桂老总（桂永清）说还是特殊的情况，你们把楼上的甲板都打开，你们医务室也可以不要了，餐厅也可以不要了，通通塞箱子去，你们舰务官的那个房舱（卧舱），都拿给我们塞，塞两个箱子进去，就这个样子，这样我们把箱子塞上去了，后来一算，那个岸边还剩下有七百多箱。
解说：一月三十号，在炮火声中，昆仑舰离开了南京，在运送的过程中，昆仑舰突然转向。
索予明：他那个舰长，把这个船人家的船啊，出到这个长江口，他就往北开，船上有些人看情况不对，这航线我们不应该往北开，我们要是往台湾去，不是应该往北的要往南才对，所以他们感觉不对，副舰长把他抓到了，他就等于这个船他可以控制了，于是就掉头开到台湾去，开到台湾来了，他们抓到实在的证据，就把这个舰长就抓起来了，不久之后这个舰长就被枪毙了。
解说：一路波折，第三批故宫文物，整整花了三个星期，才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号抵达台湾，先后抵达台湾的三批故宫文物，在台湾的杨梅汇聚，随后转至台中一间糖厂存放，再送往中台湾的雾峰北沟落脚。
庄灵：冬天我还记得，那时候可以听得到收音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点名喔，就是哪些人到带着这个文物到台湾来，而且当然是讲得也很难听，叫做蒋介石卖国集团，带着这个文物到台湾，那这些跟着文物一起来的，负责这个护送的这些人，也都榜上有名，像我父亲都榜上有名。
解说：飘洋过海的故宫文物，历经了抗战和内战，共十二年的颠簸，终于在北沟展开首次的清点工作。
索予明：外国人看到我们箱子打开，我们把包包拿起来，拿起来，每一个包包都用绳子捆起来，把绳子解开，然后把这个包包纸打开，东西才拿出来，东西拿出来完完整整的，外国人看到这么好的东西，它又这么脆弱，又这么好，它一定箱子里面设备，一定很好啊，他不知道有保丽龙的，做得好，一定做得很好，没想到一打开来，是这么简陋的设备，所以外国人觉得这个奇迹，那过程简直是奇迹。
解说：直到一九六五年，存放在北沟的这些文物，才被运到，位于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目前台北故宫文物，大部分存放在博物院后山的山洞内，从箱子上的文字，可以看出当年迁徙的痕迹。蒋介石当年的决定，为故宫文物增添了历史的风霜，随同文物迁台的故宫人员，也因蒋介石的意志，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庄灵：他（庄严）是在北方出生长大，特别是对北平，现在来讲是北京，那么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尤其是他第一份工作，他的婚姻，等于都是在北京时候完成的，那么他很希望，就是当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他以为这个文物，当然还是会回到北京故宫去，可是没有想到国共内战之后，从此就变成另外一条路，所以往东南到台湾来了，民国六十九年那时候还没有解严，所以跟大陆连通信都困难，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一直到他临终，他还在唸说北平、北平，就是他很希望就是说，还能够带着这批东西回到故都去，但是这个愿望是永远没办法实现。
解说：庄严的遗憾是故宫文物迁徙故事的缩影，陈列在台北故宫的文物，透过时空的变迁，正静静地诉说着，一九四九年的那一段迁移史。
陈淑琬：迁徙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迁徙之后的安顿，对当时的台湾更是个难题，试想，两百万人来自中国的大江南北，有军人，有流亡学生，有国府高官和眷属，他们如何在台湾这个岛屿上，安身立命，而台湾这个在当时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小岛，又是如何接纳和安顿，这些早就疲惫不堪的人们，我们将在下一集告诉您。
蒋介石亲笔信曝光 揭黄金运台秘辛

国民党政府迁台至今已经六十年，与当年历史相关的文物信札，这个月初开始，在台湾展出，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当时蒋介石亲笔所写的五封秘密信函，内容记录了载运大批黄金和银洋到台湾的机密过程。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在离开大陆前三天，蒋介石一连亲笔写了五封秘密信函，给当时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要求他把大批黄金和银洋透过军舰运到台湾，信中蒋介石以工整字体写着，“留黄金二万两，银洋一百万元，其他的全移到船舰上”，虽然运了多少黄金，信中并没有载明，但数量绝对可观；这洋洋洒洒的五封信，原为一名台湾的清华大学教授多年费心收藏，近日首度曝光。
这名教授还提到，当年蒋介石已经想好在台湾另起炉灶，所以才紧急写下这五封信给汤恩伯，信尾还打上“机密”字样；仔细观察也可以发现，最后一封信，蒋介石字迹非常潦草，甚至还写得不完整，临时用凌乱字体加以补充，和第一封信中工整字体相差很大，显示当时迁台时间紧迫；历史学者认为，从这几封珍贵信函，能了解蒋介石个性和当年运筹帷幄过程，而这批为数可观的黄金银洋，也成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最重要的经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