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6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就禁止收听中国对阿广播 - 星虎军政参考 - xnz - 和讯博客

早在6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就禁止收听中国对阿广播
地处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曾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占据特殊的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曾令两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而到了7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双方分道扬镳，甚至濒临断交的“冰点”。
本书作者是中国派往阿尔巴尼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历任中央领导人阿语翻译，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1973年底，中国政府派出特别医疗组赴阿，为突患重病的阿最高领导人霍查实施治疗，作者也以译员身份随行。尽管当时的中阿关系已经转冷，但中方人员依然忠实履行了职责，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1．中阿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中阿关系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正、负面的双重后果，变得既热烈又敏感、脆弱。对此，我们这些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感受尤深。它的 “热”，似乎使我们坐的板凳都“发烫”；它的“脆”反映在，对方人员甚至在某个重要翻译用词上，都会同我们争得不可开交。在许多情况下，阿方的“敏感”有增无减；中国专家组的阿方陪同人员，总是对中方人员的言行进行记录甚至窃听，向上级写“小报告”。
更有甚者，1968年阿国防部长巴卢库访华时，曾同我达成在中国对外广播的外语节目中增加阿尔巴尼亚语种的协议，可是在我方正式开播后，阿最高当局竟密令禁止该国听众收听。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对阿没有什么私心，更没有干涉其内部事务的任何言行和意图，为什么双边关系发展了，我方对阿的援助加大了，阿对中方的“不信任”反而越多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同年秋，基辛格再访北京，公开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周恩来总理约见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向他通报。周总理表示，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第三国已谈了16年，尼克松来是“谈判升级”、“送上门来”，不是我们找他们来的。周总理还保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不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中方不要求阿方同我们的做法一致。
罗博大使为此奉命回国述职。他重返北京时，向中方递交了一封阿劳动党中央和阿最高领导人霍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阿方对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未同阿方商量大为不满:霍查声称中国的决定“不正确”；阿表示“不欢迎，不赞成，不支持”；阿方认为，反对美苏两霸不可偏废。
接着，阿尔巴尼亚最高当局通过其媒体，对基辛格北京之行、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集中发表了两批文章，从措词到内容都极不友好。这些文章不点名地抨击中方的做法，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的“共同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
阿尔巴尼亚的这一立场，挫伤了中阿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在这以后，阿国内的反华暗流时有涌动，言行变本加厉，给阿中关系蒙上了阴影。说到底，就是霍查的这封信及其后续动作，把曾经火热的阿中关系推上了“不归路”。
2．阿尔巴尼亚大使星夜求救
在中阿关系逐渐转冷的过程中，也曾出现数次暂时性的“回温”。1973年的一个秋夜，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什图拉（早年的霍查秘书、外交部长、阿党中央高级助理）奉阿国内高层之命，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紧急求救。他为何迫不及待地星夜求救？求救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10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按照霍查的意愿，为这位“伟大领袖”的65岁生日大搞祝寿活动，其内容之一就是组织群众，分时分批地拥向党中央大楼前“欢呼万岁”，霍查则走上办公室阳台接受祝贺。这位热衷于发表演说的阿国最高领导人，一场又一场地向群众发表演讲，上午讲，下午讲，讲了几天，终于导致心脏病突发，出现了大面积的心肌梗塞。阿尔巴尼亚的卫生部长慌了，医护人员也束手无策。情急之下，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只好向患难之交中国求救。
中联部、卫生部立即就此上报中央，首先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尽管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他还是把阿方的求救视为第一要务。考虑到霍查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周总理当即决定，派我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教授，率领高级医疗组飞赴阿尔巴尼亚。此外，还指名让我加入医疗组，任译员和秘书。
中国医疗组日夜兼程，以最快速度飞抵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他们不顾鞍马劳顿和中阿之间7小时的时差，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治疗。几位不同专业的专家在探视了病人和听取阿方的情况介绍后，各自提出了初步治疗方案。
阿方领导层指示:治疗方案“以中国专家的意见为主”，阿专家起配合、参与作用，阿也不另派翻译人员。在治疗的前期，医疗组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日夜值勤，随叫随到。
周总理派出的医疗组代表了中国一流的医疗水平，在较快的时间内使阿尔巴尼亚“一号病人”转危为安。
此后，霍查的病情虽有所反复，但经过朱教授等顶尖医疗专家的共同努力和阿方同仁的通力合作，到1974年春，霍查的心肌梗塞面积大大缩小，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糖和尿糖指数也接近正常。作为65岁的老人，他的健康状况已明显好转，基本上接近痊愈。
中国医疗组的确是一个好样的工作团队。大家以长时间的辛劳“妙手回春”，甚至可以说延长了霍查整整10年生命。
3．阿官员“批林批孔”闹笑话
我这次随中国医疗组赴阿为霍查治病，比我在驻阿使馆的任何一个任期都短得多，而且基本不同外界接触。但回想起来，其间仍有几件蹊跷的事。
头一件事是，每当霍查精神状态较好时，常有一位年轻美貌、不声不响的女青年坐在同一个房间内，霍查讲话，她就提笔速记。几年后我才发现，这位“伟大领袖”陆续出版的“全集”或“日记”中的部分作品即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阿中关系破裂后出版、充满反华内容的《霍查日记》里，1973 至1974年的往事中，偏偏没有中国医疗组给他治病的篇章。显然，这段历史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而被删去了。
有一天，我同中方护士长与阿方记录员分坐在病人身旁。忽然间，熟睡中的“一号病人”猛地一击拳，从病床上大吼一声坐起，把正在输液的吊针也挣脱了，吓了大家一跳。接着，他怒发冲冠，指名道姓地大骂了某国一位元首，说他“要同南方的敌对集团谈‘统一’，是混淆阶级界限，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骂完又躺下了。护士长细心地将输液针头插好，记录员则照例把这番话迅速记了下来。当时我就想:患病中的霍查毫无征兆地说出这种话，究竟是在梦游呢，还是有意指桑骂槐？
第二件事是，霍查病情缓解期间，适逢1973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国庆，接待方邀请我们医疗组全体成员出席庆典。在地拉那游击队宫的宴请现场，我们虽然坐在不显眼的位置，但还是有人发现了我，此人就是在阿领导层里排行第四的巴卢库。他主动过来同我握手，还好奇地问:“我怎么不知道你来啊？这次有什么任务吗？”我笑了笑，未回答，只向他表示了节日祝贺。事后，我才恍然大悟:身居高位的巴卢库，竟不知道我为一项特殊任务而来，显然，他对霍查病重的事尚不知晓，完全被蒙在鼓里。更让人震惊的是，就在几个月后，阿方就公布了揭发“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的消息。
最后一件事是，在霍查基本痊愈、中国医疗组即将回国之际，阿方选定中南部的培拉特区作为我们参观旅游的地方，参观的重点项目是一座以“毛泽东”命名的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大家边走边聊天，区党委书记主动告诉我一件关于“阿中友好”的事:日前，区里举行了一次大会，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
大谈了一番自己的心得体会后，似乎意犹未尽，这位书记接着又说:“我原以为‘林、孔’是一伙的，现在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未弄清‘孔孟之道’中的 ‘孟’是何许人也，是不是你们中央个子稍矮、微胖、戴鸭舌帽的那个人？”我听了差点乐出声来——这位只管政治、不懂学术的书记，竟把孟夫子说成陈伯达了，实在滑稽！
稍后几年，我被派赴阿尔巴尼亚的南邻希腊任职期间，一位希腊外交官直率地冲着我说:“希、中均属文明古国，其中一个原因，是2000多年前希腊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中国同时代则有孔子和孟子。现在你们批判‘孔孟之道’，岂不是给自己文明古国脸上抹黑吗？我们希腊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事后回味起来，我不禁感叹:同样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山水相连的希阿两国官员，对孔、孟的了解实在有着天壤之别。
（::节选自《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南京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连载完）